中国方面对双方损失的公布：
《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记载：
中国方面的损失是：军官负伤1310人，阵亡760人，失踪421人，合计2491人；士兵负伤33793人，阵亡22667人，失踪11066人，合计67426人。总计损失官兵69917人。
日本方面的损失是：日军伤亡48372人。
1946年12月，担任参谋总长的陈诚将军在《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公布的数字：
伤亡：日军41500人
国军27128人
香港近代军事史学家刘风翰先生在纪念中国抗战50周年时，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印行的《抗日战史论集》中提供的中日双方损失为：
国军伤亡：59078人
日军伤亡：48372人
而日本方面公布的伤亡为：
日军：战死1670人（内含将校122人）
负伤5184人（内含将校272人）
去向不明者14人
共计损失6868人
中国军：伤亡数十万人
这场战斗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伤亡者的遗骨早已变成了黄土、红土、黑土或灰烬，即使幸存者中的年轻人，也大都作古。
但作为留给后人的历史资料，这一批批的纷乱数字，究竟想说明什么？又能说明什么？
我怀着一股军人的执拗和严谨，想在这数字里寻找点什么。
最初，是流火的季节，利用因高温每天只上午开放的时间钻在湖南省图书馆里，在古代文献部倒是找到了几本极珍贵的资料，图书馆和蔼的韩阿姨不厌其烦地为我在书海里查找有书号或无书号无书目的书，找一切关于长沙会战的书。
然而，我除了更增加继续找寻的决心外，什么也没找着。
后来我在同样的季节里来到南京。作为专门保管民国史料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古色古香的建筑，让我觉得踏进了与它相邻的明故宫。
这里的资料数量多且保管完善，我所需查阅的第九战区资料，都已摄成微缩胶卷。
借着幻灯的光亮，我读到眼睛发胀，头晕耳鸣时，仍然在这堆数字中游移徘徊。
直到查阅、采访完，我已经认为占有了大部资料，可以回到我北京的居所埋头写作时，这个困扰仍在我的脑际不断闪现。
一个雨天，万千雨丝挂在天地之间，我在宫殿般华贵的北京图书馆港台图书部阅读，眼有些酸时，我在铺有地毯的地上走到窗前，烟雨缥缈之中我想极目远眺，那一刻，历史在我的眼中洞开了一线光亮，我的不解，我的困惑，连同我的人生所让我懂得的历史，在那一刻突然点线相连，融会贯通起来。
那一刻的神奇思绪，让我懂得了历史。
用虚夸或谎言编织的胜利图景不一定能改变战局进程，但确实能起到鼓舞民众、鼓舞士气的作用。
丢失了半壁河山的中国人，连政府都躲在了深山之中，还能经得起失败吗？
但第二次长沙会战，却直接导致了日本近卫内阁的倒台。
这是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
生于东京贵族家庭的世袭公爵近卫文麿，1937年6月辞去议长之职，受命组阁，第二个月就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他的第一次倒台，是1939年1月，因为侵华战争受挫，缔结日德意三国协定搁浅。
东山再起于1940年7月，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因对苏政策和调整日美关系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更换外务大臣而内阁总辞职。
这回几乎是短命鬼。刚组阁三个月的内阁因为中国战场的失利而垮台。
日本的国体已经走上了战时的轨道，现在除了扩张，除了不断地胜利，它已经没有退路了。
天皇不能容忍失败。政客们也不能容忍失败。
于是，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大将以好战的军人为依靠，组成了战争内阁。
从担任关东军宪兵司令时起就极力鼓吹武装侵略中国的东条英机，担任首相的同时，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
7年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首相，带着一群气壮如牛的少壮军人再次向天皇宣誓效忠，走上治国安邦的政坛。
踌躇满志的东条将军如希特勒一样怀抱地球仪。在他的心中，大日本帝国不仅仅要统治中国，他要与他的盟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道，成为世界的主宰。
东条内阁宣誓就职这一天，是194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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