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这些会战的检讨材料的。我当时如获至宝地将这些材料全部复制了下来。
晚上正在下榻的军区华山饭店里整理材料，军区机关的几位朋友来访。
话题自然就扯到中日战争，扯到国民党军队上来。
看到这一堆详尽的关于我军优劣、敌军优劣以及比较符合实际的经验教训总结，在军区军事机关担任了好多年作战参谋的朋友不觉大叫起来：
“这样的文字水平和资料积累，恐怕我们今天的水平都达不到。”
我说我的好几位作家朋友都感叹，现在写国民党作战的资料比共产党的好找，因为共产党无论党史、军史，除了教科书上的那一点，几乎无资料可查，作战计划、战报更是少得可怜。
朋友们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游击出身。
我说执政快半个世纪了，这种游击作风仍然根深蒂固。
在中国旧军队基础上，以黄埔军校毕业军官为主干的当时中国新型的军队，军官大都具备较高的素质，这一点是当时在座的所有朋友的共识。
但那一夜，我们围绕着具有较好军事素质和优势装备、优势人数的国民党军何以在抗战之后那么短暂的几年中就那么快地土崩瓦解这点争论不休。
这使我想起了在长沙时就此问题和罗文浪老人的讨论。
罗文浪老人说：国民党军队绝对是有战斗力的，军事素质高。国民党的一切失败，都是政治上的失败，绝不是军事上的失败。
罗老还告诉我，说那时的兵源非常混杂，大致有志愿的这部分是热血爱国的青年，参军的目的在于抗日御侮，报效国家。但也有抓来的，抓的人中既有百姓也有逃兵，还有买的兵，这些人有时拿人家200元钱，顶替有钱人家来当兵，没交到部队时不敢跑，怕找回去麻烦，因此，只有到了部队后相机逃跑。
“我见过这样的兵油子，有的已经卖了好几次，都搞出经验来了。”罗老说，“所以，因为这部分兵油子存在，碰上野战，军官还要监督士兵逃亡，遇上夜间，为了怕逃跑，军官只好把兵集合在一起。那时，军官最怕夜里了。”
罗文浪老人的这些话在我的脑海中隐现下去，朋友们仍在争论不休。
在军区政治机关工作的朋友扬了扬手中的那份我抄录的关于对军中政治方面的文字，说：“区别就在于此。国民党看到了，但没做到；共产党看到了，也做到了，所以共产党注定会成功。”
过了几天我又看到下面这份材料，看完之后，我绝对可以说：至少蒋介石对下情不是耳不聪目不明的。
这是第4军第59师政治部主任唐连，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十四期当学员时，对第二次长沙会战前线所见的缺点：
“……此次湘北战役时经月余，员亲率部队，指挥前线作战，所见所知之缺点：
（1）各级指挥官均判断错误；
（2）指挥官企图心不旺盛；
（3）军师彼此不协同，徘徊观望，被敌各个击破；
（4）联络不确实；
（5）军以下被敌突破，失掉掌握；
（6）不沉着盲目射击，无益消耗，暴露阵地蒙受损失；
（7）畏缩不前，犹豫不决；
（8）保存实力之观念太重；
（9）军纪太坏；
（10）敷衍命令，不确实奉行；
（11）贪功虚报；
（12）指挥官能力太差；
（13）无互信心以致不能协调；
（14）不能配合正规战，运动战、游击战。”
根据以上所见缺点，唐连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4项建议：
“（1）无良心血性之心，纵有超越之学识，亦不能忠勇、廉洁、为国效力，决不可授以重任，尤其革命军官，应慎选用；
（2）某一方面之战事发生时，我最高统帅部宜暗派能员到军师实地考察战绩，以明功过并监督作战，以免怠忽敷衍之行为；
（3）我军编制应加改善，须尽量增大战斗员，充足作战实力。例如：每师编制人数达12000余人，而真能加入前线对敌作战者，每每最多至4000左右，实力不够，难收较大战果，反使行动迟滞；
（4）注意暗察暗访（例如各种视察考察），详察各部内在之弊端，而免造成属于粉饰表面的工作，忽视实际上之事功。”
唐连的这份意见书，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转报给了何应钦和蒋介石，如今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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