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高气傲的薛岳对于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受挫是不服气的。虽然保全了守备的区域，将士们从日军占长沙而不能守的事实中受到鼓舞，抗战热情又高涨起来，部队战斗力也恢复较快，但薛岳总有些闷闷不乐。
本来，依他对战役的设想，是应当打得更好些的。
薛岳不是只顾眼前的人，他多年养成的唯一嗜好——看地图，使他时常跳过第九战区地图去细读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这使他不仅熟悉了中国政区内的大山小川，也让他有机会以战略的眼光去判断敌军的企图和动向。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薛岳意识到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还相当强大，不可轻视。
对于战役之后的国际形势可能的变化，薛岳有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日军北上进攻苏联或南下太平洋的可能性都不大，甘愿再冒攻击苏美两个大国的风险，日本不会这么傻。
他认为日军最大的可能是向中国西部地区举行大规模进攻，从而压迫中国政府媾和。而日军如果真的要深入中国西部地区，那么它就一定要打通粤湘铁路线，必然要首先攻占长沙。
薛岳判断的情况是：如果日军要打通粤湘路，那么，它在中国战场可以抽调大约10个师团、2个旅团、12个骑兵联队的兵力对长沙方向发动进攻，并同时以3个师团进攻韶关。而第九战区目前所辖的兵力，只有2个师编制的军4个，3个师编制的军5个，合计9个军23个师，这之中除第37军整补较迅速外，其他各军装备都还不完善。
以这样的兵力要守住长沙，薛岳不觉想起一个月前的受挫。他因此而忧心忡忡。
11月13日，他给军委会去电陈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目的在于想要蒋介石调一些兵给他以确保长沙。
但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比薛岳更接近事实，因此，委员长很快给薛岳复电：
“……根据最近华中敌军动态，目前再集10个师团2个旅团及12个骑兵联队进犯长（沙）衡（阳）之公算甚少。但战区不可不有如是之准备，来电意旨或在申述战区现有兵力单薄……”
这样，如履薄冰的感觉又袭上了薛岳将军的心头。
会战检讨会议共开了两次。
“检讨过失，以利再战。”这是薛岳为他的幕僚高参们规定的会议宗旨。
薛岳一旦站到巨幅军事地图面前，思路就非常清晰，各种想法也如泉汹涌。
“怎样进行逐步抵抗？”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题目，他扫一眼认真皱紧眉头思索的高参们，说，“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拟定的部署，从诱敌深入、逐步抵抗的总战略来看，还是适应的。问题在于怎样才能逐步抵抗。”
这时，他的思绪不知不觉地就飞回到了几年前围剿红军时的情景中去，那时，他率部采用的“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堡垒战与阵地战战术，与今天的日军进攻战术何其相似。
想到这里，薛岳不觉敲了敲桌子：“与阵地共存亡的战术及打法，往往会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例如第26军、第37军上次守汨罗江，就是如此。这种打法要改变。”
不待高参们开口，薛岳接着又说：“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逐步抵抗，是直线向后方边退边打还是边打边向斜侧后方撤退。如果直接向后方决战地带逐步抵抗，部队不熟悉这种战术，往往一退就不可收拾，站不稳脚跟，反而冲乱了决战地区。因此，这种战术也要修改。向斜侧后山地撤退，一般不会冲乱决战地区，反而对以后反攻也十分有利。”
薛岳谈完这一番话，不觉为自己的清晰思路而激奋了起来，忍不住走向地图比划起来。
他的这个开场指点，拨动了幕僚高参们的思索神经，也打开了他们的思路。
两次检讨会议之后，一个系统而完整的作战方针形成了。
当时的参谋处长赵子立将军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个作战方针概括为两句话八个字，即：后退决战，争取外翼。
所谓后退决战，就是不在第一线上和敌人决战，而要退到第一线后一定的距离，才与敌决战，这就叫“后退决战”。就湖南来说，不要在第一线新墙河与日军决战，而要节节抵抗，节节引退，到捞刀河或较捞刀河更向南的地方，才与进攻的日军决战。
为什么要“后退决战？”其目的何在？它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争取主动”，一个是“争取优势”。
“争取主动”，就是说，如果在新墙河第一线与日军决战，日军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多大兵力，采用什么方式、方法全由日军决定。这样，主动权在日军手中。不在新墙河和日军决战，退到新墙河以南的地方再与日军决战，则决战的时间、地点、兵力、方式、方法，完全由我军决定。这样，主动权就在我军手中。这就是主宰战场，变被动为主动的作战方式。
“争取优势”，就是指在新墙河与日军决战，日军的装备好，兵力大，日军是优势。在新墙河以南与日军决战，湖南人民破坏了交通，日军的大炮、战车、骑兵不能通过，前方部队逐次抵抗，削弱了日军；我方则可以军民联合不断袭击疲惫的日军。这样，在新墙河，日军是优势。到汨罗江，双方是均势；到捞刀河，我军是优势。这又是主宰战场，变劣势为优势的作战方式。
“争取外翼”，就是要机动地到敌人包围线外边去，才好击敌侧背，不要到敌人包围线里边去，以免侧背受敌。作战计划判断日军对长沙的包围，其左（东）翼要经过平江——浏阳这条线，故我们这条线以西为内线，这条线以东为外线。
怎样争取外线？（1）于绪战中在湘北地区担任逐次抵抗的部队，当日军向我右（东）翼猛攻时，我右翼要顶住，撤退时，要由西北向东南撤退，先撤左（西）翼，后撤右（东）翼，逐步转移到平江、浏阳以东，准备于决战时由东向西攻击日军侧背。如撤退时右翼顶不住，先撤退了，左翼就撤退出来。（2）决战时，战区的控制和后续部队，只宜以一部由南向北正面进攻，主力依情况需要从平江、浏阳线以东，向西攻击日军侧背。……
赵子立将进行逐步抵抗、切断日军退路、选择决战地区和诱敌深入四个方面的修正意见，连同根据日军可能以全力进攻湘北或以主力进攻湘北，以一部由南昌、武宁、通城进行佯攻的两种情况制定的两套作战方案，一起呈送给薛岳，薛岳看后十分满意。
薛岳用力拍案大叫道：“给这个作战方针命名，叫天炉战法。”他看一眼有些不解的赵子立，提高了嗓门：
“彻底地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敌人围而歼之！”
薛岳用双手作了一个合围之势。
与此同时，参与修改计划的军委会军令部的联络参谋长张元祐，正式将修改后的部署上报军委会。
张元祐在给军委会的报告中说：
“近据情报，敌有派土肥原指挥6个师团以上兵力再犯长沙之讯。此次敌内阁改组，倭皇曾面渝东条不择任何手段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盖敌如南进或北进，必引起国际上之重大纠纷，不如西进较易，而其西进势将再犯长沙，扼我抗战之生命线，以雪惨败之耻，我湘北兵力较二十八年[1]颇形单薄。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敌虽同样必经整补，但其整补容易，且其后方有海陆空之交通运输，兵力转移极为迅速，如其再犯长沙，必乘我整训未毕之际。职有见及此，经与第九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研究至再，除由赵处长拟具详细计划，呈薛司令外，爰草拟第三次长沙会战计划纲要呈请鉴报，以备采纳。”
这时，薛岳对于兵力的部署基本上变化不大：
赣北仍为第19集团军；
赣中高安方向为第30集团军；
鄂南和平江方面仍为第27集团军一部；
湘北方面为第27集团军主力第20军，守备新墙河一线；
第37军防守汨罗江一线，第99军防守湘江一线；第10军守长沙。其余机动部队位于长沙附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薛岳和蒋介石一样，睁大着双眼密切注视日军的动向。
薛岳已经接受了上回情报不灵的教训，注意加强了谍报工作。
12月16日以后，武汉地区日军在逐步抽调鄂南、鄂北、鄂西地区兵力向临湘、岳阳一带集结；山西第9混成旅团正向湘北开进；南昌方面的第34师团也在向安义移动等等。
薛岳及时地得到了这些情报。
与此同时，蒋介石从日军的这些迹象判明日军第11军有进攻湘北以策应其香港方面作战的可能，因此，12月20日，军委会电令第六战区第73军由澧县立即开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限于25日到达；军委会直辖的第79军由衡阳立即铁运到渌口、株洲集结，归第九战区指挥。接着又命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铁运株洲渌口集结，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增援第九战区作战。
这样，军委会一下子给第九战区增加了12个师，加上原第七战区的暂编第2军，第九战区共有兵力37个师。
薛岳此时不敢有丝毫松懈，20日军委会向第九战区增兵的命令刚下达，他即于当天晚上7时向各部下达战斗命令：
“战区以在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歼灭日军为目的，限各军按命令行动：
（一）战区副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率指挥所于21日早晨由上高进驻浏阳，指挥第26、第79军和第194师准备作战；
（二）副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墓率战斗指挥所于21日早晨由修水进驻平江，指挥第78军和新编第15师，准备作战；
（三）副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第58军、第20军在新墙河一线作战；
（四）第10军、第37军、第99军由战区直接指挥；
（五）第19集团军赣北方面警备，由罗卓英分令高荫槐、刘膺古两位副总司令负责指挥；第30集团军警备，由第72军军长率第34师负责。
薛岳将军这回是真正的胸有成竹，张网以待日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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