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长沙会战的结果：
中国方面宣布：
日军伤亡遗尸56944人，俘虏139名。
中国军阵亡11259人，负伤14779人，失踪2042人，共计损失28116人。
日本方面公布的数字：
日军战死1462人，负伤4029人，共计伤亡5491人。
当我再次对着双方公布的有着巨大悬殊的数字凝神思索时，战役学硕士肖天亮少校谈了他的看法。少校说：
“对于双方公布的伤亡数字，除了你这部书前面提到的诸如宣传等方面的因素外，我以为还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军各部对自己的伤亡数字有扩大。那时，中国军队中吃空饷的现象很普遍，一战下来，多报些伤亡，可以多得到一些补充，空饷还可以继续吃。二是日军方面，他们一直自恃不可战胜，对于失败和伤亡特别敏感，公布多了有损‘皇军’的形象，也对远离他乡作战的军队心理上有影响。因此，中日双方各自公布的数字不准确，也是一个很悠久的历史现象。”
我当然同意肖天亮的分析。
后来在《郭汝瑰回忆录》中，我看到了他对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的一段回忆：但即便如此，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日军伤亡数字可以看出，这场旨在配合香港作战的湘北作战，反而造成了比占领香港多出2.5倍的伤亡。
“……每一个支队都分别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一些炮退镜、通信器材，其中有一个支队还俘虏了两个敌人。我一上报请功，薛岳压抑不住欣喜之情，对饶少伟、曾粤汉说：‘这个矮子真有两手，还看不出来。’
薛岳授意他的军务处长对我说：‘你打了胜仗，长官很高兴，你就多报一点嘛，就报二十几个俘虏，一百多支枪吧！’
我说：‘我不敢，将来要我交那么多东西，我拿不出来。’
军务处长说：‘长官叫你报，你就报嘛，难道今后还会问你要枪吗？如果有人问，就说交给我了，你若还不放心，我给你打一张收条好了。’
我说：‘那好吧。’
军务处长当即给我开了一张收条，我便按长官的意图上报请功。……”
如果说，第一次长沙会战，谁胜谁负在伯仲之间，各自庆贺胜利，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虽未遂愿，并在战略上未占上风，却给了中国军以重创，让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亲自飞临南岳，主持军事检讨会议的话，那么，第三次会战的结局，无疑是中国军队的巨大胜利。
武汉。日军第11军司令部。
任何国家的军队，在战胜时各方面总是予以赞扬，但在战败时，自然也难免受到各方面的抱怨，这一点，骄傲的日军也概莫能外。
日军第11军的军事检讨会还在召开。
畑俊六身着呢质将军服，肩扛亮闪闪的将星。一向沉稳冷静的畑俊六尽管控制着直想发火的情绪，仍然流露出气极败坏的表情。
各师团长铁青着脸正襟危坐。战场的失利，使一向傲慢的丰岛房太郎和神田正种的目光凝滞，含着沉重。
阿南惟矶极力装出轻松，但也做不到。
会战刚刚结束，来自大本营和派遣军总部的训斥就接踵而至，曾任天皇侍从武官的阿南，虽然常以“得意泰然，失意冷然”为自己的格言，但毕竟因自己的过失而导致了战役失败，这种失落任怎样宽解也挥之不去。
会议开始，尴尬了好几分钟。会议的主题是明确的：检讨过失。这在第11军的历史中并不多见。
畑俊六先开口：
“诸位，我大日本皇军发动的圣战，从对美、英宣战，已经进入了关键性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初始，蒙天皇神灵佑护，那些所谓的貌似强大的敌人，如美国，在我军的猛烈攻势下，根本不堪一击。这是我们大和民族向世界的宣言，我们神圣的旗帜，不久将会插遍全球。”
畑俊六作为一个狂热的战争拥护者，谈起这个话题就陷入了激奋之中。但他很快感到了眼下这个会议的主旨，忙收住话头，看一眼阿南惟矶，继续说：“可是，作为策应香港作战的第三次湘北作战，却大大地丢了我军的脸面！11军历来在我军以攻击军著称，但是现在，你们的这个地位受到了挑战，正在动摇！”
畑俊六大将终于没能控制住情绪，敲了敲桌子，提高了嗓门道：“在战争中，头脑发热历来是大忌。作为一军主帅，阿南司令官未作充分准备就进攻长沙，而且先斩后奏，这是极为不妥的！……”
阿南惟矶不得不起立，双脚并拢成立正姿势低下了头。
会场顿时一片难堪的沉默。
丰岛房太郎站起来发言：
“我明天就要起程去东京报到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第11军的会议。”丰岛怀着一种惜别的心态想说几句留恋的话，但觉得不合时宜，就咽下了。继续说，“作为主战的前线指挥官，对于战役的失利，我们做师团长的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对于这次战役，统帅机关在作战指挥上的轻率我不能不说，对于如此大规模的部队，在使用上像吹哨子、吹号即可调动中队、大队、联队那样简单，却是我们应当深刻检讨的。”
阿南朝丰岛点点头，故作宽宏大量地笑了笑。
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则对后勤不力大大地指责了一番。
神田说：“部队在撤至浏阳河以北、福临铺一带时，多次被迫使用刺刀作战，粮食、弹药一直供应不上，四处又都是中国军队及武装民团，部队不能分散出动筹粮，因而部队及伤员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军马亦不能按时喂料。有些部队甚至将伤病员担架上所垫的一点点稻草用来喂马……”
神田正种话音未落，第40师团长青木成一中将接口道：
“我师团龟川良夫的第236联队，到了1月4日，每个士兵仅有子弹10至15发，每个分队（班）仅有1至2个手榴弹。我军在中国军的猛烈炮火中多次作无望的拼杀，战场上惨不忍睹的情状，使不少军官和士兵精神失常。大批伤兵及精神失常者向后方转运，对沿途的部队影响很大。以往，我军作战，对阵亡官兵的尸体，总是要抢着带回来，但这次却不能做到，以至很多官兵死后仍暴尸荒野！”
青木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发颤，就止住了话头。
军事检讨会在阿南惟矶的主持下召开了两天，军参谋长木下勇和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分别对作战指挥和后勤供应作了深刻检讨，并请求派遣军总司令的处分。
阿南惟矶也诚心诚意地对自己的指挥失误作了检讨。
一贯注重战绩的日本军队，似此重大失败，又是在关乎国际大局影响的时期，其主要指挥者通常都一蹶不振，难有前程。
但一直以“道义即力量”作为座右铭，交游广泛的阿南惟矶中将，前程并未因此得到多大影响。
他过去作为天皇裕仁的侍从武官，深得军队和政府上层人物的偏爱，就连裕仁皇后良子的女官们，都对他交口称赞。
英武潇洒的阿南惟矶，于1942年7月1日被任命为驻齐齐哈尔的第2方面军司令官，1943年5月又被晋升为大将军衔。
阿南后来一直把第三次长沙作战引为军旅生涯的终生耻辱。
而他的继任、前南方军总参谋长塚田攻中将上任之后，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但小心谨慎的塚田攻将军来到与中国军第九战区遥遥相对的武汉，却遇到了比他的前任倒霉得多的厄运。
塚田攻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当年年底，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后返回武汉时，座机飞临安徽巢湖上空，被驻扎在那里的中国军第五战区的第21集团军发现，在高射炮一阵猛烈的齐射和点射后，座机载着塚田攻将军和他的高级参谋藤原大佐，拖着浓烈的黑烟，坠毁于巢湖附近。
这位日本陆军中战功显赫的名将，来到第11军，一切攻击计划尚在脑海中，就在异国他乡折戟沉沙，抛尸荒野。
有趣的是，《战争趣闻》中说，当时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正在试炮，一炮射出，是炮弹长了眼睛，正巧打中塚田攻的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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