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军阀混战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军备会议结束，旨在限制海军军备竞赛。与此同时，我盘算着离开华盛顿，重返上海。因为当时《中国贸易法案》经参议院、众议院通过后，已交给审议委员们，由他们商议后做最后决定。此时，对于我在华盛顿付出的心血，我甚是看好。起初，我认为说服国会通过上海的美国商人期望的《中国贸易法案》是不可能的事情；如今，我竟然完成了，我为自己而感到自豪。

如同《中国贸易法案》一样，华盛顿军备会议也影响着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毫不夸张地说，它亦奠定了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新基石。我认为，这个新基石有利于提升美国在中国的声望。此后，美国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和主权完整的重任，极力劝解他国，希望别国就对中国政策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取消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保障中国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问题上。

1922年5月4日，我坐船到达上海之时，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那时，直奉大战初露端倪，直系军阀由张作霖领导，受日本支持，奉系军阀由吴佩孚领导，当时他是华北军事的领袖。华盛顿军备会议之后，各国对中国普遍关注，美国报纸的头版上刊载了直奉大战的新闻也不足为奇。

接着，我赶往北京，旨在多方位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在去北京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直奉大战并没有过多地波及各地区的市场，铁路交通都没被中断。为了给军车让行，我搭乘的火车中途暂停了一下，这大概是战争仅有的副产品。一路上我欣赏着窗外的风景，只见铁轨两旁是一块块的农田，中国的农民依然在田里辛勤地劳作。之后，我破天荒地发觉，从表面上看来，华北诸省的政治军事首领是北京政府的忠实拥护者，其实不然，他们一切行为的宗旨是扩张个人势力。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是个忠实的基督教信徒。那时军阀混战，奉系军阀扎根于河南洛阳，在冯玉祥将军的协助下，奉系军阀打败了直系军阀，直系军阀的头领张作霖逃窜到中国东北。

从1922年开始到1928年结束，中国军阀混战长达七年之久。在此之前，蒋介石还尚未统一全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在诸军阀将领中，吴佩孚是唯一一个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如此看来，他还称得上是个人才。那时，吴佩孚的相貌与华北诸省的将领差异很大：一小撮短而红的胡子挂在嘴边，长长的脸，高高的额头，漂亮的鼻子，难怪拜访吴佩孚的外国人见到他后感到非常惊奇。值得一提的是，吴佩孚是清朝的一位秀才，与其他军阀相比，他肚子里的墨水最多了。

吴佩孚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他酒量超人，喝大量的白兰地都不在话下，更不用提绍兴酒或山西汾酒了。因为他嗜酒，还闹出了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次，正当吴佩孚的寿辰之际，冯玉祥略备薄礼前来赴宴，以表祝贺。由于礼物很大，他只好选两名大力士前去收礼。两名手下将礼物抬到宴会的房里。当勤务兵将礼物打开时，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少有的瓷瓶。接着，勤务兵揭开瓶盖，将瓷瓶放在吴佩孚跟前。他拿大勺在瓶里盛了一勺，起身与冯玉祥碰杯，以示敬意。只见吴佩孚将喝到嘴里的液体吐了出来，此时他才意识到瓷瓶里装的不是酒而是水，显得有点儿失落。

在1926年到1927年冬天这段时期里，我拜访了吴佩孚将军，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与吴将军谋面，或许也是他最后一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当时，反共联军指挥部位于杭州，吴佩孚刚任反共联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南方的革命势力非常强大，革命活动风起云涌。表面上听起来，反共联军的头号很不一般，而事实上，它的境地十分危险。那时，杭州已经是奉系军阀抵御南方革命力量的最后一道防线。与先前相比，这时的吴将军更加嗜酒，加之在与国民革命军的较量中吴军在湖南溃败，他显得更加颓废。后来，吴军在武昌激战中再一次溃败，正是这次战役宣告了吴军的瓦解。

与他会面时，正值用餐时间，于是吴将军邀我一起吃早餐。见面时，一本破烂的中国古书攥在吴将军手里；用餐时，他时不时地翻翻那本书。出于好奇，我向吴将军打听此书的书名。他一边笑一边说道：“《孙子兵法》。”后来他又补充说道：“那时武器装备极其落后，既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飞机。”

鉴于吴军溃败，吴佩孚被迫离任。后来，有人推荐他做文职，但是都被他严词拒绝了。吴佩孚生性耿直，从来不牟取私利。曾经，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然而，正因为此，他一度说明他仅仅是个军人，不通晓政治。那时，中国的内部战争常常是政治、军事混杂的，而且政治因素时常超过军事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军之所以溃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吴佩孚不熟悉政务。

提及吴佩孚，我不得不谈谈冯玉祥。冯玉祥可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1922年，冯玉祥曾援助吴佩孚的军队。先前，冯玉祥去过俄国，在那里接受了特别的军事训练。冯玉祥部队的枪支是由俄国提供的，除少数由美国制造外，其余全是俄国步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俄国沙皇政府曾从美国买过枪支，美国政府也曾赠送给沙皇枪支。如此看来，冯玉祥的军队中有美国制造的枪支也不足为奇了。

卡尔·拉塔克是忠实的托洛斯基的信仰者，他作为宣传员，曾肩负宣传的使命，为苏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战争中为了保存性命，他曾逃亡海外，当他再次返回俄国时，正值斯大林施行大整顿运动，很不幸的是，卡尔·拉塔克被捕入狱。为了打破监狱沉闷的气氛，每当无聊至极时，拉塔克就讲冯玉祥的故事给监狱里的同伴听，这常常勾起大家的笑意。拉塔克之所以说冯玉祥，那是因为他主讲过“革命策略”课，那时冯玉祥是他的学生。拉塔克讲道：“冯玉祥出生于中国北方，在那里落后的农村长大成人。还记得每当听课时，他总是像木偶似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声不响，课堂上的任何问题都不足以激起他的兴趣。突然有一天，冯玉祥认真听讲起来，并大胆发言，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原来是因为这节课中涉及了两个他感兴趣的话题——军费问题和占领区财务问题。由于大部分中国老式军人是凭借盘剥士兵粮饷而发达的，因而按照常规，像军费和占领区财务这类问题应该是中国老式军人所关注的。”

冯玉祥成长为军队将领，经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可以说是相当地不容易。在长久的军队生活里，他不断摸索着，慢慢地积累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战术。美国传教士曾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受其影响，冯玉祥慢慢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最终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冯玉祥在河南担任督军一职时，统领了一个师的部队，那时他向全体官兵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到黄河中接受洗礼。如此一来，一个师的部队全成为基督教信徒。1924年，他入驻北京进行防守，在当地结识了北京女青年会的秘书，并与她结婚。在军事上，他是位将才；然而在政治上，他不是可靠的朋友。1924年直奉大战之际，他投降了敌人，出卖了吴佩孚，虏获了曹锟，撵走了宣统皇帝。一次，我与一群记者一道拜访了冯玉祥。那时，冯玉祥大约有六英尺高，肩膀甚是宽阔，腰也很壮实。看着这位相貌不凡的将领，我们惊呆了。起头的可能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说：“冯将军，您长得真高啊！”冯将军当即回复说：“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为了彼此平视对方，你需要将我的头颅砍下来，置于你头颅之上。”听罢，那个《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愣是神魂颠倒了好些时日。

冯玉祥曾被任命为总司令，率领西北军在张家口驻扎。为了让士兵了解国际政治形势，他请了很多美国传教士和大学教授到军营就国际政治问题予以解说。当时，被邀请的美国教授和传教士需要在军营待上两三天。正因为如此，冯玉祥向他的一位朋友打听外国人的饮食爱好，他说：“外国人平日里最爱吃什么东西？”那位朋友没理解冯玉祥的真正用意，随即答道：“冰淇淋。”如此一来，那些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张家口讲述国际政治情势的美国教授和传教士只好顿顿靠冰淇淋填饱肚子了。

华盛顿会议圆满结束后，在我的陪同下，美国国会议员前来亚洲访问。途中，我顺便拜访了张作霖将军，还记得事情发生在1923年的春天。在我所作的采访中，那是印象颇深的一次。

在中国人眼里，张作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东北“红胡子”。“红胡子”这个说法由来已久，追溯其历史，那要回到几个世纪前。当时，俄国海盗时不时地进犯中国东北黑龙江一带，于是那片的中国人将俄国海盗称为“红胡子”。之后，在中俄边境的荒山野岭常有土匪出入，于是“红胡子”便成为那些行踪不定进出荒山野岭的俄国人和中国人的通称。张作霖的外号可不止一个，除了“红胡子”外，由于他无所畏惧的精神和蛮横性格，外国人给了他另一个外号“东北之虎”。据说，他曾经是个强盗首领，络腮胡子爬满了脸，左右屁股上还各挎一支枪。这两个外号在我耳旁回旋了好久，我一心想着拜访他。当时，我与张作霖提前约好会面，我等了良久，一位个头不高、和蔼可亲、皮肤白皙、面无须发的人向我走来，当旁人告我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就是张作霖将军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不过，他老虎似的风范，我还是领略到了。我们见面后，他把我带到另一间房里，邀我在他对面的沙发坐下。当时，两只东北虎恰巧在我沙发的后面，它们相对而站，彼此头与头的间距约六英寸。我与它们挨得很近，近得让我产生了错觉，我原本以为它们的胡子一直在我的后脑门上蹭来蹭去。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向张作霖将军请教了关于中国内政的几个问题。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指出其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其间着重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表明他的一切举措以和平为宗旨。同时，他指出为了维护和平，必要的时候可以借助武力。末了，他强调他的任何策略都与日本人毫无瓜葛。

然而，在交谈时，我一再向他提及外界传播的他与日本人勾结的舆论。他接着我的话说，在中国东北，当日本与俄国激战时，那时仅有一支游击队归他领导，为了协助日本人，他带领游击队在俄军后方暗中捣毁交通线路。俄国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惨败，或许张作霖带队捣毁交通线路也是原因之一。由于他打小生存在东北的荒山野岭之中，于是他自豪地说：“没有谁比我更能胜任于俄军后方捣毁交通线路的工作了。”

外界很少有人知晓张作霖的父母。据说，其父亲也被人称为“红胡子”。我盘问他：“请问您曾经就读于何所学校，在哪里接受过教育呢？”他眨了下眼，当即诙谐风趣地答道：“我唯一就读的学校就是绿林学校。”

1922年直奉大战中，张作霖被吴佩孚打败，自此之后，张作霖率直系军阀残部驻扎东北，对当地实行半独立的统治，压根儿不听从北京政府的指挥。不过，在东北诸省，海关、邮局以及其他部门的人员依然按惯例行事。为了援助北方诸省军阀，共同抵抗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1926年年终，张作霖辗转北京。那时，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革命人士遍及长江沿岸，南京国民革命政府也已经成立。

外界舆论将张作霖此举说成是迫于日本压力之举，舆论声称：那时，部分中国军阀处于日本政府支持之下，不希望看到国民革命力量遍及华北。然而，张作霖拒不承认这种舆论，多次强调他从未在日本人影响或威胁下做过任何事情。令我遗憾的是，当我再次约张作霖会谈时，日本人从中干涉，约定被迫取消。

后来，国民革命军顺利到达山东。为了自保，张作霖率部离京，撤退到沈阳。他们搭乘的火车途经皇姑屯的一座桥时，火车忽然发生意外，整个火车爆炸，张作霖将军所在的车厢更是被炸得不堪。自然，张作霖及其部下也被炸得体无完肤，空留一地灰烬。当时，日本对南满铁路施行了全方位的控制，皇姑屯沿线恰巧是南满铁路的一部分。由此看来，爆炸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日本人的蓄意行为，旨在惩戒张作霖自作主张，私自撤兵的行为。此消息传到东京，当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首相被迫引咎辞职。

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的位子，担当起统领东北各省军阀的重任。张学良一上任，当即宣称愿意接受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在张学良的号召下，许许多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荡在东北诸省上空，好一派壮观景象。

在后人看来，张作霖并非一个爱国者，那是因为他总是生活在日本军阀的阴影之下，并频繁地接受日本人的调遣。然而，张作霖称得上是教育和政治的热心人士，他将大把的资金贡献给教育事业。张作霖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却通晓国际政治，凭借这种资质，在东北与日本人和俄国人斡旋。无论如何，在张作霖管辖下，东北领土保持了相对完整的状态。单从这方面来说，张作霖不愧是明智的政治人士。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不久，我返回上海，接下来我在上海的一年时间里，《密勒氏评论报》报社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好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自《密勒氏评论报》创刊以来，其经营者密勒先生在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此时他盘算着隐身而退。1917年密勒离上海而去，返回纽约，我原本以为他还会回来的，可是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也毫不见他的踪影。当时，北京政府极力聘请密勒先生担任顾问，1922年，他决定答应北京政府的请求，于是将报社的股权完全抛售给我。这样一来，我不但是报社的主笔，还当起了报社的老板。《密勒氏评论报》一直靠柯恩先生的资金维持着，由于密勒先生退出，柯恩先生决定撤资。如此，我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密勒氏评论报》得以幸存，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之前从中国公司争取到的固定广告合同。鉴于报社幸存，加之由我一人经营，我思量着为报社换个名字。“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英文名字。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密勒氏评论报》这个名称过于局限，从字面上看来，它着重突出个人，为此我曾经尝试着换用几个不同的名字，最初我使用的是“远东评论报”，最终我决定选用“中国评论周报”，并从1923年6月开始执行。

为了给报社换个像样的名字，我们费尽周折。期间，我有意外的收获，发现了一句有趣的话，美国俗语说“名字就是一切”，这在中国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在中国，一个名字获得名声后，是轻易不会变换的。名字的字体都不可以变换，更不用说是名字本身了。名字的轻微变化或被盗用都会使顾客望而却步，为此公司将蒙受巨大损失，因而外国公司尽心竭力地维护公司的名字。与外国名字相比，中国名字尤其如此。不管是只知晓母语的中国人，还是懂外语的中国人，在看东西时，他们往往习惯先看中文。于是，我们决定不再变更报社期刊的名字，还是延续期刊起初发行时的中文名字——《密勒氏评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