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钢皮事件

1923年5月5日晚上，我与媒介的几位朋友一起乘坐火车，从南京出发，前往北京。为救济因黄河发洪水而受灾的民众，美国红十字会划拨了一笔款项，旨在早日完成复原计划。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就刚刚完成的复原计划作一个专访。我们搭乘的列车名为“蓝钢皮”，中国政府铁道部门从美国买回它才不久，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蓝钢皮”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火车，也是亚洲唯一的一列全钢火车。它由三个层次的车厢组成，分别是头等车厢、二等车厢、三等车厢。头等车厢比较特别，它由一些带有卧铺的小隔间组成，非常舒适；乘客有的前去中国经商，有的外出周游各国，他们来自六七个不同的国家。

头等车厢的乘客分属不同的国籍——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罗马尼亚和中国；不过，中国人居多，罗马尼亚人仅有一个。这些乘客包括许许多多的妇女和儿童，露丝·奥尔达里奇小姐是其中的一位。她是小洛克菲勒的表妹，也是古纳尔逊·奥尔达里奇的女儿，那时的古纳尔逊在罗德岛州的选举中被选为参议员。除她的法国女仆外，与奥尔达里奇小姐一起旅行的还有麦克费丹小姐。此外，还有几个法国人和美国商人，以及两位美国陆军军官和他们的妻儿。这两位军官是艾伦和平格，他们都是少校级别。瓜达拉哈纳是位于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城市，头等车厢的两名墨西哥人就来自这里，他们是安司纳·威瑞阿夫妇。这对夫妇新婚燕尔，此次来亚洲主要是为了度蜜月。威瑞阿先生先前是墨西哥赫赫有名的工业家。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墨索先生，他是一位十分有钱的律师，在上海租界曾发了一大笔财，不过很少有人了解他是如何发财的。他的人生履历极其丰富，曾多年在上海鸦片烟公会担任法律顾问，与别人合营罗马一家有名的报社，拥有一半的股份，拥护意大利有名的暴君墨索里尼，是较早的支持者之一。此次随他出行的还有希格诺瑞亚·拜瑞莉小姐，她是他的秘书，相貌很是出众。值得一提的是，乘客中还有一些日本人，虽然他们买的是上海至北京的全程票，但是却在徐州府趁着天黑跳下火车。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才听说的。

拜鲁彼与我共用一个头等车厢，他是一名法国人，目前就职于中国关务署。由于法国的兵役期已满，所以他离开本土，此次重返中国主要是为了恢复工作。在此之前，我们素不相识，我自然一点儿也不了解拜鲁彼。当提及欧战和亚洲错综复杂的政治情形时，我们的话突然多了起来，彼此聊得很投机，一直到凌晨两点。那时正值中国北方初春时节，一轮皎洁的月亮悬挂在天空中，月光洒在光秃秃的山东山脉上，明晃晃的，山脉清晰地映入眼帘。打开窗户时，一阵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我们一起享受着这原野的气息。当我们准备睡觉时，隔窗望去，一个山区进入视线。我向拜鲁彼解释说，这片山区是江苏、河南、山东三省的交界地带，之前是土匪出没无常的地段；如此说来，列车目前正在“土匪窝”中运行。这些土匪多半是军阀出身，由于军阀溃败后，他们无以维持生计，便干起了土匪的营生。表面上看来，某些土匪高举“劫富济贫”的旗帜，但事实上多半干着非法的勾当，在附近城市和村庄打家劫舍，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就在我们简短的谈话期间，火车出了江苏省，驶入山东省，不过行驶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忽然一阵刺耳的汽笛声响起，列车猛然停了下来。只见乘客忽而前倾，多半跌出了座位，可见列车停得太急了。紧随着，车厢外一片混乱，叫喊声夹杂着枪声。出于好奇，我将头探出窗外，想瞧瞧车外发生了何事。就在这时，只听“嗖”的一声，一颗子弹飞过我的头顶，吓了我一大跳，我赶忙把头缩回车窗里。即便如此，我还是可以看到窗外的情况，只见一伙人涌来，边喊边开枪，朝着我们列车飞奔而来。他们到达车窗跟前时，竞相从窗而入，将乘客逐一赶出，而后挨个搜翻乘客的行李箱包。面对此种情形，那位罗马尼亚乘客奋起反抗，竟然拿茶壶向土匪砸去，事实证明他的反抗毫无意义，最后他被一名土匪一枪击毙。自此之后，乘客再没有任何反抗举措。我的行李袋里有一把自动手枪，口径为零点二五，它是我在华盛顿时买的，与我同房间的法国人则有一把左轮手枪。但是，与土匪相比，我们的手枪差远了。于是，我们将手枪主动交给在我们房间里抢劫的土匪。他们得到我俩的手枪后，非常高兴，因而给了我们点儿小特权，即让我俩穿上衣服和鞋袜。别的乘客则没有此待遇了，只见他们身穿睡衣或睡袍，被土匪押解着，正在河岸上排队呢。

后来，土匪进行了分工，一些在河岸上盯着我们，一些则在车厢中从容地抢劫旅客们的财物。从箱包行李到邮局的包裹，无不经过土匪之手。令我吃惊的是，土匪还打劫床垫、毛毯，甚至翻看里面是否藏了值钱的东西。我亲自看到了这样一种场景：一个土匪的口袋里满是电灯泡。当土匪的抢劫活动告一段落后，一位年轻的土匪下达押送我们离开的命令，起初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土匪头目孙美瑶。于是，我们排成纵队，沿着一条草木凋零的峡谷向着山区迈进。每一个乘客都由两名土匪押解着，左右两边各一名。蓝皮车上的旅客有200人左右，土匪却有1000多人。

我与同房间的那个法国人握了握手，彼此约定在这场劫难没过去之前，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互相照应，并且尽量不要分开。我们艰难地行走在一个峡谷中，只见草木凋零、乱石遍地。就在穿越峡谷之时，一阵女人的哭声传来。为了看个究竟，我与拜鲁彼加快了脚步。走近时，我们发现原来哭的女人是马塔莫塞尔·史康保，她是奥尔达里奇小姐的仆人。只见她手捂着肋骨，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貌似受伤的样子。出于同情，我们搀扶着她行走。当我们向前走了一段路之后，她告知我们她是混血儿，其父母来自法国和美国。她还说出一个隐情：她的睡袍里搁着奥尔达里奇小姐的钱包，一些贵重的首饰和珠宝就装在钱包里，因而她不得不佯装受伤，手捂肋骨前行。她的行为引起了身边土匪的注意，他们一直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她。由于担心天明之后土匪察觉她的秘密所在，她于是向我们求助，询问如何是好。拜鲁彼和我都不情愿承担起保护首饰珠宝的重任，因为这样风险太大了。于是，我劝说这位法国女仆趁机把钱包丢掉。照这样做的话，或许它有幸被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捡到，将来还有物归原主的一天。但是这位女仆不听劝，表示愿意以命相保。后来，我们途经一块农田，在那里土匪们劫了一匹驴。我和拜鲁彼想方设法劝说土匪，希望他们允许这位佯装受伤的法国女仆和一个美国军官的幼子骑着驴走路。

天明之后，峡谷中呈现了一派壮观的景象。这些火车上的旅客们，一人由两名土匪相伴，像龙一样蜿蜒盘旋在山谷中，绵延半里路，直至山脚下。紧随旅客的是土匪队伍，他们扛着从火车上抢来的箱包行李和卧车箱里的床垫子行进着，个个大汗淋漓。太阳慢慢升起来，气温愈来愈高，山坡也渐渐陡了，土匪们接二连三地将原本视为宝贝的垫子扔在地上休息起来，或坐或躺，或许他们觉得太费劲了吧。

无一例外，土匪们都抢到一些小东西，像牙刷、牙膏、保险刀、胡子膏、照相机、胶卷、自来水笔、钥匙串、小刀、爽身粉、化妆品，等等。其中一个土匪将抢来的一件女人的胸罩围在腰间，将他抢到的一些小物件放在胸罩的两个壳子里。在被土匪赶出火车时，多数旅客都没来得及穿鞋，爬山时脚疼痛难忍，因而行动速度缓慢也不足为怪了。由于我和拜鲁彼穿着鞋子，与别的旅客相比，我们走得还算快，走着走着，便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在这儿，我们看见了一位妇女吃力地坐在驴背上，驴背上没有鞍蹬。倘若一阵大风袭来，那么她身上的丝质睡袍或许会被吹跑。于是我琢磨着给她找点儿东西，以便她能稳妥地坐在驴背上，同时使她的睡袍不至于被风卷跑。我用眼扫描着，忽而眼前一亮，一顶宽边帽进入视线，它是土匪从火车上劫来的女人的帽子。于是，我走上前去向土匪索要，同时指了指坐在驴背上的女人。土匪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笑嘻嘻地将草帽递给我。我加快步伐，赶上刚才那位女子，当我将草帽给她时，她随即把它扔在地上。起初我有点儿纳闷，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她既要担心睡袍不被风卷走，又得在驴背上坐稳当，如果此时再来一顶草帽，她当然分身无术，无暇顾及了。这位骑驴的妇女是奥尔达里奇小姐。我寻思着，她最需要的大概是使她在驴背上稳当地坐着的东西。突然，枪声从队伍后面很远的地方传来，甚是响亮。与此同时，一颗子弹急速地从我头顶飞过去，打在山岩上，之后又被山岩挡了回来。于是先前行进缓慢的我们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开枪的是民团武装，他们来自邻近的县城，是由铁路当局调配来的。在民团部队开枪后，土匪们也当即开枪回应，毫不示弱。由于害怕，旅客们大多在邻近的山石背后藏了起来。事实上，彼此都没打人，只是朝天放枪，压根儿没有任何险情。

当天上午10点钟光景，我们登上了山顶。山顶有一座碉堡，碉堡虽然简单粗陋，但相对完整，设有墙垛和枪眼。众人经过长途跋涉，早已疲惫不堪，饥渴难忍，因而当费尽千辛万苦寻得一片空地时，我们瘫痪在地上。稍微休憩之后，土匪让我们从他们抢来的箱包行李中挑拣自己的衣服穿上。只听见旅客你一言我一语说道“喂，那是我的裤子，赶紧还给我”“拜托了，找你自己的鞋去，别穿我的”……一片喧哗声，这倒给土匪们带来了不少乐子。旅客中女士有的划破了脚，有的扭伤了脚踝骨，几位男士看到这种情景，不惜将他们的睡衣撕扯成条子，给女士包扎，彰显了绅士风范。

在我看来，最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法国女仆和奥尔达里奇小姐身上。当法国女仆将那些贵重的首饰珠宝给奥尔达里奇小姐时，奥尔达里奇小姐四下察看了周围的地形，接着趁土匪一不留神，迅速地将珠宝袋藏在一块大石头下。后来，为了日后寻回那些珠宝，她从土匪头目那里借来一根铅笔，在藏珠宝的地方画了一幅地形方位简图，并将它搁在鞋尖里。几周以后，绑架事件得以解决，应奥尔达里奇小姐的要求，济南市施康尼办公室的一位职员专门来到这个山区，找到钱包后，将其物归原主。

在长途跋涉中，旅客多半或轻或重受了伤。就在我们治疗跌伤、创伤以及想方设法使女性乘客少吃点儿苦时，土匪首领聚拢起来，召开会议。后来，开会的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在我脑海中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对于如何劫车，土匪们做过周密的规划；至于劫车后应当如何行动，土匪们则没有详尽的策略。为了了解官方的动静，土匪时而派人下山侦查；在侦查人员报告官方的最新动向后，会议将再次召开。自从前一天吃了顿晚餐后，我们一直没吃没喝地过活，此时，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们非常渴望一顿晚餐的降临。恰巧，这天就在天行将黑时，有几个人背着篮子和瓦罐走来，篮子里满是鲜鸡蛋，瓦罐里装满了清水，门口立刻骚动起来。土匪们分发给我们人手一个鸡蛋，并向我们展示了新鲜吃法：先在鸡蛋两端各敲一小洞，之后将它放入嘴里，将蛋黄、蛋清一并吸去。瓦罐里的水则没有量的限制，可以随便喝，旅客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这天下午，枪声再次响起来。穿过铁路上空，子弹朝着我们这边的山石飞奔而来。下午5点左右，一位土匪头目向我们走来，要求我们写一封信给吴毓麟和田中玉，信的梗概是：倘若你们不停止射击，那么我们将把外国俘虏全部杀掉。那时吴毓麟任交通总长，田中玉则任督军。我对土匪说，除非你们将妇女、儿童全部放了，否则我不写信。当时，我是旅客中仅有的外国记者，因而旅客们一直认同并推荐我写这封信。其实，与我一起搭乘这列火车的人中，还有一名外国记者——赖瑞·拉伯士，只不过当土匪劫车时，他藏在火车座位下，而后趁乱逃脱了。当时，赖瑞·拉伯士在上海《大陆报》英文报社从事记者的工作；之后他在美联社工作，担任特派员一职，曾经一度红了起来；再后来，他在麦克阿瑟将军总部工作，任上校参谋。信件写好后，这个土匪头目要求派一个人将信送给当地政府，最初强烈要求派一个外国人的他，想法后来发生了变化，决定把信交由他的一个贴身随从。这个随从手举一根绑着白布的木棍小心谨慎地走着，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这个随从将白布晃动了一番，当枪声停下来后，他便向山下走去。

黑幕降临时，土匪们开始整理他们的东西，打算撤离山顶。与此同时，土匪向我们暗示，要我们做好与他们一起撤离的准备。此时，旅客中的一位女士朝我走来，看起来稍有些迟疑。这位女士走到我跟前，向我表示要与我单独说话。我答应了她的请求，随她来到一个犄角旮旯里，看见一个女士半身躲藏在另外两个妇女身后，她指着那个女士，对我说：“你可不可以去会一会土匪头目，跟他们谈一谈，请求他们从行李箱包中为她找一件合适的女士衣服。”我立刻答应了她。与其说她是女人，不如说她是女孩，因为她才18岁左右光景。只见她上边穿着一件棉质薄衬衫，下边穿着一件黑色贴身假缎裤，裤边距膝盖五英寸左右。这位女孩就是希格诺瑞亚·拜瑞莉小姐，正是意大利律师墨索的秘书。我们翻遍了旅客的行李箱包，也没寻到墨索在场的证据。我们推测或许他根本没到达山顶。因为墨索身宽体胖，体重严重超标，多于300磅，爬山极其不便。自然，墨索大概不晓得目前他的秘书因衣服短缺而造成的不堪状况。后来，有人从土匪抢夺的财物中寻得一件丝质长袍，大抵还算合适，这种不堪的状况才得以消除。拜瑞莉穿上那件丝质长袍后，向大伙儿致谢。不过，由于拜瑞莉讲的是意大利语，所以没有谁能听懂，但是她的一番心意大伙儿还是领了。

晚上，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顷刻间山里雷电交加，雷声震耳欲聋，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滂沱大雨。就在这时，土匪头目蓦地要求我们启程。山中的疾风骤雨时常让人喘不上气来，但是没有谁敢奋起反抗。一道道的闪电划破了黑暗的天空，就在这不停的闪电中，我们沿着一条陡峻的山路向山的另一面走着，一路上难免磕磕碰碰。后来，我们途经一个山谷，由于大雨的关照，山谷里汪洋一片，还诞生了一条小河。在这汪洋的河水中，我们步履维艰，费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一个村庄的外围。此时，一阵狗叫声传来。当时天色已晚，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了村庄里黑色的墙壁。于是，土匪们押着我们进入一个四合院。由于恰逢阴天，又没有灯光，此时的四合院一团漆黑。不过，我们还可以大抵看出它的模样，只见四合院呈长方形，一堵不高的泥墙环绕在院子周围，每一面都矗立着一栋屋子。土匪把我们押到院子里后，便要求我们进入房门敞开的屋里。乍看起来，屋子坚固得很。进入房屋后，我们四下打量着，只见干燥的地上平铺一层高粱秸秆。中国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与南方不同的是，中国北方以高粱为主食，人和畜生主要依靠它维持生存。中国北方的农民常常把高粱加工成烙饼来吃，做起来并不麻烦，只需将高粱磨成面粉，再加入盐和水即可。当天晚上，我们真是没口福，每人只喝到了土匪提供的一碗热茶。由于太困了，喝完热茶后，我们将湿衣服脱掉，在铺着高粱秸秆的地上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是自然而醒的，而是忽然间被什么声音吵醒的。我们醒来时，察觉到土匪们急急忙忙的，貌似准备赶路。当我们一切收拾妥当打算启程之际，一阵骚动突然产生了，恰巧在四合院的前面。只见一位大胖子在一个铺着麦秆的担架上躺着，他便是我们旅行中的同伴墨索——意大利律师。据说，爬山时，他一不留神就跌到了山脚，伤及脊椎骨，无法行走，土匪们不想把他一人扔那儿，但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抬着他行走。如此看来，土匪们还蛮有人情味的。

此次集合时，我们发觉妇女全部消失了，即便查找了四合院的各个角落，也没发现一个女人的影子。我们凑上前去问附近的土匪时，土匪只说了两个字“美瑶”，甚是简洁。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言外之意：麻烦你们向孙美瑶打听吧，我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我们很是纳闷。起初，我们只知道女人的声音来自身穿豪华衣服的年轻男士，后来我们才获悉女人的声音事实上来自一位女士，她就是女扮男装的威瑞阿夫人，她是墨西哥工业家安司纳·威瑞阿的妻子。威瑞阿夫人向我们解释说，前天晚上，监视女性乘客的土匪要带领她们离开，她当然也不例外。为了陪在丈夫身边，威瑞阿夫人坚决不肯离开。土匪们无可奈何，只好允许她留下来，并从行李箱包中找来一套男人的衣服，让她换上。当时，我们希望土匪头目履行他的诺言，祈盼此时女性旅客全部安全抵达铁路上。几天之后，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所有的女性旅客都已经安全回去了。此刻，土匪手上仅有20多个男性旅客了。

自此之后十天以来，土匪总是强迫我们在夜间行进，往往是走在深山老林的小路上，小路上满是碎石，并且常常是绕来绕去，总被土匪这么折腾着，我们甚是难受。传闻说官兵就在我们身后几十步紧紧追赶着。然而，我们曾两次经过铁路，官兵都没任何动静，对此我很是不解。之后，我才得知土匪原来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那里有一条铁路线直通煤矿，枣庄火车站就在附近。当初，我们并没有看见枣庄火车站，看到它是我们被释放几周以后的事了。

最初几天，土匪常常强迫我们加快行进的步伐。虽然不能准确地说出走了多长的路，但据我们推测，肯定不下100英里。我们途经农田时，时常会遇到随意啃草的驴。每逢我们提出捉住驴让我们骑的要求时，土匪都严词拒绝了。有一天，在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赶了好一段路后，我怂恿同伴说，除非让我们骑驴，不然我们赖这儿不走了。当土匪首领得知我是怂恿骑驴事件的人时，走到我面前，拿枪恐吓我。我很清楚地知道，作为绑票，我们是很有价值的，于是我一边对着那个土匪首领傻笑，一边脱掉衬衫，并表示要他对着自己开枪，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即便在这种情境下，他也没开枪。不过，这个土匪随手捡起一根粗木棍，朝我肩上劈了下来。可想而知，我的肩膀受了伤，过了好几天才好利索。然而，我的辛苦总算没白费。当土匪意识到为了加快行进速度，我们的确需要骑驴时，便给我们捉来了一些驴和小马。当我们骑到驴背上时，才意识到与步行相比，骑驴更难受，因为多半的驴背既尖又硬。

这时，墨索揭示了我们的主要问题。第一天夜间，土匪曾强行让我们光脚在干河沟中跑步，多半人的脚或轻或重受了伤。墨索也不例外，他的脚底满是水泡。因而土匪派几个人抬着墨索走，并且时而照料他。土匪将洗劫的财物装在口袋中，有一天，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口袋中的安全刺刀。从土匪那里很顺利地借到刀片后，我将墨索脚底的水泡尽数扎破。这样一来，土匪们还把我当成了医生，以至于在我们被土匪安顿下来几天之后，时不时有土匪请我替他们看病。那时美国红十字会虽然费尽周折，但一些药品还是被安全送达了。之后，我爽快地答应了土匪们的请求。一次，我遇到了一位特别的土匪，他背上的伤口怪模怪样的。当我准备用碘酒给这个土匪清洗伤口时，我们的一位译员走了过来，对病人做了一番检查后，说他染上了麻风病。这位译员是一位大学的学生，主修医学。听罢，这些之前围观的人全都跑得不见人影了。最初，我心里暗自嘀咕着，很是不安。后来，这位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说，先前那个麻风病人处于疾病初期，还没有到了迅速传染的地步，如此，我紧绷着的神经才放松下来，心里也平静了许多。

在长途跋涉中，我们遇到了许多问题，不过食物匮乏是主要问题。当我们向土匪提及这个问题时，他们脸上流露出了苦涩的表情，往往一边拍着饥肠辘辘的肚子，一边说他们也好久没进食了。有一天，他们弄来了一些新鲜的肉。在他们看来，这肉是小牛肉。他们将肉分给我们，两个同伴于是将其煮了起来。这些肉极其难煮，整整煮了一天，我们才可以勉强地从骨头上撕点儿肉吃。不过，肉汤却是十分可口，于是大伙儿都喝了一大碗。我们一直以为那天吃的是小牛肉，直至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那是山东狗肉。山东狗，人们都称其为癞皮狗，它是一种杂交狗，性情粗暴。我有一位牧师朋友，他告诉我说山东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话：无论谁吃了山东狗肉，他们都会染上狗脾气，这种情况将持续七年。

后来，土匪给我们弄来一些山东包子吃。这种包子虽然馅儿有点儿不一般，不过在山东司空见惯。为了搞清楚包子里包的究竟是什么，我掏出一点儿馅，将其拿到一个土匪跟前，并向他询问包子里是什么东西。于是，他将路旁的一块平板石头掀了起来，只见一只虫子快速逃窜着，他迅速将其捉住，小心谨慎地拿在手里要我看。我很快辨认出这是一只蝎子。这个土匪接下来向我解释说，乡下人往往拿蝎子做馅，蝎子只需经过简单的处理，按照惯例，需要将拔掉蜇刺的蝎子在盐水里煮，直至蝎子壳掉落，剩下一小块白肉。这块白肉看上去像去头去尾的小鲜虾，甚是可口。由于我曾经被蝎子扎了一次，至今心有余悸，所以决定暂时不吃山东包子，并安慰自己说，以后有幸在其他地方碰到别的肉再吃。

这时，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里已经离土匪的老窝很近了。穿越一座分水岭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山谷。这座巍峨的风水岭上满是山石，山谷则是一块沃土，宽15英里左右，长30英里左右。沿着山谷往上走时，宽度越来越窄。这个山谷通向一条狭窄而险要的路，路的两侧分布着陡峻的山崖。这条路的尽头是一座山，山呈圆锥形，高大约有五六千英尺。这座山的山顶相对平坦，从山顶至半山腰坡度越来越缓，不过上半部分除了坚硬的山石，就是陡峻的山崖，十分险恶，不宜攀爬。泉水常常从山上峡谷高处的山石间涌出，如此便汇集成一条湍流。山脚下坐落着一个村庄，这条湍流从村庄中间穿过。

我们随着土匪在山路间行走着，沿着这条狭窄的山路，行进了约几百英尺。途中几段路都是由台阶铺就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台阶都位于坚硬的山石上。最终，我们来到了一个幽静而深邃的山谷，只见树木丛生。在当地，我们还发现了一座寺庙，不过寺庙断壁残垣，显得很陈旧，里里外外没有一个和尚的踪影。我们在寺庙的后面发现了一些洞穴。这些长长的洞穴通向山里，显然它们是用来储存粮食和抢劫来的物资的。不过，当我们随土匪抵达寺庙时，这些山洞还空无一物。凡是要到达山洞的人都需要通过先前那条狭窄的道路，它既是人们的必经之路，也是人们的唯一之路。显然，想要到达山洞非常难，而从山上守卫这些山谷则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此看来，山洞是易守难攻的。一天，我们在山顶自由散步时，发现了一块石碑，它历经沧桑，显得很古老。碑上刻着铭文，这些铭文出自老和尚之手。在同伴中有一位学生，他懂铭文，于是将铭文翻译出来对我说，碑上这样写着：数百年来，土匪们时常袭扰此处，导致和尚们无法在此处诵佛念经。无可奈何之下，和尚们只好将此处拱手让给土匪，他们则另寻别处落脚。

土匪们押着我们继续前行，途经一些村庄时，村民不分男女老少倾巢而出，旨在目睹被绑的外国人的风采。这种壮观的场景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不过在1900年人们高举“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除外。一次，我们途经一个村落时，看到了一位身穿丝质衣服的女孩，她身上有好多珠宝装饰。我们与她碰面时，她挥手向我们打招呼。就在这时，我忽而想起了蓝钢皮列车上被救的那位旅客正是她。还记得蓝钢皮洗劫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她的尖叫声压倒了土匪的枪声和喊叫声。当时，我们还琢磨着究竟她惨遭了什么情况。

后来，土匪将我们安顿在山上的土匪窝里。几天之后，我们还获得了相当的自由权。为了拜访那位16岁左右的中国女孩，我来到了之前的那个村落里，随行的还有一名学生译员和两名土匪。这两名土匪是土匪首领派给我们的，旨在进行所谓的保护。起初，在我心里她是一位令人难以捉摸的角色。后来，经过拜访调查，我才得知她原本是个戏子，之后何丰林本打算将她送给北方一位名将做礼物；不过，因为蓝钢皮洗劫案的发生而没有得逞。在这次洗劫案中，一位土匪一眼相中了她，于是把她绑上山做了压寨夫人。目前，她对自己的新家和夫君心满意足，而且非常想炫耀一下珠宝首饰。这些珠宝首饰是她夫君送给她的，不过它们多半是在洗劫案中从旅客那里夺来的。当我拜访她时，还看见了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正是我的学校班级纪念戒指，遗憾的是，我只能看看罢了。

我们被安顿的这个土匪老窝，名字是抱犊崮。这个山头离枣庄车站和煤矿都不算远，只有40英里。倘若遇个大晴天，从枣庄一眼望去，抱犊崮便清晰地映入眼帘。不过，抱犊崮山头与山东的主要山脉互不相连。

蓝钢皮事件发生以来，外界有什么反响，我们一概不知。因为自事件发生14天以来，我们一直被迫随着土匪们奔波。在这种情况下，获取外界的消息相当困难。首条消息虽然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到达我们手中的，但是一经到达，就受到了我们的热烈欢迎。那是一份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不过是英文版的。它里面还包着一根半野猪火腿，这根火腿是熏制而成的，质量很好。与《大陆报》相比，半野猪火腿更受人们追捧。这种半野猪是山东省一种很常见的野兽，它们在山林原野中活动。

耶戈牧师是美国传教士，他在《大陆报》的边缘上写了几句话，并将半野猪火腿包在报纸里。他在山东峄县的长老会峄县教区创设了一所学校。峄县和抱犊崮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后来，耶戈牧师说，为了保障教士的人身安全和保护教会的财产不受损失，山东省政府派遣一支部队驻守峄县，这支部队由一名下级军官指挥，正是这位下级军官告诉他我们在抱犊崮。后来，耶戈牧师向美国领事透露了我们在抱犊崮的事情，在他的劝说下，一位良心发现的中国人将包着火腿的包裹途经土匪辖区，送达抱犊崮。又过了些时日，这个中国人再次到来时仍然携带着包裹，里面除一根火腿和一些咖啡外，还有书包。我翻开书包，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些书籍，书名为《新约全书》。于是，我将书分发给大伙儿，人手一本。

佛莱德曼是位汽车经销商，喜欢研读《圣经》。在我们得到《新约全书》几天之后，他放下手中的《圣经》，微微抬起头说：“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倘若处于这种境地，一个犹太人会怎么做呢？起初，当我们忍饥挨饿时，传教士赐予我们火腿。接着当我们有读书的欲望时，他们又赏给我们《新约全书》，而且是人手一本。”

不久之后，蓝法神父前来拜访我们，他是一位异域来宾。虽然年事已高，但作为虔诚的德国天主教教徒，他四处传播天主教。19世纪晚期，由德意志帝国派出的一支传教士队伍来华传教，目前为止幸存者为数不多，他是其中之一。那些不幸的传教士，没准是被劫持我们的土匪的先辈杀死的。后来，德国的威廉大帝便借口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强行占领中国山东胶州湾，并且提出了在胶州湾和山东省内地之间建设铁路的要求。威廉大帝的不合理要求多少给德国传教士的工作带来了不便。后来，山东省境内的德国传教士陆续遭到攻击，幸存的仅有几个人。这几个幸存者不仅穿中国服装，还讲汉语，德语都被他们忘得差不多了。此次前来，蓝法神父给我们送来了几瓶自制的美酒，不但将外界的最新动态传递给我们，而且告知我们土匪的实力状况。因而，蓝法神父受到了我们这些被劫旅客的高度欢迎。大伙儿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教派，纷纷张开双臂迎接神父的到来。

从蓝法神父和耶戈牧师送来的消息中我们得知：以美英为核心的列强早已向北京政府施压，要求北京政府马上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营救被劫的外国旅客，以使他们离开匪窝。不过，日本是个例外，对此漠然置之。东京的日本政府各机关的官员们耸耸肩说，这些被劫的外国旅客中没有日本人，他们没必要卷入事件当中，因而对土匪的行为坐视不管。就在列强与北京和山东政府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时，有人提议说，离土匪窝最近的两个港口是青岛和浦口，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应该统一步调，成立四国海军联军，在这两个港口进行示威活动，以便政府当局早日屈服。如此一来，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再也无法淡定了，他当即说道：“相信诸位列强没有忘记在华府裁军会议上，你们威逼日本接受从山东撤军的一幕。倘若诸列强准许日本重返山东维持治安，那么类似外国人在山东被绑票的事情将不复存在。”

当读英文版的《大陆报》时，我意外地发现了我所写的两篇报道：一篇是“蓝钢皮”遭遇，一篇是我们被俘和被监禁的岁月。它们既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也是近日来我最感兴趣的报道。这两篇报道传播的途径不一，它不但刊登在我们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而且以电报的方式传到海内外。这两篇报道都是我在山谷中随土匪奔走时，悄悄写的。我先在废纸上完成写作，而后在折起来的稿纸上注明济南市的美国领事姓名和领事馆地址。有一天，我们途经一个村落，趁土匪不注意时，我将这些文稿交给此村落的一个村民。最终，这些稿子竟然真的被送到了济南市的美国领事馆，这自然是我所没有预想到的事情。如此，我写的两篇稿子被及时地发表。对局外人来说，这件事过于离奇了。他们不相信我，并说我的报道纯属虚构，也不足为怪了。起初，我的几个朋友也不相信事情是真的。后来，我被从匪窝中解救出来，在我陈述事情的前后经过之后，他们才信以为真。

舒尔曼博士是美国的驻华大使，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前任校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前期，美国先后派若干驻华大使来华，他或许是其中最富才学、最精明的一位。当“蓝钢皮”事件的消息传到他那里时，他当即将事件的严重性告知北京政府，并向北京政府声明，为了确保被劫旅客的人身安全，早日还他们以自由，北京政府应当竭尽全力，迅速采取有效措施。那时，大军阀曹锟正在保定，为了与之谈判，舒尔曼博士亲自前往保定。为了尽快解决“蓝钢皮”事件，后来，他再三地向济南、南京和上海的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为了确保被劫旅客的人身安全，并解决我们的衣食问题，舒尔曼积极奔走着。一番商谈之后，他取得了美国红十字会的支持。美国红十字会调派人员前往枣庄，将衣服和食品送达我们身边。舒尔曼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的外交人员商讨后，多方达成一致意见，派遣使者抵达山东，目的在于与山东政府甚至土匪头目直接会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趁机就释放被劫旅客的问题进行协商。戴维斯是美国驻华大使的代表，被派往南京。先前，克罗在上海《大陆报》工作，任总编辑一职，现在他是赫赫有名的新闻记者，作为美国红十字会的代表驻华处理事务。

在此次谈判中，美国人安德臣也到场，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传教士，把他生在中国。他通晓汉语，结识了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并与他们成为知心朋友。当时，与其他外国人相比，安德臣结交的中国政府官员最多。那时，在南京外交人员温世珍的帮助下，他们抵达土匪窝，与土匪首领进行初次协商，两人毫不顾及个人的人身安全。通过初次谈判，土匪首领应允外界可以给我们送食物吃。

后来，我们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支苦力队伍行走在山谷里，他们背上扛着东西，直奔我们的洞穴而来。当时，洞穴前庙门外有一块宽阔的场所，大抵在我们看到他们几个小时之后，这支队伍的前锋到达那儿。走近时，我们才看清他们背上扛的是几个大箱子。无一例外，每个箱子上都粘着红十字会的标志。一路跋涉而来，他们个个累得满头是汗。打开箱子，我们发现了许多食品，除面包、牛肉和青菜罐头、水果之外，还有许多葡萄干。这些葡萄干都是盒装的，产自加州。

我们收到了美国红十字会责任人的一封信，信上说，为了让我们得到补给的食品，美国红十字会与土匪首领商量了很久，最后土匪同意他们穿越土匪辖区送食品给我们，不过前提是要向土匪提供大量谷米和面粉。克罗是美国红十字会冒险队的队长兼记者，他要求我们核对食品的数量，旨在确定土匪们有没有从中盘剥。纵然苦力队伍扛着这些食品，通过土匪辖区来到土匪窝，全程40英里，但经核对之后，我们并没发现有什么出入。

当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个大宴会，这令我们一生都难以忘怀。宴会上，在一位被俘虏的美军军官的提议下，参会的人员一一发言。这位美军军官是少校军衔。与此同时，附近的场地上空也传来愉悦的声音。原来，土匪们与中国被劫旅客在那里开起了联谊会，旨在欢庆21天以来首次享用真正的食品。当时，人人都在赶着写信，便于次日清晨苦力们给他们捎回去。

那时，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入驻天津，他们捐赠给我们的蚊帐和帐篷由后续的苦力部队送达。我们虽然寄居在土匪窝里，但由于受到外界的接济，生活日渐宽裕起来。每逢身着破烂衣服的土匪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十分舒坦，貌似在山野郊游一般。食物的到来不但稍微缓和了我们与监视者的关系，而且大大改善了我们和跟前的土匪的关系。后来，我们获知土匪们索取粮食成功的消息在山中迅速传播开来。之后，土匪们更加贪婪，把人数由起初说的1000人提高到3000多人。值得一提的是，新增人员多半是邻近省份部队的逃兵。那时，我们从外界得知，为了清除匪患，中国政府派遣了一支8000人的部队。不过，由于土匪首领扬言倘若政府军队步步紧逼，那么他们将杀了这些被劫持的外国旅客。因而，这支部队不敢轻举妄动，大有投鼠忌器之势。

“宝宝刘”是大伙儿给予一个土匪小头目的昵称，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混混，曾经在青岛与德国人闹僵。他多次提议杀一两个外国俘虏，以便政府当局与土匪首领迅速达成协议。这些消息是我们当中的学生译员告诉我们的，他们还时常向我们传达别的闲话。这些学生译员机灵得很，表面上看来，他们与土匪关系密切；事实上，他们时而在暗地里向我们透露一些消息。

有一天，蓝法神父来到土匪窝，约我到一个地方，与我单独谈话。他告诉我一件事，令我非常恐惧。蓝法神父说，他是从一位绅士那里得知这件事的，这位绅士住在邻近铁路的一个城市中。这位绅士说，在土匪的众多人手中，有一队是专门绑架儿童的。这座山顶上有一座茅草屋，专门关押绑架来的这些儿童。此外，土匪们往往威胁家长们拿钱来赎自己的孩子。这座山最险峻的一面，坐落在关押我们的这座庙顶上。蓝法神父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去看一下那里的情况。

次日清晨，我对一位土匪小头目说：“烦劳您给我们派一个护兵，让他随我和蓝法神父在这座山周围散散步。”这个土匪小头目答应了我的请求。不过，按照惯例，倘若没有两名土匪的陪同，任何人都不允许擅自离开居留地。对于中国士兵和土匪的习惯，蓝法神父了如指掌。蓝法神父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几瓶“白兰地”酒，此刻他让我把它们打开，并灌入军用水壶中。按照他的吩咐，我将酒倒入军用水壶中。之后，我们便开始爬山，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抵达了山顶。这座山很是陡峭，在群山环抱中耸入云霄。据我估算，自此至我们居留地有500英尺左右。

到达山顶时，只见艳阳高照，我们此时早已大汗淋漓，呼吸困难，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屁股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这块石头表面比较平坦。我向蓝法神父眨眼示意后，便把陈年好酒“白兰地”送给这两名护兵喝。接过军用水壶后，这两位护兵全然忘了看护我们的任务，贪婪地喝起来，咕噜几口一饮而尽。不久之后，他们便瘫倒在山石上睡了过去。我和蓝法神父于是站了起来，趁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向山崖的基地。我们四下寻找着目标，很快便有了端倪。山崖上有一个很大的裂缝，来到裂缝的边缘地带后，我们发现了裂缝这一面的悬崖高耸入云，薄如面包切片，与抱犊崮山顶的悬崖有点儿相像。正是在这儿，我们发觉了一架简单粗陋的石梯，它是工匠在花岗岩上开凿出来的，主要使用手力。它是一条通往顶端的石梯，每隔50英尺左右，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处平台。平台面积不大，可以转身，可以供人躲避。一般说来，自平台往上的山坡，坡度都不是很陡。但是，倘若再往上攀爬，陡峻的石梯就会再次出现，直到顶峰。

走了一段路后，我们回过头来瞅瞅那两位护兵，只见他们歪歪斜斜地躺在山石上睡着，嘴巴大张，鼾声震耳欲聋。看到此种境况，我和蓝法神父便商定继续向山顶攀爬。由于蓝法神父年事已高，我决定在前面探路，他则随在我后面，一根绳子捆在彼此腰间，连接着我俩，彼此间隔几个梯级，如此可以确保神父行动的相对安全性。当我们抵达第二个平台处时，蓝法神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步履维艰。接着，他坐下来，两手放在胸口。第二个平台与我们上来的地方大概间隔100英尺。

我对神父说，与其坐着等待，你还不如返回我们上来的地方，去看住那两个醉醺醺的护兵，而我则独自继续攀爬，直至到达顶端。蓝法神父赞成我的提议，便顺着石梯向下爬。正在此时，我突然想到时间不等人啊，两个护兵没准多会儿醒来，于是加快了攀爬的速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最后终于到达顶端。起初，我们被土匪押解到山顶，与那儿很相似，这儿也业已成为一个堡垒。在我看来，与拘押我们的堡垒相比，修建这个堡垒需要的人力自然更多。这里有几座茅屋，屋顶是用茅草砌成的，一些石头压在茅草上边。此外，我还发现了水沟和水池，他们是工匠在山石上开凿的，主要是用来积蓄雨水的。山石上还有些与此相类似的池子，用来贮藏粮食和劈柴。据此推测，土匪们差不多可以长期地盘踞此地。我突然想起的石碑上的文字验证了我的想法。就在我们被押解的寺庙前面，一块石碑矗立着。从石碑上的文字判断，土匪们曾经在这个堡垒里生活了600年。我在山上寻找目标时，意识到这个山顶比较平整，占地大约为3～4英亩。当我正四下搜索时，一个声音从一座茅草屋中传来。于是，我向这个茅草屋靠近。走到跟前时，我发现茅屋门前挂着一个草帘，掀起帘子向里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儿童。据我估计，这些孩子小的只有8岁，大的也只不过15岁。此刻，我惊奇地发现蓝法神父听到的故事一点儿也不假。看见我后，这群孩子一边朝我的方向走来，一边张望着茅屋另一端的门，神情甚是惊恐。这时，一个土匪走了进来，只见他身挎一支来复枪。看到我后，他立马将肩上的枪拿下来。当时，我没有可以防身的武器，只好一再地对他微笑，同时做出各种友好的姿势，以示欢迎他的到来，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当时，为了取悦于他，我将身上的一包香烟举起来递到他跟前。这时，这个土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犹豫了片刻，但最终还是冲我笑笑，收下了香烟。那时，我顺便大致数了一下屋里的儿童，总共23个。这些孩子的衣服虽然破破烂烂的，但是从质地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单从这一点来说，这些儿童的家庭很富有。

记住这一切后，我向这个土匪示意我想离开，并将另一包香烟送给他。那时的他没有半点儿扣押我的意思，于是我赶紧顺着那条险峻的石梯走下山崖，与蓝法神父碰面。当时，蓝法神父静静地坐在石头上，看护着那两个醉醺醺的护兵。在把所见所闻告知蓝法神父后，我唤醒那两个护兵，随蓝法神父一同赶忙朝拘留地的方向走去。回到拘留地后，我没向任何人提起在悬崖上耳闻目睹的一切，不过写了一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悬崖上所见的情景，并托蓝法神父出去之后将文章寄送给上海的报社。文章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普遍关注，举国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后来，随着“蓝钢皮”事件的有效解决，被困儿童得以重获人身自由。这些被释放的儿童起初被安顿在峄县，由耶戈牧师的教会临时看管。之后，耶戈牧师将这些儿童交给地方当局。为了找寻这些儿童的父母，地方当局可谓是想方设法，费尽了周折，然而还是打听不到有些儿童的父母的下落。由此推测，这些儿童可能不是土匪就近劫持的，而是从遥远的地方，跨省劫持也是极有可能的。出于无奈，地方政府将这些无人认领、流离失所的儿童寄养在孤儿院。后来，从别人那里我得知，有些男孩之所以被土匪收为养子，长大后追随土匪，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交不起赎金。

多年以来，中国北方多个省份都奉行无政府主义政策，军事、政治处于荒芜混乱的状态。对这种规模较大的土匪劫持案件的发现与揭露，不仅沉重打击了北方诸省的无政府状态，还为结束督军统治，成立秩序井然的新政府奠定了基石。

在土匪窝中的这段时日，我们度日如年，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那时，火车站附近就潜伏着救援我们的人员，但是他们迟迟不肯动手，对此我们几乎忍无可忍了。当时，救援人员主要来自四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对于他们向一窝山东土匪示弱的行径，我们很是纳闷。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清楚地知道：不可以轻举妄动。同中国政府官员一样，我们的朋友也认为倘若把土匪逼得太紧，容易把矛盾激化，情势对我们反而更不利，所以他们迟迟不肯展开营救行动。对于政府当局和朋友的这种苦衷，我们甚是明白。

几天之后，受人之托，又有一批货品被运送到土匪窝。在这批货品中，我发现了一个署名我的包裹，里面装着葡萄干，葡萄干盒子中间夹杂着一张写着文字的纸条，纸条相当薄。从纸条痕迹看来，它显然是经过精心折叠的。打开纸条后，我得知它是一位美国军官写的，目前他作为美国使节入驻北京。为了获知劫车绑架案件的详情，并使我们早日脱离匪窝，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他来到胶州湾。纸条上写着：目前，由于土匪的要求有点儿过头，地方政府与土匪的谈判被迫中断，被劫人员只能耐心等待。从他那里，我们获知土匪不但坚决要求由他们接替政府统治的地方，而且还一再强调山东省内的铁路由他们经营。

那时，被劫旅客由于迟迟得不到营救，不满与气愤情绪愈发高涨。于是，这位美国军官对我提出一项要求，要我就先前提及的冒险救援计划与别的被劫旅客再度商讨。从他那里我获知了计划的详细过程，据他说，当时负责救援我们的人员驻扎在一所煤矿上，他们将暗中派遣一支分遣队抵达火车站附近。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这支分遣队有50人左右。为了消除土匪的疑心，他们身穿便装从北京和天津相继赶到山东省。不过，在这支分遣队抵达之前，我们将会得到一批枪支弹药，它们将被装到葡萄干的盒子中，由给我们运输食物的苦力送来。为了统一行动，我们将会提前约定一个日期，以上行动都要在约定的日期前完成。在山顶的寺庙后面，有一个山洞。当以上的一切都办妥之后，被劫旅客需要躲到这个山洞里待援，同时必须积极抵御土匪的进攻，以为山区里的救援队伍攻克40英里路的土匪防区并营救我们争取时间。

当天晚上，待监管我们的护兵走了之后，我聚集全部被劫旅客，并将冒险救援计划说给他们听。随我之后，艾伦、平格也赞同了这项计划，他们都是美国军官，少校军衔。起初这个计划的拥护者并不多，除我们三个人之外，仅有两位英国旅客和墨西哥人威瑞阿夫妇。计划遭到了多数被劫旅客的反对，尤其是意大利律师墨索，他的反对声异常强烈。其他被劫旅客不赞成这个计划，多数是心存顾忌。在他们看来，如果土匪予以还击，双方兵戎相见，美国救兵极有可能突不破漫长的土匪区防线，等待他们的或许是悲惨的下场。

当我将冒险救援计划讲完后，被劫旅客脸上流露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对之我久久不能忘怀。在“蓝钢皮”事件发生后，我们这些旅客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彼此间建立了一些友谊。然而，由于种族、宗教和国籍的因素，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此前的友谊顷刻间化为乌有。那天晚上，我们被劫旅客群集抱犊崮旁边的一座寺庙里，在星星点点的烛光中，商量着这个计划，不一会儿气氛就紧张起来。不过，出乎意料的是，那些中国学生译员甚是认可我们的计划，而且表示不管发生何事，他们和我们将永远站到同一条战线上。“蓝钢皮”事件发生后，这些中国学生译员和我们风风雨雨一路走来。之后，就旅客对冒险救援计划的反响，我一一做了记录，并秘密写了一封报告，托人悄悄捎给负责救援我们的机构。自此之后，有关冒险救援计划的事情再也没人提及。

不过，在那天晚上的商议中，有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这项提议居然使我们脱离了苦海。当晚，有位旅客说：“我们为何不邀请土匪首领过来，当面请教他绑架我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此提议一经说出，就得到了大伙儿的应允。次日一大早，我们便按照这个意见行动起来。在大家的积极配合下，一个委员会诞生了。接着，委员们前去拜访土匪头目们，并向他们说明来意，约定晚上一起在拘留地的寺庙进行协商。土匪头目们果然守约，晚上六人前来寺庙商讨，不过土匪最高首领孙美瑶没亲自赴约，只派一个代表过来。在这之前，被劫旅客召开了一个预备会议，会上产生了此次谈判的代表人，我被推选为代表人的秘书，为此我得到了一本记事簿。据我猜测，这个记事簿起初是某位旅客的通讯录；不幸的是，在劫持案发生后，在火车上，一名土匪将其抢走了。我在记事簿上记录会议内容之时，顿觉身价倍增，连那些土匪头目们都对我另眼相看。

那晚，每位土匪头目身边都有一位护兵相随。在居住的地方，我们储备着一些茶叶。当土匪随我们来到住宿的地方时，我们给他们每人沏了一杯茶。之后，我们与土匪头目们交流起来。我们向他们表示，对于他们目前所处的境地，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相信我们，我们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么一来，我们也可以早日回家。后来，我们对土匪头目们说：“然而，倘若我们并不清楚你们的具体条件，那么如何帮你们是好啊？”话音刚落，土匪头目们脸上就露出了严肃的神情，这种神情与我们这些满脸络腮胡子的被劫旅客的神情有的一拼。当时，暗淡的烛光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着，它与现场人员脸上严肃的神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奇异的景象，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那时，我向其中的一位土匪头目说：“你们的具体条件究竟是什么？”同时将这句话记录在记事簿上。一番犹豫过后，那位土匪头目打开了话匣子。在译员的帮助下，我将翻译过来的话语逐一做了记录。如此，我挨个问土匪头目一样的问题，直至记事簿上没有多余空地。在我看来，记事簿上的内容很有历史价值，因为它承载了当时中国北方诸省政治长期混乱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山东的政治形势。因而，很多年以来，我一直将其留存。我一边听最后一位土匪头目的叙说，一边把他的提议记录下来。他的最后一项提议是为了商讨被绑旅客的获释条件问题，土匪和我们要各派一名代表前去火车站，进行商谈。当时，这个火车站除了救援我们的人员外，还有山东省政府官员。对于最后一位土匪头目的最后一项提议，在场的土匪头目们无一反对，并且表示次日早上，他们的一位代表将带两匹马前来庙里，与我们的代表会合后，一起赶赴火车站。

双方的商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凌晨12点左右才结束。商谈结束后，大伙儿长长叹了一口气，顿感轻松了许多。由于当时我们已被土匪监禁28天，大伙儿都认为，此次谈判将会带来好消息，我们一定可以脱离匪窝，重获自由。之后，被劫旅客毫无例外地都要求我作为代表，与土匪代表一道前去火车站进行谈判。那时，盛情难却，我也不想辜负旅客们的期望，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如此一来，我整夜清醒着。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便起来了。在我看来，跟我一样，同伴们大抵也整夜清醒着。土匪代表携着马匹与我寺庙会合后前去火车站的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拘留地的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前往庙院观看，焦急等待着土匪代表和马匹的到来。当土匪代表来到庙院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两匹山东骡子，我甚是失望。因为与我之前所骑过的山东驴相比，山东骡子的背更尖更硬，尖硬程度跟剃须刀有的一比了。

按照惯例，在我们启程前，土匪举行了占卜仪式。之后，在土匪最高首领的号令下，被劫旅客排成了一排，与此同时追随他的部下也站成一列，从庙门一直蔓延到广场口。当时，我们在广场口围观。后来，土匪最高首领朝我的方向走来。走到我面前时，他递给我一封用中文书写的信封。那时，庞班是山东省的最高代表，信封署名的收件人就是他。接着，土匪最高首领拔出腰间的驳壳枪，朝被劫外国旅客走去。他走到外国旅客附近时，将枪口逐一对准每位旅客的胸部，言外之意是：倘若由于我的因素导致交涉未果或者他们被出卖，最终土匪代表被扣押，那么一个或全部被劫旅客将为之付出代价。与这位土匪代表一起，我骑着骡子开始了漫漫征程，全程40英里。启程之际，这位土匪代表拍手鼓掌，欢呼雀跃，顿时打破了先前沉闷而紧张的气氛。在场的人员也和着他的掌声，在这片掌声中，双方代表骑着骡子向山下飞奔而去。

一个村落坐落在山脚下，我们途经这个村落时，村落里的人不分性别，不分长幼，全然站在街上，貌似迎接我们一样。看见我们时，他们中顿时爆发出一片欢呼雀跃之声。就在我们刚到村落外围时，身后忽而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回头望时，只见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骑着一匹小马朝着我们的方向飞奔而来。这个小伙子身穿漂亮的服装，大抵15岁左右的光景。到达我们跟前时，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来意，即愿意随我们一同前往火车站。这位土匪代表微笑示意，答应了他的请求。之后，三人一起踏上了维系我们命运的征途。

我们赶了一天的路，除了途经一个小村落稍作歇息之外，我们一直没有停下来。在这个小村落喝杯茶之后，我们继续赶路，终于跨出土匪区的最后一道防线，进入三不管地带。途经土匪区的最后一道防线时，我们与土匪区的最后一位哨兵打了声招呼。这个三不管地带宽1英里左右，位于土匪和政府军前哨岗之间。在这个地段里，谁也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庆幸的是，在抵达政府军的前哨岗之前，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坏事。查看了信件后，政府军对我们予以放行。那时天色已晚，而我们要想到达目的地，还需行走相当长的一段路。于是我们继续奔走，直至接近目的地时，我才突然察觉到这两位土匪总是跟在我身后，因而我强烈要求他们二人在前面带路。这时，我们已接近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四周环绕着一堵墙，煤矿的矿场便坐落在这儿。除了一个院落外，这堵墙里还有一个火车站和一个调车场。这堵墙是由石块修葺而成的，那些石块既厚又大。碉堡每间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每个碉堡都由一名哨兵看守，每名哨兵都配有一挺机关枪。两座碉堡坐落在大门楼的两侧，大门楼经过钢皮包装。如此戒备森严的防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山东乡村颇不安宁。

当时，我们朝着这个院落的大门楼走去，一个哨兵的吆喝声忽而传来。与此同时，一个探照灯照亮了我们即将前行的路。此时，我们距那个大门楼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不过，我很镇静，经过细心观察，我察觉到这个探照灯的光束是从一个碉堡内发出来的。与我相比，那两个土匪很是慌张，他们见势掉头就跑，赶着驴马横穿大路，朝着一边的郊野狂奔而去。此时，我突然想到土匪窝中同伙的难堪处境，心中暗自嘀咕着：倘若因此失去两位土匪代表，等待我和同伴的将是悲惨的结局。想到这里，我忙赶着山东骡子，朝土匪逃窜的方向冲去。由于一时气愤，我嘴里叽里咕噜骂着脏话，这些话是清一色的中国话，不过数量相当有限。那时，碉堡里的探照灯一直照着他们。借着探照灯的一线光明，我边骂边追。追上他们之后，我向他们提议随我一同回大门楼。后来，当我和这两位土匪进入院落，钢皮大门关上之际，我才如释重负，大大地舒了一口气。那时的我虽然累得差点儿从骡背上掉下来，但是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我成功地将我们被释放的法宝带到了目的地，争取到他们就是攻克了我们被释放的最大障碍。

在一位士兵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一列火车车厢里。在那里，除美国领事戴维斯外，我还看到来自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事们和军事代表们。在这列火车车厢里，他们不但暂且设置了各自的办公室，还安排了临时寝室。由于我们的到来，他们之间产生了一场纷争。他们对与我同行的这两位土匪代表心存疑虑。起初，对于我的到来，安德臣和克罗表示了欢迎。随后，班纳特跑来迎接我的到来，他是我的好朋友，曾经与我一起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当时我们还是同班同学。班纳特原本是打算从上海前往马尼拉，去《马尼拉新闻报》报社工作的。可是，班纳特抵达上海之际，恰巧发生了“蓝钢皮”事件，因而他更改了原先的计划。之后，班纳特给报社负责人泰勒发送了一封电报，表示他想待在上海处理“蓝钢皮”事件，得到了批准，于是他暂时代我管理《密勒氏评论报》的相关事宜。

后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随即进犯马尼拉。当时，马尼拉设有西班牙皇城监狱，那时的班纳特不配合日本人的行动，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长达3年。当时，我非常想用同样的方法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却爱莫能助。

对于我们的突然降临，英美的两位领事压根儿摸不着头脑，于是我向他们表明了我们的来意，并把这两位同行的土匪介绍给他们认识。当时，庞班是山东省省长代表，为了尽东道主之礼，我决心将这两位同行的土匪客人介绍给他认识。庞班在另一节车厢里办公。在美国领事戴维斯的带领下，我和两位土匪同伴来到了庞班的办事处。在那里，当双方彼此正式自我介绍之后，庞班代表山东省省长正式地会见了这两位土匪同伴，并与他们展开了长篇大论。由于言语不通，我听了一会儿就坐不住了，于是偷偷溜出庞班办事处。之后，我与我的朋友一起欢聚在车厢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享用了晚餐。对我来说，这顿饭丰盛得很，30多天以来我都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饭菜了。我们边吃边谈，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貌似有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不经意间，时间已经是半夜12点多了。于是，在朋友们的带领下，我来到了煤矿经理的家，在那里我洗了一个澡，这可是我30多天以来首次洗澡。当时，我的家安顿在上海，班纳特特地从我家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带给我。洗完澡后，我换上班纳特给我带来的衣服，做好了上床就寝的准备。

在朋友们的带领下，我来到卧车车厢里，这是他们为我准备的临时就寝处。出乎意料的是，在那里我见到了那个年轻土匪，他是土匪头子的儿子。我见到他时，只见他肚子鼓鼓的，好像快要爆炸的气球。后来我才得知当晚为他准备的晚饭格外丰盛，加之他贪吃，许许多多的糕饼和糖果都进入了他的肚里。自然，他的肚子胀胀的也不足为怪了。

次日一大早，一个会议在此召开。出席会议的人除我之外，还有美国领事戴维斯、庞班和安德臣。庞班表示他不论何时都很乐意会见土匪头子，并与其就相关事宜进行沟通。会议上，庞班提议说，政府与土匪头目们的谈判会议适宜在一个村庄里举行，这个村庄需要位于彼此防守战线的中间地段。同时，他指出彼此派出的代表和守卫不应当有人数的差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与安德臣接受他的邀请，作为特约嘉宾前去赴会。庞班希望我们做好政府和土匪谈判结果的见证人。待到建议信写完之后，庞德将它小心谨慎地折叠，并塞入信封，送给土匪代表和我各一份。不过，土匪的是信件正本，我的是信件副本。

那天晚上洗澡时，我将我在土匪窝中穿的衣服脱在煤矿经理家中，没有随身带上。会议结束后，我原本打算取回并换上那套衣服之后，随这两位土匪代表一同回抱犊崮。然而事情却超出我的预料，我发觉班纳特计划与我同行。原本我单单认为他只是与我一起前往土匪窝，令我惊异的是，事情并非像我先前料想的那样。班纳特竟然一再请求我做出让步，让他取代我前去土匪窝，希望我可以满足他的心意。他还跟我提及：经过与我家人的沟通，我的家人一致赞成他代替我潜入土匪窝。最后，我与班纳特交流起来，我苦口婆心地劝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班纳特屈服。我对他说，我知道家人为我前往匪窝的事情操碎了心，不过你可以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一下，倘若我不返回匪窝，那么土匪头子就会以为我耍滑头，不信守承诺，如此一来，那些土匪窝的被劫外国旅客将会处于何种危险的境地呢？在我的耐心劝说和再三开导之下，班纳特终于打消了原先的念头，不过，他对我说，他不相信我可以再次活着从土匪窝中走出来。说话的同时，他的眼泪不断地往下流。当时，我与这两位土匪同伴骑上骡子后，朝着大门楼门口走去。泪眼模糊的班纳特一直目送我们，直至我们消失在大山深处。出行时，为了及时补充体力，我们随身携带了一些三明治。在政府区到土匪区的漫长征程中，除了有时在一个小村庄稍作歇息，或喝口茶，或吃自带的三明治外，我们一直都在赶路。穿越三不管地带后，我们便抵达土匪防区。在此之后，那个年幼的土匪同伴与我并驾齐驱。走着走着，他忽而面带微笑地撩起上衣专门让我看，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把大型手枪，它装在皮套中，皮套藏在他的内衣里。目睹这一切后，我非常吃惊，也十分好奇，自始至终搞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据我推断，有几种可能性，要么他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这支枪，以便我变卦时将我杀死，要么藏在山东省政府军中的他父亲的好友邀他把这支枪转交给他父亲，以作礼物。对于这个谜团我破解了很久，但终究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临近半夜12点的时候，我们抵达抱犊崮的土匪防区。我们继续前行，不久以后终于同我的患难同伴们在土匪窝重逢。我向他们叙说了发生的一切。听完我的报道后，同伴们一阵欢呼雀跃，因为他们有了盼头，确信可以早日脱离苦海，重获自由啦。次日，土匪头目们前来我们的拘留地道贺，对我们此行的战果表示满意。土匪头目们说，他们接受庞班提出的双方开会商谈的建议，并向我表示，一旦一切准备妥当，我需要再次前往枣庄，将他们对庞班提议的意见传达给政府当局。听罢，我顿时傻了眼，摸着由于旅途奔波而被尖硬的骡背弄疼的屁股，心中暗自嘀咕着：天呀，还没喘口气呢，又得出发了，从这里到枣庄车站40英里的征程，让我怎么能忍受得了，我该怎么度过这段漫长的征途呢？庆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来得快。几天过后，土匪头目们才要我再度前往枣庄，向山东方面传达他们的意思。

此次，与我前去枣庄的依旧只有一位土匪代表。在前去枣庄的路上，我们没遇到任何障碍，最终平安而顺利地抵达目的地。不过，我在返回拘留地路上所耳闻目睹的一切，深深刻在我脑海里，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在这次返程中，安德臣一路陪伴着我，他是作为双方调解员前去匪窝的。此次出行，山东省政府方面派出了好几辆马车，马车由五六匹骡马拉着，马车上装了大量的东西，很是沉重。从外表看来，这些东西与中国部队的装备很是相像。起初，我并不知道马车上的这些酷似中国部队装备的东西是数千套中国部队的军装，而且它们是为土匪们准备的，直至后来随行的人告诉我。他们还告诉我说，除了数千套军装外，马车上还有大量的银元，这些钱是用来发给土匪头目们的。目前，这些土匪已经被山东省政府收编，成为山东省政府军的一部分。先前，在拘留地的寺庙里，我们被劫旅客的代表与土匪头目们曾就有关条件进行谈判，以上要求都是与会土匪提出并全盘通过的，我的记事簿上有关于这些要求的详细记录。当时，为了使我们这些外国旅客脱离匪窝，中国北京政府和列强们向山东省省长施压。在内外双重压迫下，山东省省长最终屈服，无奈之下接受了许多要求。不过，对于要求的确切数目，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直至土匪和政府代表们的双边会议结束，大伙儿才清楚土匪们究竟提出了什么要求，以及他们的要求意义何在。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是一次充满戏剧性的会议。双方代表会谈时，那些被劫外国旅客就在山上的寺庙里焦急地等待着。当时，双方代表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倘若双方代表的谈判失败，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灾难。从双方代表举行会谈的小村庄望去，远远地看见被劫外国旅客所在的这个寺庙。当时，在正式会议之外，土匪头目们常常到双方代表会谈的小楼后面，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因而，这使我和安德臣平添了几份烦忧。每逢土匪头目们走出会议室，我们就迫切地想清楚他们是否会重返会议室；当他们再次走进会议室时，我和安德臣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会议上，这些土匪头目们纷纷向政府代表们提出赐予他们大量银元的要求，更有甚者将“袁大头”的数量提高到100万个。土匪们曾响应山东省政府的号召，随山东省政府部队服兵役。因而，在土匪们看来，他们向政府索要的银元不是赎金，而是政府理应补发给他们的军饷。与会土匪头目们还表示，山东政府当局需要给所有的土匪准备一套崭新的军装，并批准他们加入正规部队。除此之外，土匪代表们还提及为他们准备几万担的大米和面粉。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上，土匪代表们竟然提及划出一块匪区并使之成为独立区域的要求。这块匪区位于山东、安徽和江苏三省交界处，面积达几百平方英里。土匪们的这一要求同时得到列强们的支持。综合多种因素看来，这个要求不仅颇具政治意味，或许还隐藏着列强们的阴谋。那时，徐州府是东西南北铁路交通的大动脉，紧扼中国纵横铁路线的咽喉。匪区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不仅囊括了徐州府，还位于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通枢纽处。陇海铁路呈东西向横穿中国内陆，津浦铁路则呈南北向绵延在中国疆域上。据土匪头目们推测，改编后他们的部队或许抵得上一个师。土匪代表们要求土匪部队经改编后，驻守这个匪区。此外，与会土匪还提出土匪在匪区享有特权，包括征税权、开采煤矿和其他矿藏的权利及修路权。耐心听完土匪代表们的要求之后，我寻思：深居山中的土匪并没有远见卓识，这诸多要求显然不是他们提出的，一定是别有用心者们精心策划并暗中怂恿土匪们的。

这些要求的提出，饱含着诸多动机。从显性动机来说，符合土匪们自保求全的要求；从隐性动机来说，没人能确切地说出答案，至今这个谜团仍然没有被解开。不过，许多人做了大胆的猜测，有人说日本人对于华盛顿会议上被逼交还山东的事件怀恨在心，于是伺机报复；也有人说为了损毁北京政府的声誉，那些反政府人士从中作梗，怂恿土匪们与政府对着干。劫持案处理完数月之后，我与舒尔曼大使会面后便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说，解决劫持案始末的黑幕，他自始至终也没弄明白。在劫持案中，被劫旅客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劫持案发展到最后，北京政府一改冷淡的态度，居然乐意补偿这些损失，并且答应以每日应得钱数予以补偿。对此，舒尔曼甚是吃惊。

倘若这个劫车案件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中国，外国列强可能以之为借口，在中国境内竞相成立所属区。23年前，德国借口三名传教士在山东被害，抢占了山东沿海的青岛；俄国夺取了位于渤海湾的旅顺和大连；威海卫海港位于山东半岛北部，在那里，英国创设了一个军事训练区域。不过，德俄两国没有把各自控制的区域经营太久。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为了平衡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除德俄之外的与太平洋利益有关的列强之间，以及他们与中国之间，又达成了新的约定。会议上，他们和日本不但表示愿意舍弃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还赞同把租界地归还中国。与此同时，他们签署了协议，表明不干预中国内政。华盛顿会议后，这些协议正式生效。在这次劫车案的背后，列强也相约互不干预中国内政，这与华盛顿会议上的做法如出一辙。土匪们不谙政治，不可能想出类似外国租界地的点子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时，恰逢各列强签订了九国公约。因而，出于刺探各列强对九国公约的忠诚度，某个列强也极有可能从中横插一杆，怂恿土匪提出独立匪区的要求。

由于这些荒唐的条款，会议上，双方的代表争得不可开交，会谈一度陷入僵局。当双方都站在炎黄子孙的立场上时，彼此都做了让步，这些荒唐的条款也得以被废除，随之大会秩序井然，会谈照常进行。经会议商定，土匪们答应放走被劫外国旅客的条件归结为两项：第一，政府是否乐意整编土匪为正规军？第二，倘若政府同意收编土匪为正规军，那么政府是否乐意给这支部队的官兵提前发6个月的薪水，使他们能够挨过这些岁月。北京政府受到诸列强的威胁，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土匪们的要求。不过，北京政府提出土匪们应当缩减即将入编正规军的土匪人数，同时降低薪水的标准。为此，双方展开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激烈程度不言自明。然而，北京政府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外透露薪水的数目和改编的土匪数量。几经周折之后，会议接近了尾声。紧随土匪最高首领孙美瑶，其他土匪头目也先后在彼此的协议书上签字。在签字之前，孙美瑶还举起右手，发誓誓死效忠政府。接着，政府代表们相继在彼此的协议书上签名，并盖了一个大大的章。最后为了确保双方信守承诺，政府代表把双方协议书递到我和安德臣跟前，邀请我们两个见证人签名。

自此6个月之后，我忽然接到安德臣的来电，电话里他愤愤不平地说，他刚收到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消息说山东省省长不信守承诺，公然违背双方协议书，无缘无故地缴了孙美瑶的武器，并将他部下600多人用乱枪射死。为了除去罪魁祸首，竟然射死了孙美瑶。事情发生后，多半的外国人纷纷表示支持省长的做法。安德臣作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深谙中国的政治格局。谁也不能保证外国人以后不会遭遇绑架事件，或是来自土匪的，或是来自叛军的。在安德臣看来，山东省省长的举措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后被绑的外国人极有遭殃的可能。安德臣的预想在之后的事件中果然应验了。事情是这样的：后来土匪绑架了外国传教士，并要求有关人士拿钱来赎。由于赎金没有及时送达，土匪就将传教士全部杀死了。赎金之所以没有及时送达，主要是由于传教士担心土匪欲壑难填，尝到一点儿甜头后，继续绑架传教士。诚然，传教士成了山东省省长此举的直接受害者。

对于政府和土匪代表们在山脚的村落会谈的事件，抱犊崮寺庙里的被劫外国旅客尽人皆知，当时对会谈的结果翘首以待。可是，他们苦苦等了一天，却没有一点儿音信，不禁大失所望。就在这时，一个信使带着一个卡片过来，照着纸片宣读：释放所有外国旅客。于是，寺庙里一片欢呼雀跃声，大伙都感叹道：“哦，真是太好了，感谢上帝如此厚待我们。”然而，好事来得并没有那么快。因为土匪们一再坚持为每位被劫的外国旅客配备一把坐轿，我那些患难的同伴一时还离不开匪窝。土匪们之所以准备坐轿，是因为显摆他们的东道主之礼，使这些所谓的客人可以体面地走下山去。如此一折腾，我们离开匪窝时，夜幕已经低垂。那时负责救援我们的大队人马在枣庄煤矿，我们抵达那里时早已过了半夜12点。那天夜里，我们睡得很香。次日，一觉醒来后，我们察觉到所搭乘的火车在行进中。这趟列车直达上海，是中国政府特意为我们配备的。第三天，我们顺利抵达了上海，在上海北站下了火车。当时，上海的外国人无一例外全都沿着大街向上海北站涌来。先前，这些外国人一度要求严惩劫持我们的土匪们。

20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随即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并在当地俘获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并将他们囚禁在一个监狱的同一个牢房里。这个监狱就是臭名昭著的提篮桥监狱，而这两个人在“蓝钢皮”事件中曾被山东土匪劫持。彼此认出对方后，他们一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来紧紧相握，一边齐声喊道：“与日本侵略者相比，我们更喜欢中国土匪！”这个美国人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