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的局势

20年代前期，华南局势几经变化。一直以来，我对它饶有兴致，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它。由于南方诸省军官的叛乱，这里一度混乱不堪，矛盾重重。直至孙中山先生出现，这里的局势才得到控制，矛盾才得以化解。1921年4月27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经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会议员选举，孙中山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这个总统拥有合法性。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布正式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职。

广东新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它是广东新政府与苏俄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外交活动。追溯历史，1919年，中国和苏俄在北京举行了双边会谈，显然这个时候双方已经有过外交活动。会谈中，苏俄政府向中国政府表明对中国治外法权的立场。苏俄政府表示将始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坚决维护中方主权完整，放弃对中国的治外法权，尤其是对东北一带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不过，对于中国北京政府而来说，苏俄的慷慨陈词有点儿出乎意料，北京政府心中满是疑惑。会谈中，苏俄还邀请北京政府前去莫斯科进行谈判。北京政府心中暗自嘀咕着：倘若应邀前去会谈，那么就表示中国认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犹豫再三之后，北京政府迟迟没给苏俄以答复。

1922年，越飞和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举行了会谈。当时，越飞是作为苏俄代表出席会议的，由莫斯科派出。会议结束之后，我在上海汇中饭店会见陈友仁，就此次会议的内容亲自采访了他。他是华人，在特立尼达出生，那时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兼新闻发言人。从陈友仁那里我得知越飞与孙中山先生在会上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建立互利友好关系，互帮互助。为了表示支援广东政府的诚意，苏俄政府除向广东政府提供贷款外，还派遣代表到广东，充当中国顾问。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则表明将送一批留学生到莫斯科，学习布尔什维克思想，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教育。

当时，英美石油公司众多，包括美孚石油公司、光裕机器油行、德士古火油公司、亚细亚火油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隶属于英国。这些英美石油公司一度垄断了中国的石油。为了使中国早日脱离众多英美石油公司的魔爪，中俄条约竟然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即苏俄愿意援助中国，使其重新获得对石油的经营权。那时，中国从苏俄进口石油。为了储藏这些石油，中国人新修了许多储油库。这些储油库的规模较大，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别的一些地方。起初，对于苏俄向中国出口石油的内幕，中国政府并不清楚。不过，后来的种种迹象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由于苏俄与英美在欧洲和近东的石油利益产生了冲突，当时三方正在进行协商，显然苏俄向中方出口石油可谓居心叵测，旨在向英美施加压力。后来，经过协商，苏俄与美孚石油公司形成了一致意见。对多方商议的结果，苏俄心满意足，当即暂停了援助中国的计划。事情发展到后来，苏俄终止了援助中国的计划，不但将其在亚洲的石油工人调回苏俄，而且将上海黄浦江沿岸的大型储油库拱手送给了外国石油公司。需要说明的是，上海黄浦江沿岸的这个大型储油库是中国人在苏俄的帮助下完成的。

1922年，孙中山先生和越飞的会谈，标志着中俄正式建交。1923年，北京政府完全认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苏在北京举行双边会谈，王正廷和顾维钧代表中方出席会议，他们都是杰出的中国外交家；加拉罕代表苏方出席会议，他是亚美尼亚人。1923年，双方正式进行会谈，最后就有关条款拟定了一份草案，王正廷在草案上签字。草案签订后，中国境内怨声载道，充满了反对的声音。迫于舆论的压力，王正廷不得不毁约，更不幸的是他还被免职。1924年3月，中苏双方再次达成一致意见，并在条约上签字，顾维钧代表中方签署了条约，标志着北京政府正式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当时，顾维钧是北京政府的总理代理人。

就内容而言，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的条约和苏俄与广东政府签订的条约迥然不同。苏俄不得在中国境内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出现在与北京政府的签约里，而在与广东政府的条约里则传达着这样的意思：苏俄要积极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使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这个方针不得改变。

苏俄给广东政府派遣了许多顾问，这些顾问全是激进派。与其他顾问相比，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尤为出众。1922年，在与孙中山先生的双方会谈结束后，越飞便离开了中国，辗转莫斯科。当时，托洛茨基在全球范围内大肆鼓吹革命。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托洛茨基是莫斯科事件的主要煽动者，莫斯科当局企图拿中国做最初的试验品，而且认为中国是可供他们试验的再肥沃不过的土壤了。当时，中国还汇集着一帮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或宣扬左派，或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影响了中国的局势。与俄国人相比，这些英美人的影响或许更大，然而这却是人们所不知道的。

当时，俄国人和中国人通过英语进行沟通，且英语是俄中两国沟通的唯一语言。那时，仅仅鲍罗廷和加拉罕这两位俄国人懂英语，并能用英语进行沟通。值得一提的是，鲍罗廷虽然是俄国人，但终其一生，长期居住在美国，他是美国公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鲍罗廷与一位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儿子。这两个孩子在芝加哥出生，长大后就读于上海的美国人学校，入学时以格罗森博格为姓氏。鲍罗廷少年时，父母便带他移居美国。在瓦尔帕莱索大学毕业后，鲍罗廷应聘到一所芝加哥的俄语语言学校，在这所学校教授俄语，一教就是几年。1917年俄国爆发了革命，鲍罗廷随即辗转回到俄国，在当地结识了托洛茨基。应托洛茨基之邀，鲍罗廷以苏俄政治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自广州政府成立之初，鲍罗廷就开始影响中国。与其他外国人相比，鲍罗廷的影响更大。除了孙中山先生之外，他还频繁地会见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并与之面谈。此外，鲍罗廷还担任中国学生宣传运动的指导者，影响了一批批中国学生。在这些中国学生中，有的人曾经在莫斯科受到卡尔·兰德克的培训，有的人在中国聆听过教师的教导。这些教师一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曾经也在俄国接受过培训，之后便返回了中国。当时，倘若没有孙中山的领导，新的革命政府就面临着混乱不堪的局面。由此看来，孙中山不愧是新的革命政府的中流砥柱。那时，汪精卫和胡汉民是新的革命政府的唯一障碍。这两人总是大造舆论，谴责新生的政权，并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不过，由于孙中山和蒋介石将军技高一筹，他们的阴谋总是没能得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位风云人物。当时，他的活动不仅影响了未来中国的局势，还影响了未来亚洲的形势。他出生于浙江奉化的一个小村落，这个村落位于中国沿海地带，与上海西南部相隔150英里左右。上海可是繁荣的大都市。蒋介石的父亲名叫蒋肃庵，是这个村落的一个小商贩，靠卖酒维持生计。蒋介石八岁光景时，父亲与世长辞，母亲凭勤劳节俭维持着这个家。母亲费劲千辛万苦，给蒋介石凑齐了学费，将他送进了一所军校。这所军校坐落在北京附近的保定市，与他同时入学的还有一些浙江少年，人数大概是40个。蒋介石在这所军校主修陆军，由于表现出色，1907年清政府将其送往日本，在日本东京振武学堂进修。这所学校对日本学生实行优惠政策，他们因而享有很多方便。从享有的便利条件来看，与这些日本学生相比，蒋介石处于劣势。然而，蒋介石不甘人后，发奋学习。除军事学外，蒋介石的日语、日本历史和日本事务方面的成绩也很突出。那时，孙中山先生因政治事件流落到日本。蒋介石的学业成绩突出，自然意义重大。然而与他的学业成绩相比，蒋介石与孙中山先生的切磋似乎更具战略性的意义。蒋介石到东京进行军事学习时，日本正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许多新思想萌发。那时蒋介石处于风华正茂的阶段，仅仅18岁，因而他不但易于借鉴日本的新思想，而且也能理解现时的中国急需革命的思想。俄国曾对日本屈服，唯日本马首是瞻。现如今，日俄及其他列强凌驾于中国之上。对此，蒋介石铭记于心。

在日本留学四年后，蒋介石返回中国。当时，恰逢1911年的辛亥革命，他于是积极参加中国革命。当时，为攻克上海，革命党人与清军在上海展开了激战，蒋介石随即拉了一批人手，支援革命党人的斗争。那时，革命党人陈其美掌控长江下游一带，他带领这批人手援助了陈其美。除陈其美外，蒋介石还用这批人手支援了孙中山。1913年，正值孙中山和袁世凯对决，蒋介石再次站在孙中山的一边，与袁世凯对抗。遗憾的是，孙中山在此对决中失败了，蒋介石也随即弃武从商，转而成为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掮客。庆幸的是，蒋介石在买卖股票中获利颇丰。那时孙中山依旧在广东领导革命战争，战争进行得甚是艰苦。当时，蒋介石将股票利润的一部分拿出来，献给孙中山正在领导的革命事业。在苏俄的帮助下，1923年，孙中山成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应邀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这时，国民革命军正处于筹备阶段，黄埔军校旨在为即将成立的国民革命军培养预备人才。

广州商会组织极力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武装，于是发动了叛乱。蒋介石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指挥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压制叛乱，一举获得了成功，他大为振奋。当时，除广州外，广东省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多起军阀反对孙中山的斗争。这些斗争多半是陈炯明暗中策划的。蒋介石以广东政府军队司令的身份，积极参与这些反军阀的斗争。表面上，陈炯明是国民党员；事实上，他时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人士作对。一次，陈炯明发起针对孙中山的叛乱，广东领导人见战局对革命党人不利，仓皇撤退到香港。蒋介石当即召集支持广东政府的福州革命军行进广州，予以抵抗。1925年1月，陈炯明率领的军阀部队惨败，部下随他一起逃到与广州相隔几英里的梧州，只守不攻。

这些战役打下来，蒋介石一举成名，成为广东政府军队中出色的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众人都知道蒋介石擅长用兵打仗。在之后的两年中，南方诸省军阀针对新政府的叛乱频频发生，蒋介石先后平息了部分省份的叛乱，如广东、江西、湖南南部和贵州部分地方的军阀叛乱。

孙中山毕生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他从事革命事业长达40年之久，不愧为中国革命之父。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至死都没有看到统一而现代化的中国。孙中山的病情虽然到了无法救治的地步，但仍坚持在广州做政治演讲。在这之后不久，他被人接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由于处于肝癌晚期，治疗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离开了人世。后来，孙中山的尸体被运往碧云寺，它坐落于北京西山。之后，国民政府将首都移至南京，并在当地的紫金山专门为孙先生修建了坟墓。坟墓修好后，尸体被运往紫金山，并以国家名义在当地为孙中山举行了葬礼。在此之前，碧云寺专门有人守卫孙先生的遗体。

苏俄顾问、孙中山的直系亲属和国民党领导人，就葬礼仪式、安置孙先生遗体的棺材式样和坟墓的式样进行了讨论，三方产生了异议。苏俄的列宁墓位于红场，列宁遗体用水晶棺材保存，供人观看。因而，苏俄顾问一再表示孙中山先生遗体的保存方式应该参照列宁的。苏俄顾问还从莫斯科向北京运输了一副棺材，这副棺材由铜和水晶组成。经查验，这副棺材有一定的毛病，于是采用了一副从美国进口的铜棺材。葬礼在南京隆重举行，以中国传统的仪式为主，稍加改进。在此之前，为了迎接孙先生的灵柩，人们还专门新修了一条大道，将其命名为“中山路”。中山路很长，从长江边一直绵延至在紫金山新修的坟墓。为了给孙先生修建坟墓，可花了不少钱。孙中山是共和派的领袖，他的坟墓与中国古代的明朝帝陵毗邻，是中国建筑师精心设计的，从本质上来讲，它的设计理念与明朝帝陵完全相同。

孙中山一生不乏追随者。不过，早在1925年3月12日之前，他的追随者之间为了权力展开了剧烈的争夺。当时，孙先生还未离开人世。起初，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展开了权力之争。事情发展到后来，国民党右派与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之间展开了强烈的权力之争，三方斗争颇为繁杂，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中国民党左派比较激进，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孙中山临终前留下了一份遗嘱，遗嘱中并未明确提及中苏友好合作，但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据说，当孙先生躺在病床上行将逝世的时候，汪精卫写了这份遗嘱。不过，对这份遗嘱是否出自孙先生之手，有人表示质疑。有人认为这份遗嘱虽然是经孙中山署名，但并不排除汪精卫和鲍罗廷伪造的可能性。那时，鲍罗廷是俄国顾问。纵然存在许多诽谤声，但在国民党党员看来，与中国境内的法律相比，这份遗嘱的权威性更大。无论是举国上下的学生，还是政府各部门的同志，都要定期诵读这份遗嘱。学生通常在每天早上诵读，政府部门的人员则在每星期的例会上集体背诵。

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有机部分组成。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的实现必须借助国家和军队的力量。他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西方之所以处于至尊地位，除去良好的政治哲学思想外，还在于其高度的物质文明。在“民权主义”中，孙中山着重强调了民主政治的主张。他指出“民生主义”旨在通过组建全国范围性的工商企业，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