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的国共之争

1924年1月20日，国共两党代表人齐集广州，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隆重举行。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会同意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过，由于共产党人试图对国民党人施加压力，大会期间双方矛盾丛生。1926年初，国共两党矛盾白炽化，因而引发了第一次公开的激烈争执。

李宗仁、李济深、朱培德与何应钦四位年轻军官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在他们的组织下，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爆发了。自战争打响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一路北伐，在长江流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当时，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出任该校的校长，他一再避免国共之争。1924年，蒋介石访问了苏联，于是有人妄言他有倒向共产党的嫌疑。不过，蒋介石在俄国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并没有这种倾向。因为尽管苏联人一再费力讨好蒋介石，但他却毫不动声色，甚至显得有些冷漠。1926年3月24日，蒋介石迫于四位年轻军官的压力，被迫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表明他将与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

蒋介石为何不情愿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他出生于浙江省，那是一个既注重实业又相对保守的省份。在当地，他不仅结识了金融界人士，还结交了商界人士，并且与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情谊。这些人掌握着上海经济的大动脉；第二，张静江极力劝解他，乡里乡亲的，他不好推辞。在别人看来，张静江是个传奇人物。清朝末年，张静江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倒卖丝绸和古玩，由此发家致富。当时，张静江有很多中国古玩，那些辗转中国、途经法国的美国百万富翁尽数将其买下。张静江不但是位中国古董商，还是位革命事业的积极拥护者。当时，张静江献出了大量资金，支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虽然积极筹划并组织南京临时政府的会议，但是却谢绝担任一官半职。两年后，袁世凯暗中策划篡夺帝位，孙中山随之举起反袁大旗表示反抗，张静江再度支援孙先生的革命斗争。当时，袁世凯大权在握，对于张静江的举措深恶痛绝。因而，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下了通缉令，旨在逮捕张静江。除张静江之外，还有许许多多支持革命的同志遭到袁世凯的通缉。由于政治因素，张静江流亡巴黎，在当地他同时开设了两家店铺——古玩艺术品店和中餐馆，靠经营古玩艺术品店，收拢了大量资金。值得一提的是，中餐馆因经营豆制品而享有盛名。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张静江辗转上海，除股票外，还在当地做黄金交易，由此赚了一大笔钱。在上海，张静江结识了蒋介石，并给予其资金援助。1925年，张静江抵达广州后，有幸与国民政府的官员接触，最终国民政府给他留了一个席位。蒋介石率领北伐军一路向长江流域进发，张静江也随蒋将军出征。后来，国共两党彻底决裂时，张静江站在南京国民政府一边，并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张静江人至暮年时，由于身体出了点儿毛病，行走不便，只好靠轮椅勉强支撑，那时的他仍旧对中国共产党极其排斥，反对的声音一点儿也没有减弱。

孙中山去世后，为了争取孙先生之前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一度展开了争夺。胡汉民是国民党右派，是其政治领导人之一，极力排斥中国共产党。与胡汉民相反，汪精卫却是国民党左派，他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当时俄美两国为广东政府派遣了顾问，汪精卫同这些顾问一道，从广州向汉口进发。在蒋介石的带领下，1926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始发地是广东。当时，国民党内部潜伏着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分子积极宣传反帝思想。因而，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境内的传教士深受国民革命的影响。当时国民革命军在自南向北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了节节胜利。这样一来，除教会学校和教堂外，教士居住区的财物也全被抢光了。由于迫害，多半传教士流亡到上海。

在汉口、南京和上海，国民革命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顿时紧张起来。那时，国共两党因党派分歧和权力之争而产生的矛盾酝酿了很久，在此刻顷刻爆发出来。后来，起初站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的两党发生内讧，互相拼杀起来。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暗中派人抵达汉口、南京和上海，是因为他们企图赶在国军到达之前掌握这些城市的主动权。对于他认为的中共的这种做法，蒋介石严厉斥责。他还认为，除汉口外，中共还秘密向上海派人，旨在对这些城市的学生和工人团体进行控制。

在中国国民革命人士里，有些人对激进派和共产党深表怜悯，因而对于汉口中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它的远大理想计划着。在中共看来，为了实现它在中国境内组建共产主义政权这一远大理想，必须很好地控制国民革命。中共对汉口的控制，就是其实践计划的典型。不过，中共的计划并没有得逞，其中部分原因是其不仅谴责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抨击新军阀、当地金融界和地主。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根本原因，但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此前的社会一直以农业为主，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如果非要说有，那么“士”权且算作仅有的一个阶级吧。“士”接受了旧式教育的熏陶，但参加科举考试并入围的青年才有资格胜任。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有力指挥下，武汉三镇光复。显然，武汉三镇光复应该归功于蒋介石。然而，中国领导人中的左翼分子在外国顾问的协助下，发起一场旨在欢庆他们在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运动，此运动的形式酷似古罗马从搏斗比赛中取乐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两名北方将领被捉拿，这些左翼分子竟然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是苏联式的。在历史上，汉口享有中国的匹茨堡的美誉。在激进人士的影响下，汉口的工人相继罢工，并追随激进人士演讲、游行、示威，常常不分昼夜。这些工人来自矿山、制造厂和加工厂。当时学生联合工人组成了游行队伍，他们打着“将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积极支持世界革命运动”“联合全世界无产人士”等旗号，在街道上游行示威，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浩大。共产党人在湖南进行了长期的强有力的红色宣传，湖南人颇受红色思想的熏陶，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当时湖南的青年农民多半不辞辛苦地专门离开湖南，赶往武汉，挤入游行队伍之中。

由于工人罢工参加游行，武汉的工矿企业尽数停止营业。这些工矿企业五花八门，除隶属武汉的小企业外，还包括包装厂、机器制造厂、榨油厂、汉冶萍煤铁公司、大烟厂、船厂和帆船贸易。其中包装厂负责向外国市场运输武汉的货品；机器制造厂中囊括了机器棉纺织厂；榨油厂主要出产食品油；汉冶萍煤铁公司规模较大，经营权属于日本人；大烟厂由英美经营；船厂不仅生产供长江下游使用的入海大轮，还生产供长江上游使用的轮船，这种轮船虽然容量小，但是功率大，在急流险滩中行驶自如；帆船贸易的主要经营场所在华中大运河流域和湖泊地带，它的运营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为了欢庆革命的胜利，许许多多的工人罢工之后游行示威了好长一段时间，当这一切结束之时，他们忽而察觉到自己连吃饭的钱也没了。

那时，政府不仅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还投合激进分子。工人和学生们意识到这一点后，便求助于政府。这时，政府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真是得不偿失啊。为了减缓饥饿的情形，政府大肆印发纸币，以方便人们买米。结果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过多，引发了通货膨胀，食品价格猛涨。其中，大米的涨幅最高，几乎没有人有购买力。

当时，中国政府没能解决罢工群众的饥饿问题，同时担心群众将矛头直指自己。为了求全自保，政府当局将革命的洪波引向外国人。政府当局不断组建队伍，进行游行示威，由此队伍愈来愈壮大。这些队伍高举旨在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时常通过英租界。由于日租界有一排排的机关枪护卫，队伍没敢得罪日租界。英租界却守备空虚，除了一小支海军部队，仅有一些来自地方的志愿团体和警察。欧玛利是爱尔兰人，以英国外交大使助理的身份驻华。由于英租界边缘地带的示威队伍声势浩大，英租界当局无法控制，于是派欧玛利前往武汉。那时，欧玛利是以英国外交大使代表的身份前去武汉的，他担心英租界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于是要求英国人离开英租界，撤到一艘英国船只上，船停靠在附近水域的码头，在撤退过程中没有任何不测发生。与他的同胞相比，欧玛利是一位更为精明的政治人士，这可以从他的外交活动中看出来。当时，陈友仁担任中国的外交部长一职，属于比较激进的一派。鉴于当时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就英租界问题，欧玛利和陈友仁举行了双边会谈，最终两人达成了“陈欧协定”，协定里写着：英国届时将把上海的英租界归还中国。协定一经签订，立即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在伦敦，英国外交部发表官方声明，表示“陈欧协定”正好实践了英国一直以来期望把英租界归还中国的想法。

之后，中国将英租界收回。如此一来，示威者对英国的敌对情绪渐渐缓和，最终归于平静。这些民众转到其他街道，继续游行示威。

汉口局势之所以好转，不仅在于中国收回英租界，还在于南京的警报传到汉口。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地区，与汉口相隔400英里左右。据报告说，南京有一个美国人社区，那里的居民除美国官员外，还有驻宁领事及其家眷。示威群众和一些革命军队公然向南京的这个美国人社区发起进攻。对此，美国人很是不满，于是动用美国炮舰，积极抵抗。事件一发生，武汉政府就意识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当中。外交部长陈友仁随即给美国国务卿打电话，虽然表示不对南京的突发事件负责任，但表示乐意赔偿外国人因中国激进人士而遭受的损失。

陈友仁跻身中国政治界长达十年之久，期间政治地位不断提升。此次，他不仅在将汉口英租界归还中国的“陈欧协定”上签字，还作为汉口激进派政权的代表致电美国国务院。因而，陈友仁的政治生涯达到另一个高度。他在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出生，当时西印度群岛是英国的殖民地。他的父亲是华人，母亲是特立尼达人。在英国时，他一度专攻法学，还在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担任实习生。同许多留洋在外的中国人一样，陈友仁虽然身在国外，但心知自己骨子里流淌的依旧是中国的血液，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于是，学有所成后，陈友仁远渡重洋，返回中国，投身到中国革命事业当中。在英国，他受到了良好的英文教育，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古典，但不失优雅。由于长期留洋在外，他对中文一窍不通，连基本的读读说说都不会。由于英文的优势，他海归以后，进入一家英文报社工作。当时，在中国居住着部分毫无朝气、懒懒散散的英国人。陈友仁就此在亚洲发表了诸多社论，目的是唤醒这些沉闷的英国人，使他们精神抖擞，重新焕发激情。在这些社论中，陈友仁频繁地提及英国古典文献的引语。在上海和北京，他一度编写并发行具有激进思想的报刊，一次竟然因此被北京警方拘留，并以处死相威胁。那时，陈友仁突然想到自己在特立尼达出生，当属英国国籍，因而请求英国驻华大使解救。朱尔典是英国驻华大使，当时他人至暮年，心存善意，于是答应了陈友仁的请求，向英国首相施加压力，希望中国北京政府还陈友仁人身自由。由于朱尔典的帮助，陈友仁重归自由，随即流亡到上海公共租界，把那儿作为临时的寄身之地。后来，陈友仁前往广州，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的一员。之后，陈友仁又随北伐军北上。作为激进派成员之一，陈友仁后来还担任了汉口政府的外交部长一职。

在撤离汉口的事件中，英国当局起初忘了英属印度社群的存在，只使自己的国民撤出英租界，并登上码头停泊的轮船。英属印度社群的成员全是锡克人，多半是警察出身，部分在中外企业和富有家庭担任保安或门卫。部分锡克人还经营放贷业务，为此还发了一笔财。当所有的英国人都顺利上船后，才有人意识到遗漏了他们。当时，英国在汉口设有驻华领事馆。这个领事馆的一位官员知情后，立即上岸，试图援救这些被遗留的锡克人。但是，上岸后，这位官员一无所获，竟然看不到一个锡克人的踪影。当他准备上船时，一支庆祝收回租界的学生队伍映入他的眼帘，他随即停下脚步，四下打量了一番。只见这支队伍高举“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旗帜，游行示威，在队伍的后头竟然发现了这些逃离的锡克人。此刻，这些锡克人已经和中国人站到同一条战线上了。这个英属印度社群的锡克人尽数加入中国革命队伍，无疑为1941～1942年的事件埋下了伏笔。当时，英属印度人部队和日军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展开激战，印度的国大党不是支援英国，而是在亚洲战争中与日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国民党内部有一些激进人士，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汉口英租界得以收回，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声誉。这些激进人士曾经不仅怂恿一批批的工人罢工，还鼓励工人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队伍之中。因此，一批批的工人被迫失业，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事情发展到后来，情况急转直下，部分激进人士竟然叛变。汪精卫就是叛变人士之一，除中国的激进人士之外，他还对苏联顾问日趋冷漠。

毛泽东站在中国激进派的立场上，积极为激进人士辩解。在他看来，汉口的红色政权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说，陈独秀作为中国领导人，在再次分配土地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妥协退让的态度，这无疑是对红色政权的背叛。毛泽东曾在谈话中指出，除独断的陈独秀外，苏联顾问鲍罗廷和罗易也应当对汉口红色政权的失败全权负责；当时，罗易不仅是英属印度人中的激进分子，还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人士。在《西行漫记》中，埃德加·斯诺引用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毛泽东强调说，表面上看来，鲍罗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人；实质上，鲍罗廷早已摇身变为国民党内部的大独裁家。对于鲍罗廷的实际身份，陈独秀予以包庇，没有及时汇报给党内的领导人士。据说，罗易后来揭发了鲍罗廷的真实面目。因此，汪精卫叛变，武汉国民党左派内部关系破裂。之后，在蒋介石、国民党宁派和国民党左派、共产党的争斗中，后者大败。

激进的武汉政府溃败的消息一传到莫斯科，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托洛茨基和世界革命论拥护者随即陷入了难堪的境地，最后以垮台告终。在中国这片疆域上，苏俄不仅投入了大笔的资金，还做了不懈的努力，而今却付诸东流。之后，斯大林和他的同伴还幸灾乐祸，趁机兴风作浪，不仅损坏了托洛斯基名声，还诋毁了托洛斯基的“持续的世界革命”论。事情发展到后来，鲍罗廷离开中国，经陆路返回莫斯科，为此丢尽了脸面。不久，鲍罗廷被革去俄国顾问一职，转而在《莫斯科每日新闻》报社当起了编辑。这家报社专门出版薄薄四页的英文报纸。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他曾经是武汉政府的政府官员，不过后来离开了那里。他曾证明毛泽东的言论属实，特别指出“俄国人的蛮横态度”。陈公博曾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经济学，后来担任汪精卫的秘书。陈公博留美不久，便学成归国。武汉政府垮台之后，陈公博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章，旨在剖析武汉红色政权垮台的缘由。陈公博在文章中说，工业私有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局势的混乱，众多企业终究面临倒闭，失业工人会日趋增多，政府将不得不承载救济失业工人的压力。在陈公博看来，工业国有化可以大大弥补工业私有带来的缺陷，因而他大力宣扬国家资本主义。陈公博说，当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渗透到中国，并已经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中国政府倘若想抵制并最终征服这种势力，必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陈公博认为唯有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面临困境时，政府才能够因势利导，并受到中国本土工业和金融业的拥护，一起抵制外国对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的实验。陈公博原本作为政治助理辅助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东京逝世后，陈公博转而成为南京傀儡政府的头目，这时的南京傀儡政府完全任由日本人支配。在中国留美学生中，陈公博是唯一心甘情愿加入南京傀儡政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