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战事

对于国共两党长期不和的情形，在国民革命军尚未抵达长江流域一带时，我就知晓了。曾经，我收到两本小册子，它们具有相对的保密性，属于国民党的机要文件。这两本小册子涉及蒋介石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训话，蒋介石强调说，共产党图谋不轨，并一再排挤国民党，企图非法夺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然而，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南京和上海之后的局势却是我之前所没有想到的。

美国和其他西方传教士的驻地，因为处在推进部队的路径中而首先感受到了北伐行动的影响。包括工人、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数百名难民乘坐船和火车来到上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们的家园已经被疯狂无序的士兵洗劫一空。教会和宗教学校因为帝国主义和宗教因素而受到了排斥。

我记得一个被称为传教士领袖的人，他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说了一些分支军队在他们区域中的暴行。我问了其中一个发言者他是如何认定这个事实的，即共产主义的学生和士兵们能够通过使用密集宣传来抵消基督教传教士长年以来的功劳。他回答说：“比起建造，摧毁总是更容易。”他解释说，针对传教士的广泛的反帝和反宗教宣传，是与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问题紧密相连的。多数皈依基督教的人都不能前来帮助他们的外国友人和恩人，任何一个帮助外国朋友的中国人都被贴上了“帝国主义走狗”的标签。

外国人都知道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很少人意识到在中国发生的斗争是一个类似在苏联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发生的斗争，是生存和死亡的斗争。这两个对立的领导人在苏联共产党人列宁逝世之后就产生了对立，他们的斗争涉及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

列宁曾经宣称：“中国正在沸腾，我们有责任来保持这一沸腾的局面。”但是使中国公社化的尝试是托洛茨基派鼓吹世界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英国的失败之后，国际的指挥者就决定尝试在中国和拥有亿万人口的亚洲宣传共产主义。在这意识形态的背后，潜伏着俄罗斯红色革命领导者与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划清界限的愿望。这一愿望通过攻打后者在远东松散的殖民地来实现。

俄罗斯红色革命领导者认为，如果能在中国取得成功，这将意味着又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诞生，也意味着第三国际在遭受欧洲国家的拒绝、丢掉了声誉威信后的一个胜利。而且，这一胜利会有损于斯大林越来越高的政治声望，他曾经非常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的世界革命纲领，坚信在苏联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1917年俄国十月红色革命之后，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从俄国逃到中国境内，这些逃亡者都是反对红色革命的，革命在中国的胜利也会使阻止和平息这一情况有了希望。

那些在他们家乡走路去工作、骑车上街的宣传员和政治操纵者很快发现，在中国，美国汽车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必要补充”。对于美国汽车，上海经销商做成了繁荣的商业，与此同时，红色革命热潮仍在继续。但是当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白劳德伯爵来到上海后马上就制止了这个不计后果的支出。

在一个精心策划的为了表现他在上海取得的功绩、荣誉的宴会上，白劳德拒绝吃除了黑面包和水之外的任何东西，他说那些东西对于饥饿的苏联农民来说，是他们生活的费用。这些苏联农民为了中国革命而贡献了自己的钱。但是白劳德到达现场时已经太晚，那些独裁者和若干苏联顾问的独裁行动已经离间了许多国民党领袖的支持。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局势问题，我采访了白劳德。他强烈谴责了那些言之凿凿的条款和政治代理人，他们开着豪华轿车去参加宴会，而苏联和中国的农民、工人正在饱受饥饿之苦。

俄罗斯共产主义在中国失败与托洛茨基倒台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托洛茨基回忆录的一段话中得到了揭示。其中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已经“被迫”加入了资产阶级国民党，而且已经被禁止建立苏维埃政权，也被迫制止土地革命的进行，同时也解除了对工人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人于上海被血腥镇压后，托洛茨基建议要耐心等待，这一行动能够吸引更多的红军支持者。然而，结果并没有依据托洛茨基所期望的那样。他曾说，在德国革命失败、英国总罢工崩溃之后，中国新的灾难只是加剧了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而且正是这种失望成了斯大林的国家改良主义政策的最主要的心理根源。

国民革命军拿下汉口、南京后，上海的中外人士无不对两地的局势表示关心。在众人看来，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与众多中国城市相比，上海不仅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还是欧化的典型城市。上海还可以与诸多世界大海港匹敌。在东亚大陆上，上海的工业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工业可以与之相抗衡。那时，上海人口多达300万左右，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国籍和不同种族的外国人，他们的人口数量大抵在7.5万到8万之间。除多数基督教会外，多半天主教教会在亚洲设有机构，这些教会的总部无一例外都设在上海。美国将大笔的黄金投入亚洲地区，在众多亚洲地区中，上海是美国融资最多的城市。不过，菲律宾是个例外。与美国相比，英国在上海的融资更大。然而，在中国疆域上，英国对香港的融资量最大，上海次之。

当时，一些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就汉口的局势作了一些相关报道。因此，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居民无不诚惶诚恐。上海的外国报纸，尤其是《字林西报》刊登了这般新闻。在众多上海的英国报中，《字林西报》很有领导地位。那时，魏尔入驻北京，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英国记者。听到汉口的风声后，魏尔离开北京，辗转汉口视察。之后，魏尔返回北京，并就汉口的局势写了许多以“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为题目的报道。

这时，英国代理商公司的经理举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我出席了这次会议。据报道说，为了搞好反共的舆论宣传，在上海，除外国商会外，其他一些机构也相约筹集一批赞助款。听到这种言论，记者招待会的主席也按捺不住了，竟然提出上海各个报社联合起来，发表一些会外报道，旨在制造共产党威胁论的舆论。招待会上，当主席征求与会人员意见，要求他们对行将进行的反共宣传提点儿自己的想法时，我立马回应说，倘若颠倒是非，把中国的国民革命的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那么举国上下的中国人将为之愤怒，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早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就已经打响了。值得一提的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从最终目标来看，共产主义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截然不同，因而国共两党是不可能长期和平相处的。接着，我又说道，我始终确信对于任何阻碍国民革命运动的行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会予以抵抗。倘若外国商会混淆国民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那么我将不会配合他们的行动。随即，我走出了会议室。英国《字林西报》在中国的资历很深，先前在提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该报的编辑难免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态度，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表现得相对审慎的。然而，此次《字林西报》的总编辑毫无忌惮地抨击国民革命运动，丝毫不顾及应有的立场和原则。此外，这个总编辑还聘用了两位美国记者，专门负责刊印一份有关共产党问题的期刊，多数内容涉及一些夸大其词的言论。例如，有一篇所谓给读者指点迷津的文章提及“除电影院外，如何在其他公共聚会地段发现共产党分子尾巴”的话题，这大段的文字一经发表，就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后来，当这个风波过去之后，这两个美国记者被《字林西报》的老板直接炒鱿鱼了。接着，为响应变化了的中国政治局势，该报社的老板重新请来一个总编辑，报社的言论准则随之发生了变化。

由于这种言过其实的宣传，紧张的气氛随之笼罩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上空。为了兴修战略防御设施，数以千计的中国劳工成为租界当局的雇佣工人。这些中国劳工不分昼夜地劳作，除了挖战壕，安设挡马桩外，还新建碉堡——这种碉堡都是用钢筋水泥修筑而成的。当时，上海居住的外国人担心害怕的消息可谓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相关国家的首都。与此同时，由于过度担心，有关国家的领事和代表团作了一些夸大其词的报道，导致气氛愈来愈紧张。如此一来，在几周内，有关国家竟然调派4万名左右的部队入驻上海。这支部队不仅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步兵，还包括英日的步兵，意大利的海军陆战队和法国的安南兵。

当时，巴特勒统领美国部队，担任司令一职。他一度在新闻界发表以和平方式解决现有的国际问题的言论，这引起了其他国家司令的不满。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他曾率部在北京平定了义和团运动。此外，他还是教友派的一位忠实信仰者。

在这种异常紧张的气氛中，记者招待会被迫再度召开，我和巴特勒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上，我采访了巴特勒，询问他说，倘若为了遏制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那么外国人需要动用多少武力，才敢向中国挑衅。巴特勒断言说：“倘若没有50万兵力，那么我是没有胆量在中国境内公然挑衅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势力的。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战争整整僵持了一年，那么年末增派的兵力需要达到100多万，方可勉强应对中国的革命力量。”数年之后，有实例证实了巴赫特将军的断言。事情是这样的：后来，日本派200万大军入侵中华，虽苦战8年之久，却以大败告终。

后来，我和巴特勒将军再度会面。谈论中，巴特勒告诉我他接到华盛顿当局的指令——不准向中国军队开枪。巴特勒提及他在华的唯一目的是维护美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抵御中国军民的暴乱。之后，在巴特勒将军的带领下，其部下撤回美国。回国后，巴特勒对外界宣称说，他进驻中国时，他的部下没有向中国军队发射一枪一炮。在这之后不久，巴特勒退伍，随即在各种公众场合发表言论，极力劝解美国和其他国家，使这些国家的部队从中国撤出。

与巴勒特相同的是，布里斯托上将也主张外国军队撤出中国。美国在亚洲水域拥有一支舰队，布里斯托出任该舰队的司令，他极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强烈反对外国对中国的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布里斯托一度以土耳其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政事，这时的土耳其是同盟国的成员。那时，他对干涉政权的苦果深有体会。英国曾向中国调派了一些司令官，戈特爵士便是其中最早的一位。在中国时，戈特爵士察觉出英国当局对发兵中国并与之展开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毫无兴致，因而愤愤不平地返回本土。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人发觉了多年以来不为人知的一项机密计划。这个计划来源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档案，旨在成立一个“特别区”——这个特别区位于长江流域，从上海到汉口绵延600英里左右，分布于长江沿江，南北两岸宽度都为50英里。不过，此项计划非但没有公布于众，反而自此被尘封起来。据说，上海的死硬派帝国主义者起草了此项计划，戈特爵士确信中国人必定会屈从于外来势力，不过前提是外国军队入驻中国。

继戈特爵士之后，英国政府当局又派遣了一位司令官来华。在抵达上海不久，这个司令官主办了一场记者招待会。这位司令官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记者招待会上，他指着这幅地图说：“请大家仔细看好了，地图上图钉的位置代表中国国民革命军所在的位置。需要强调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些图钉的颜色，起初我们用红色做标志，如今我们用黄色做标志。”后来，他又表示说，在英国政府看来，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它堪称是一种切实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此前在上海，这些死硬派帝国主义者为了将美国人和欧洲人赶出中国，曾在宣传文件上和相关报纸上发表了令人惊恐的“长江流域的红色巨浪”的阴谋言论。

在上海，除中国商业界外，中国金融界也相对保守，不过它们对于国民革命运动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援。近十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政局一直处于动乱的状态。同中国商业界一样，中国金融界也希望国民革命军可以稳定一度混乱的政局。他们希冀在国民革命军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民可以脱离灾难境地，重新安居乐业。不过，在某些敏锐的银行家和企业家眼里，时下的中国是不可能长期繁衍生息的，恢复家园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证实他们的想法，他们将许多代表派往汉口、江西和湖南，要求代表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汉口受共产党势力影响颇深。不幸的是，共产党很快发现了这些代表并将他们捆到乡村，还将“帝国主义的狗腿子”之类的字样写在代表的上衣上，领着代表在大街小巷中行走，以示惩戒。后来，这些代表仓皇逃回上海，将汉口及其附近地带的局势禀告金融界和工商界。听罢，上海的金融界和工商界当即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制定详细规划，以预防中国共产党前来上海。

一直以来，有关当局始终没有将国共上海之战的事件公布于众。这或许是由于那些处理被害共产党人善后事务的人员不情愿说。共产党曾经培训并武装了数以千计的劳工，这些劳工来自上海各个工厂。对此，上海市政府不仅清楚得很，还采取了相对的措施应对。在上海，当工人武装攻克一些战略要地后，市政府当即动用了既定的战略部署，以便有效阻止工人武装的行动。

当时，孙传芳率部驻扎在杭州，这里与上海相隔100英里左右。在北军将领中，有许多反对国民党的人士，孙传芳是其中之一。他那时盘踞在福建、浙江和江苏一带，这些省份无一例外都位于中国沿海地带。

与一批新闻记者一道，我曾前往杭州会见孙传芳，并就怎样驻守上海，以抵御国民革命军的问题采访了孙传芳，那时的上海局势还没有进一步恶化。长江三角洲，顾名思义是一块三角地带，三边的长度不一，分别100英里、200英里和250英里。这个三角的东方顶点是上海，北方顶点是南京，南方顶点是杭州。这个三角洲内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除棉花、蚕丝外，还盛产小麦和稻米，堪称是中国最富饶的地方。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分布在这个区域，无锡便是其中之一，它是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蚕丝和面粉的生产中心。

在众多北方军将中，孙传芳是较为开明的一位。从政治方面来说，他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声誉。与中国当时的其他军队相比，孙传芳的部队配备尤为优良，因而在他对其部队检阅一番之后，认为其部队很有优势，保卫上海是绰绰有余的。后来，纽约一个报社的特派记者就此撰写了一份报道，并将它寄到纽约。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报道的内容围绕上海是坚不可摧的，因而国民革命军是不可能攻克上海的主题展开。然而，事实否定了这位特派记者的预想，上海最终被攻克了，因为孙传芳的部队虽然配备先进，但是国民革命军的威名大大挫败了其部队的士气。

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外国人看管，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竟然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攻克了上海。不过，租界里有外国人不知情的事情是不足为怪的，这不仅是因为租界由外国军队驻守，戒备森严，还在于租界与由中国人经管的上海市地段的路口、周遭地带设有一系列的防御设施，挡马桩就是其中的一种，每个挡马桩的周围都有数不尽的倒钩铁丝缠绕。上海的浦东、闸北和南市是人口密集地带，早在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几天之前，这儿一度枪声不断。与上海市其他地区相比，浦东、闸北和南市接纳的工人数量最多。这三个区域工商业发达，聚集了无数由中国人经管的工商业。

当时，上海散布着无数的谣言。正因为如此，多数当地的居民一夜常常被惊醒好几次。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谣言多半是真的。例如，一天有人突然说，国民革命军将会向上海进发，法租界当局对此不但不进行抵抗，反而应允国民革命军道：国民革命军倘若不携带任何武器，那么可以到法租界境内。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公共租界里，因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距离较近，仅有一街之隔。这个消息传到公共租界后，那里的居民成天提心吊胆的。为了安抚人心，就在消息传播的当天夜晚，一条全新的挡马桩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拔地而起。这条挡马桩是一批劳工连夜赶修的，这批劳工队伍是由公共租界当局调派的。获知这个消息后，我前去会见了法国总领事，就如何看待公共租界防御工事的问题采访了他。令我失望的是，这位法国总领事只是耸了耸肩，并没有说任何话。当时，我推测到他对于许多内情应当非常了解，只是不情愿向外公开罢了。之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推测一点儿也没有错。事实上，法国人和国民革命军的军官是有老交情的，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交往。从一些美国记者那里得知法租界来了两个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后，我们连忙赶往法租界。我们抵达法租界时，只见租界的门被死死封锁着。表明来意之后，租界的警察给我们开了门。接着，我们进入法租界进行采访。何应钦将军是接受采访的国民革命军军官之一，采访中他对我们说，国民革命军此次向上海进发，并没有向外国人发起进攻的意思。何应钦还表示，国民革命军一旦攻克上海，就会对上海进行整顿，使上海的中国区域秩序井然。后来，何应钦提到孙传芳及其部下，他对我们说，孙传芳的部队溃不成军，武器已全然被收缴，孙传芳也趁乱仓皇逃跑了。

在中国城市中，上海的地位相当重要，当地的局势直接影响着全国的政局，多种力量都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占据上海是任何一种想统治中国的力量必须首先做到的。在中国，除国民党外，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也想占据上海，并积极筹备着，旨在为其统治中国做好铺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共产党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当时，孙传芳部下的士气因国民革命军的宣传而大大挫败了。早在国民革命军抵达距上海100英里地的地方之际，孙传芳及其高级军官就闻风丧胆，毫不顾及阵地，狼狈逃走了。那时，北军落荒而逃，南军还未抵达上海，当地市民在一个时期内享受着没有军队纷扰的生活。有人将这个时期称之为真空时期。南军指国民革命军，他们之所以迟迟没有抵达上海，是因为孙传芳逃跑时拖走了所有的火车和轮船，交通由此中断，他们只能步伐行军。

共产党便趁着这个真空时期，逐步实施着他们的计划。当时，共产党为了获得群众的支持，做了大量的宣传，最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便是深受影响的学生和工人逐渐向中共提倡的社会改革运动方向倾斜。共产党策划的夺取上海的方法与他们之前攻克汉口的方式如出一辙，除集会、示威游行外，还有演说、发宣传品等方式。那时，斥责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标语布满了上海一些建筑物的墙壁，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杰作。一些中国人帮助与他们有利益瓜葛的外国人，为此共产党绘制了大幅的漫画，并在漫画上题字，图文并茂地指出这些中国人简直是帝国主义的狗腿子。共产党还逮捕了许多上海的中国人买办，并直呼其姓名，对其加以斥责。这些买办不仅是中国商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在外国公司中担任中国经纪人。

人们得知成千上万的枪支已经被激进派领袖分发给了工厂的工人，上海就要经历以前南京和汉口曾发生的事件了。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乱世出枭雄。在上海动荡不安的局势中，杜月笙应运而生。在这之前，很少有外国人知晓他。在民国建国初期以强盗出身的杜月笙还是位政治玩家。后来，中国的名人录里收录了他，并在他的后面注着“银行家、慈善家、社会福利工作者”。杜月笙在一个较小的海边渔村出生，他家距上海有25英里之遥，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至于他的其他幼年生活，大伙儿很少有人了解。（当时，除普通居民外，这个渔村还住着船夫、渔民和农夫，人数多达数百名。值得一提的是，渔村后来改名为“杜家村”。当时，杜月笙在这个渔村里主持修建杜氏祠堂。祠堂竣工后，他于1931年在这个渔村举行了隆重的典礼。前来祝贺的队伍很多，其中一支队伍绵延两里路，在邻近的村庄进行庆祝。整个典礼花费巨大，高达100多万元。这么一来，渔村突然间出了名。那时，前来参加庆典的还有来自各界的中国知名人士和财势双全的人，他们送来的额匾、寿联多种多样。人们或扛着或举着这些数不胜数的额匾、寿联在队伍中行走，由此形成庆典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起初，杜月笙在上海法租界摆水果摊，靠卖水果维持生计。后来，他于偶然的机会发觉一些地方悄悄地经营鸦片生意，不久便与贩卖鸦片的伙计混熟了。在美国禁酒时期，一些投机分子私自造酒、卖酒。当时上海贩卖鸦片的伙计和这些投机分子简直是一丘之貉。凭借中国传统的方式，杜月笙当上了黑社会老大。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由法租界的水果商贩，摇身变为上海南市的大亨。上海南市与法租界毗邻，那里经营多种业务，除鸦片业外，还有赌场和娱乐业，所有这些业务都由杜月笙把持着。一直以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一个秘密会社问题。直至杜月笙的出现，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当时，中国社会同时存在着两个颇具实力的秘密政治会社——青帮和洪帮，杜月笙的贡献就在于将它们合并为颇负威名的青洪帮。青帮和洪帮的历史可追溯至清朝初年，那时它们刚刚成立，旨在反对满族人的统治。中华民国成立后，它们转而成为社会下层组织，如水火不容一样，往往因冲突打斗，这就如同早年美国在华商埠附近的情况一样。早在许多年前，美国人在中国设有商埠，商埠附近的帮派之间曾一度拿起武器打斗。在旁人看来，要想将青帮和洪帮合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杜月笙却做到了，他自然成为青洪帮的老大。在一些中国人看来，青洪帮成立后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正如美国的政治会一样。政治会成立后，人们试图将美国各大城市收入它的囊中。

杜月笙身边有两位非常能干的人，他们一个来自青帮，一个来自洪帮，分别控制娱乐业和中国商会。值得一提的是，青帮和洪帮曾经是死对头。

杜月笙的传奇人生与上海法租界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它为杜月笙的人生转型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外界看来，上海的法租界如同一位娇小的法国美人，不过它不是由巴黎直接掌管，而是由河内直接操控。需要说明的是，河内是法国中南半岛殖民地的首府。长期以来，贪污、腐败、无能的风气盛行于法国的中南半岛殖民地。后来，上海的法租界也习染了这种风气。那时，上海的法租界里经营着多种非法活动，这些法租界的法国官员们一旦任职，往往从中大捞一笔，法国的警察长官尤其如此。起初，这个内幕并不为世人所知。直至后来南进的日军攻克河内后，河内的法国总督狼狈投降，才将法租界贪污的内幕公布于众。

然而，正是凭借法租界的这种政治形势，杜月笙和他的同伙从真正意义上统治着整个法租界。杜月笙居住在法租界，如果说兵工厂维系着一个国家的命运，那么他在法租界的住宅便是关乎他统治的兵工厂，在那里他主持着一切。值得一提的是，杜月笙是一位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时常慷慨解囊。他的头衔很多，上海没有哪个人可以与他匹敌。杜月笙除担任青洪帮的头目外，还兼任董事长，负责多家银行和公私企业的事务。在上海，他还组织了一帮便衣队伍，人数多达几百名，并将这些人员安插在上海各个地段做耳目。如此一来，没有谁敢违抗杜月笙下达的命令。

上海的局势随着孙传芳部队的逃走而变得混乱不堪。杜月笙便趁机向上海的外国人宣称说，在国民革命军到来之前，他将对上海进行整顿，使上海秩序井然，人们依法行事。然而，此举引发了枪战，枪声持续了好几天。枪战的一方是工人武装。工人武装之所以开枪抵抗，是因为他们事先就有抢夺上海的部署，不过他们原本是计划推行恐怖统治的，如今却陷入恐怖统治之中。

那时，死尸遍布上海的中国区域，全部杂乱无章地躺着。对于被击毙的工人的确切数目，没有谁能精准地说出；不过，据斯诺推测，大抵有5000名左右。当时，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报社工作，担任新闻记者一职。据斯诺报道，周恩来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他已经成立了一支多达60万人的工人队伍，企图号召这些工人集体罢工，以此使上海的工厂全部倒闭。此外，周恩来还组织了一支5万人的纠察队，由他们来左右60万的罢工队伍。这支纠察队的队员曾经受过共产党相关机构的专门培训。斯诺在报道中还说，除上海的警察局外，由5000人组成的工人武装一度占领了上海的兵工厂和警备部。在这5000人中，五分之二的人曾专门受过共产党的特训，他们提出了组建上海市民政府的主张。

杜月笙部下不乏枪手，他们经验相当丰富，枪法很好。与他们相比，这些共产党组织的工人队伍则经历颇少，因而无法与之相抗衡。没过多长时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就被镇压下去，最后共产党的运动也不复存在了。后来，何应钦和白崇禧将军带领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发觉上海的共产党运动早已烟消云散了，随后从杜月笙及其同伙手中接管了上海。在组织上海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中，周恩来等一些人幸免于难，他们设法逃脱到汉口。事情发展到后来，蒋介石抵达上海，对上海的时局加以控制，之后便下达了一项指令，即铲除残留的共产党，将苏联顾问遣返本土。这个指令传到广州后，当地一片骚乱，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共产党分子被杀害，就连俄国顾问也丢掉了身家性命。那时，休斯顿作为美国大使住在广州的领事馆里，由于他的帮助，许多苏联顾问躲进美国领事馆，由此幸免于难。

在“广州公社”崩溃后，红军试图在广东省岸的汕头和广东北部建立政权，但是这也不能抵挡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最后，散落在中部和南部的溃败的红色革命力量与汉口的革命力量相结合，在江西省和福建省边界的山区成立了一个“中国苏维埃政府”，在那里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仍然在蒋介石空中轰炸机的打击下被迫撤退到西北地区，在延安他们又建立了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府。

国民党中的左翼极端势力所上演的最后的插曲，是攻击南京的外国居民。几名美国人和英国人被打死打伤，暴动的士兵对美国领事馆和当地的美国居民展开攻击，几名妇女被困在能够俯瞰城墙的一座小山上，长江上的美国炮艇不得不向暴动的士兵开火。炮艇赶走了暴动的士兵，这些美国人翻过城墙，被疏散到江里的炮艇上。这次政变的领导者，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试图抹黑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官在恢复了秩序之后，对其进行审判，并将其中几个人处决。

就在南京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美国领事馆召集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哈佛国际法系的万利·哈德森教授陪同我参加了发布会，有人将我们介绍给一位美国传教士，他曾经历过南京的“恐怖统治”。他告诉了我们关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姆斯博士的谋杀案；一位美国使馆办公室女秘书因为拒绝交出钥匙而被杀的案件；还有英国领事的枪击和伤人事件。

这些事件已经被报道，但当这些人面对他们的行为表现出高度的兴奋时，记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人声明曾经发生过一些疯狂的红军强奸外国妇女的情况，与被领事馆工作人员类型化的传教士的声明相类似，这些情况都传递给了记者。在会议结束之前，哈德森博士建议我，要问问发言人他们对强奸案件是否有自己的认识。发言人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资料，但是这个事件是他所信任的人告诉他的。这立即引起了严重的争议，在这一过程中，哈德森博士解释说他已经被赋予了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暴行的权力，其中涉嫌强奸的案件已经被确立调查。

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有太多记者并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就报道了这一强奸事件。应当指出，所谓的强奸事件已经在一些城市和一些文件中自由传说。这些故事是由外国某些反动力量因想获取利益或者挑起武装干预而被利用的。

在这个事件发生几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位美国女医师的来信。这位美国女医师在事件发生期间身在南京，她对这一强奸案件进行了第一手调查。她说当时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企图”强奸。她指出有三名士兵进入一个房子，找到了一个美国女人，然后将这个美国女人拖拉到楼上的房间。然而，他们后来变得十分害怕，就跑走了，没有达到他们本来的目的。这是她在中国报社工作超过25年中引起她注意的唯一一件事情。

数年以来，法租界的贪污腐败盛行，强盗横行，匪患不断。为了整顿租界的秩序，法国政府派一支海军舰队来华。在一个海军上将的指挥下，这支海军舰队肃清了法租界的邪恶势力。从此以后，杜月笙一跃成为上海界的名流，他不仅是令人钦佩的商人，还是人人爱戴的慈善家。没过多久，中国政府奖赏了杜月笙，让他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除青洪帮外，杜月笙私底下还管理着一支便衣队伍。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日本人为了控制这种局势，从1932年初开始，对上海的事宜横加干涉。对于日本人的这种行为，杜月笙的便衣人员很是不满，于是在虹口地区与日本人纠缠起来。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虹口地区已被日本人控制。除盘踞在高层建筑物的顶端外，这些便衣人员还藏在屋顶；他们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随意射杀，日本海军遭到袭击，就连平民也难逃厄运。如此一来，日本人深深意识到代价之惨重，最终不但同意日军停火，而且表明日本海军将撤走。

上海的共产党运动陷入低潮很久之后，我从费信惇那里得知上海是如何摆脱中共和俄共的势力的内情。当时，费信惇入驻上海公共租界，他是租界的美国责任人，人称“上海太上市长”。日军进占上海之后，费信惇也与世长辞；据我所知，在此之前，这个内情还未公布于众。

费信惇向我透露说，那时杜月笙之所以镇压共产党工人的运动，完全是由于上海法租界从中教唆煽动。最初，杜月笙凭借法租界的政治形势一举成名，自然法租界对他是相当照顾。更何况当孙传芳及其部下狼狈逃离上海之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周遭的中国地界形势相当的复杂。接着，费信惇又说，一次，法租界巡捕房的长官给他来电，邀他与之会面，并就地方局势进行交谈。依着长官给的地址，他前往目的地。到达门口时，只见一所中国式住宅坐落在那里，住宅的四周全是又高又大的墙壁，门口还站着两个门卫，他们手持枪支警戒。他向门卫表明来意，他们立马放行。之后，门卫将他带进一间客厅，并邀他坐下。他四下张望着，视线很快移到了大厅的入口处，只见步枪和手提轻机枪在两旁摆得满满的。这时，突然有说话声传来，接着三个人走进了大厅，除那位法国巡捕房的长官外，还有两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是杜月笙，一个是翻译人员。之后，他们开始谈正事。这位巡捕房的长官说，为了抵御共产党的威胁，他与杜月笙商谈过如何加强外国租界的防备。杜月笙也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对干，不过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中一条是，除充足的弹药外，法租界还要向杜月笙提供足够的步枪，数量应该不少于5000支。之后，杜月笙回过头来对我说，他准备向公共租界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即他的军队自由通过公共租界，希望公共租界答应他的这一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来任何中国部队都是无权通过公共租界的。接着，杜月笙说，要想把武器和弹药从中国的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公共租界是必经之地。

费信惇向杜月笙表示，为了满足杜月笙的要求，他情愿向市议会征求意见。后来，费信惇接着说道：“我深知外国人之所以将希望寄托在杜月笙身上，是因为他的威望很高。当时，上海市的气氛很是紧张，共产党力图夺取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然也不例外。外国人之所以那么做，完全是形势所逼。倘若共产党真正开始实施夺取上海的战略，那么必将引起大范围的混乱，也肯定会带来流血事件，租界里的上千居民自然难逃厄运，这些居民可能是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后果之所以这么严重，是因为工人武装占据租界后，国共之间一定会展开一场争夺。正因为如此，外国人就可能腹背受敌，受到国共双方的夹击；由此可能挑起国际纠纷，这将是上海外国租界百年不遇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自成立以来，外国租界已在上海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当时，上海的租界地区已有各国调派来的大量外国部队驻守。与此同时，蒋介石也率部抵达了上海，并使上海秩序井然。之后，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的部队坚决不把枪口对准外国人。后来，蒋介石又说：“南京事件中残留了不少破坏分子，他们将会被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