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那时，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美国也向中国派遣了新闻记者。与其他国家的记者相比，我们美国的记者对事变的发生不怎么惊奇。当时，日本的新闻发言人和宣传家对外宣称说：“日本人攻克东北诸省后，相继占据了一些中国领土，总面积达36.5万平方英里。众所周知的是南满铁路归日本人经营，那些身着中国政府军装的士兵却公然袭击，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完全是出于自卫。”然而，关于日本为何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问题，据日本国内的老百姓说，有如下传言：

1931年7月，一个日本军官在内蒙古境内惨遭杀害的消息相继发表在日本报纸上，一时间舆论哗然。这些新闻言辞激烈，内容如下：被杀的日本军官名为中村，上尉军衔，他在内蒙古的某个地方惨遭杀害。这个地方介于东北西部和外蒙古之间，疆域甚是辽阔。先前，俄国在此盘踞，现如今这个地方归中国政府管辖。数年以来，日本人对这个地方虎视眈眈，不仅在于当地盛产牛羊肉，还在于当地出产畜牧业的副产品，比如羊毛、兽皮等，所有这些东西行销华北各个地方。此外，当地还出产皮货。日本人自始至终没有向外公布中村上尉为何前往内蒙古的这个地方，不过《日本纪事报》上刊载了与此事件相关的消息，消息称与中村上尉同去内蒙古的这个地方的，除一个尚未公开姓名的日本军官外，还有两位向导，他们分别来自白俄和蒙古。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纪事报》由神户出版，但由英国人编撰和发行。中村上尉的通行证由沈阳政府当局颁发，上面注明他是一位“教育精英”“长期以来一直专研于地理和历史领域”。在日本军方的暗示下，日本报界在发表中村上尉被杀的消息时，无一例外都夸大其词。正因为如此，日本国内群情激奋，纷纷抨击中国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在这些日本民众看来，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村上尉的惨案上，没有显示出足够的诚心。然而，中国报纸所刊登的新闻却与此截然不同，它上面这样写着：对于中村上尉被杀一案，中国政府派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苏联人操纵着外蒙古边界地带，以中村上尉为核心的日本团体在当地展开秘密活动，中村上尉随身还带着海洛因，数量相当；那时，蒙古人对海洛因的需求量很大。沈阳的中国政府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连忙向日本当局赔礼道歉，声称愿意补偿日本的一切损失。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日本当局谢绝了沈阳政府当局的道歉，情况进一步恶化。我们这群记者一直关注着中村上尉被杀的最新动向，因而当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时，并不觉得惊奇。

然而，九一八事变大大出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意料。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团体，小组成员源自不同的国家，他们负责调查一些特殊的事件，这些事件往往涉及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的繁复情形，而且常常隐藏着战争的可能性。每隔一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组织召开一次会议，不过从来不向外界和新闻媒体透露半点儿风声。即使各小组成员国想发表自己的报道，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个团体的成员国颇多，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苏联、中国和日本，不过日本小组的成员是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人。为了研究中日之间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个团体花费了两年的心血，期间编写了不少报告，搜集了一些文件，并决定两年一次的会议将于1931年的秋天在上海隆重召开。为了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团体业已派出大量的员工前往上海，在当地做会议的准备工作。自然，这些员工在主要负责人的指挥下展开工作。在上海，这位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了一次茶话会，上海新闻媒体的相关人士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这位主要负责人向出席会议的新闻界人士介绍了自己的员工。这些员工多数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他们堪称是专家。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运作完全凭个人捐赠的资金。当时，美国纽约有数家大基金会，它们对于主持国际关系的研讨饶有兴致，就是这个学会经费的主要捐赠者。

上海公共租界有一个汇中饭店，此次会议准备在这个饭店召开。罗威尔不仅是旧金山报社的著名人士，还是公共关系方面赫赫有名的专家。罗威尔此次也前来上海，并参与了会议的准备工作，随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一些助理。抵达上海后，罗威尔设宴款待上海新闻媒介的人士，被邀出席宴会的编辑、记者总计50人左右。用餐过后，罗威尔站起来发表讲话，着重说明了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工作目的。他向与会人员表示这个学会的各小组成员国由各自国家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不分男女在国际问题方面颇有研究。倘若国与国之间发生严重的矛盾冲突，由此可能导致复杂的国际问题，那么为了维护相对和平的局势，这个学会就会派出行动小组向相关国家的政府施压，以期矛盾化解，冲突消解，直至问题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行动小组由专家组成，他们对发生问题的国与国之间的情况非常清楚。罗威尔特别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问题，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宗旨是将可能的战争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起码要防范太平洋地区国与国之间潜在的战争。待他发言完毕之后，罗威尔要出席宴会的记者们向他发问。一直以来，我密切关注着九一八事变的相关信息。据我推断，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形势将愈来愈不乐观，因而我对罗威尔说：“倘若就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正在进行的阶段，中日战争爆发，那么有关小组成员国将有何举措？”显然，我提出的问题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假设。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西海岸，罗威尔被人尊称为最杰出的餐后演讲家。然而，听完我的问题后，罗威尔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稍微停顿，一番思考过后，罗威尔说：“在我看来，战争将使一切问题得到解决。”说罢，罗威尔便坐下了，脸上露出难堪的神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罗威尔所说的话。9月下旬，太平洋关系学会在上海举行了两年一次的会议。会议召开时，日本对中国业已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占据沈阳后，在中国其他地方与中国部队展开了激战，双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中日双方代表出席了太平洋关系学会会议的开幕式，由于情绪激动，双方代表在会上竟然又喊又骂，会议被迫暂停。后来，随着中日代表情绪归于平静，整个氛围开始好转，这个学会便再次举行了一次会议。通常，新闻记者是不允许参加会议的。不过，记者还是获悉了中日代表在会上争吵的消息，并将之公布于众，这个消息自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九一八事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行为表示抗议，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之后，国联组织并指派军事调查人员来到中国，在东北中日战争区域展开现场调查，并对相关情况做了些报告。除国联大会外，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也参加了此次军事调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国联大会分别派了四位、三位、两位、一位、一位军事调查人员前往中国东北。美国派遣的四个人中，两个之前入驻日本大使馆，另两个原本入驻北平公使馆。当时，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代表负责处理国联大会的相关事宜。值得一提的是，国联大会派出的代表名叫法拉。先前，法拉在西班牙的非洲殖民地担任过上校军官一职，现如今他入驻上海，担任西班牙总领事一职。为了搜集九一八事变的特大新闻，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纷纷派出记者进行采访。这些记者来自各国有名的报社和通讯社，那时他们从亚洲不同的地方赶往沈阳。当时的沈阳不仅有来自美国和英国的领事，还有外国侨民。这些外国侨民共计200多人，多数是做买卖的人。

那时，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往往轻率地采取行动。对此，东京当局非常担心。鉴于东京当局的不安状态，这些前往东北进行新闻专访的多数记者认为，倘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列强纷纷对日本提出强烈的抗议，或者美国单独表示抗议，那么日军将不得不退出沈阳。据说，起初日军撤出沈阳的行为遭到东京一个派系的反对，这个派系实力雄厚。日本攻克锦州后，对于是否从沈阳撤兵的问题，东京方面迟迟做不出决断。锦州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位于铁路交叉口，连接着中国关内和东北三省，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在其他列强看来，日军将对东三省发起全面进攻，这是诸列强没有办法阻止的。为了阻止日军向县城邻近的地区攻击，诸列强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如此一来，日军只好作罢，不将县城邻近的地区纳入攻击范围。值得一提的是，除热河省外，山海关和锦州也位于县城附近，自然不被日军划入作战区域。热河省在北平北部，山海关和锦州则坐落在长城东部。那时，东京当局与诸列强签订了协议，表示不仅不对锦州进行狂轰滥炸，还不会占据锦州。当时，驻华盛顿的日本大使认为倘若东京当局果真下达了协议中提出的命令，日军一定会服从指挥的。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时，德国还是遵守国际法律，维护国际秩序的）相继指派军事顾问前去锦州，旨在确定日本当局是否履行了这项协议。这些军事顾问抵达锦州时，在一个中国学校里留宿，这个学校数百码开外就是火车站。

时隔几日，新闻界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虽然东京当局承诺不在锦州进行狂轰滥炸，但是锦州还是遭日军轰炸了！”消息一经传出，举世震惊。当时，日本本庄繁将军总部位于沈阳，他拒不承认上述报道。包士赫德是一位瑞士记者，他途经锦州火车站附近时，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日本炸弹残留物，于是将它们捡了起来。当包士赫德当场出示这些日本炸弹残留物时，日本军方发言人理屈词穷。德国乌尔斯泰因通讯社是自由派媒体，那时包士赫德在乌尔斯泰因担任记者，并被指派前去锦州进行专访。当天晚上，岛本少校为了开办酒会，还特地召集了一些艺妓，应邀参会的是来自各国的记者。酒会上，岛本少校喝了不少威士忌苏打酒，酒后大发狂言，将日本轰炸锦州的隐情说了出来。他说，本庄繁将军总部的参谋人员由年事已高、颇有资质的军将组成，东京方面曾向他们下达了不许骚扰锦州的指令。然而，年少轻狂的日本军官不但不遵从此项指令，反而在岛本少校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并制定了详细的轰炸锦州的计划。

当天晚上，岛本少校举办酒会时，我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我是首位被邀请的人士。在岛本少校的带领下，我来到客厅，我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后便聊了起来，他敲着那张桌子说道：“这张桌子极富历史意义，我们正是坐在这张桌子周围，商讨并部署了轰炸锦州的策略。”这张桌子薄得很，桌面采用木质材料，并且呈正方形。不用我说，大家也能想到日军在做好攻打锦州的部署后肯定会有所行动。事实也正是这样，日军起初从沈阳调派一支部队，这支部队搭乘北宁铁路的火车前往锦州，火车一路南下。火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停了下来，部队也随之返回沈阳。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白宫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发言说日军“简直太张狂了”。日本当局听到这个消息，担心得很。在日本方面看来，美国总统话中有话，于是将部队撤回去。后来，日本当局意识到美国仅仅是装腔作势罢了，因而按照原定部署，日军对锦州展开攻势，最终拿下锦州。

自从日军占领沈阳以来，我始终奔波于东北，就东北的战争相关事宜进行采访。当时，日军刚从锦州撤走，锦州重归安宁。为了直接获取相关的新闻，我趁机前往锦州，在当地侦察了一番。1931年12月某日，我抵达锦州，记得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在那里，我得知其他国家的武官早已从锦州撤走了，唯独美国和英国的武官留下来。就在实地考察时，我在这所中国学校的校园里发现了几个炸弹坑。值得一提的是，国联调查团的总部设在这所学校。校园里的炸弹坑表明除锦州火车站之外，日本飞机还企图袭击国联调查团总部。

在圣诞节和元旦期间的某一天，天蒙蒙亮，我便前往锦州火车站的电报处，准备将一封电报发出去。就在到达目的地时，我发觉电报工具已由电报员从工作台上拆卸了，现场呈现出一副准备撤离的模样。其中的一位员工对我说：“日军马上要来了！”我赶忙返回那所中国学校，将这则消息告知国联调查团总部。奥德瑞奇中尉是美军中一位年轻的谍报员，为了了解日军的有关情形，他抢劫了一辆火车头，顺着铁轨朝沈阳方向开去。不幸的是，他被日军俘获了。日军放他走之前，他被关押了几个钟头。我从锦州撤离时，搭乘的是最后一趟列车。与我搭同一趟火车的，除了中国政府官员，还有铁道部的工作人员。当时，多数的中国部队早已撤离了锦州。列车途经山海关时，停了下来，我也随之下了火车。山海关是一个重要关卡，中国的万里长城经它向海边绵延而去。当时，张学良率部由东北出发，途经长城，最后到达关内，我目睹了这一幕。张学良率部从东北撤退也宣告中国政府丧失了对东三省的控制权。就中国部队撤离的情况，我写了一封电报。正当我计划向美国发电报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封电报被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司令扣了下来。

在这五年之后，日本开始蓄谋针对长城南部的战争。这五年期间，西方列强过着闲适的生活，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除外。然而，在此阶段，日本除了与德国联合外，还为实现其征服亚洲、进而征服整个世界的野心积极筹划着。

东北之战以及亚洲愈来愈告急的情形为美国的新闻记者提供了不少素材，他们据实发表了许多报道，美国报纸的读者们由此有了许多新鲜的看点。起初，这群记者长期被指派到欧洲，因而此前没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当这群记者被指派到亚洲后，他们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其中不乏亚洲问题的专家，例如伦敦《每日先锋报》的斯诺、纽约《先锋论坛报》的凯恩、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史维兰、国际社的汉特和葛艾特、美联社的巴比及赫瑞斯、路透社的奥利佛、《纽约时报》的阿班德、合众社的毛瑞斯……我同时是两家报社的特派记者，这两个英文报社是《曼彻斯特导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事情发展到后来，东北的局势更加不乐观，于是合众社和国际社又分别派遣了一个特派记者。合众社指派的记者名叫福瑞德瑞克·顾，得到指令后，他专门从柏林赶过来。国际社指派的记者名为吉朋士。

罗杰斯不仅是一个幽默作家，还是专门应对日本的专家人士。随着他的到来，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每天，罗杰斯在幽默专栏里发表50字的报道，很多报社的报纸无一例外都选用了他的幽默专栏，因而对于日本方面的检查，他颇感不安。一次，在沈阳，日本新闻检查组成员拿着罗杰斯的一篇稿子沿着街巷走着，一路上向美国人询问怎样理解稿子内容，为此稿子的发表被推迟了好几个钟头。这篇稿子这样写道：“我刚获知为了查实东北事变的实情，国联准备派遣一个调查团前往沈阳。东北事变让我联想到一个类似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有人向警官报案说，有人偷走了马，警官就前往马棚查看。”

为了向日本军方说清楚那篇稿子的内容，幽默专栏的相关人士费了好大的周折。

为了查清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我们这群外国记者做了大量的调查，最终搜集到许多证据，足以说明究竟有何事发生。起初，除南满铁路一地外，日军还入驻朝鲜，如今日军占领了沈阳。那时，岛本少校是日军总部的新闻发言人。抵达沈阳后，岛本少校与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会面，并用稍带牛津重音的英语与我们交流，他说：“一件不测的事情曾发生在沈阳，即在沈阳郊区一带，日本铁路遭到了中国部队的袭击，日本的一段铁路为此受损。值得指出的是，这支中国部队的着装与张学良将军部下的军装一模一样。中国部队的行动惹恼了日军，日军随即与中国部队在沈阳郊野展开了激战。”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岛本少校不惜护送我们抵达中日激战的郊外，那里与沈阳相隔数里之遥。我们到达双方战争的现场时，他解释说南满铁路的一节的确被炸毁了。

与此同时，我们和几位军事观察员发现在南满铁路线上躺着三具中国士兵的死尸。从现场的局面看来，他们极有可能是在逃跑时被枪杀的。岛本少校告诉我们说：“这三个中国士兵在那里放置了许多炸药，并将其引爆，南蛮铁路的一节铁轨和三条枕木为之受损。”岛本少校指着一节新铁轨和三条新枕木补充说道，如今这些受损的地方已经恢复了原状。他还说，从这三具死尸的位置来看，他们应该是在逃跑时被枪杀的。不过，岛本少校忽视了一个情形，即这三具死尸躺着的地方竟然未出现任何血迹。在进犯沈阳期间，日本军队曾袭击沈阳附近的中国警备部队，他们搞三具中国士兵的死尸并放在这个地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时隔几天，日本军方向我们出示了一张单子，上面记载着中国触犯日本在东三省利益的事件，总计300多件，旨在消解我们心中的疑虑。

之后，为了弄明白日本力图控制中国东三省的事件，国际联盟专门调派了一个调查团。这个调查团具有国际性，它在李顿爵士的带领下进行工作。当时，随同这个调查团前去的还有杜弗曼，他是来自美国的专家。杜弗曼翻阅了南满铁路的列车时间表，惊奇地发现就在爆炸事件发生20分钟以内，一列快车竟然驶过了日方声称为中国部队所炸毁的铁路段。需要指出的是，爆炸事件也是出自日本人之口。然而，除受损的三条枕木及一节铁轨外，日本军方还留存了一块变形的铁板。这一节铁轨长约三四英尺，仍保持着弯曲的形状。所有这些东西都陈放在本庄繁将军的办公室里，一摆就是好几周。当时，沈阳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坐落在本庄繁将军那里。日本人明火执仗地进犯中国东北，却又竭力掩饰他们的侵略行径，有人对此很是纳闷。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我在沈阳搜集到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再现了日军是如何攻克沈阳的。当时，四处打听后，我前去一些由日本人经营的照相馆，在那里我看到了许多张日本兵的照片，他们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衣服上佩戴着臂章，身上挎着步枪。那个年代，许多欧美人在沈阳做买卖，据他们说，早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几天，一群身穿普通老百姓衣服的日本“观光者”突然出现在沈阳街头。这些所谓的“观光者”其实是日本兵，只不过他们经过乔装打扮后，看起来就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事实上，这数千名的日本兵是被日本军部悄悄地运往沈阳的，只要收到日本军部的命令，他们就会马上采取军事行动，迅速抢占战略据点。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在接到日本军部的信号后，这些日本兵果真按既定的战略部署行事。1931年9月18日是值得铭记的一天，因为就在这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序幕。

后来，就日本乔装部队进犯沈阳的隐情，我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上贴着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就是我之前在沈阳从日本人经管的照相馆中搜集到的。我将这篇报道刊登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数个钟头之后，沈阳街头便出现了一些日本兵，他们在日本军部的指派下大肆搜查所有的照相馆，并收缴了有关日本乔装兵的全部照片。

为了占领他国的疆域，希特勒采用了同样的手段。通过研究日本抢占中国东三省的方略，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抢夺他国领土的战略手段上来说，希特勒不是创始人，而是效仿者。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大量乔装的日本部队就蜂拥在沈阳街头。然而日本军方却狡辩说，日军之所以在沈阳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军队激怒了日本兵。不管日方怎么否认，但有证据证明日本侵华的确属实。据证据显示，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好几个钟头之前，一批身穿军装的日军搭乘火车从朝鲜出发，跨过鸭绿江，最终抵达中国东三省。

在沈阳，日本军部早就兴修了榴弹炮炮台，日军驻扎在那里，准备伺机而动。这些榴弹炮位于一所广场内，广场里日军戒备森严，广场上边是一个铁屋顶，这个铁屋顶有点儿起皱，形状酷似一座粮仓。沈阳的兵工厂恰好在这些大炮的炮口下。中国政府当局公开表示，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数月之前，日方就将这些炮弹悄悄地运到沈阳，这些炮弹的包装上写着“矿场机械”。戈拉罕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美国商人，在这个榴弹炮炮台广场邻近地方居住。就在日军占据沈阳的第二天，戈拉罕在他居住的地方发现从这个“粮仓”里冒出了许多碎屑。由于大炮的狂轰滥炸，这个铁屋顶被炸得冲上天。我抵达沈阳后，在戈拉罕的带领下前往这个所谓的“粮仓”，在那里我们一起目睹了日军的野战大炮。

在日军发起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行径之前，世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日本人凶狠残暴的事迹。即使众人听说日本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通常说来，他们还是深表疑虑。我们时常会收到这样的报道，报道称在中国，日军常会对一个村庄烧杀劫掠，仅仅是由于他们认为当地潜藏着中国游击队。法拉是国联的代表，他搜集了许多类似的报道，并给国联总部发电报，详细地报告了这些情形。需要指出的是，国联总部位于日内瓦。我亲临现场目睹了日军的一次残暴行径，并就此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一经刊载，日本驻芝加哥的总领事就予以否认。那个日本总领事就数目问题作了辩解。我说在这个村庄，3000名中国人惨遭日军屠杀！那个日本总领事却声称，这个村庄“仅有300个中国人被射杀”，根本不存在屠杀事宜。

大量美国籍和英国籍的宣传人士受雇于日本，并接受日本当局发放的薪水。高曼和金奈是这些宣传人士的最高指挥。高曼是爱尔兰人，而金奈则是美国人。这些宣传人士的工作是就日军有异议的新闻消息进行驳斥。起初，金奈在火奴鲁鲁居住，他的妻子是一位日本人。一直以来，金奈都在南满铁路任职，主要从事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日本人相继在北平和其他地方办了一些机关报社，高曼一度在那里工作，担任编辑一职。此外，高曼还是《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这也是他的正式职位。作为《伦敦每日电讯报》的特派记者，高曼可以出席所有的记者招待会，不过他的根本工作貌似是就日方有异议的新闻进行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