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莫斯科

1935年10月初抵达莫斯科后，我在苏联国内旅行社导游的带领下，来到新莫斯科大宾馆。莫斯科河上架着许多桥，新莫斯科大宾馆坐落在其中一座桥的附近区域。新莫斯科大宾馆距离红场和克里姆林宫很近，其间仅隔着一条街。虽然宾馆房间的租金很贵，但顾客们觉得值得一住，因为从宾馆的楼顶眺望下去，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后来，我获悉新莫斯科大宾馆是工人代表的招待所，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代表常常受到苏共的款待。此外，这个宾馆还是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落脚处；在他们看来，这个宾馆是他们在莫斯科的大本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美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是苏联当局聘请来的。

在这家宾馆，我住了好些天。就在入住宾馆的第二天早晨，我前去餐厅用餐，其间发现栏杆将餐厅分成两部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很特别。栏杆的一边用餐的顾客多数是外国观光者和商人。通常情况下，这些顾客各自吃饭，吃完后各自结账，钱币的样式除了美钞就是英镑。我就是其中的一位顾客。一般来说，我为1美元的早饭只支付1美元。不过，这天早上结账时，我付给茶房5美元，茶房需要给我4美元。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茶房找给我许多的零钱，这些零钱是欧洲各国的钱币，其中并没有苏联卢布。

在栏杆的另一边，客人用餐完毕之后，一般拿苏联纸卢布结账。当时，苏联纸卢布有点儿升值空间，按美金换算的话，升值金额在4～8角之间。栏杆两边用餐的人虽然点的饭菜没多大区别，但饭钱却截然不同。就拿我早上点的这份饭菜来说，我需要支付1美元，而栏杆另一边只需支付8分或12分美元。入住宾馆的第三天早晨，我干脆前往栏杆的另一边吃饭，即用纸卢布结账的那一边；不过，我被茶房拦住了。茶房告诉我说，我应该到外国旅客用餐区去吃饭，结账时需要用美元。后来，我也变得精明了，专门找了一家“美国”饭店用餐。与新莫斯科宾馆相比较，这家饭店的饭菜便宜了不少，因为在这里可以用纸卢布结账。

抵达莫斯科不久之后的一天，我前去逛一个旧书店，其间发现了一本英文版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仅有的几篇文章都是斯大林演讲的内容。对我来说，发现这本小册子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仔细翻阅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后，我对苏联近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了解得一清二楚了。在文章中，斯大林对托洛斯基及其追随者们大加批判，我对此留下了颇深的印象。托洛斯基一贯主张国际主义，在政治上，他是斯大林的死对头。斯大林不仅憎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憎恨托洛斯基及其提倡的国际主义。在我看来，斯大林对后者的憎恨程度貌似远远超过前者。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文章有几节写到斯大林认为美国工业建设的经营管理不值得一提；此外，斯大林的演讲内容多次涉及苏联工程师讲述的有关故事，相关事迹是他们从美国听到或看见的。

斯大林在演讲稿中表示沙皇军队有种种不足，他将采取一切措施进行弥补。他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沙皇士兵战前没有得到什么针对性的训练，战时往往不经过任何武装。沙皇将领们紧跟在士兵身后，他们手里要么拿着鞭子，要么握着木棍，这些鞭子和棍棒是用来鞭策沙皇士兵的。在前线，一些沙皇士兵竟然没有任何枪支和弹药，只有他们前面的伙伴战死了，他们才能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斯大林说，这些枪支和弹药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因为这些武器是沙皇政府从一些奸商那里购得的。此外，斯大林还说，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军火的主要来源是外国军火经销商，因为当时俄国根本不存在兵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俄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最终俄国惨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军火商人玩弄了俄国。结尾，斯大林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如今苏联军队的羽翼颇丰，外国军队侵占苏联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我横穿了苏联大陆，前后历时11天。在这漫长的旅途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许多多的苏联将领和士兵，他们穿着全新的军装，不仅出现在我所去的城镇的街头，还出现在火车站和火车厢。由此，我对苏联军队的数量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期望很快得到答复。沿途，就苏联军队的数量问题，我询问了好些苏联将领，得到的答案出奇得一样，即60万。此前，为对各国的兵力有个大概的了解，国际联盟曾组织人进行调查。当时，苏联当局向这些调查人员汇报的数字就是60万。在我看来，60万不是一个确数，因为苏联境内穿着全新军装的苏联士兵很多，这表明当时苏联大举征兵；就时间而言，征兵行动或许早已展开了。我在苏联逗留的这段时日里，这个谜团就解开了。当时，苏联官方对外宣称：他们的军队有100多万人。11月7日，苏联庆祝大会在红场隆重举行，据我判断，有关苏联扩军的消息就是在这一天暴露的。在当天的庆祝大会上，各种部队群集红场，其中包括轻型坦克部队、重型坦克部队、航空部队，所有部队的性质截然不同。

苏联11月7日的阅兵仪式在红场举行，一架超大型号的飞机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架飞机名为“马克思姆·高尔基”。当时，外面传言说，全球范围内再也找不出一个比这架更大的飞机了。除一个收音机外，飞机上还配备着一个扩音器，专为下达法令所使用。阅兵仪式进行了很长时间，从早晨10点持续到下午傍晚时分。斯大林及以其为核心的内阁成员参加了这次阅兵仪式，其间他们在石头阳台后面站着，这个石头阳台的位置高于列宁墓。即便是坐在五十码开外席位上的外交大使也可以看到斯大林及其内阁成员的头和肩。当苏联步兵列队从红场经过时，旁边的人告诉我说，这支苏联步兵不仅是目前欧洲装备最精良的部队，还是眼下欧洲训练最有素的部队。在观看此次阅兵仪式的人看来，自十月革命后，苏联显然转化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当天，苏联民兵队伍也参与了阅兵仪式，他们成了日本和德国社会的笑柄。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的工会也加入了这次阅兵仪式，他们迈着军人的步伐从阅兵台前经过，其中也包括妇女会，这种迹象足以表明苏联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深入的军事训练。

当时，苏联不仅在军事上不断扩大势力范围，还迅速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如此一来，苏联公民的幸福指数大大降低了。当时，香水是我在莫斯科见到的仅有的奢侈品，不过，这种香水不仅价格低廉，它的销售点貌似还遍布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当时，社会流传着许多关于香水厂商的故事，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时，一些人士积极支持苏联的共产制度，他们认为在苏共执掌政权的情况下，生产过剩的情形是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这些人士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当时苏联政府对生产过剩的产品通过价格杠杆进行宏观调控，这样产品价格变低，苏联低收入的人群也具有了这种产品的购买力。价格的调低，一方面为产品打开了销路，另一方面相关工业的利润减少，由此导致工业出现衰颓的现象。虽然这么说，但是苏联的香水工业运气并不怎么好，这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苏共方面，因为许多人响应苏共的号召，与香水划清了界线。即便香水的价格低到无法再低的程度，但香水店里还是挤满了人。

当时，苏联的一些商店归国家经营，这些商店卖东西的渠道很不一般，在苏联境内游览观光的人无不觉得奇特。这些商店里往往排着一长串一长串的苏联人，由此看来苏联人很乐意排队。无论是谁，一旦进入这些商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店里排着两支队伍，犹如长蛇一般。这两支队伍分别位于售货台和结账处。倘若有买东西的欲望，你需要先到售货台排队；当轮到你时，你只需告诉售货员你想买的东西，待到售货员告知价格后，你可以自由决定买或不买。假设你决意购买，售货员将为你取货，并把它搁在一旁，而后给你开张清单。之后，你需拿着清单去结账处排队，你为商品付钱后，收票员将给你张发票；拿着这张发票再到售货台排队，轮到你时，售货员一边接过发票，一边将你购买的商品递给你。

在行将踏上离开莫斯科的漫漫征程时，我前往一家食品店买零食，方便我路上吃。需要说明的是，这家食品店颇具现代风韵。我总共排了三次队，先后花一个多钟头才第二次到了售货台跟前，售货员打算递给我东西时，突然意识到没有包装纸，他看着我有点儿不知所措。由于买的是一根俄国腊肠，当时我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这根腊肠直径为四英寸，长度为三英尺。我大概算了一下，这根腊肠可以满足我11天的饮食需求。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旅途起点是莫斯科，终点是海参崴，其间的行程正好是11天。照现在的情形看来，由于没有包装纸，我将不得不手拿这根三英尺长的腊肠行走在街头，直至我返回宾馆，行程超过一英里路，这是我到莫斯科以来遇到的最难堪的局面。当时，从食品店回宾馆的路上有许多行人，见到我这根又长又粗的腊肠，他们馋得口水几乎都快流出来了；看见我这个手拿腊肠、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外国人，他们表现出一副疑惑的神情。对于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不提供包装纸一事，当地的居民早已屡见不鲜了。因为自从俄国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境内纸张严重短缺，这情形几乎到了人们不敢相信的程度。我遇到一些苏联人，他们为了包裹香肠，时常向我索要报纸或包装纸，即使破烂点儿也没关系。当时，许多苏联人的香烟都是自制的，只需将烟丝用碎纸卷成小木棍的形状。为了防止烟丝从纸卷中掉出来，他们在抽香烟时，通常要仰面向上倾斜45度的夹角。虽然苏联盛产木浆，但纸张却呈现出这样不足的情形，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剧，由此也造成了很多哭笑不得的难堪局面。

我曾与一些苏联新闻媒介人士相遇，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新闻纸张的不足了，在西伯利亚尤其如此。通常情况下，出版业的纸张由专门单位提供。出版业的纸张常常供不应求，如此报社不得不减少刊印的数量，甚至直接停刊。我曾经过西伯利亚的森林，而且一连就是好几天。我亲眼目睹的那片森林可谓是一望无际。据说，从面积方面来讲，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一片森林比西伯利亚的这片森林更大了。虽然西伯利亚的森林如此之广，但是苏联却出现了纸张严重短缺的情形，我难免有些疑惑了。不过，从一些报社编辑那里我得知苏联政府觉得与其他工业相比，造纸工业无关紧要。

我从海参崴出发，搭乘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莫斯科，当这个消息传到外国记者那里，他们无不大吃一惊。据他们说，数年以来，许多记者相继申请在乌拉山以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旅行的签证，但都被有关当局拒绝了，因而他们的旅行计划都泡汤了。对于我而来说，本应该也如此。因为当时苏共当局正在乌拉山以东地区和西伯利亚推进工业化建设，他们认为德国和日本是苏联潜在的敌人，因而不希望将工业化建设的情形泄露给德国和日本。此外，当时的苏共政府利用劳工进行工业化建设，他们当然不希望这种情景让外国人看到。那时，莫斯科有许多外国人，他们对于苏联人利用劳工新修白海运河的事情早有耳闻，不过从来没听说过苏联人利用劳工对西伯利亚进行开辟一事。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观光了一些工业建设项目，它们颇具现代化的风格。许多外国来访者也在导游的指引下，进行了类似的参观。不过，目睹苏联工业化隐情的外国来访者少之又少。对于苏联工业化的隐情，我们美国人相当的了解。于偶然的机会，我也亲眼看到苏联工业化的另一面。记得隔着脏兮兮的窗户，我看到了一个缝纫厂，只见工人们有的在用缝纫机做衣服，有的则用手缝衣服。这些工人不仅有男人和妇女，还有儿童。我不但见过苏联新兵穿的新军装，还见过摆放在苏联国营商店里的平民服饰。看到缝纫厂的一幕幕，我不由得想这些新军装和平民服饰应该是由这些缝纫厂的工人加工生产的。虽然这些现代化的工业建设让苏共政府引以为豪，但是如此滞后的工厂难免大煞风景。

那时，莫斯科的地铁工程项目已接近尾声。然而，为修建这个著名的地铁，莫斯科方面大伤脑筋，主要是地质问题，即莫斯科地下全是松软的泥沙。我曾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莫斯科地铁口涌出一群扛着铁锹的工人，让我吃惊的是，这群工人全是女工。她们看上去和男工没什么区别，也是头戴工人盔帽，身穿工人制服。倘若不听他们说话，那么你无法从外表上分辨出一个工人是男工还是女工。为什么会出现女工修建地铁这种事呢？一个记者告诉我说，因为已经找不到男工了，苏共迫不得已，只好雇用女工。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女工对这份工作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有一种关于苏共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地修建莫斯科地铁的说法，即如果将来苏联与日本和德国的矛盾激化，由此引发了战争，那么这些地铁可以用来藏身。

白士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名记者，一天晚上他举行了一场宴会，应邀前去赴宴的总共有八个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我们这八个人无一例外都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其中一部分人来自美国有名的报社，一部分人来自英国有名的报社。正是在这场宴会上，我得知这样一种情形，即每一份新闻发表前后，苏共当局都会突然检查。还记得宴会开始后，我们八个人先后入席。没过多长时间，我们之中一个同志的电话铃声忽然响了，这个同志赶忙接起电话，几分钟后通话结束了，他重新回到座位席上，对大家说：“很抱歉，刚才我接到一个来电，要我马上前去新闻审查所，纠正我即将发表的一则新闻，我必须提前离开了。”说完，这个同志就走了，表现出一副很着急的样子。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个同志在纽约一家报社担任记者。没过几分钟，又有一位同志收到来电，情况与前面那位同志的没有什么两样。紧接着，这位同志也着急地离开了。后来，与前面相同的情形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在短短60分钟内，我们八个人先后离开了。外面有这样的传言，即上述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对于这种情形，外国记者们虽然很是无奈，但也想方设法积极应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间或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案，美其名曰“三路齐发”。所谓“三路齐发”就是同时使用发电报、发航空信和发平信的策略，以期其中至少有一种策略能挽回局面。当时，为了将新闻报道发出去，这些外国记者们还将新闻报道转交给前来莫斯科游览观光的人，希望这些游客在抵达华沙或柏林时发表这些新闻报道。苏共当局对这些外国记者们想方设法逃避检查的行为甚是不满，于是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打击报复。其中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即逃避检查的外国记者一旦被莫斯科方面批准出境，那么他们再想入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莫斯科方面会以种种理由拒绝他们。据说，这种手段是苏共当局惯用的一种手段，曾被苏共当局广泛地使用。

一次，塔斯社在晚上举行了一场宴会，由于其职员的再三邀请，我出席了这次宴会。与我同出席此次宴会的还有卡尔·拉塔克，当时他在《真理报》报社工作，担任总编辑一职。在远东的时候，我曾与卡尔·拉塔克有过一面之缘。值得一提的是，卡尔·拉塔克曾经是托洛斯基的追随者；在托洛斯基被打倒后，他转而跟从斯大林，唯斯大林马首是瞻。拉塔克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就所见所闻他写过很多社论，其中有不少社论被塔斯社采用。此次宴会上，我们围绕张柏林所写的一本书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张柏林曾经在莫斯科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社工作，他是那里的前任特派记者。在这本书中，张柏林不仅严厉批判了苏共当局，还将斯大林在乌克兰使用的集体农场措施批判得一无是处。在斯大林时期，小地主占乌克兰人口的很大比重，由于斯大林的整顿行为，这些小地主相继沦落为落魄之人，连个安身立命之所都没有。不过，又有谁明白正是由于斯大林的整改运动，苏共当局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小地主劳工队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伯利亚的铁路和许多工厂都是由这些劳工修建的。对于张柏林编撰这本书的缘由，拉塔克一点儿也不清楚。拉塔克说：“张柏林在莫斯科工作长达10年之久，其间他受到我们很好的款待。”拉塔克还说：“当时除张柏林外，还有一些外国记者被派驻苏联，他们同样受到苏共当局的友好招待。令我不解的是，这些外国记者为何要发表些毁谤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新闻消息呢？他们的做法难道不是恩将仇报吗？”在这些众多记者中，有一位记者来自纽约一家杂志社，他让拉塔克最为恼怒。这位纽约作家曾是斯大林的追随者，此事要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时。后来，这位纽约作家离开俄国，辗转到纽约，对苏共的作为竟然大加批判。之后，斯大林为了排除异己，还进行了一场大清洗运动，在此次运动中，卡尔·拉塔克被打垮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后话而已。

我在莫斯科待了一段时间，其间莫斯科的政治氛围并不紧张。当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势力甚是猖狂，几乎达到了目空一切、为所欲为的程度。那时，莫斯科十分害怕与日本人的矛盾激化，从而引发战事。苏联堪称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由100多个民族组成，并由此诞生了200多种民族语言和方言，人口多达16000万。与苏联相比，德国和日本却是世界上相当强盛的国家。我们试想一下，种族如此庞杂的一个国家如何能与强盛的国家相抗衡呢？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早期，美国除同英国、法国在欧洲对德作战外，还同日本在西伯利亚对俄作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干涉俄国的十月革命。后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外国的干涉分子和本国的白俄敌对人士相继撤退。在此之后，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苏俄整个社会，因为苏共当局不仅对外国人心存戒备，还对国内不是共产党员的俄国人普遍地怀疑。简言之，苏共当局认为谁都不值得信任，尤其是入驻苏联的外国人。就连与外国人有染指的苏联人，苏共都不放心，更不用说是日本人了。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始于轻工业。与日本不同的是，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则由重工业起步。苏俄先后修建了牵引机工厂、机械厂，随即又分别对铁矿、煤矿和铜矿进行开采，为了制造各种鼓风炉，甚至不惜动用举国上下的人手。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手基本都缺乏相关的工作经验，根本不懂得一点儿相关技术，由此酿成了许多错误，苏联的工业化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苏联期间，就苏联许多国营工厂我进行了采访，其间不少厂长牢骚满腹。从他们那里我获知这些工厂的生产和消费相互脱节，极不平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苏联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很低，根本没有多大的购买能力。那时，我还带着不少美国杂志，其中几本杂志很适合妇女阅读。对于这些美国杂志，苏联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就连不懂英语的苏联人，也对杂志上的广告饶有兴致。这些苏联人中，有的人向我询问广告的梗概，有的人就服饰和个人打扮方面的问题向我发问。随即，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当时，苏联境内广告宣传明显不足，以至于苏联公民觉得广告一事很新鲜，这恰巧也是苏联生产与消费失衡的另外一个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苏共当局相当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在苏共当局看来，广告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滋生品，自然广告是他们极力排斥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苏共的生产与消费始终达不到平衡，产品即便数量有限，销路也不畅通。这些对美国杂志兴趣盎然的苏联人是我在火车上和宾馆里见到的，除一些美国杂志外，那时我还带着留声机唱片，不过数量不多，仅有几张。当这些苏联人看到留声机唱片时，他们很快将注意力转移到唱片上。在上海时，我买下了这些唱片，原先打算将它们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当时在莫斯科。在这些唱片中，有一张上面有两首夏威夷土风舞歌曲。正是这张唱片，引来苏联人的最大关注。当时，火车上有一位苏联人，他带着一个“老爷”留声机，它为这些苏联人提供了方便。在火车行驶过程中，这些苏联人从不间断地循环播放这两首夏威夷土风舞歌曲，直至唱片快被磨烂了，才肯罢休。

当时，由于苏联当局一再强调，报纸杂志都不敢发表商业广告的新闻。我于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相关事件，这个事件别有一番意思，事情是这样的：据说，苏联当局打算开办一家罐头食品厂。在购买相关设备，组建罐头食品厂之后，苏共当局还聘请了一位罐头食品专家，这位女性专家来自美国，专门从事罐头厂的技术指导工作。这家罐头食品厂运营之后，生产了许多种类的罐头，例如番茄罐头、豆荚罐头、水果罐头等等。这些产品一经生产，就被运往零售店，并被摆放到那里的货架上。不幸的是，那里的罐头一直没有卖出去，仅仅是因为苏联人观念落后，竟然不知道食品能够放到罐头里储藏，而且保质期还很长。当时，这种消息传到一位入驻莫斯科的美国人那里，他随即写了一封信，并将它寄给一个报社。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在美国境内，商人们常常将商业广告刊登在报纸杂志上，希望苏联方面予以仿效，不妨也发表罐头食品的广告。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酿成了苏联新闻媒介的一场骚动。在新闻界的这些苏联人看来，这位美国人简直是胆大包天，太自以为是了，竟然向苏联当局推荐广告，殊不知广告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属品。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之后，罐头食品销路大为畅通，在极端的时间内，苏联各商店中的罐头全卖完了。由此看来，苏联新闻媒介对这位美国人的斥责，成了苏联罐头食品厂的无形广告，这种广告简直是妙不可言，几乎没有什么广告能与它的效果相比了。

当时，苏联的这次列车上基本是一般乘客，一些车厢除外；这些车厢里全是士兵，他们身穿军装。在这些一般乘客中，年轻人和中年人占很大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多数都携带着包裹行李，这些包裹行李看上去再简单不过了。这些青壮年人士一部分是苏联国营企业的员工，一部分是国营工厂、工程修建、铁路铺设机构中的员工。当时，这些机构遍布苏联各个地区。在莫斯科的街头或宾馆里，常常可以看见这些员工的身影；为了提交工作和回答苏联当局的问题，他们排成一条长队，或坐着，或站着，那场面很像卧龙盘踞一般。

当时，莫斯科是苏联的首都。由于少数政府官员掌握着新生政权的所有权力，苏联公民对政府当局普遍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莫斯科也成为一个拥塞的地方。那时，外面有这样的传言：苏联横穿欧亚两大洲，很多城市分布在这片土地上。不过，在众多城市中，莫斯科的人口数量最多。之前，我提及许多年轻人拿着包裹行李等候苏联当局分配任务，我敢担保的是，这些人至少占据莫斯科人口数量的一半。

那时，样式陈旧的公寓在莫斯科比比皆是，也正是这种现象最能显示出莫斯科拥塞至极。苏联政府不仅严格控制公寓楼的大小，还明确规定了公寓楼的租金，不过对于公寓房间的容人量却没有详细地说明。一位妇女曾告诉我说，她和爱人只有在戏院看戏时，才能有亲密动作。这位妇女的爱人是一个公务员，不过他的职位很低。这位妇女表示，在他们仅有的两个公寓房间内，却容纳了14个人，这些人还包括12个亲朋好友，因而她和爱人的私人时间很少。

早在许多年前，莫斯科因歌剧、芭蕾舞和戏院而出名。我在莫斯科待了一段时间，其间先后走访了这些地方。在苏联市民中，戏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到莫斯科，小到像西伯利亚的小城镇都是如此。即便是在这些小城镇中，戏院不仅是当地居民的俱乐部，还是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我尚未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一个关于沙皇时代杰出统治者的戏剧正在一家戏院上演，这家戏院在苏联是数一数二的剧院。像彼得大帝、伊凡四世这样的统治者都出现在戏剧中。由于我的俄文水平相当有限，我并没有完全看懂这些戏剧的所有情节。不过，我能领略这些戏剧的基本精神，它们无外乎歌颂像彼得大帝一类统治者的功德，这一点单从表演上就能看出来。

一次，我从红场出发，准备前往莫斯科大饭店，途中经过一座样式陈旧的石头屋子。这座石头屋子有一个半地下室，一些声音恰好从那里传到我耳朵里。与此同时，我还看到一束光线，这些光线比较微弱，它们来自这个半地下室的门口。所见所闻让我停止了脚步，当得知这种声音是一些低沉的宗教歌声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歌声是一些希腊正教歌曲，在我尚未离开上海的时候，白俄教堂每逢新年或复活节都会做礼拜，这些歌曲也是必唱之曲。克里姆林宫是苏共总部所在地，这所白俄教堂与它仅有一街之隔。虽然这所白俄教堂空间小得几乎到了让人怜悯的地步，但从性质上讲，它与大规模的教堂没什么区别。那时，我走访了这所白俄教堂，专门采访了一位令人敬仰的牧师。不过由于我的俄语水平很有限，我没有办法从这位牧师那里获知白俄教堂的宗教活动在莫斯科已经进行了多久。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克里姆林宫当局在莫斯科境内广泛推广“无神论”思想。白俄的宗教活动不仅是我在莫斯科走访期间第一次遇到的宗教活动，也是仅有的一次宗教活动。

我的导游是由官方政府指派的，正是从她那里，我对苏共统治下苏联妇女及年轻人的处境有了大概的了解。“西伯利亚的安娜”是我为这位导游起的外号。年仅22岁的她当时已经是苏共青年团的成员之一。她虽然年纪很小，履历却一点儿也不少。她曾经是一家鲤鱼罐头厂的员工，在那里的工作时间长达三年之久。这家鲤鱼罐头厂坐落在堪察加沿海岸的外围。政府当局曾在黑龙江组织新修苏共青年团新城，她还参与了修建工事。当时，倘若你想了解苏联的妇女究竟有哪些自由权，你可以翻阅苏联的报纸杂志，因为许多这些刊物对于相关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还记得在有关人士的带领下，我还走访了一家医院，这家医院是堕胎医院。对于那些想要做人流的妇女，这家医院很是欢迎。此外，我还遇到这样一些妇女，她们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在西伯利亚境内尤其如此。

在我尚未离开海参崴的时候，有人带我去政府的离婚所走访。那时，人们常说这样一种情形，即倘若男女双方想终止婚姻，不管双方中谁前去申请，都会被批准。申请离婚的花销不多，只需缴纳邮票钱，不过需要及时告知对方。在离婚所，我会见了一个离婚所的官员，并与他谈论起来，他告诉我说，倘若我申请离婚，他同样不会拒绝我的请求，不过，向美国寄送通知的邮费略微高一些，是两角美金。他还补充说，他们离婚所离婚程序简单，根本不需要专门雇用律师打官司。

当时，除亚洲外，西方列强之间也常常爆发战事，这种战火迅速地波及整个苏联。之后，海参崴离婚所原本的运作模式很快中断。接着，斯大林下令将堕胎医院全部封闭，那时我还在苏联。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事，苏共当局为了家庭的安稳，家庭制度的延续，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当时，苏联境内还有些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常常露宿街头。面对内外困境，苏俄当局将这些长期与父母散失联系的儿童集中送往职业院校，以便他们有一定的特长。斯大林拿出的最后一张王牌是撤销原本的男女合校制度，由此男女分别在各自所属的学校上课。此外，为使女孩早日嫁人，苏共当局还组建了一所专科学校，命名为女子家事专科学校。在这之前，苏俄当局不仅主张“乱”爱、无责任的夫妻关系和变动的家庭制度，还提倡妇女在任何条件下都享有自由权；在这之后，原本的这一切都被废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