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影响

各界人士对于西安事变的结果普遍感到震惊。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的威名丝毫不减。现如今，来自中国诸省的军政领导人相继竖起抗日的大旗，共同维护蒋委员长的统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军政领导人包括南方各省的军政头目。最初，这些南方省份并不拥护南京中央政府。蔡廷锴是这些军政领导人中的一员。1932年初，蔡廷锴率部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激战，不愧为广东名将。之后，蔡廷锴退出政治舞台，辗转香港，仅仅是由于他与南京中央政府意见相左。除蔡廷锴外，还有两位军事名将举起抗日的大旗，拥护蒋委员长的统治，他们分别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人的祖籍都是广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年代，李宗仁和白崇禧享有盛誉。李宗仁认为中日之战可以持续十年之久。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导致西安事变各种出人意料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日本人一再对日本政府提议，要求向中国政府施压，以使中国参加反共同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始终在长城以南的地界活动，以此作为威胁南京中央政府的外交筹码；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例如，获知一伙日本人在中国领海从事走私活动后，中国海关当局积极展开部署，准备将这些日本人一网打尽。日本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日本海军进犯青岛，以示不满。这样一来，青岛工人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活动，他们无一例外都来自当地的日本纺纱厂。在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自此之后，日本人将大笔的资金投入青岛，尤其是棉纺织厂。在山东地区，中日两国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有矛盾冲突，不过那时矛盾冲突尚属轻微。

《上海日报》是日本军部的机关报，在上海出版。《上海日报》刊载了有关西安事变结果的评论新闻，称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议说，为应对处于苏联卵翼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应该排斥外国的援助，说中国政府理应采纳日本政府的这一提议。《上海日报》这样报道：“目前，南京国民政府位于岔路口，正值犹豫徘徊之际，日本有必要为他指明方向……日本政府将对中国实施苛刻的政策，除非国民政府接纳日本的建议，同时蒋委员长取消一切抗日活动……西安事变已经导致中日关系愈来愈糟糕。”紧接着，《上海日报》说，事实上，西班牙内战拉开了又一个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政府应当明确表示对日本的政策：“眼下国际形势颇为复杂……倘若趁这个世界大战，蒋委员长对日宣战，那么中国将永久陷入困境之中。”

1937年1月11日～20日期间，西安传出了一个消息说，在西安举行的大学生会席上，一位美国妇女做了许多次演讲。这位妇女来西安时，“怀着对共产党的同情心，而且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左派有关”。这个消息还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前去西安与这位美国妇女会面，并与她进行了座谈。结尾这样写道：杨虎城是陕西的军阀头目，他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以示威胁，这份通牒说蒋委员长“如果不立即对日宣战，那么南京中央政府将遭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进攻”。

当时，与华北相关的消息不断散布开来。获知这些消息后，人们认为日本的侵略势力将由长城以南地区逐渐渗透到中国内陆。如今，日本对东北的统治已达5年之久。正是在这5年时间里，日本把东北打造成军事基地，并对这个基地进行严密控制。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原本是中国土地最富饶的地区。在东北，为修建铁路和公路，日本人雇用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工人。这些铁路和公路绵延至西伯利亚防守的薄弱地段以及外蒙古边界地区，颇具战略性。针对东北事变，驻日内瓦的国际总部展开调查，并随之对日本强夺中国领土的事件进行了谴责。此后，日内瓦的国际总部就杳无音讯了。继希特勒之后，墨索里尼也承认在伪满洲国建立傀儡政权的事变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并表示他们与日本一致同意在西安事变的这个时间起事。此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中国和共产国际持轻蔑的态度。

这时，我做出走访北平和天津的决定，仅仅是由于有关华北情形恶化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在我看来，北平和天津貌似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之前，日本人已在中国推行他们狂野的军事计划；这时，日本的军事计划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不过，各方面并不能断定日本的侵略势力将如何渗透。他们究竟是向南侵入中国内陆，还是向北进犯苏联的西伯利亚，或者是同时向南向北进发呢？毫无疑问的是，这时的日本人必将有军事行动；然而，各界对于日本人进攻的方向和时间并不清楚。

后来，我从北平出发，直抵张家口。张家口位于长城沿线，作为一个重要的边境城镇，其位置颇具战略性。张家口原本是中国故都北京的门户，现如今北京改名为北平。张家口介入华北和蒙古之间，是古代两条重要公路的枢纽。这两条公路自北平起分别通往蒙古的库伦、苏联及中亚细亚。需要指出的是，苏联和中亚细亚位于北平西部。有一条公路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北平和张家口，这条公路途经南口。南口是长城沿线一个有名的重镇，它坐落在张家口的南边，与张家口有数里之隔。

我抵达蒙古时，正值狂风乱作之际，只见漫天的尘土。这时，宋哲元将军率部驻扎在蒙古边界地区。我刚到达蒙古，就前去宋将军的衙门拜访宋哲元将军。需要说明的是，宋哲元将军的总部也就是这个衙门。按照中国字理解，“衙门”即“旗门”，是军政最高领导人的总部所在地。我进入宋将军衙门的庭院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劣质砖块和陈旧的房屋，这些房屋用泥巴修筑。看到这番情景，我不禁想起蒙古人此前征服这片区域的壮举。成吉思汗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征服者。继成吉思汗之后，骑战马的蒙古征服者们从这种古老庭院的大门出发，与众多骑士们驰骋在疆场上，共同营造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这些骑士们有的来自北亚及中央大平原，有的来自偌大的沙漠和草原。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一个征服者闯入这片区域。与这些大平原的骑士们相比，这个征服者在气势上明显不足，并不令人佩服。不过，从当时的形势看来，这个征服者将是这个衙门的新主人。张家口坐落在北平以北地区。早在满清时期，张家口是皇室的避暑胜地。如今，日军不仅侵占了热河一带，还企图向西扩张势力范围，进犯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地区。由此看来，这时的张家口局势非常紧张。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宁夏地界原本是内蒙古的疆域；后来，内蒙古被重新划分，才有了这四个省份。

日军早已与宋哲元的军队在热河和察哈尔的边界地区交战，双方打得异常激烈。在蒙古期间，我特地采访了宋哲元将军。就我提出的问题，宋哲元将军进行了答复，说他已经做出抵御日军向内蒙古进犯的决定。不过，我察觉到宋哲元将军的面部流露出既紧张又焦虑的神情。因而，我对于宋哲元将军没有回答我提出的多半问题一事也不觉得奇怪了。

我于当晚坐火车返回北平。在火车上，我遇见了宋哲元将军的秘书，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南京方面来电说宋将军需要进行战略转移，总部随之移至北平。所以在无可奈何之下，这个秘书对我说宋将军也搭乘了这趟列车。这时，北平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在东北，仅有为数不多的将领率部与日军作战，宋哲元将军便是其中的一位。当时，张学良统领下的许多将领也在东北地区。据说，这些将领中的多数人以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为由，并未与日军做任何抵抗就撤到关内。那时，国际联盟已经接手日军进犯东北的事件，中国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不抵抗命令。然而，宋哲元将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喜峰口是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卡，它位于北平以北地区。

当时，百灵庙地区爆发了一场战争，旨在争夺对内蒙古的控制权。百灵庙与张家口西北部相隔300英里左右。百灵庙位于绥远以北、外蒙古边界附近区域。百灵庙的战略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恰好在漠北交通的咽喉地带。此外，百灵庙堪称是蒙古的佛教圣地，那里不仅有许多像喇嘛庙和修道院的佛教建筑，还有大量喇嘛教徒。这些教徒有的来自外蒙古，有的来自西藏。这时，北平的古玩店除了佛教图像、珠宝外，还陈列着自百灵庙邻近区域的喇嘛庙中掳掠来的东西，因此我意识到战争在百灵庙打响了。当时，我还没有离开北平。宋哲元将军向我透露说，日本人与德王正在秘密开展一项计划，旨在建立“大蒙古帝国”；这位德王虽然年纪不大，野心却不小。这个“大蒙古帝国”疆域辽阔，热河至新疆的大片土地都被纳入其版图。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宗教上，百灵庙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人和德王自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们计划将百灵庙定为“大蒙古帝国”的首都。这时，日本人早已为战事做好了准备，他们暗地里收购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及粮食，并将之运往百灵庙进行储藏。为切断中国和苏联间的直接联系，日本人准备实施一个计划，即组建一个傀儡国。这个计划是日本人最大的目标，这个傀儡国将是日本人的缓冲地带。

当时，傅作义将军是驻绥远省的中国区总司令。这个计划的消息传到傅作义那里，他立即调派军队向百灵庙进犯，经过数次交锋之后，百灵庙和当地的喇嘛庙都被攻克。战争期间，傅作义的部队还俘虏了大量日军和情报人员，并将他们就地处理。

日军在热河地区成立了一个军事基地，并自此不断向察哈尔和绥远两个地区扩张势力范围。不过，日军在包头受阻。包头位于黄河上游，北平以西，与北平相隔400英里。包头是平绥铁路的终点站，日军侵略势力向西最远到达这里。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日本和苏联经过协商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包头极有可能位于日本势力范围的边界地带。中共军队驻扎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其驻地在包头正西的方位。

这时，日本在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扎稳了脚跟。日本军阀首领随即预谋下一步计划，企图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没过多久，我就得知日军下一步计划的主攻方向是向北还是向南了。

当时，日军企图侵犯长城以南区域，这个区域正是中国总部所在地。因为北平的军政事务由宋哲元将军全权负责，自然宋将军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日军的威胁。这时，日本一改之前对中国的政策，决定先使用和缓的外交手腕，而后再动用相对强硬的手段。后来，日本拟就了一份最后通牒，并将它转送给北平的政治委员会。这份通牒的内容如下：中国政府应将长城以南河北省北部的22个县列入非军事区的范畴。如此一来，中国军队从这个区域撤出。日本人随即对这个区域进行干涉，并在当地成立了名为“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

在与北平相隔数里的地方，我曾采访过殷汝耕。那时，殷汝耕是“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首领，我的采访地点位于北平东部。接受采访时，殷汝耕对我说，他是这个傀儡政权的头目，并不以这个职位为耻。此外，我从殷汝耕口中获知日本人进占中国领土后，如何欺压当地的平民百姓。首先，日军每进占一个地区，就指派一名顾问前去县政府。在日本东京和东北，日本当局曾成立了一些学校。这些顾问都在这些学校接受过特殊训练。其次，日军在每个占领区域都组建了一支“地方治安队”。在日军的胁迫下，为组建这支军队，当地的地主和土豪纷纷大掏腰包。日本军官是这支“地方治安队”的直接领导者，他们还指导这支队伍进行操练。再者，日本人要求当地的农民全部加入由日方经营的合作社。第四，学校的教科书必须采用“中日文化协会”的版本，此外每个学校还必须订购并储存一种傀儡报纸。第五，划入中等范围内的学校应当雇用日籍教师，并以日语为教学语言，每天日籍教师需要发表演说，其对象是全校学生。最后，为方便向中国成人们教授日语，所有城镇都应该成立一个日语研究会。

日本人占领这个区域后，将当地的中国警察和海关人员全部驱逐出去。如此，这个区域的走私、贩毒活动异常活跃。除日本人、朝鲜人外，中国的不法分子也干这种勾当。

1937年6月初，我抵达天津后，察觉到“神秘尸首”案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普遍关注。这时，报纸杂志上刊载了许多有关“神秘尸首”案的新闻。从程度上来说，上海居民对这个事件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即将发生的战事的关注。

宋哲元将军时任河北省主席，他的谈话出现在中国报纸的首页上。乍一看，宋哲元将军的谈话内容很显眼。在谈话中，宋哲元将军指出，107个人曾在海河中遭遇不测，倘若有人提供这些人是如何在海河中遇难的消息，那么他将得到5000元的赏钱。海河流经天津，最终注入大海，随潮水的涨落而不断地变化。这107个人全部是男人，年龄自20岁到40岁不等。外界有消息称有人发现了这些人的尸体，从尸体看来，这些人在遇难前肉体上并没有受过任何创伤。

为探究这起神秘尸体案的内幕，我前去当地的警备司令部进行采访。期间，我察看了许多由相关人员提供的照片，它们记录了来自海河中的尸体。一张由六个尸体勾勒成的照片最先引起了我的注意。从这张照片中，我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被从海河捞起来时还有一息尚存。照片上，这个人的头部露在海面上，由此推断他可能是自己滑落或被人扔在一个浅水区域。当时，有人将这个人送抵医院，经过紧急抢救后，神智得以清醒。之后，这起神秘尸体案最终揭晓。这个人就是贾永济（译音），这个案件发生时，他才30岁。贾永济是海洛因的吸食者，毒瘾相当厉害。贾永济说，他记得他与一大批农民工从中国内地出发，前往日本租界一个供人休憩的地方。那里满是海洛因和鸦片，人们可以随意享用。他在东北曾工作了三个月时间，并将薪水全部积攒下来。他的口袋之所以沉甸甸的，就是因为装着这些为数不少的钱。不过，从海河里打捞他时，他身上未穿着任何衣服，更别说口袋里的钱了。贾永济还说，他从一个女孩那里购买了一些香烟，这些香烟里或多或少都有海洛因——这是他所能回忆起来的最后事情，至于其他事情，他没有印象了。

日本人曾在天津日租界里经营着许多毒窟。有关当局对神秘尸体案展开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从海河被打捞起来的人可能就是在这些毒窟里遇难的，可能还有少数人死于海洛因和鸦片。与这个神秘尸体案有关的尸体多数都被卷入滔滔大海中，因为海河在涨潮和落潮之间形成巨大的力量。当时，外界散布着这样的消息：在天津日租界警察的指示下，卡车时常出没在街头巷尾收集犯毒瘾的人的尸体，而后将这些尸体运抵河岸，趁潮涨之际，将这些尸体扔向河边，之后这些尸体被海潮卷入大海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街头巷尾聚集着许多日租界毒窟。这些犯毒瘾的人难免还有些气息，不过在收集尸体时，日本警察根本不顾及这类情况，依旧按死尸处理。每逢冬天，天气渐渐变冷，海河随之结冰，日本警察为把收集的尸体扔到海河里，时而在海河上凿冰窟窿。

有关方面揭晓神秘尸体案后，便将之公布于众。此后，天津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特地组建了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虽然有点儿廉价，但在关外的农民工重返家园前可供他们临时歇脚，这正是政府成立这个招待所的目的。一直以来，天津聚集了大量试图被雇用的苦力和工人，因而成为大规模的劳力供应地。通常情况下，这些来自关内的劳力将被运输到关外，在那里兴修铁路、开采矿藏、采伐树木……日军进占东三省后，日本政府下令华北诸省的农民和工人不得到关外务工。不过，大批的内地劳力依旧涌向天津，在当地谋求营生。

我专门走访了这些招待所，采访了许多人，获知招待所的劳力多数都吸食过日本的海洛因。自日本人在上海日租界贩卖海洛因以来，原本抽烟片的中国有钱人竞相改为吸食海洛因。当时，中国人主要通过液体和固体这两种途径来吸食海洛因。前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加入注射液后，将注射针插入手臂的皮肤之下；后者的做法是，把海洛因粉末卷入香烟后，吸毒人开始吸食。我还采访了一些劣等的海洛因交易和吸食场所，期间发觉一些年纪轻轻的中国人购买小包的海洛因。按美元计算，这些白色粉末的成交价大概是一角或两角。之后，这些中国人在抽出25%的烟丝后，将这些白色粉末倒入香烟中。在倾倒时，他们将香烟呈45度倾斜，以免这些粉末漏出来。接着，他们将香烟点着，进行吸食。为此，日本专售海洛因的贩子开始销售吸烟架。从外表上看去，这种吸烟架颇似高脚杯，为采用香烟进行吸食海洛因的人提供了不少方便。这种海洛因的吸食法被中国人称之为“打飞机”。

据说，有些吸毒人利用“打飞机”的方法吸食海洛因，逐渐地犯上毒瘾，最终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获知这个消息后，前往驹井街、小滕街、花泽街、桥达街，做实地考察。这四条街都位于天津日租界里，街道两旁分布着一些店铺，这些店铺要么生产海洛因，要么贩卖海洛因。我有一位老朋友，如今他在纽约经商。正是这位纽约朋友，在我视察天津日本租界街道时陪伴着我。当时，我们搭乘出租车前去天津日本租界。当这辆出租车抵达这四条街中的一条时，街道两旁的店里突然闯出许多“跑腿人”，强迫我们与他们做买卖。那时，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四周围满了“跑腿人”。人们识别这些店铺相当容易，因为这些店铺采用分层设置，楼下是店面，楼上是隔间的寝室，更特别的是店铺门口的墙壁上书写着“洋行”两字。这两个字的字体是中文字体，字号相当地大。通常情况下，这些所谓的“洋行”是由朝鲜人和日本人经营的。他们为何将店铺命名为“洋行”呢？原来他们是想诱导顾客，使与他们做买卖的顾客认为，这些店铺的经营权属于欧洲人。

除天津日本租界外，还有一个地方向人们提供海洛因。从外形看来，这个地方酷似一座宅院。一条甬路从大门延伸进去，比较特别的是，这条甬路呈箱形，看上去很像一条规模较大的走廊，通往宅院里的屋子。一般说来，因吸食海洛因而犯毒瘾的人沿着这条路走到屋子的门口，只需敲几下门，一扇小门就打开了。需要指出的是，这扇小门具有滑动功能。在屋里人的暗示下，这些吸毒人卷起袖子后，将手臂伸到小门内，同时手里攒着一些钱，这些钱是用来支付他们所注射的海洛因的。小门内的人收款后，才往这些吸毒人手臂上注射一剂海洛因。起初，这种海洛因交易所在中国东北比较流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也兴起了这种场所。

日本海洛因制造厂不仅分布在天津，还分布在大连。这两个地方的海洛因产量日益增多，当地的工厂也日益兴旺和强大起来。与此同时，鸦片的供给充分，足以满足吸毒人的需求。正因为这样，日本人还开办了一系列的店面，方便喜欢抽鸦片的中国人前来享用。这些店面包括一个大宾馆，宾馆的外表富丽堂皇。不过，宾馆里面的设施相当土气，除了一个僵硬的枕头，就是木板或木床。显然，宾馆里原本的好家具都被撤走了。从外表看来，这些木板和木床廉价得很，上面平铺的是草垫子。这家宾馆的中间有一条通道，虽然狭窄，却为吸毒的客人提供了方便。客人顺着这个通道爬，可以抵达任何一个空床或无人的长凳子上。前来光顾这家宾馆的顾客，多数是成对出现的，一对男女搭档的情况居多。男女搭档进入宾馆后，便躺在木板床的草垫子上。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相对而躺，抽烟片的器具全放在两人中间。之后，一个女服务员带着两支鸦片烟枪、一个小酒精灯和一个小盒子前来。小盒子的种类有两种：一种是洋铁皮盒，一种是瓷盒。鸦片烟膏便装在小盒子里，它的模样酷似浓浓的黑糖蜜。通常情况下，这里的女服务员是朝鲜人，年龄要么是10岁，要么是12岁。接下来，这个女服务员顺手拿起铁钎朝小盒子中间插去，扭转几下之后，只见铁钎的一端挑起了一块小小的烟膏。这个铁钎的外表很像一根大针。接着，女服务员将这块烟膏置于点燃的酒精灯上方烧着，她翻转烟膏的速度相当快，仅仅为了防止将烟膏点燃。鸦片烟枪枪头铁锅上有一个小孔。烟膏一旦冒烟，这个女服务员就将插着球状烟膏的铁钎移离火焰，放入这个小孔内。抽鸦片的人随即将鸦片烟枪移至酒精灯上，开始吸食。只见这块烟膏开始燃烧，抽鸦片的人深吸一口气后，一股浓香的鸦片烟味弥漫开来。自然，抽鸦片人的肺部也充斥着这种烟味。如此这般，吸食鸦片的人连续抽了两三个烟泡，直至在不知不觉中昏睡过去。抽鸦片的人每次吸食鸦片的数量是一管烟，或者说是一袋烟。按中国银元换算，吸食人每次需要支付的金额是1元。顾客倘若让鸦片买卖场所的女招待陪同抽鸦片，那么需要额外支出中国银元4元。

天津日租界的一条主要道路是朝日路，我走访的鸦片场所便位于这条街上。这家鸦片场所是一栋六层高的宾馆，每层设有20多个隔间，每个隔间设有木床，可供10～15个人同时抽鸦片。自然，在这样的房间里，顾客是没有隐私可言的；前来关照的顾客也没有想隐瞒东西的意思，更别说是任何秘密行动了。这家宾馆全天营业，房间里的灯整天亮着。在灯光的照耀下，每个房间的客人貌似始终处于白天。当数以百计的顾客同时吸食鸦片时，烟枪中燃烧的鸦片烟泡的味道可以弥漫至朝日街附近的街道上。

当时，在日本租界里，抽鸦片和吸食海洛因的中国人相当多，甚至到了天津政府无法控制的地步。为此，天津当局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在日租界附近的中国区域，无论是鸦片和海洛因的吸食者，还是这两种毒品的出售者，一旦被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的下场。乍一听，这种措施相当地苛刻。然而，中国人为缉毒而作的这种斗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与日军手中的步枪相同的是，鸦片、吗啡及海洛因也是日本人向中国渗透的工具。需要说明的是，吗啡和海洛因是经鸦片提炼而成的。在日本，有关当局是明令禁止吸食鸦片的。然而，日本当局却多次煽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在日军进占的亚洲地区进行鸦片交易活动。鸦片烟的买卖活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皇军有关；倘若日本不爆发自清的革命运动，那么外界是无法获知这一点的。当时，除吗啡制造厂外，天津和大连还有海洛因生产厂。日本皇军特务处直接经营着这两大工厂，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除此之外，日本皇军特务处还经营着上海的鸦片烟馆和与它关系密切的赌场。）

不过，日本人通过走私运输至中国的货物不限于吗啡和海洛因。梅耶是一个美国人，当时是天津的中国海关的税务员。他对我说，日本人不仅从东瀛三岛，还从中国东北非法向关内运输货物，每月通过偷税漏税走私到中国的物资折合美元1000万。不过，日本原本的走私物资要比运抵中国的物资多两倍。只是中国海关当局中途扣押或收缴了多数走私物资，为此使日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日本向中国走私的货物有棉织物、人造丝、糖、煤油和香烟。一般说来，这些货物提前被装到卡车里，卡车上配备有一定的武装力量，通常在半夜时分抵达海关检查站。这个海关检查站比较孤立，没有外援。卡车上的武装力量轻而易举地将海关检查站的警卫兵驱逐，卡车随之开往中国内地，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接着，以极低的价格在当地出售这些货物。一次，一个天津的美国商人递给我一份单子，告诉我说，这个单子来自一个日本人之手。这个日本人专门从事非法走私、为偷漏税而强行通过海关的活动，这次希望与他做笔买卖，即帮他将美国货物偷偷运到中国内地。这个日本人向他保证，与中国海关的税款相比，自己收取的费用少得多。

当时，从日本和东北闯海关的日军有成千上万人，他们抵达所谓的“非军事区”后，有人将他们召集起来进行训练。在所有的闯海关事件中，这种事情最让人心生怯意了。

在多数人看来，那时的日本人应该首先对天津发起攻击。针对当时的情形，中国政府颁布了特别法律，规定外国人不许购置不动产。在天津，日本人不但不遵守中国的法律，反而故意购买许多土地和工厂。为此，天津的紧张局势持续了好几个月。日本人之所以公然挑衅中国的法律，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告诉了他们许多机密情报。日本人的这些朋友是职业军人。后来，大批的日本人涌入天津，他们冒着危险疯狂抢购当地的土地等不动产，只希望日军进占天津后，他们可以从中牟取暴利。

一次，驻天津的一位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中国报纸上的新闻消息翻译过来的。报告上这样写着：天津有一个日本团体，名为“神圣农垦会社”，在距天津郊区数里的地方购置了一片面积较大的土地。这个团体的此番举动遭到当地附近的中国农民的强烈反抗。据说，就自然条件来看，这片土地并不适宜耕种。江户岛是这个团体的领袖，他既不考虑这片土地的自然条件，也不顾及中国农民的反对，声称借助一种神秘的手段，可以根除这片土地的碱性。江户岛说，他购置这片土地后，将教给中国人先进的耕种技术，以便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人给这个日本团体起了一个绰号，名为“上帝的农夫”。华德是我的朋友，当时他是驻天津的一位美国领事员。在华德的陪伴下，我前去这个日本团体采访。抵达这个日本团体所在地后，我们被眼前的一幕幕场景搞晕了。此前，日本人在这个地方修筑了一系列的小房间，它们属于违章建筑物；如今，这些地方已经被烧得满目疮痍了，房间显得很凌乱，日本人将惨况归咎于中国人。日本人说：“这些房间的屋顶是用茅草修葺而成的。深夜时分，中国人悄悄地潜入这个地方，在屋顶倾倒汽油后，点火把这个地方烧得什么也没有了。”采访期间，我察觉到这个团体的成员模样几乎相同，都身穿军装。华德和我互相注视着对方，而后不约而同地说：“这个阴谋让人毛骨悚然！”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出了日本人的破绽。通常说来，日本人不管做什么坏事，总会露出蛛丝马迹。日本报纸上刊载了与这件事相关的新闻消息，我和华德一致认为日本报界夸大其词。新闻消息称日本人严厉抨击了中国人反抗这个日本团体的行为。

这个事件发生在1937年6月12日，它被称之为“神田”事件，与七七事变前后的间隔时间还没有一个月。“神田”事件并没有酿成中日天津之战，这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及其他报纸刊登了“神田”事件的相关新闻，说明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日本军阀最初的想法有所转变，这与这些报纸编辑的做法有一定的关系。

日本驻北平的政委会在6月下半月收到一份秘密文件，它来自日本政府。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将举行中央经济会议，届时，北平的政委会应当准时参加。伪满洲国、朝鲜和中国华北地区都在日本中央经济会议的职权范围之内。这份文件还说，北平的政委会组织代表团，前去大连参加会议；另外，会议有可能诞生一个“有组织的大陆团体”。组建重工业或军事工业是这个“大陆团体”的首要目标。除此之外，为了配合日本的同类工业，成立后的这个“大陆团体”需要有效减少彼此之间的贸易障碍，加强生产上的互助合作，严格保证产品的标准化，从而使中国东北、华北和朝鲜的同类工业加强联系与合作。这个“同类工厂联盟”的计划出自日本人之手，显示的是日本单方面的意图。1937年7月4日，天津的各报纸发表了与日本政府的这份文件有关的新闻报道，此事超出了有关方面的预料。时隔三天之后，中日战争在北平郊区附近打响了。

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就策划了一系列的事变，这符合日军一贯的举措。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其间外国大使遭到义和团成员的围攻。从此之后，考虑到驻北平的外国大使的人身安全，外国列强们组建了一支“象征性”的武装队伍。这支武装队伍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军队。美国海军陆战队由250个成员组成。在数量上，其他各个列强的军队人数与美国不相上下。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派兵加入了这支象征性的武装队伍。除此之外，日本也派兵入驻了这支象征性的武装部队。与别的列强不同的是，日本部队由一团人组成。

驻北平的外国使团的围墙之外，有一个斜坡。一般情况下，各个列强的部队以这个斜坡为基地进行军事演练。不过，各个列强部队只是独立训练，并不进行混合军演。日本是个例外，日本部队的演练地点是北平郊区附近的村落，演练时间是夜晚。

在卢沟桥邻近的一个村落里，日军于1937年7月7日晚10点左右进行军演。这次活动原本是日军设想的一个演练。在这个村落附近地区，有两条铁路，它们都通往北平。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处距这个村落不远。当时，日本军官声称在卢沟桥附近的一个村落，中国第二十九路军劫持了一名日兵，并且袭击了日军，扬言这些中国兵就是“犯罪人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有关方面从一个戏院里发现了这个日兵。

日本当局随即提出四项要求：一、在北平四周的战略要地驻守的中国部队立刻撤走；二、中国政府同意日军在卢沟桥邻近的村落进行搜索；三、中国第二十九路军的行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鼓吹，为剿灭中共，中国政府务必配合日本的行动；四、中国军部不仅要向日本致歉，还要以严厉的手段惩处犯罪人士。显然，这些要求相当苛刻。

中国当局从未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之后，为弄清楚整件事情，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政府组建一个联合调查团的要求。不幸的是，调查团尚未设立，战事就已经发生了。紧接着，日本飞机在事发区域的上方空投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内容无外乎要中国军队务必撤出这个区域。鉴于这种形势，中日双方各自增兵。如此一来，中日冲突更加严重了。为方便来自东京的日机降落，日本军部专门建立了一个飞机场。战事发展到后来，中国军队攻克了这个飞机场。作为一种报复手段，日军随即向通向北平的两条铁路地区发起进攻，最终攻占了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处。接着，中国政府宣布北平全城戒严，城门自然全都紧闭。后来，中日双方时战时停，最终达成了一项各自军队撤到永定河沿岸的协定。北平外交团所在地的一扇大门通向日本领事馆。按照这个协定的条款，中日双方各自撤退之后，日军忽而封锁了这扇大门，并在门外列队架枪。1937年7月13日，北平的战事愈发激烈了，这是因为大量的日军自东北进犯北平。东京的报纸刊载了相关的新闻，新闻称在华北地区，日本政府已与中国政府撕破了嘴脸。东京的报纸还说，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从事反日宣传活动，由此华北成了反日宣传活动的大本营。此后，战争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