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惨剧

1937年8月14日，即所谓的“黑色的星期六”。正是在这一天，上海发生了一些悲剧事件。那时，8月初的上海局势十分紧张。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我想起我们对于悲剧事件竟然没有一点儿准备，不禁对我们当时的境况感到吃惊。

一般来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每期刊物的页数在40～60之间。1937年8月21日的期刊是个例外，这期《密勒氏评论报》薄得很，页数仅有16页，简直不成体统。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更像是供驻守海外的美国士兵翻阅的美国杂志的精简版本，价值自然大打折扣。更为糟糕的是，这期刊物印刷质量也大大下降了，读者几乎会产生阅读障碍。当时，中日双方作战的前线恰好是我们印刷厂所在地。中日战争在此打响后，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印刷工人全部撤走了，以至于我们的报纸无法刊印。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报社也几乎停刊了。《字林西报》是英国一家有名的报纸，它的排字房遭到日本炮弹的袭击，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事发一两天之后，我们报社的一个印刷工人跑回报社，并与我交谈了一会儿。其间，他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有一家印刷厂，这个工厂建在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内，它遭日本炮弹袭击的可能性不大，因而，他希望我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在那里刊印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最终，在这个印刷工人的一再要求下，这期《密勒氏评论报》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刊物。

这期的《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一则新闻消息，记载了日军炮击上海的事件。统计数据显示的伤亡情况如下：这起事件中被炸死的人有2000人左右，被炸伤的人有2500多人。这些伤亡人士包括男士、妇女和小孩儿，他们都是中国普通民众。当时，日军在中国不断扩张势力范围。这些中国民众为躲避战乱和恐慌，纷纷涌入上海。不幸的是，后来上海也遭到日军的袭击。这些中国民众的不幸遭遇很大程度上与一架中国飞机有关。那时，这架中国飞机正位于公共租界上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架飞机出现了一点儿故障。据说，逃到上海公共租界的人中，中国人有150万左右。因而，中国人在上海公共租界里随处可见，他们遍布街头巷尾、桥梁上下。这些中国人多数是工人和乡下农民，他们出逃时不仅带着所有的家产，还带着自己的孩子。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孩子多数是襁褓中的婴儿。之后，公共租界里出现了许多接济中心，它们是由中国的慈善机构成立的。倘若炸弹在接济中心或者邻近地区爆炸，自然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即便不说，大家心里也很清楚伤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谁。更不用说炸弹爆炸的地方恰好是老百姓最为密集的区域。

一条街道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地带，这里同样上演了一幕惨剧。在众多事件中，这个惨剧最为严重。这幕惨剧的事发地点与上海外滩相隔一英里。“大世界”是上海的一个娱乐公司，它在当地享有盛誉。这家公司在这条街道上设立了一个救济站，专门施舍米饭。当时群集在这个救济站的难民竟有5000人左右。这条著名的街道就是虞洽卿路（又名西藏路）。一个交通信号灯位于街口，那时正值绿灯刚灭、红灯即亮之时，一辆汽车只好暂时停下来，等待绿灯亮起。这辆汽车上坐着三个人，他们分别是男士、妇女和女孩儿。后来，这辆汽车的主人打算从车上走下来，伫立在街头，看看天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听见飞机的隆隆声，那声音很洪亮，以至于他认为这架飞机刚从那个商业大厦飞过，正在头顶盘旋。自然，在他的潜意识之中，这架飞机正在低空飞行。不幸的是，这辆汽车的主人前脚刚着地，一颗机枪子弹就飞了过来，射穿了他的胸部。一声惨叫后，只见他两臂向前一伸，随即躺倒在人行道上。他当即就没了气息。

这个死亡的人叫卢琳瑟，作为一名牧师，他是此次中日开战以来首个遇难的外国人。卢琳瑟虽然在英国出生，但是却在美国接受教育，最终获取了美国国籍。著名的《中国纪事报》是由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一家报纸，卢琳瑟当时在这家报社担任编辑一职。当时，中国有不少传教士，卢琳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是一位优秀的和平使者。自然，他站在日本军阀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并且毫不惧怕。当时，为有效解决远东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决定启用一项计划，即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卢琳瑟甚至不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卢琳瑟被飞机上的机枪击毙后，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车上吓得瞠目结舌。面对这种场面，母女俩急忙将卢琳瑟的躯体拽到车上，随即奔赴一家医院准备进行抢救，她们甚至来不及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她们所在的这个广场位于十字路口，这里有好几千人。她们乘坐的汽车刚在这个街头转了个弯，炸弹就袭击了这个广场。

这时，“出云”号日本军舰在黄浦江流域停靠下来。一架中国飞机正好飞行在这艘日舰马路对面的上空。当时，这架飞机上装有两颗重磅炸弹，这两颗炸弹是用来袭击这艘日舰的。不幸的是，这架中国飞机在没有抵达投弹区域之前就遭到一架日本战斗机的袭击。之后，这架中国飞机出现了故障，驾驶员随即决定返回虹桥机场。那时，虹桥机场依旧处于中国国军的控制之中。这架中国飞机不仅受损程度严重，还承载着两颗重磅炸弹。后来，这个驾驶员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架中国飞机几乎是不可能安全返回基地的，因而打算扔掉两颗重磅炸弹。上海跑马厅与事发地点的街口相隔300码左右。当时，这架中国飞机在飞临上海跑马厅上空时投弹，出乎意料的是，炸弹最终落在街口的广场中央后爆炸。那时，恰巧是中午，正值人流、车流的高峰期，这个街口不仅有许许多多的汽车和黄包车，还有数不胜数的行人和数千名中国难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难民是准备接受救济食物的，这些食物主要是茶水和饭菜。

第一颗炸弹的爆炸地点是柏油马路上。与第一颗不同的是，第二颗炸弹在空中发生爆炸；事发时，这颗炸弹与地面相隔数英尺。第二颗炸弹爆炸时散落了许多弹片，因而造成的伤亡人数相当多。数十辆汽车的乘客都因此遇难。有的碎弹片直接落到乘客身上，有的碎弹片落在油箱上，从而致使汽车发生爆炸。街头行人遭袭后，尸体被炸得粉碎。这些尸体漫天飞舞，有的甚至落到别的街道上。一个广场坐落在“大世界”的前方，这里的人同样死伤无数。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广场的死伤场面是最为悲惨的。这个广场的遇难者包括男士、妇女和儿童，他们都是等待接收救济粥的普通民众，人数有数千人。这些人的尸体都被炸得不成样子了，多数人的衣服也被烧了个精光。最终，这些人的尸体累积在这栋建筑物旁边，其高度惊人。

当时，在上海上空，中日飞机正在交战。后来，炸弹掉落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附近地区，这时我在“美国俱乐部”的房顶旁观双方作战。事发地点与“美国俱乐部”之间大概隔着10条街。上海各界人士获知这两颗炸弹爆炸的消息后，无人不为之震惊。事发之后，我连忙前往出事地点。我抵达现场时，只见血流成河，最终汇入下水道。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做过许多战事采访。不过，这样的场面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这次新闻采访结束后，我便赶往家里。当我回到家里时，夜已经深了。事发后，警察和红十字会的成员将烧焦的尸体从汽车上挪下来；由于我曾协助他们的工作，到家时，血染红了我的鞋子、袜子和裤子。在爆炸现场，一辆福特车触目惊心。这辆车停靠在事发地点20英尺之外，它前后座的尸体数分别是两具、一具，它们全被烧焦了。这辆车的驾驶员已经被烧得剩下了骨架，连骨架被烧焦了，手臂的骨骼自然也不例外。这具骨架端正地坐在驾驶座上，从现场的情形看来，这个驾驶员在遇难前仍旧握着方向盘。挪动这辆车上的尸体时，我们在这个驾驶员的屁股下找到了一张驾驶照，它依旧完好无损。从中我们获知遇难者中的一位是美国商人，他在上海享有盛名。另外两个遇难者分别是这位美国商人的妻子和司机，司机是一个中国人。

后来，现场的最后一具尸体也被警察和红十字会的成员挪走了。接着，一辆卡车驶来，里面装着的是遇难者们的胳膊和腿。由于遭到炸弹的轰炸，遇难者们的胳膊和腿原本是分散在各处的。这辆卡车是由这些警察和红十字会的成员派来的。这些遇难者包括90个印刷工人，这些工人原本是由基督教安息日会所创办的一家报社的员工。在此次事件中，这家报社的印刷工人仅有10名幸存下来。起初，这家报社坐落在上海的中国区域；后来，出于安全的考虑，这家报社搬迁到租界。搬迁后的第二天，这个炸弹惨案就发生了。

在这个炸弹惨案发生几分钟之后，上海又发生了一件惨案，它是“黑色的星期六”的第二个惨剧。此次惨案中，由中国飞行员操纵的“诺斯拉普”轰炸机上共投下5颗炸弹。南京路是上海最繁荣的街道，它位于汇中饭店和华懋饭店之间。这两家饭店在当时很有名声。这架轰炸机的攻击目标本来是“云山”号日本军舰，由于飞行员的失误，定位目标偏离了实际目标500码，最后落在南京路上的炸弹在这两个饭店的门口爆炸。当时，流落到租界的中国难民遍布在南京路上。事发之后，南京路上的伤亡人士数以百计。这些伤亡人士中难免有外国人。当天下午，一座六层高的大厦遭到另一颗炸弹的袭击。这座大厦是美国海军采购处，除办公室之外，该大厦的顶层设有仓库房。这颗炸弹恰好掉落在办公室和仓库房屋顶。一条街横亘在这座大厦与美国领事馆之间，这两个处所都位于上海市中心地区。这颗炸弹的穿透力极强，相继穿透了水泥屋顶和五层水泥楼板，最终落在地下室的地板上。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地板也是用水泥修筑的。当时的场面着实令人害怕。不过，庆幸的是，这颗炸弹最终并没有爆炸。美国水兵竟然跑到这颗炸弹跟前察看，他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据这些美国水兵说，炸弹上写着“捷克军火厂制造”，这几个字是用油漆染过的。这颗炸弹到底是哪国的飞机投下来的呢？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揭晓。时隔几天之后，另一颗“飞弹”在两个中国百货公司门前爆炸了。由于这两家百货公司的店内外聚集了不少人，因而伤亡无数，当时的场面也非常悲惨。这两家百货公司在上海享有盛名。这颗“飞弹”是高度爆破性炸弹，它既可能是空军空投下来的，也可能是海军用大炮发射出来的。

艾莲娜·罗斯福是罗斯福的妻子，她是一位美国人。在“黑色的星期六”过去后的第二天晚上，艾莲娜突然推门进入我的办公室。当时，我正在工作，都没察觉到天色已晚。接着，艾莲娜向我表明她的来意，她说：“在走访上海期间，我目睹了许多炸弹惨案，为此许多无辜的百姓中弹身亡。为了劝说战争双方将各自的海军舰艇和作战部队从公共租界的边界地区撤走，我特地跑来征求我的意见。”商谈过后，她对我说，她将要根据她在中国的见闻拟写电报，并将电报发给中日双方的官员们。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她在中国看到许多老百姓被杀害和遭遇不测的凄惨场面，这些老百姓没有半点儿防卫能力，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因而，她希望中日双方不要再对公共租界进行轰炸。为了让蒋夫人将此事传达给蒋委员长，艾莲娜还专门给蒋夫人发了一封电报。

我们随之开始商讨这封电报要发给哪些日本领导人。在我看来，裕仁天皇需要对日军将领的一切行为负责，因而我提议将这封电报拍发给裕仁天皇。当时，艾莲娜是在一位美国人的陪伴下前来我办公室的。这位美国人这时入驻上海，他说：“就这个问题，他和进驻中国的美国大使们进行了讨论。在这些美国大使看来，拍发电报给日本裕仁天皇实属日本人心中的大不敬行为。”

那时，近卫文麿公爵是日本首相。最终，艾莲娜向这位首相发了这封电报。以下是电报全文：

近卫文麿阁下：

为保障上海租界内老百姓的安全，我今天电告蒋夫人，希望蒋委员长暂时停止对上海的袭击。这时，上海公共租界的里里外外都有过量的陆军和海军。中国人获知这个消息后，觉得他们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以抵抗日军的侵略。为了无辜人员的安全，阁下能否设法使上海不卷入战事呢？我之所以发电报征求你的意见，是因为我先前与皇室有过交情。

艾莲娜·罗斯福

（小罗斯福妻子）

针对这类情形，英、美政府曾表示强烈的反抗，日本政府通常置之不理。出乎意外的是，这封电报的结果令人满意。艾莲娜虽然没有收到日本政府的回复，但次日在日本海军司令的一声令下，“出云”号日本军舰从上海市的正面撤走了。此前，这艘日舰停靠在这个地方。日舰“出云”号撤离后，中国飞行员的目标也随之转移，不再是上海市中心地区。之后，上海近郊的老百姓依然遭受重创，因为日舰上的海军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军队的炮击。不过，日本海军通常是绕过上海市区进行炮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营的营房曾遭到日机一颗炸弹的袭击，庆幸的是所有人都安然无恙。此外，一个棉纺织厂也遭到另一架日机一颗炸弹的袭击，该厂的经营权属于美国人。当时，为这个工厂的安全起见，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在这儿。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伤亡发生。

蒋夫人给艾莲娜回了一封电报，电报里写着蒋委员长不仅下令对上海的各种悲剧进行调查，还要给死伤的平民百姓下发一定的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