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芝加哥论坛报》

1937年12月17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既是因为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而沉没的美国炮舰“潘纳”号的幸存者抵达上海的日期，同时对于《芝加哥论坛报》来说，这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海办事处的大门口，写有“世界最伟大的报纸”八个大字的铜牌高高悬挂，让办事处显得非常气派。不过，这块铜牌由于经历了很多年的风吹雨打，加上办事处工友每天擦拭，所以上面的黄铜都已经剥落了。

在远东居住期间，我主要在上海编辑自己的《密勒氏评论报》。除此之外，我偶尔也会做一些其他工作——担任某些英美著名报纸和通讯社的特派员。其中，英国工党机关报、伦敦的《每日先锋报》、大英帝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曼彻斯特导报》以及属于麦克柯迈克上校的、由美国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撑腰的《芝加哥论坛报》，是我服务时间比较长的几份报纸。除此之外，当有两件重大新闻同时出现时，美联社和《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特派员便无法分身，所以我还会帮他们采访一些重大新闻。

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曼彻斯特导报》和《芝加哥论坛报》是我同时服务的对象。这件事让一位同行颇感好奇。他说，这两家报社的立场和政策完全相反，你怎么能够同时为它们采访纷繁复杂的中国新闻呢？我对他说，在写新闻时，这两家报纸的政策和立场会被我完全忽略。我只是竭尽全力去获得最基本、最重要的素材，之后将其交给编辑先生们，任由他们去决断。我不记得有哪次，因为要配合这两家报纸的政策，我需要对新闻电报稿进行修改。不过，这并不代表这两家报纸的编辑们对此毫无异议，他们的确曾在报纸的社论版与我进行过辩论。1917年，日本人第二次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二十一条”，这件事促成了我第一次去北京采访，也促成了我跟《芝加哥论坛报》的初次合作。《芝加哥论坛报》的总编辑柏克先生给我发来一封电报，请我帮助该报采访这一则新闻。接到这封电报时，我刚来中国几个月，给某份报纸写新闻稿的事情从未做过。不过，我撰写的新闻稿，似乎很得柏克先生的认可。我的新闻稿被刊登在第一版，而且标题非常醒目，横贯整个版面。几周之后，柏克先生给我寄来了一张25美元的支票。从此之后，我便开始与《芝加哥论坛报》正式合作。现在算来，我已经替《芝加哥论坛报》服务了近20年，当然，中间有几次间断。开始我只是作兼职，后来就成为该报正式的驻中国特派员。无论是在中国长期内战时期，还是1929年中苏之战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以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我每次都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向《芝加哥论坛报》发电报，或者是把特写邮寄过去。电报和特写都是我在夜深人静时写的，因为上海与芝加哥存在着大约12个小时的时差。这使我变成了外国记者中特别能熬夜的一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量很大，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这样努力地工作了好几年后，我成为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资深驻外记者。如果能再多为该报服务几个月，我就能够获得退休的资格，如此一来，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除了听说，我很少能够直接接触到《芝加哥论坛报》报社的政策。这是因为，尽管我为该报服务多年，却从来没有在总社工作过。有一次，某个《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途经上海。在闲聊的过程中，他就劝说我要与麦克柯迈克上校搞好关系。类似的劝告，我从杰本那里也听说过。杰本是《芝加哥论坛报》的王牌记者，他曾因采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闻而出尽了风头，他的一只眼睛就是在战场上被弄瞎的。他到远东来过好几次，每次在旅馆的酒吧与我聊天，他都劝告我说，要与上校搞好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沈阳相遇。喝过几杯酒后，他又旧话重提，还将在《芝加哥论坛报》服务成功的秘诀向我和盘托出。

“你不要总报道上层社会的新闻，有时候也需要写一些烂新闻。芝加哥买《芝加哥论坛报》的人，完全不了解美国的远东政策，让他们花钱买报纸了解这方面的消息，根本就不可能。土匪、战争等热门新闻才是他们需要的。”

后来，我终于了解到，未曾在芝加哥总社工作过让我受到严重的损失。同样是驻外记者，但我的工资一直都比那些在总社工作的人低很多。

1937年12月17日早上，柯庞宁上尉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飞机从芝加哥来到上海。他是麦克柯迈克上校的私人代表，是奉上校的命令取消《芝加哥论坛报》设在中国的所有办事处。尽管芝加哥报社已经给我发过电报，告诉我柯庞宁上尉会带着这一任务前来，但是如此突然的决定，还是让我无法适应。有一天早上，柯庞宁上尉正坐在床上吃早饭，我突然问他：“此时‘潘纳’号被炸事件刚刚发生，中国与日本已经开战，这是世界性的新闻，很值得报道。请坦诚地告诉我，为什么《芝加哥论坛报》要在此时将它在中国的办事处关闭？”柯庞宁上尉抬起头来，看了我几眼，继续吃他的早饭。“上校说，日本很快就会将中国消灭掉，中国很快就不会再有重要新闻了。以后，只有从东京方面下手，才能够采访到有关中国的新闻。”

听他这么说，我的两条腿突然有点儿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不知不觉地跌倒在一张椅子上。此时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只是不断地重复道：“怎么能现在结束呢！”

就在我们两人谈论的时候，上校给柯庞宁上尉发来一份电报。上校要求柯庞宁上尉对“有关‘潘纳’号的新闻进行采访”。美联社刚刚给《芝加哥论坛报》发去电讯，称“潘纳”号的幸存者抵达上海的日期可能就在那一天。柯庞宁上尉把电报递到我的手上，说：“走，我们去采访。”

我大声叫道：“我不是已经被开除了吗？”

“这个问题你就不必再担心了。我想看一下你的采访工作。”他说。

之后，柯庞宁上尉天南海北地跟我聊了起来。他对我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可以随时进入上校的房间，整个报社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这样做。

后来，我知道了他要跟我一起去的原因。那是我在我们抵达上海乡村医院去采访“潘纳”号的幸存者后才发现的。英美烟草公司的职员温斯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对象。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伦诺柯市人，日本飞机轰炸时，他就坐在油船“美安”号上。当这艘油船和“潘纳”号遭到日本轰炸机的轰炸，沉没在长江里时，他的手臂因为剧烈的震动而被震麻木了。正式采访开始前，我想看看柯庞宁上尉一展身手，就站在了他的身后。可是，柯庞宁上尉却不停地把我向前推，让我去采访。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根本没有采访过任何人。”

他还对我说，他根本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经验，只会做上校的个人助理和秘书，为上校服务。

那天晚上，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芝加哥论坛报》的办公室工作。保持每天在那里工作到凌晨三四点这一习惯已经有20年了，如果突然打破这种习惯，我会感到难以适应。柯庞宁上尉在午夜时分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坐在打字机前，很快就在一张电报纸上打了三行字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便立即大叫起来。他写的是：“凭良心说，‘潘纳’号的新闻比这要值钱很多。”

他收回电报，并用力将其撕碎。接着，他对我说：“你继续写吧，你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把“潘纳”号的新闻写好后，就把它发了出去。这条新闻被刊登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第一版，不过，记者的名字并不是我，而是柯庞宁上尉。

在此后的几天里，柯庞宁上尉跟我一起关闭《芝加哥论坛报》的办事处，将悬挂在大门口的铜牌摘下来。这个地方结束了它二十多年的工作，看起来让人感慨万分。麦克柯迈克上校多发给我三个月的工资。

几个星期过后，我终于听到了有关柯庞宁上尉的消息。那也是我听说的有关他的最后的消息。有人说，他离开了上海，去了中国政府暂时的首都汉口。在汉口，为了去前线采访，柯庞宁上尉打算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租一列火车。中国人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柯庞宁上尉非常庄重地对中国人说：“如果《芝加哥论坛报》需要，买下中国整条铁路都不在话下。”

不过，中国人告诉他，汉口通向南北的两条铁路，早就被截断了。就算他买下六七列火车，也无法赶到前线。无奈的柯庞宁上尉，最后只得离开了中国。在离开时，他留下了令人厌恶的眼神。

从1937开始，直到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刻，整整四年时间，《芝加哥论坛报》只派了一个日本人驻在东京负责采访远东的新闻。那个特派员出生在火奴鲁鲁，所以从法理上讲，他同样也是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