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压迫越来越沉重

从1938年开始，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开始感到日本人所施的压迫，尽管这两个租界一向都十分安全。此时，日本人已经将整个上海市区控制起来，还在上海北区虹口驻扎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靠收税来维持的租界当局就失去了收入来源，它已经无法在所管辖的区域内收税，或者获得其他收入。这是因为，上海大部分大制造厂，都位于租界内。

除了税收之外，公共租界当局还十分担心另外一件事。自来水厂和电力厂都设在日本所控制的区域内，如果日本人想控制租界，就可以通过切断水电的方式达到目的。此外，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联系上海南北两区的苏州河上的主要大桥被日本兵控制住了。所有通行的行人、小汽车和大卡车都需要停下来，接受日本兵的盘查。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向外国人深深地鞠一躬。行人还好，司机还必须下车鞠躬。凡是不肯下车鞠躬的司机，要么遭到日本兵的毒打，那么被抓起来。日本兵还要向通过日本占领区，或者从日本占领区运出的货物征收很重的通行税。据说这些钱大部分都流入了日本陆海军军官的口袋里。

沪江大学是长江流域规模庞大的一所大学。它是由美国基督教浸信会赞助的。日本兵到来后，这所学校被强制关闭，学校里的财物都被抢走了。另外一所大学——光华大学，是中国人自办的教育机构，彻底被日本兵捣毁。上海劳动大学这所建于1927年北伐后的大学，也难逃被毁的厄运。复旦大学这所由中国著名教育家李登辉博士建立的大学，也被日本兵占领了。日本人还将其改为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圣约翰大学，这所由美国圣公会所建，资格最老的大学，同样被关闭。只不过，日本人后来又允许该校重开。尽管可以重开，但它却遭到了严密的监视，日本兵会按时去教室和学生寝室中巡视。

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名叫费信惇的美国人成为了外国人在上海的利益的主要保护者。那时费信惇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总捕头”，与美国的市经理权力相当。其实，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被选为上海公共租界市议会议长，在此后20多年里一直是上海人民所熟悉的“市长阁下”。1937年，由于视力衰竭，他只好选择了辞职。

费信惇是1940年来到上海的。他出生在美国缅因州的法耶菲尔德堡，后来进入鲍登学院学习。1903年，他以年轻的法学院毕业生的身份，跟随美国的纽约贸易公司来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他就留了下来，并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上海市大约有350万人口，其中约有一百七八十万人居住在租界内。在这一百多万人的租界居民中，约有10万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费信惇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不仅与租界里的外国人相处融洽，而且在中国社会也同样吃得开。中国人对他非常信任和尊重，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比如从1925年开始，只有他一名外国官员能够长期与中国官员保持接触。要知道，当时反帝国主义、反洋人的浪潮持续了很长时间，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如果没有他，上海租界至少被中国政治党派占领了三次。1927年，上海租界遭到了最为严重的威胁，正是他阻止了这一情况的恶化。还有一次，北平的外交使节团打算将上海的公共租界“接收”，将上海公共租界里的民选政府取缔。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制止了此事。北平的外交使节团失利的原因在于，他们所聘请的律师，对于上海租界的法律地位远不如美国律师那样了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国民党不喜欢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里乱搞。美国律师对此十分清楚，便根据国民党的喜好稳定其情绪。

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年度选举大会中，日本耍阴谋诡计，打算操纵投票。费信惇以其聪明才智捣毁了这一阴谋。在大选之前，日本人将大量民众迁入公共租界，并帮助这些人获得了选举权。除此之外，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就无人知晓了。总之，费信惇最后仍然以微弱的优势，在选举中获胜。有传闻称他使用了“坦马尼策略”。日本人声称，有几个投票箱，一直没有被打开，而他们的选票就被装在那几个投票箱里。

1939年，在费信惇辞去了公共租界“总捕头”的职务时，市议会送给他一个居民特权，保证他“终身免税”。不过，由于曾与日本人作对，他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日本偷袭珍珠港，将上海租界占领后，日本人就逼迫他搬到一个木屋里。那个木屋是俄国人居住的，污秽不堪。后来，费信惇彻底失明了，饮食起居完全靠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籍佣人照料。在他逝世前，这个好心的佣人一直没有离开过他。

1943年9月20日，费信惇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6岁。就在他死去的前一天，美国的换俘船刚刚启航返回美国。他本来是可以乘坐这艘船回美国的，不过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所以就决定不回去了。他宁可死在上海，也不愿意死在海上。

上海公共租界一直是由美国人和欧洲人把持的。日本人因此从来没有获得过更多的发言权。这让日本人颇感不满。当日本人以武力的方式，获得上海租界更多的发言权后，上海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稳定、和平，也没有获得更多的公共福利。种种迹象表明，在日军占领上海后，好像就出现了一支专门抢掠的队伍，一方面要榨干上海市民口袋里的钱财，一方面不断地摧毁上海市民的道德规范。

我曾在1939年初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的对象是上海公共租界地区的赌场和烟窟。那时候日本军队虽然尚未将租界占领，但已经控制了上海。调查结果显示：自从日本皇军来到上海后，已经新出现了125家赌场和烟窟。这个人口众多的区域，受一个简称为“3S”、隶属于日军战斗部队的“特别行政区”管辖。这与美国任何一个大的、正在不断发展的城市郊区十分相似。这个特区与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控制的区域只隔了一条街，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它与英美租界、法租界的边界弄混。

当日本军队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其他地区占领后，他们便立即建立了附带烟窟的赌场，这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第一项“文化事业机构”。经营赌场的人，要么是日本浪人和强盗土匪，要么是中国的地痞流氓，还有就是自称汪精卫组织中的人员。后来，日本宪兵曾想封闭所有的烟窟，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像话。不过，他们并没有成功，因为日军“特别行政区”人员非但阻止他们这样做，还专门成立了“上海特许娱乐部”来管理赌场。于是，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大烟窟、赌场、妓院及海洛因戒毒所。这类场所中的大部分每年都要交十分昂贵的管理费。除此之外，属于“皇宫”一类的高级场所，每天都要交500美元的税，那些中等的也要交150美元。不管这类场所位于哪里，每一个场所的墙上，都贴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宣传海报，而那些富丽堂皇、装修豪华的场所却与之相反，什么也不贴。每一个烟窟和赌场，都会召集下等社会里的打手作为保镖。敌对赌场的打手们，经常暴发冲突，甚至进行暗杀，因此，每当夜幕降临，大街上就笼罩着一层阴森恐怖的气氛，根本没有人在街上行走。有一家名为“好莱坞”的豪华大赌场，公然对外宣称，在汪精卫伪政权控制区内，共有400名武装保镖。如果两家赌场的保镖发生冲突，场面就会像一场小规模的战争那样激烈。

后来，大量赌具突然出现，并散布到上海市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赌具的来源，但一直不得而知。后来，大家才知道了真相：一位日本商人专门开办了一家制造番摊、骰子、轮船赌等赌具的制造厂；此外，他还从位于广东与九龙交界处的大赌场买来了大批现成的设备，那里具有很多生意兴隆、历史漫长的大赌场。所有这些大赌场，无不自称为汪伪政府下的附属机构，后来便勾结日本浪人，来到上海经常烟窟和赌场。

经营赌场和烟窟需要房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人强迫西洋人搬到其他地方去，用西洋人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可实际上，这些洋人们的住宅根本无法用来开赌场。于是，一幢幢简陋的房屋接二连三地被修建起来。这些新建的房屋，大部分格局都是相同的，中间是用来当作赌场的大厅，四周是用来当作吸食鸦片的烟窟的小房屋。

一直以来，赌博、买卖和吸食毒品都会遭到公共租界当局的禁止。因此，这些赌场和烟窟的建立，立即就让上海老百姓感觉到，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这些坏事，而且无须再担心警察横加阻拦。有一小撮不受其国家领事官员治外法权所管辖的西洋人，也开始经营起赌场来。不过，这些西洋人很快就发现一件事：他们经营赌场，时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日本人不希望，也不想允许欧洲人经营这类罪恶事业。有一位名叫裘法兰的匈牙利人，有一段时间，在上海西部地区经营了一家非常豪华的赌场，可后来由于没有与日本军部搞好关系，遭到了日军的制裁。日军将其逮捕，之后将其关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政治犯监狱中。由于无法忍受监狱里的生活，这位匈牙利人就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

这些“辉煌的政绩”只是日本人所开展的活动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为了把亚洲所有宗教派别和宗教团体组成一个机构，从而实现集中指导，日本人还展开了一个名为“华中宗教同盟”的运动。日本人邀请天主教和基督教参加这个运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日籍牧师是该运动的领导人。这个牧师宣称，是日本政府任命他为该运动领导人，要他成立一个宗教的中央机构的。这个中央机构成立后，没有该机构的许可，所有西洋传教士以及中国信徒的往来都不合法。他还宣称：“建立一个稳固的中国，在日本帝国精神的指导下，为亚洲的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是日本政府成立该机构的目的，“现在正是我们领导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劳苦大众，为中国的精神进步而奋斗的时候。”

据日本报纸报道，这位牧师打算率领600人（这其中既包括日本基督教牧师，也包括日本佛教和尚）来到中国，取代西洋传教士，进行传教工作。这位牧师还宣称，华中宗教同盟将接管中国所有的基督教教堂、修道院及佛教寺庙。

此时，日本人还接管了中国的各类企业，并将其改组，纳入日本同类企业之中，使之成为日本某项企业联盟的成员。比如日本接收了包括西洋人经营的电台、中国的电讯局在内的所有交通通讯事业，并将其改组，使之成为日本人控制的华中电讯交通公司的成员。包括钢铁厂、棉纱厂、水泥厂、机械厂在内的所有中国工厂，只要日本人需要，就难逃被日本人接收改组的命运。大量中国工厂被纳入日本家庭企业的某项独占企业内。一般来说，让日本人特别重视的，还是那些丝织厂和棉纱厂。对于那些日本人不需要的企业，它们的命运就更加凄惨。日本人关闭这些企业，拆掉厂里的机器设备，当成废铁通过海陆运回日本。

中国渔业受到了日本海军当局的严格控制。实际上，数千条色彩斑斓的大帆船大部分为私人所有，它们不是属于某一个家族，就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为了从事渔业，那些人专门成立了一个同业工会。中国沿海各省人口十分稠密，渔业是沿海各省百姓的主要食物，而渔业养活了很多人——大量居住在大帆船上，一辈子都生活在海上的人，就是靠渔业来生活的。基于渔业的重要性，日本人在封锁中国的海岸线后，马上对外宣布，他们决定要重新改组中国渔业。不久后，一家垄断性的日本渔业公司成立了。此外，日本人还开办了一家以核定鱼价为主要任务的中央鱼市场。日本人规定，所有的中国渔船船主，每天都要把他捕获的鱼送到这个中央鱼市场，日本人对种类繁多的鱼进行分类，然后再评定等级出售。若有中国渔船船主打算逃避日本人的检查，或者违反该项规定，那么日本海军就会进行严厉的制裁。日本的驱逐舰或者炮舰会向渔船开火，把渔船打烂。因此，海边有大量中国渔船的残骸，很多经过的旅客都看到过这些残骸。

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商人们，因此经常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日本人大肆掠夺、迫害他们的中国同行和朋友，直到他们的同行和朋友变得一无所有。日本人对上海的企图昭然若揭，这一点在日本人控制的上海虹口区的码头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码头上堆放着大量废机器，只等日本船只一到，它们就要被运到日本。为了保护机器不被破坏，很多中国企业家曾打算将机器送到英美人控制的上海租界里。这个办法可以暂时保住这些机器。不过，在珍珠港事件后，英美人控制的租界很快就被日本人占领了，租界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日本人霸占，这些机器最终还是被日本人掠夺了。

美国国务院经常警告所有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敦促他们之中没有必要留在中国者，尽早返回美国。不过，这类警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每当中国地方或全国政局出现变动时，美国国务院就会发出同样的警告。即便是1932年日本人第一次向上海发动进攻时，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也没有重视这类警告。其实，当时美国和英国的船只就停泊在太平洋海域上，这些船只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大部分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运走。当然了，必须承认的是，由于多年来上海局势一直十分紧张，这些居住在上海的西洋人早就对此习以为常，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

不过，对于远东地区的美国人而言，形势越来越不利。1932年夏，日本已经蠢蠢欲动，打算向美国发动攻击。日本军阀攻击美国的意图从未改变过，无论是在中国战区，还是在日本东京，他们都会大言不惭地谈论攻击美国的计划，有时甚至还会吹牛。日本的海相米内光政就做过这样的事情。1939年2月5日，他在众议院里宣称：“当美国人正在加强关岛战备传入我的耳中时，我觉得对美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日本著名的军事评论家佐藤中将写过一本名为《美日战争即将打响》的书，该书于1939年末出版。与其他观点相比，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对美国的态度表露得最为坦白。这本书出版时，我曾把它的主要内容摘录下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1939年9月2日那一期上。驻远东区的美国外交官员们，应该不会有没看过的吧。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一幅用鲜红色印刷出来的照片，我看到之后感到非常吃惊。照片显示，日本帝国的海军和空军把美国舰队给炸沉了。画出这幅令人恐怖的照片的日本艺术家，一定是从日本战神那里获得了灵感，因为这幅画简直就是一个预言，在两年后的珍珠港事件中，日本海空军轰炸美国海军舰队的情形与这幅画完全相同。这件事说起来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因为佐藤将军在其著作中，不但描写出日本向檀香山发动进攻的情形，还写出日本皇军在将全美征服之后，向华盛顿进军的情形。

在上海的美国人，无论传教士也好，商人也罢，都对美国的立场比较了解。他们知道当远东爆发战争时，美国决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卷入其中。不过，他们也同样明白，美国国内民众根本不知道远东的严峻形势，更不知道这种严峻形势会对美国未来的安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因此，为了让美国国内民众知道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件给美国带来的威胁，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就特意成立了一个美国报道委员会。传教士爱德文·麦克斯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各种教会团体、美国人经营的各行各业的代表及两三位新闻记者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所有工作人员，不收一分钱的报酬。他们只希望能够让美国国内民众对当前远东的局势有所了解。如果有人对当前纷乱复杂的形势有清晰的认识，委员会就会让他就日本占领中国某个地方所产生的危机，及这种危机对中国人和西洋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之后，委员会会把这些内容报道给美国民众。

美国报道委员会向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募集了一笔钱，用来编印宣传册，以便分发给美国各地的商会、各地报纸及各种民间团体。一些委员会的会员，主动提出用非日本船只，偷偷地把这种小册子送回美国。当时日本士兵已经控制了中国邮局，所以这种小册子无法通过邮局寄回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