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思想宣传

如果人能够预知未来就好了！哪怕这未来只是半年、三个月、一个月，甚至一天也行。

日本鬼子登陆上海滩后三年，就开始轰炸珍珠港了。这时，把上海以前的报纸拿出来，再读一次，就能够发现，那时的报纸就已经预言了日后所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当时无论是诸位读者，还是各大报社的编辑，都缺乏预知能力，不知道悲剧即将降临到他们身上。

大量纳粹德国人蜂拥进入上海，应该算是最具重大意义的一件事了。这些纳粹德国人，大多数是遭到拉丁美洲和美国驱逐的败类。在所有这些纳粹德国人当中，曾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的魏德曼上尉是最引人注目的。他曾担任希特勒的特务头子、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助手。

1941年10月初，魏德曼上尉来到了上海。他将担任德国驻天津的总领事——这个消息是德国官方新闻通讯社发布的。从表面来看，魏尔曼似乎是走了霉运，才会不再继续担任旧金山总领事这个重要职务。但实际上，他来到中国另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把纳粹的宣传和纳粹宣传家们从新大陆带到古老的东方，然后再让它们流回新大陆。中国北部这个小海港，自然无法掩盖住魏尔曼的过人才华。

魏德曼具备制造戏剧化的天分。此次来到东方，他的这一天分仍然保持得非常好。一次，他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题时，宣称他之所以能够来到东方，完全是凭借英国政府给他的“安全通行证”。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英国人很可能极力阻挠他来到东方。

有一次，他打算乘坐一艘日本船悄无声息地离开旧金山。不过，他没有成功。美国政府当局非常重视他，不但把他“请”上岸，还派人把他从美国西海岸押送到东海岸的纽约，之后派船将他与其他纳粹人员一起遣送回德国。但是，他在德国短暂停留后，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那里是纳粹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基地——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据说，他是乘坐一艘潜水艇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之后，他随身携带着装有各种文件的形形色色的公事包和衣箱，从那里乘坐一艘日本船前往东京。他打算把那些文件带给纳粹驻日本东京的大使和驻远东各地的纳粹外交人员。驻扎在中国南京的德国公使费雪也是驻远东各地的纳粹外交人员之一。

驻天津总领事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职务。在魏德曼抵达上海后不久，人们就知道了他出任这一职务的原因。当时纳粹德国，想整垮苏联共产党，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德国从西面向苏联进攻，日本从东面夹击。此外，纳粹德国还筹备了一个政治组织，准备与日本一起向外蒙古和西伯利亚挺进。在很早之前，日本人就征召了流亡在华北和东北的约两个团的白俄壮丁，强迫他们组成了一支白俄军队，并加以训练，打算把这支部队投入到西伯利亚战场上。自从俄国革命后，帝俄时代的哥萨克将领西门诺夫就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而他也是这支白俄军队的统帅。

人们就此推断，魏德曼来到上海，是纳粹打算在远东地区展开外交反攻的信号。纳粹德国的目的，就是要缓解日本的压力，因为英美两国对日本施压，强迫日本撤出中国。希特勒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不但把军事顾问从蒋介石的部队中撤走，还对日本人炮制的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予以承认。

9月27日，魏德曼出席了反共产国际同盟签字一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他与大批10月中旬从墨西哥或其他拉美国家来到远东的德国专家举行了会谈。这些德国人都是怀着明确的目的来到这里的。他们有的是为了进入驻中国和驻日本大使馆工作，有的是打算在日本政府中，特别是内政部担任重要职位。因此，纳粹在上海主办的英文报纸就刊登了德国宣传家抵达上海，并接受采访的消息，还公然宣称，日本与美国的会谈必定会破裂。纳粹的宣传不断地从美国西海岸，特别是旧金山，向中国和日本蔓延。纳粹的特工也不断地涌向中国和日本。对此，英国人曾极力阻止。一艘英国海军军舰，曾在横滨外海将日本商船“朝丸号”拦截。在“朝丸号”上，有一些来自美国和南美各国，打算前往日本和中国的纳粹高级官员。英国海军带走了这些人。不过，在日本政府施加的压力下，英国海军又被迫将这些纳粹高级官员中的大部分交给了日本，幕后操纵者就是当时担任德国驻东京的大使尤金奥特。

曾在纽约担任过总领事，准备到上海出任上海总领事的鲍前博士，就是暗中从日本来到远东的较著名的纳粹人员中的一位。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位也很有名，那就是比鲍前来得早些的福熙。前往天津组织纳粹白俄是福熙来到这里的任务。据当时的报纸称，纳粹德国先发动反俄活动，地点为华北和外蒙，从而建立一个轴心国的卫星国。这个卫星国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使日本和德国的联系得到加强，特别是在苏联崩溃之后——当然，这只是日本和德国的美好愿望。此外，德国人还打算在日本与英美集团开战后，将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接收。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德国连接收人员都安排妥当了。

抵达上海后，魏尔曼立即展开了行动。他把远东地区的纳粹人员召集起来，在上海的纳粹中心开会。这个中心下面有很多单位，德国学校、纳粹训练所、广播电台等机构都隶属于它。这家德国广播电台是由汪伪政权代为管理的，它位于上海的中国地区，穿过一条街道便是公共租界。德国驻汪伪政权的公使费雪博士、驻上海的代理总领事辛沙、驻泰国的公使温德勒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辛沙曾遭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驱逐，因为他涉嫌在这两个国家从事密谋活动。除了上述三人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麦辛格上校。他是纳粹德国派来远东做特别工作的，身份也很特别，很有可能是德国盖世太保的高级人员。

梅纳博士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周抵达上海的其他不太重要的纳粹人员和宣传家之一。早在夏威夷大学任教时，他就已经是纳粹的秘密工作人员了。到上海不久，他就创办了一份名为《二十世纪》的英文杂志。其实，他来到上海时，所有人都没有把他当成德国人，因为他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当他创办了这份为纳粹摇旗呐喊的刊物时，大家才认清他的真面目。

还有一位著名的纳粹宣传家也不得不提。他叫弗里克，由于在美国接受教育，因此大家一直把他当作美国人。弗里克有时候也叫弗里克·史蒂格，他来到上海颇费了一番周折。他离开德国，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前往旧金山，又经过檀香山、东京，最后才到达上海。弗里克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就回到了德国。有好几年时间，他一直担任赫斯特手下有名的柏林特派员魏甘德的助理。魏甘德曾在上海住过几个月，住在上海的国际大饭店。他每周都会替赫斯特系的报纸就远东的局势写一篇报道。他是一位美国公民，却经常与日本和德国的政界人士交往，还有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参考资料，那是日本外相寄给他的。有了这些资料，他就能够轻松地写出很多能够压倒同行的新闻。他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德国医生，夫妻二人一直定居在上海。

弗里克·史蒂格是上海两家以英语和汉语广播的纳粹广播电台的经理。出生在纽约，并在纽约接受教育的中国人赫博·莫则是这两家电台主要的英语广播员和评论员，一个名为福洛克勒的美国人是他的助手。这位福洛克勒从美国来到上海时，在上海的夜总会工作，他还曾担任过爵士乐队的领班。华兰斯里是与德国海外新闻社有关联的另外一位华裔美国人。不过，当日本袭击珍珠港后，他就立即把工作辞掉，与两位美国新闻记者结伴逃到重庆去了。

反美和反犹太是纳粹在上海宣传工作的重点。纳粹还经常把这两个目标结合在一起，称犹太人控制着美国政界，影响了美国国务院的政策。第一件反犹太的宣传品，以上海前所未有的奇特方式出现。1940年至1941年，大量纳粹德国的外交官员和其他人员涌入上海时，发现上海所有英国人开的旅馆，都不接待他们。无奈之下，德国人只好把国际饭店当成他们的据点。上海国际饭店是一家中国人开的旅馆，刚开起来没多久，它共有21层，是上海最高的一幢建筑物，建筑风格是美国式的，对面就是跑马厅——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的主要娱乐中心。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跑马厅聚集了大量参加秋季大赛的人。突然，一大片传单仿佛从飞机上散发下来那样，从跑马厅上空飘了下来。传单上印着反犹太的文字，是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印刷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些传单是从哪里来的，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它们来自国际饭店最高处的塔楼上。当时刮着大风，这些传单就被刮到了跑马厅的上空。

居住在上海的德国人发动反犹太宣传活动，宣告了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仅几个月时间，就有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大约两万五千名犹太难民涌入上海。这些犹太难民中的大多数都吃尽了苦头。为了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们四处流浪，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漂泊了几个月之后才来到了上海这个当时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就可以抵达的港口。当然了，这里所说的上海，其实是上海的公共租界。这些犹太难民来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后，住在租来的房屋里。纽约和伦敦的犹太人救济会从当地募捐钱财，给予这些犹太难民经济上的支援。此外，这些犹太难民还从上海公共租界里两位非常有名的犹太人——英国籍的撒逊爵士和荷兰籍的斯彼尔门那里获得了很大帮助。撒逊爵士和斯彼尔门在上海拥有大量财产，他们免费提供房屋供这些犹太难民居住。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公共租界里的所有财产都被日本人霸占。日本人听从纳粹的命令，逼迫这些犹太难民搬出公共租界，搬到一所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居住。纽约的犹太人救济会十分关心这些难民的处境，曾派一位代表来到上海，查看救济犹太难民的衣物和金钱是否分发到了难民手里。

为了让这些犹太难民在上海自力更生，从事他们以前在家乡所做的工作，犹太人救济会采取小额援助的方式给予他们金钱援助。有人认为，这些从德国和奥地利逃出来的犹太难民，给上海的经济带来了很多好处。尤其是这些犹太人非常擅长经营小型商业，他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大量涌入中国的日本商人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希望这些犹太难民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最后返回欧洲，或者去其他地方生活。

犹太难民在多方援助下，有些人开始做一些小生意，有些人从事其他工作。就在这些犹太难民刚刚在上海站稳脚跟时，纳粹便发动了反犹太宣传活动。纳粹散发的传单，大部分针对的都是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行业。比如纳粹在11月初散发的一张传单，就把270家犹太人或美国人、英国人的公司名称列举出来，说这些公司为犹太人提供了工作岗位。纳粹在散发这张传单时，还一起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纳粹禁止所有的印欧语系人去犹太人的商店购物，并威胁称，倘若有人不服从命令，那么他们的名字和照片，将会被送到德国纳粹总部，以便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没有人知道这些处罚措施是什么。如此一来，古老的东方就像此前南北美洲那样，笼罩在德国纳粹主义的阴影之中。

在此之前，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根本没有反对犹太人的思想，更没有开展过任何反犹太人的行动。大量犹太人途经巴格达、亚丁、孟买、新加坡，来到东方，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居住在中国和日本的大城市里。在很早以前，中国就把一批犹太人安置在河南省。这些犹太人居住在开封市，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情形非常不错，人口数量也不断增长。至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一直无人知晓。即便是现代调查报告，也无法得出答案，只证明他们的确存在过。因为这些犹太人的后裔，仍然生活在河南省开封市。只是如今他们已经被同化，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习惯都已经与中国人没有任何区别了。那些居住在日本港口，特别是神户的犹太人，同样被同化了，完全融入到日本社会之中。

那些出现在纳粹传单上，并将受到纳粹抵制的公司有很多。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些公司的名称，就会觉得相当有趣，因为由此可以判断出那些犹太难民所开办的公司的性质。他们所开办的公司，既有歌舞厅、夜总会、戏院、美容院、皮革皮包店、鞋袜店、珠宝店、女人服装店、儿童服装店，也有发廊、西装铺、照相馆、皮具店、西药房。在这份名单中，西装铺和女人服装店共有69家。据说，那些肯花钱消灾的公司，就有可能不出现在这份名单中。那些纳粹宣传员，对一些特殊的商店表态，只要商店的老板肯出钱行贿，他们就不会把商店的名字列举出来。主办此项反犹太活动的机构，位于国际饭店的塔楼上。他们在那里以每月二千五百美元租下了一间套房。

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曾一度造成上海经济混乱。而犹太难民却在那时迎来了发展的契机。日本人从居住在上海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家里、办公室里抢夺了大量财物。这些财物的大部分，都被卖到了当铺和旧货商店里。在四川路和南京路的转角处，有一家银行，它是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当时每天都会有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聚集在那里。看到这种景象，纽约古老的街头市场会浮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在那里，无论是一打阿斯匹林药片，一套旧西装，还是一件穿旧了的大衣，几乎任何东西都能买到。由于货币不稳定，有些人竟然以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买下一些非常珍贵的东西——以中国法币五百元到一千五百元的价格买一双皮鞋，以中国法币四千到五千的价格买下一套手工西装。一个维也纳人的故事非常有趣。他收购了上海所有当铺和旧货铺里带拉链的外衣。由于当时中国无法生产拉链，也没有更多的拉链进口，于是整个上海就只有他一个商人拥有拉链这种重要商品了。

没过多久，德国反犹太活动就收到了成效。希特勒的纳粹人员所宣传的反犹太的观念，虽然没有被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接受，但日本人及其中国傀儡仍然对反犹太主义运动表示支持，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利。有一家英文报纸，它是受日本人和汪伪政权支持的，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一些富有的上海犹太人进行了指责，称其出钱支持国民党。在这篇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话里的意思非常微妙。这段话为：

今天的中国发现，与她此后的命运相比，除了犹太人……出钱支持国民党外，她现在是如此稳定。犹太人赚了很多钱，估计高达百分之七十五的商业收入都流进了犹太人的腰包……像伦敦和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同样会出现这种情景……除了今天的柏林之外。

当地工商业百分之七十五的收入都流进犹太人的腰包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上海公共租界的收入统计表明，中国人开办的工厂、商业公司及零售商缴纳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地方税收。当然，一些犹太家族，比如沙逊家族、雪蒙家族、斯拉家族、哈同家族及其他犹太人家族在市中心拥有一些不动产，市中心几条最大的街就属于这些家族。这些犹太家族都是从印度、阿拉伯或者波斯来到上海的，他们都拥有英国国籍。沙逊家族从印度来到中国，早在印度时，这个家族就赚了很多钱，拥有很多财产。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爆发后，沙逊就来到了上海，在旅馆、办公大楼、公寓等方面大量投资。

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发现，一旦因为战争将犹太家族的财产霸占，就可以获得很大一笔利金。汪伪政权负责办理没收的手续，哈同的财产最先被没收。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以“加强保护”的名义，将雪蒙和沙逊两个家族的财产全部没收。

除了反犹太人的宣传品外，纳粹的一般宣传物，既有传单，也有小册子，充斥着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半年，我收集各种纳粹在上海和其他城市所散发的宣传物，共收集了30种。这些宣传物种类繁多，既有厚达300页的书籍，也有刊登着裸体德国美女照片的杂志。有一本名为《他们怎样撒谎》的书，以摘录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新闻电讯为内容。书中把这两家通讯社的电讯平行排列，加以对照，以便让人明白，新闻中引述的英国官方声明与有关事件的结果迥然不同。比如希特勒向希腊、克里特、巴尔干等地进军的新闻，就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一本叫《一条船上的两个人》的小册子，主要是以讽刺丘吉尔、罗斯福的《八点宣言》为目的。在这本小册子的背面，印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与美国总统有关。

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在他身边，有一群打算报复的犹太人、贪婪狡诈的资本家、军火商以及其他流氓和恶人。他精心编造了谎言，打算连任第三届总统。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让美国参与战争。可是，当他成功地连任第三届总统后，他突然间发现，到处都充斥着危机，这些危机对西半球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美国民众被迫参加英国的战争时，罗斯福把他的假面具摘了下来。……最近，他又对美国海军发号施令，称发现轴心国的船舰，就要果断地开火。这不是作战行为，又是什么呢？他以美国人的性命为代价，追求他那财阀政治的私利。……当那些爱好和平的美国人，付出鲜血和汗水的代价，自己把自己赶到被奴役的境地时，他仍然觉得心安理得。……历史将会证明，他是反对美国人民的总统，是最大的卖国贼。……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纳粹通过多种方式大肆宣传反美思想。通过纳粹的广播电台宣传只是方式之一。除此之外，纳粹的上海机关还利用汪伪政权的报纸，铺天盖地地开展反美宣传活动。在这方面，汪精卫的秘书、宣传家汤良礼是纳粹的得力助手。考特是纳粹在上海的新闻负责人，不过，他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上海，而在南京，跟汪伪政权的人员混在一起。

德国的海外新闻社是散布反美宣传的主要机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个月，1941年10月4日，德国海外新闻社的一篇反美宣传的文章，就曾被《密勒氏评论报》刊登出来一部分。另外一篇来自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报道称：“为了支援大英帝国，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已经被压低。”

现将《密勒氏评论报》的摘要列出来：

德国海外新闻社从上海发出评论，称“贪图权力和野蛮的军力”的各种特性，在罗斯福总统于务工节的讲词中一览无遗。评论宣称：“让所有美国公民自问，野蛮地向南美扩张，对属于欧洲人的利益进行无礼的干预，是不是他们的总统推行的政策。”在第三段，这份德国人的报纸称，这一切都是在犹太人的影响下发生的。犹太人可是德国人最喜欢的话题。文章接着写道：“……罗斯福执政时期，即便是最繁盛的时期，美国的失业率也非常高，有一千一百万人没有工作，这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党人’罗斯福，只不过是犹太人的奴仆。现在他已经与共产主义这个民主国家的死敌在精神层面上结成了同盟。”

所有美国政府的言论，德国海外新闻社都会详细地报道，这正是它一贯的政策。因此，经常出现在《芝加哥论坛报》及赫斯特系报纸上的参议员林博和惠勒的演说及各种反美评论，都会引起德国海外新闻社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有意思的报道“绝技”经常在德国海外新闻社上演：由上海赫斯特报特派员魏甘德从上海把新闻或评论发给赫斯特报系，之后这些新闻或评论会再重新发回上海。也就是说，魏甘德从日本官员或者纳粹人员那里，收集到大部分新闻资料，然后再把这些新闻资料发给美国的赫斯特报系。几天之后，他的报道还会出现在德国新闻社的文稿上。

有一次，德国海外新闻社在上海发布的新闻稿，提到了“因遭受美国侵略而没有活路的冰岛遇难者”，并对这些人表示极度的同情。德国海外新闻社的一条报道称，德国人意外获得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冰岛人写给他住在南美某个国家的亲戚的。那个冰岛人在信中写道，美国人“如同一群蝗虫那样侵略我们的国家”。冰岛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一个居住在那种环境的人，又怎么会使用这样的比喻呢？这位冰岛人称，他感到非常恐惧，因为冰岛的食物有限，如果这些食物全被美国人吃光，那么冰岛人将被活活饿死。“德国潜艇及时赶来，把美国海军的舰艇都击沉了。”这倒让人觉得比较可信。

9月25日，德国海外新闻社发布了一则题为《罗斯福发疯了》的新闻。这条新闻引述了柏林一份出版物的话，提到了把商船武装起来的建议。

9月28日，德国海外新闻社发布了一条来自墨西哥城的新闻。在这条新闻里，一位墨西哥油船船员大发牢骚，称“英国待修的船舰受到了美国船坞的照顾，获得了优先修理权”，这使得等待修船的他过去一个星期一直住在德州的郝思顿。

就在同一天，德国海外新闻社发布了一条有意思的新闻。享誉世界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话出现在这条新闻里。新闻称，斯大林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西方文化和基督教彻底摧毁。战争对西方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几世纪前蒙古人对西方文化的破坏根本无法与这次破坏相提并论。斯文赫定问道：“美国人为了支持共产党与德国人、意大利人、芬兰人、斯拉夫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作战，而把武器交给布尔什维克分子，那时，美国人就不觉得良心有愧吗？”斯文赫定的文章刊登在被称为与“德国外交部关系非同寻常”的刊物《柏林罗马东京》上。远东地区的人们也听说过斯文赫定的大名，所以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把纳粹的宣传带到远东来。

纳粹在上海铺天盖地地宣传反英美思想，这可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停火后，英、美、法三国把德国人赶出上海有很密切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某种原因，中国对德宣战拖延了很长时间，遣返德国人的计划制定后，一直没有执行。直到停战之后，这个计划才被执行，而执行者正是英、美、法三国。这三个国家让德国人在中国人面前觉得很丢人，所以德国人才对这三个国家恨之入骨。后来，几个德国作家把那次遣返事件写成书和剧本。于是，纳粹便以此当作宣传武器，让德国民众强烈地憎恨英美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