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能的日本人

1941年12月，就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的两三天，占领上海的日本军官签署了一张通告，贴在我居住的都城饭店的公告栏上。通告要求，所有住在这里的美国人都到饭店的大厅集合，共同“商讨一些上海被占领后的问题”。这张通告让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日本人已经通过军事手段将上海占领，根本没有必要开会“商讨”问题。会议召开时，只有二十几个美国人前来参加会议。几位美国新闻记者也在其中，他们跟我一样，对此次会议充满了好奇。我们看到，日本方面来参加会议的，有大量日本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还有很多来自日本军部发言人办公室的人员，真正的日本军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名。这时，日本人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我们就心知肚明了。一名日本军官主持了此次会议。他在会议开始后不久，就命令一个美国人站起来讲话。那个美国人在虹口经营着一家小商店，他夸奖日本人在占领上海后行政效率很高，对居住在上海的百姓非常仁慈。他还说，日本人对居住在美国俱乐部的会员们，照顾得体贴入微。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些美国俱乐部的会员们，在两个小时之内都被赶了出去。我的遭遇比其他人还要惨。我只收拾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匆匆忙忙地把几件衣服放到一个小衣箱里，之后就被赶了出来。所以，我只好把所有的衣服和无数艺术品都丢下来。艺术品包括我在远东各地和俄罗斯旅行采访时买下，并且保存了很多年的象牙雕刻品，以及一些珠宝、织锦、蒙古和西藏的地毯等珍品。

在我的同胞不停地说好话讨好日本人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听着。即便他说的话非常离谱，离谱到让我们不知他有什么用意，我们仍然沉默不语。当时我们都怀疑，他是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小店，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投靠了日本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被日本记者记录下来。在他讲完话坐下去前，日本摄影记者一直在拍他讲话的镜头。其实，除了他之外，那天所有参加会议的美国人无一遗漏，都被拍了照片。

此后，主持此次会议的日本军官又要求其他美国人讲话，谈论一下对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的感想。这时此次会议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日本人召开这次会议，就是要让美国人对他们占领上海一事进行称赞，然后以此作为宣传工具，向日本国内和海外宣传。于是，我开始猜测另外一个问题：日本人会如何处置他们占领的上海和其他中国港口、菲律宾及远东其他地区的美国军人和侨民。我曾亲眼看过日本人于1931年和1932年在东北，1937年之后在关内各地迫害中国人的情景，所以我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凶残。那时西方人普遍认为，“日本人不敢对我们动手”——这是我从外滩英国上海俱乐部听到的，当时那里聚集了很多被日本军官从英国俱乐部赶走的相当有名望的英国居民，一个地位显赫的英国人在与一群日本军官争辩时就曾这样说过。我也抱有同样的观点。都城饭店的会议结束后，我被一位日本军官认了出来。他大声叫道：“呀！这不是鲍威尔先生吗？你还没有离开上海吗？我还以为你早就与伍德塞一起，逃到了某个地方呢？”伍德塞躲起来后，就请人给日本人带信，称如果日本人打算把他抓起来，他就以死应对。我记得那名日本军官好像是日本军部发言人办公室的人员。我对他说：“我没有隐藏起来，我现在仍然是一名新闻记者。我打算在这里看完这出戏。你能把我怎么样呢？最多也就是枪毙我。”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我错了。日本人让我尝到了比挨枪子还要难以忍受的痛苦。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在远东地区设立了很多战俘营。这些战俘营关押的，除了英国人，就是美国人。在战俘营里，日本人经常使用毒打和饥饿这两种手段，让他们的俘虏痛不欲生。

每当我回想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后最初几天的情形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日本人抓进战俘营——有几件意外的事情便会立即浮现在我的头脑中。我把白天的时间全都花费在这几件事情上面了。第一件事情是与金钱有关的事情。当发现身上的钱即将花光的时候，我就想取些钱，于是向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走去。一直以来，无论是我个人的存款，还是报社的存款，我都放在花旗银行。但是当走到花旗银行附近时，我立即发现，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想法。这是因为，花旗银行的门前已经排成了长队。排队的除了美国人外，还有中国人和包括葡萄牙人、俄国人、瑞典人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西洋人。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与其他国家的银行相比，美国的银行更让人放心。

我排了大约五个小时的队，才前进到花旗银行的大门前。每次只有十一二名取款者进入大门。当最后终于进去时，我来到了一个小办公室。在那里，我看到拜兹、麦凯和雷德这三位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他们双手插在口袋里站着，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无奈。在小办公室里还有两个日本人，他们坐在那里，银行的账簿就摊开摆在他们面前。看到我进来后，一位美国官员小声对我说，这两个日本鬼子非常了解美国银行的工作程序，因为他们曾在纽约横滨钱币银行接受过训练。从表现来看，那两个日本鬼子的确非常熟悉美国银行的工作程序。由此我想到，他们是为了“研究”花旗银行的业务而被“安排”进纽约横滨钱币银行的。这时，两个日本鬼子中的一个说话了。他对我说，为了保证“大街上没有闲散人员”，日本方面允许那些雇佣中国工人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司，可以提取工人存款的百分之几。很显然，日本这样做，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为了保证计划能够顺利执行，日本军方希望那些骚动的劳工和没有饭吃的人们不要出现在上海街头。日本人还专门通知了那些雇佣了大批中国劳工的企业，要求这些它们劝说中国员工返回乡下家里。如此一来，很多公司都无法正常营业了，一些公司虽然勉强营业，但不得不减少各项经营活动。像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关系到公共事业的公司，则仍然继续营业，但所有经营活动都会受到日本人的监督。

后来，外国银行中的日本“清算人”又做出了新的规定。规定要求，只要是美金存款，那么储户就不能提取。这个规定给很多人带来了麻烦。这是因为，有很多人把他们的钱财换成美金存进外国银行里，以防止中国法币贬值使钱财受损。紧接着，日本人和南京汪伪政府又宣布，从某个时间开始，将禁止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法币流通，伪中央银行将发行一种新币取代法币，新币与法币的兑换比率为二比一。但是不久后，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又在日本印制了大量假法币。如此一来，法币的价值就急剧下跌，跌到了40元兑换一美元。

在上海被日本人占领之前，我花费150元中国法币，相当于50美元在一家俄国人开的西装店里订做了一套西装。但当我被关押在日本监牢五个月，重新获得自由，即将乘坐一艘换俘船返回美国时，我在这家西装店订做的那套西装已经涨到了中国法币两千元。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几个月，上海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这种情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众多大城市出现过。医院用的一些器材，价格也涨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上海市立医院佛兰西斯修女院的海伦院长告诉我的。当时我刚刚被日本人释放，离开日本战俘集中营，住在市立医院检查身体。海伦院长说，市面上已经没有碘胺基类的药品了，无论花多少钱，也无法买到这类药物；一盎司的碘酒，价值法币一千元，这还是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情况下；中国法币600元才能买到一加仑按摩用的酒精。

无法获得输血用的血浆，是医院面临的最大问题。以前上海及至全中国健康血液唯一的供应站，是美国陆战队第四团。这支部队已经在上海驻防超过12年了。它所供应的血液，获得了很多医院的认可。无论是上海还是中国其他港口城市的医院，以及民航飞机可以到达的内地城市的医院，都对这支部队供应的血液非常满意。美国陆战队第四团的官兵，愿意献血的有很多。当然，献血者也会获得一定的报酬，15美元或者中国法币50元。医院会在献血者献血前对其进行体检，以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血型。如此一来，美国陆战队第四团就成为了上海和中国内地的“血库”，而且这个“血库”很有价值。

可是，当远东的局势变得危急时，上海失去了这个“血库”，因为美国陆战队第四团被调到了马尼拉。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当我被送到上海市立医院接受治疗时，医院里根本没有血液，而我需要大量血液。于是，我就成为了第一个遇到这种血液无法及时供应情况的患者。后来终于有一位美国人愿意为我输血。他是被我治疗的医生找到的。过了两个星期，我需要再次输血。那时我们已经找不到那个美国人了。我的医生贾鼎纳博士向其他医生求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另外一个愿意为我输血的人，一个英国人。第三次给我输血的是一个俄国人，他的血液输入我的静脉里时，我产生了剧烈的反应。在我即将离开上海市立医院的时候，完成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国输血，这次是一个中国人。经过这四次输血，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中国人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这让我觉得自己也许是唯一具有联合国血统的人。当到达纽约住进基督教长老会医院时，我又输了两次血。它们是为我治疗的米兰尼和韦伯斯特医生给我输的。这两次输血所用的血浆，来自医院的血库。米兰尼博士对我说，这些血浆的捐献者是完全匿名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种族和国籍。

在中国建立血库非常困难，这是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血液是不能再生的，从身体里抽出去，身体里的血液就会减少，所以他们反对抽血；由于战乱不断，加之疟疾、肠胃病等各种疾病肆虐，中国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差，要找到健康的人来抽血，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上海的医生们发现，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与中国人的情况十分类似。这些犹太难民在来到上海前，曾被希特勒关押在纳粹集中营里，并且被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东条英机的特务，正在对他们进行更残酷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