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大桥监狱

在日本占领上海后的第12天，也就是1941年12月20日，我第一次与臭名昭著的日本大桥监狱发生了接触。以前，日本人在这座监狱里，对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进行残酷的折磨。如今，他们又把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加诸美国人、英国人身上。日本人在与其他民族打交道时，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与纳粹德国人在欧洲的情况如出一辙。

12月20日一大早，我在都城饭店的住所就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来者是六七名日本便衣宪兵。他们自称奉命来搜查我的房间。其中一人还说我是《大陆报》的董事，同时也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负责人。早在12月8日，这两家报纸就已经被查封。

这些人在我的房间里大肆搜查。我所有的文件、信件底稿及其他文字记录全都被他们搜走了。我不知道我的办公室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因为它早就被查封了，而且日本人还禁止我去查看。不过，我暗中得到消息，日本宪兵曾三番五次地去我的办公室搜查。我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文件都被他们带走了。除此之外，挂在墙上的一座电钟也同样被带走了。

他们搜查完我的房间后，其中一个宪兵要求我跟他们前往他们的总部，说要问我一些问题，我只好跟他们下楼。一辆汽车停在楼下的街道上，突然一个便衣宪兵问我，是否有保险箱藏在旅馆的保险库中。我回答说，的确有保险箱，但那里面除了很少的中国法币外，没有其他东西。当然，我的保险箱最终还是被他们打开了。一个便衣宪兵说：“各种文件和信件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你的钱我们是不会要的。”

日本便衣宪兵的汽车载着我穿过北四川路桥，来到了大桥公寓的院子里。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都知道，这座大桥公寓是一所监狱，它位于虹口区，与上海邮政总局只有两条街之隔。我被日本便衣宪兵带到三楼，见一位宪兵头目。这位宪兵头目问了我一些当天早上被他们抓进来的外国人的情况，之后让我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他拿出一个大公文袋，把我所有的东西，包括吊袜带和吊裤带都装了进去，只给我留下一条手帕。之后，他在公文袋上标上了我的姓名。

接下来，有人打开一张印好的表格，询问我的个人信息，包括我的国籍、出生地、出生日期及其他信息。询问完毕，他们要求我在这张表格上签字，同时还要我摁上手印。

做完这些事情后，他们带我下楼，来到一座大房子的角落。这座大房子被用木栅栏隔起来，就成为了监狱。人们修建它，原来是用来做商店的。这里的光线非常暗。当我的眼睛逐渐习惯这种光线时，一排长长的监牢出现了。同时，微弱的说话声传入到我的耳中。我被带到房屋的一角。在那里，一位日本军官坐在一张粗糙的木桌子后面。毫无疑问，他就是这里的牢头。挨着他办公桌的墙上，悬挂着一排写有人名的木牌。这些名牌都是用中文写的，可以看出，外国人的名字不在少数。除此之外，墙上还有一个挂满了各种各样钥匙的铁环。钥匙有小有大，大的有六七英寸长，看起来就令人厌恶。

押解我的那名日本宪兵，此时将一间牢房的门打开，把我推了进去。这个牢门简直就像好莱坞的道具，它上面有铁栅栏，还有两把锁。牢门正中间有一个小洞，大约六英寸见方，囚徒的饭菜每天从这个小洞被送进来。如果有囚徒违规，看守就命令囚徒站在牢门前，之后他从小洞把手伸进去，扇囚徒的耳光。如果违规的囚徒因为不想挨打而不听看守的命令，看守就会把牢门打开，把违规者拉到走廊上，用棍子狠狠地打。

这是一间很小的牢房，里面已经挤满了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有一个坐在角落里的美国人认出了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他名叫鲁道夫·梅耶，是好莱坞电影大亨梅耶的兄弟。于是，我挤过人群，来到他身边。坐在梅耶身边的是几个中国人。梅耶让他们向旁边让一让，我这才能够舒适地坐在这间牢房的地板上。之所以说“舒适”，是因为我的身后就是一堵墙，我可以靠在上面。与那些笔直地坐在牢房中间的人相比，我当然会感觉“舒适”了。

梅耶是在两周前被日本宪兵抓进来的。他对我说，若不是坐在他身边的那个朝鲜人患坏血症死掉了，他根本得不到这一小块地方。那位死去的朝鲜人，生前曾遭受极大的痛苦，因为他的大腿被日本兵用刺刀刺了好几下。虽然能够舒适地坐在这里，但是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梅耶告诉我，他一直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会将他逮捕。他还推测，日本人这样做，最有可能用他来敲诈勒索他那好莱坞富有的哥哥。

关押我们的这间牢门，长约18英尺，宽约12英尺，如果被抓进来的人并排坐在地板上的话，那么这间牢门可以容纳20到25个人。可是，这间牢房可能关押了四十多人。很多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好几天夜里只得站在那里，等候坐在地上睡觉的人起来轮换。

我被当天早上发生的一连串突发事件搞得晕头转向。就在我坐在牢房里，头脑刚刚冷静下来后，一名日本宪兵就在牢门口大喊我的名字。随后，钥匙开锁和铁栅栏的声音响起，牢门被打开了。那个宪兵带着我跟他一起上楼。之后，我就接受了宪兵的审问。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宪兵审问。

他们要求我按照日期，把一生的经历写下来。从1917年来到中国到目前这段时间的经历，是我要交待的重点。我不知道我先后写过多少次这样的报告，但我能够肯定的是，在他们的要求下，这样的报告我至少写过12次。我写完后，那个审问者拿起报告，很费劲地读了一遍，然后把它翻译成日文，再根据日文向我提问。

山本上尉就是经常审问我的那名日本宪兵。他几乎不懂英文，给他充当翻译的那个日本人的英文水平与他相差无几。因此，山本上尉又找来一个翻译。据这个日本翻译介绍，他在旧金山住过很多年，当前他的夫人和一个孩子仍然住在旧金山。

从12月20日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26日，日本人对我的审问一直保持在同一个范畴内。他们可能想把我与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网拉上关系。有一次，他们意图鲜明地指责我，说我与驻上海的美国海军武官威廉少校有联系，还从他那里领取了很多津贴。审问者告诉我，威廉少校所有的私人文件都已被他们缴获，这是指控我的证据，无论我怎样否认都无济于事。我对他们说，我的确与威廉少校有联系，还经常一起讨论中国和远东的局势，不过，这些都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分内的工作。我还说，为了工作从威廉少校那里拿钱的事情，从来都没有做过。还有一次，审问我的人说，他们从威廉上校的办公室里找到一份薪水簿。我的名字以及《星期六晚邮》的伍德塞、美联社的弗莱德·奥博和毛瑞斯·赫瑞斯等人的名字都在这份薪水簿上。除此之外，他们还曾多次打算把我与英国的情报工作者联系到一起。不过，我对英国情报工作者的姓名一无所知，这使得他们只得放弃。

1937年夏天，我曾到舟山群岛访问。对于这件事，日本宪兵连续好几天审问我。当年结束舟山群岛的访问，返回上海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日本人打算先占据舟山群岛，并以此作为日本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基地。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几个月，舟山群岛果然被日军占领。因此，审问我的日本宪兵军官便以此作为证据，坚持认为我从事间谍工作，反抗日本海军。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日本海军的确以舟山群岛作为基地，从事侵略活动。

当时我认为，日本人很可能会像审问我这样，审问所有的美国和英国新闻记者。这是因为，所有的外国新闻记者，尤其是特派员，都会遭到日本人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些人都是为自己的国家从事秘密工作的间谍，日本人就曾使用过这样的手段。过去日本便衣宪兵经常打着日本某报记者的幌子，在东京和日本其他大城市巡逻，秘密地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旅行者进行调查。

负责审问我的主审官把我所有的自白都写在一张大格子纸上，之后再把单独的纸张订在一起，并要求我在最后一页签上名字，摁下手印。我总是要求审问者为我提供一份审问笔录节要。通过这些笔录节要，我发现他们经常故意伪造我的口供。

其实，他们要伪造我的口供并不难。我的口供加起来可能有五六本，他们把中间的纸张抽出来，换上写有故意伪造我口供的纸张，与有我亲笔签名及手印的最后一页合在一起，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了。

在被审问期间，我的神经经常会感到难以忍受。除此之外，他们对我的态度倒还不错。当然，我也会尽量控制自己，不轻易发脾气。不过，有那么一两次，他们向我提出一些像废话似的问题，使我最终忍无可忍。

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了一个粗野的日本宪兵军官殴打一位无辜的中国妇女的一幕。日本军官用手掌狠狠地抽打那位中国妇女的脸，把她打得眼圈肿胀，眼睛连睁都睁不开；整张脸完全变了形，脸上布满了淤血。日本宪兵军官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她说出丈夫的藏身之所。她的丈夫是一位大学教授，日本人怀疑他是间谍。尽管每天都会遭受毒打，但这位中国妇女始终没有说出她丈夫藏身的地点。最后，她被打得无法动弹，只得整天躺在牢房里以泪洗面。

一天，审问我的人突然拿出一些几年间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这些报纸都已经泛黄，上面有些文稿或其中的段落被人用红笔做了记号。他问我那些被标红的文字有何用意。不过，每篇文稿的写作背景和场合，我几乎都能说清。

后来，我遇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日本鬼子又拿来一份《密勒氏评论报》讯问我。在那期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上海批发销售贼赃汽车的报道。这篇报道称，由于日本军事当局正筹划着向法属中南半岛进军，急需汽车，所以这些被贼偷来的汽车全部被卖给了日本军事当局。日本宪兵问我，这个消息是从哪里获得的。我回答说，这个消息是我从上海保险公司和警察局得来的。他又问我是谁告诉我的。我没有说出任何人的姓名。其实，我之所以会特别关注这件事，主要是因为我的汽车也被那些强盗偷走了。

日本人还拿来另外一篇文章来讯问我。这篇文章并不是我写的，而是从《亚洲杂志》《民族杂志》和《纽约先锋论坛报》上转载来的。原文的作者是费礼雪先生，他是东京《日本广告人报》的前任总主笔。这篇文章称，日本皇军的一位军官，在东京密谋发动政变，将日本天皇推翻，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在刊登这篇文章时，我特别在文稿的末尾附注说明，强调刊登这篇文章，没有任何不尊重日本天皇的意思。我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在刊登这篇文章前，接受了日本领事给我的劝告。尽管做出了解释，但审问我的日本人并不满意。因此，他们三番五次地用这篇文章来审问我。

除了上述两篇文章外，他们还找到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于1932年出版，到现在已经有九年了。它是从一份中国杂志上转载而来的。文章把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称为“傀儡的傀儡”，因为溥仪是日本昭和天皇的傀儡，而昭和天皇是日本陆相的傀儡。审问我的人坚持认为，这篇文章侮辱了日本天皇。我对他说，这篇文章是九年前出版的，而且文章的内容是中国人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评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对方对我的解释一点儿也不满意。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一类罪行是“危险思想”的一种。他们对待这种“危险思想”非常严厉，如果某位日本警检认为某位编辑的文章或者话语有侮辱天皇的嫌疑，日本人就可能会将那位编辑抓起来。在日本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大量专门负责检查国内外报纸的警检人员，查看报纸上是否存在侮辱天皇或皇室人员的言论。如果日本人实现了他们“在白宫掌握和平”的梦想，那么将会有数百名美国编辑或者漫画家走霉运，因为日本鬼子早就盯上了他们，并获得了充足的情报资料。

自从1937年日军控制上海虹口区后，日本人一直把大桥监狱当成高度机密来保守。大量中国人被关押在大桥监狱中。一些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中国人失踪时，我们还觉得奇怪，直到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被日本人抓到大桥监狱里来了。有几个中国人对我说，日本人已经把他们关押在这里好几个月了，至于为什么会被关押在这里，由于时间太久，他们都不记得了。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国人，除了大人外，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可能是一些中学生，还不到15岁。有人说，这里还关押着一些上海公共租界里的俄国人。

大桥监狱总共有15间牢房，它们全都位于主要建筑物的内部。这些牢房有一半以上只向一面打开，打开的那面装有栅栏。这些栅栏都是用直径达六英寸的粗木棍子做成的，木棍之间相隔两英寸。我被关进了第五号牢房，那里的木棍被我数了不下一千遍。第五号牢房本来就有很多人了，后来又有12名外国人被关进来。他们主要是英国人，不过也有美国人维克特·凯恩。在我被关进大桥监狱后不久，维克特·凯恩就被关了进来，他是《纽约先锋论坛报》的特派员。

在后来被关进来的英国人中，有几位非常有名的商人，一位是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总经理爱丽丝·海因，另外一位曾是道奇汽车中国总代理行的总经理，还有一位与英国经济作战部有联系，他叫普瑞斯达，年纪比较大。此外还有一位大约20岁的年轻人，自称是英国前驻上海军队中的乐队队员。爱丽丝·海因与他的夫人一起被捕，他们夫妇二人称得上上海社交圈里的名人。海因告诉我，他们夫妇曾宴请过哈特海军上将和葛拉斯夫海军上将，而参加此次宴会的人员名单，则是日本宪兵军官审讯他们夫妇二人的主要内容。另外，让日本人感到好奇的，还有出席此次宴会的人员所带的东西。在日本，警察一般都会对外国人举行的宴会进行监督，他们通常会盘问茶房参加宴会的客人的身份。

一家酒类总经销商的经理比尔·甘地也是后来被囚禁的英国人之一。他在外国特别警察群中非常活跃。日本鬼子据此认为他从事以打击日本帝国为宗旨的间谍活动。此外，日本人还认定他担任总经理的那家酒类总经销商从事情报工作。于是，日本人判处他八年有期徒刑。

后来在乘坐交换战俘船返回美国时，我才知道，就在我被关押在大桥监狱的同时，还有一些美国人被关押在另外一个监狱里。那些美国人包括一些新闻记者、美国传教士及商人。在这些美国商人中，既有胜家缝纫机的经理，也有苏康尼真空油公司的经理，还有美国花旗银行的经理。居住在上海的美国人大约有两千五百人。后来，日本人把这些美国人全都关了起来。不过，日本人把他们关在了别的地方，而不是大桥监狱。

日本人对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谓恨之入骨，总是极不耐烦地对待他们。不过，由于过于仓促，日本人也犯了不少愚蠢的错误。一天，一位英国人被六七个日本宪兵拖到我们的牢房。那位英国人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连蹦带跳，显得非常愤怒。由于遭到了日本宪兵的殴打，他的外衣和裤子都被扯破了。等到他稍微平静下来后，我坐到他身边，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日本人抓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他也不知道，他只是上海电力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当他第一次被叫到楼上接受审讯回来后，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种迷惘的神情。这位英国人看到看守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就立即转过身来，对我说：“我活了大半辈子，根本没有写过一篇有关日本鬼子的文章，这些残忍的坏蛋究竟要干什么呀？”

听到他这样说，我突然明白日本鬼子抓来这位电力公司工程师的原因了。他名叫W.R.戴维斯，日本鬼子搞错了，误认为他是上海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总经理R.W.戴维斯。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因为R.W.戴维斯当时并不在上海，而是在香港。这件事让W.R.戴维斯非常生气。他一直在小声地咒骂，说日本鬼子实在太可恶了，如果他们发现抓错了人而释放他，那他一定要报复，暗杀几个日本鬼子。由于日本人需要上海的公用事业维持正常秩序，所以在犯下这个可笑的错误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抓过公用事业机构里的人。

一位西班牙贵妇人被关押在我们这间牢房好几个星期了。她是马尼拉一家银行老板的夫人。日本人之所以抓她，是怀疑她与一家外商公司勾结，垄断上海所有的奎宁。不过，这位西班牙女人却说，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很多与日本鬼子做过生意的外国商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是因为，这些商人已经答应为日本鬼子供应货物，早就收下了对方的预付款或者保证金，并且把钱汇到了海外。此时，他们既无法交货，也无法退款了，因为他们的现金遭到了冻结。在珍珠港事件前的一个月里，日本鬼子在上海收购了大量的香烟、汽油、药品、粮食、皮革皮鞋等物资。总之，他们买下了所有能弄到手的东西。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改变策略，不再购买物资，而是下令征用。上海所有的大小型汽车也在征用的范围之内。当罗斯福总统下令禁止为日本运输汽油时，日本鬼子竟然丝毫也不慌乱。这是因为，他们在上海的秘密油库里储藏了大量汽油，他们只需把油库挖开，将里面的汽油取出来。那些已经接受日本鬼子的订单，又无法交货的外国商人，全都遭到了惩罚。日本人把他们全部关进了集中营。

除去一些西洋男人外，大桥监狱还关押了三名西洋女人。这三名西洋女人，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是英国人，还有一个是白俄罗斯人。那位白俄罗斯人还是一名少女。她被关押进来不久，就患上了歇斯底里症。我们猜测，可能是她在监狱里抽不到海洛因，所以才会患上此症。上海有很多可怜的白俄人，经常吸食由日本人供应的海洛因。以前日本人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大量海洛因。我们这间牢房以前也曾关押过两三位中国妇女。有一次，一个男人带着三岁大的儿子被关进来，这个小男孩整夜地大哭，哭声响彻整个大桥监狱。

虽然大桥监狱拥挤不堪的情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很快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拥挤还要严重。牢房里没有卫生间，只有放在牢房角落里的一只没有盖子的木桶供大家方便之用，臭气熏得人难以忍受。这个木桶只有每天早晨只洗刷一次，洗刷者是一位中国籍的被囚者。

被关在牢房里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使用这一只便桶。当女人方便时，一些外国男人经常会站在便桶前，背对着她们，为她们遮挡别人的目光。后来，牢房里的所有人无不要求日本人在这方面给予女人一定的照顾。日本人迫于压力，终于允许牢房里的女人可以去二楼的洗手间方便。

来到大桥监狱时，我只穿了一件薄大衣，也没有带毛毡。这是因为，日本鬼子在抓我时，只说带我来这里问话。大桥监狱里没有暖气设备，日本鬼子每天晚上九点钟都会把一捆毛毯扔进牢房里，供被囚者取暖。于是，每当毛毯被扔进牢房里时，被囚者就会拼命地抢夺。

后来，我发现一个现象：牢房里的人，每两个人或六个人围在一起，共同使用一条毛毯。睡觉时，大家都不会把衣服脱掉，因为脱掉衣服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冻死。

老鼠、臭虫、跳蚤、虱子等各类害虫，牢房里应有尽有。在这些害虫里，最可恶的当属虱子，或者叫体虱。牢房里到处都是这种害虫。由于牢房里有几位被囚者患了病，而且病得非常厉害，再加上斑疹伤寒这种病当时正在流行，因此大家都担心会被一些疾病传染，导致全部死亡。我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一瓶油膏。他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想到了牢房里有太多的虱子。不过，日本宪兵担心它是毒药或者大烟膏，所以不让我接收。我当面向他证明，这不是他想象的那种东西，这才获得同意，得到了这瓶油膏。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送给我这瓶油膏的是原美国上海法院的赫尔迈克法官，这件事让我终身都不会忘记他。

被囚者生病后，可以去日本宪兵中队专门为被囚者设立的医疗所接受治疗。不过，一般情况下，只有两名日本下级医官和一名女护士偶尔来一次。如果有被囚者发烧了，或者得了其他小毛病，这些日本医护人员就给他们几粒阿斯匹林打发他们。如果有被囚者身体出现红肿，或者生疮了，日本医护人员就给他们一些像红汞水似的红色液体。日本人似乎根本不在乎这类红药水。

由于受到了感染，我的一根手指肿得比正常的手指粗两倍。于是，我提出去楼上的诊疗室接受日本医生治疗的请求。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准。为我治疗的是一名日本助理医生。他在没有给我注射麻药的情况下，就拿起剪刀，将我手指上的皮肤剪下来。我感到疼痛难忍，而站在一旁的日本兵却在欣赏我的痛苦表情。

有几位中国籍的被囚者患有性病。那位日本女护士经常带着她的助手来给那几个人治疗。对于那位日本女护士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那几个得性病的中国人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这是因为他们的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被耽误了好几个月。

牢房里还有大量老鼠。这些老鼠有时候会公然地在走廊上来回奔跑。对此，日本看守只是跺几下脚，吓吓它们。有一天晚上，我正躺在隔墙的木板旁睡觉。一只老鼠突然从木板洞里伸出脑袋，咬住我的头发，用尽全力向洞里拉。我觉得，它可能是打算用我的头发去修它的窝，所以才会这样做。

在牢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我的两只脚开始剧烈的疼痛，尤其是脚跟部的骨头更加疼痛。不过，从皮肤来看，我的两只脚并没有任何症状。因此，那名日本医生以为我在装病。当我对他说，我的两只脚疼得连鞋都没法穿时，他只是用笑来回复我。当时，日本人禁止监狱里的所有人穿鞋，所有人的鞋都必须放到牢房外面狭窄的走廊上。如果有被囚者出去接受审问，或者做其他事情，由于外面鞋子太多，他经常会连自己的鞋都找不到。此外，由于我们的袜子都因为穿得太久而被穿烂，所以我们必须光着脚躺在地板上睡觉。地板很凉，每天早上醒来时，我们的双脚就被冻得像青萝卜一样。

有一次，那位日本女护士看我可怜，就给了我一些碘酒。我把碘酒抹在双脚上，但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位被囚者喊脚疼。而大量中国籍被囚者，他们的腿部和脚部大面积地感到疼痛。其实，这完全是由于日本人供给我们的食物太坏，导致我们营养不良而造成的。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除此之外，造成我们脚疼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经常像日本人那样席地而坐，坐得时间太久，脚部的血液循环就受到了阻碍。

当时我们所吃的食物，简直差到了极点。我相信，就算一名日本苦力，也不愿意看这样的食物一眼。不过，大家都很期待每天早上那一碗稀粥，因为它是热的，能够为我们带来温暖。午餐和晚餐，都只有一碗冰冷而坚硬的米饭，上面放着三只风干的青鱼头。那些青鱼头非常恶心，一看就知道是被放在走廊或者院子里很久，经过风吹日晒苍蝇叮咬的东西。这样的饭菜，大多数西洋人都吃不下去。

我们很多人都无法吃下这样的饭菜，所以我们与被囚的中国少年商量，让他们帮我们捉内衣裤里的虱子，而我们就把米饭给他们吃。他们同意了。几天后，这些中国少年就创立了一个赌博项目：猜测西洋人内衣裤里的虱子被捉的数目。

大家对于这样的安排都很开心。可是后来，日本人每天只给每个人吃一碗米饭，导致大家每天都要挨饿。后来得脚气病的人越来越多，与此有直接关联。

在监牢外的朋友们的努力下，我们的食物终于有了改观。日本人会定量地为我们供应以三明治为主的西餐。那些朋友们还给我们送来了大量水果罐头、鱼罐头、肉罐头。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日本鬼子禁止罐头类食物进入大桥监狱。因此，那些美味的食物都被日本看守吃掉了。缺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正是我们患上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

我们虽然能吃上外面送进来的食物，但是由于那些中国籍被囚者眼巴巴地看着，所以我们经常很难吃得下去。看到他们那可怜的样子，我经常把自己的三明治分成十多块，分给他们吃。日本看守禁止中国籍被囚者吃外边亲友们所送的饭菜。那些中国籍被囚者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于是爆发了一两次大规模的骚乱。

圣诞夜当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极度愤怒。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朋友们给我们送来一只烤火鸡，可是我们只得到了几片火鸡肉；我们质问那些日本鬼子，他们却做出了让我们无法接受的回答——为了防止被囚者拿火鸡骨头当武器打架或攻击守卫人员，因此禁止火鸡骨头进入监狱，所以大家只能吃到几片火鸡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