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的南京日记（选编）

约翰·拉贝的南京日记（选编）

开　始

1931年，日本军队没有遇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抵抗，就占领了中国的最北部地区满洲，将它宣布为一个主权国家——满洲国，可实际上它完全受制于日本。当中国的前皇帝溥仪在那里登基之后，它也没有更加独立。几年后，日军向中国北方的其他省推进。1937年6月初，在北京城外一座古老的大理石桥——外国人所谓的马可波罗桥旁——同中国军队发生交火，一开始人们没有予以重视。

但这是日军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开始，目的是要征服整个国家和人民。从国际法上双方始终只讲是一次事故，一桩“意外事件”，即使当日军已经占领了南京、汉口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之后，因此外交关系没有中断，南京的日本大使馆照常运转，虽然级别降低了，哪怕是在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中国政府先撤至汉口继而撤到重庆之后。大使本人住在上海。

南京的夏天热得难以忍受。这座城市同汉口和重庆一起并称中国的“三座火炉”。约翰·拉贝的妻子多拉因此在炎热开始时就去了天津以北的北戴河的海滨浴场。约翰·拉贝8月底跟随她去了。他写道：

秦皇岛那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运送军队的火车不停地驶向天津，每列火车上都架有高射炮，令我有些紧张，情况看来比我估计的要严重得多！

北戴河距离秦皇岛大约一小时路程，在这里丝毫感觉不到早已被日军占领了的气息，但气氛有些紧张，这促使我立刻请人在秦皇岛替我预订回上海的机票。回答是：“两个月内的机票均已售完。”我还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返回，就传来消息，说上海受到了日本人的攻击，因此暂时不能指望由这座港口返回了。

我一筹莫展。此后又逐渐传来消息，说日本飞机袭击了南京，南京遭到了猛烈的轰炸，此时我认识到了形势极其严峻。现在只有走海路从天津去芝罘^[1]或青岛，再从那儿坐火车经济南府回南京了。1937年8月28日，我在夜幕下告别了我妻子。

1937年9月7日，在11天的旅行之后（和平时期仅须40个小时），拉贝又回到了南京。他将他的妻子留在了海滨浴场北戴河，因为他不想她在南京遭受空袭。随后的几个月她留在中国北方，后来迁去了上海。

1937年9月21日

所有经济情况较好的中国人均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往汉口了。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公共场所和街道上，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此外的一切都很平静，直到9月19日、20日，四次空袭让我经受了战斗洗礼。

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离开了。昨天夜里，我自己从各方面对此事做了充分的考虑。我从安全的北戴河返回这里，不是出于冒险的乐趣，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公司当然不会期望我为了公司而被打死在这里，我也不会这么做。我也不想为了公司或我的私人财产的任何东西拿我的生命冒险，但这里存在一个道德点，作为正直的汉堡商人，我至今都无法逾越它。

我们的中国仆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跟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会忠诚地在他们的岗位上坚守到最后一刻。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过这情形。如果他跑了，公司和私宅不仅会荒废，而且有可能遭到抢劫。不管这会让人多么难受，撇开它不谈，迄今我还无法做出决定，辜负人们寄予我的信任。就连那些你平时恨不得轰出去的最无用的人都信任你，真是令人感动。我的助手韩先生从我这里得到一笔预支款，让他能够将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去泰安府。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您要是离开，我就跟您走！”

其他那些可怜的仆人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里。我很想至少送走妇女和孩子们。我给了男人们路费，但他们不知道用它做什么。他们当然很想回北方，回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因此他们更愿意跟随我。

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自己逃走吗？我想我不能这么做！谁每只手里牵着一个瑟瑟发抖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一蹲数小时，他就会与我有同感。

说到底，我坚持留在这里，因为我的潜意识里还有最后一个、并非不重要、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我客户圈中的中国当局和各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我们的政党和政府的问题，我的回答总是：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一个工人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　　　　

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我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而不是中国的工人。而中国人对此会如何评价呢？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今天遭遇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不得不留下。他们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难道我们不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哪怕只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些职员。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很好地布置一新。

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早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还准备了用于毒气攻击时的浸醋绷带。食品和饮料也准备妥当了，放在篮子和热水瓶里。

9月22日

长信号一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我就驱车穿越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主要针对国民党党部，那里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

我的战争日记就从今天开始。

在9月19日、20日的狂轰滥炸期间，我同我的中国人坐在自己设计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院子里还张开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上面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旗帜。

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空袭前20至30分钟左右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当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均须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街道两旁修筑的防空洞里。

在大楼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往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再也找不到了，只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见她从一群人跑向另一群人，讲述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那具棺材前焚烧纸钱。

9月23日

基斯林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一名前哈普罗^[2]公司职员在新住宅区的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经过昨天的空袭，人们已经不再信任它。因此他今天又搬家了，我还没有打听到搬到哪里去了，糟糕的是谢尔放弃烤面包了，再也没有面包了。

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1500英镑的订单。战争年代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容易，虽然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寄来一封十分亲切的信，那里的理事会在信中表示了对我的安全的担心。信中说，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的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必要时也可以离开南京。多谢了！这封信让我很高兴。

9月24日

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防空洞里蹲了数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放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更加多余的是还告知：此曲系由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深情奉献。^[3]

9月25日

据《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已采取措施，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我们大家都急于听听他要怎么做。

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他的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船务公司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它将按协议载着德国人溯扬子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

9月26日

昨天晚上，从上海来的工程师周先生坐了26个小时的火车到达这里。他是在交通部官员陶先生的提议下来这里修理多路电话设备的。周先生是我们最好的工程师。

当我问他家人是否担心他途中发生意外时，他的回答十分令人感动：“我对我的妻子说了，万一我遇到了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门子洋行，你要去北方找我的亲戚，同孩子们一起在那里靠我们那份薄田的收入为生。我这次出差不仅仅是为了公司的利益，首先是为了我的祖国的利益。”

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指望中国人具有这种精神的，但周先生的话证明了这种精神的存在，并且正在赢得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人士那里。

10月3日

有人说，最高层，特别是蒋夫人，对德国没有多大好感，因为我们和日本结盟反对苏联，又拒绝参加（九列强）布鲁塞尔会议，因为我们不愿同苏联人坐在一起谈判。

据传，蒋夫人说，谁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德国顾问们怎么样呢？是谁引进了今天中国人为之自豪的对空防御系统（高炮部队）？是德国顾问！是谁训练了今天正在上海附近英勇作战的部队，而北方未经训练的部队一触即溃？是德国顾问！是谁在南京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德国顾问和德国的商人！由此看来，同胞们留在首都，这是本土的中国人绝对无法正确评价的重大牺牲！

刚才我花80元在市场买了4只箱子，想把我自己写的16本日记装在里面。我们的中国工程师周先生将在两周后从汉口回到这里，把它们带去上海。把它们放在那里也许会比这里安全些。

药品越来越紧缺。天生药房在上次轰炸中严重受损，已经关门，架子上的药瓶全都打碎了。这是唯一一家还有6瓶胰岛素的药房。我为什么没在轰炸前赶紧买下它们呢？可我当时想省钱。废话！下次我们要聪明些了！我将设法从上海买它20—30安瓿。但愿能办到。兄弟药房几乎已经卖空了。南京很快就不会再有药房开门营业了。我刚才还在一家小药房里弄到2瓶乙醚和2瓶酒精，外加1卷药棉。

每天都有满载着轻伤员的卡车来到这里，他们看上去都很可怜。扎着肮脏的绷带，身上还有一层干泥巴，仿佛他们刚从战壕里出来。我很高兴至少希尔施贝格大夫还在我们这里，他的家眷也还在这里——他们又回来了，或者说并没有完全离开。

10月6日

从18点至19点，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在我这里喝茶。我们一起坐了1小时，讨论了一会儿当前的局势。我俩都有点悲观，华北丢失了，已无法挽回。但中国人似乎把上海视为主要战场，因为南京要以上海作屏障。可是，还能坚持多久呢？

10月9日、10日

下雨天，大家情绪都很好。为了调节一下，星期日下午我又到“库特沃”号轮船上喝咖啡。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那里。大使馆的罗森博士现在也成了船上的常住客人，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很坦率地承认他害怕轰炸，有过教训。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坦率的。我也不喜欢轰炸，但现在就躲到安全的地方去，我还是做不到。

10月13日

晴转少云。是很不平静的一天。但一切都发生在远处。8点有警报，持续一刻钟后又解除了。每次警报都有一大批穷苦居民——有男人、女人和孩子，经过我的房子跑往五台山，那里的山丘下挖有较大的防空洞。好可怜！我真不愿看到这种痛苦景象，何况妇女们怀里还抱着很小的孩子。今天他们叫嚷着从这里过去了4次。

我自己的防空洞里又来了更多的人。会说德语的沈先生和冯先生被他们从前的分行调到了南京我家附近，现在一响起警报，他们就逃到我这里来。还有常给我送信的两名邮差也成了我的常客。不久我就会不知道该把众人安置到哪里了。最近一些日子，我自己已不再到防空洞里去了。西门子洋行从上海派来的工程师里贝先生有病回家，因为肚子不好。

10月14日

早晨七点，阳光灿烂——因而是极好的航空天气！谢天谢地，里贝先生的身体又好些了，他只是消化不良，今天又快活地上班去了，也就是去下关^[4]电厂了。

由于里贝先生还没有去过中山陵，我就和他开车前去。哦，会有这等事！大门全被竹脚手架包围着，还包上了油布，就连古老的明孝陵也进不去了。整个陵园地区停满军用卡车，都是空的，以便准备随时出发，因为每辆车里都有一名中国驾驶员在打瞌睡。这也就是说，最高统帅就住在灵谷塔附近的某个地方。位于小红山的主席官邸^[5]还从没有人住过，它从下到上刷成了黑色。看上去真可怜！

许多人都在谈论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一份报纸上的文章称，这里的医院已证实接收过毒气中毒的中国士兵。

我们大家都被日本兵使用毒气攻击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因为南京的平民百姓并未备有防毒面具。虽然发布了通告，告诉人们可以使用简单的浸过醋或其他液体的口罩保护自己，但这些应急用品也不够，况且在紧急情况下根本不管用。

10月17日（选自一封信）

人们都想说“极其严峻”，而我却毫不介意。我正是有这可怕的才能，能在不恰当的时候，以我的所谓幽默让我的可爱的同伴们高兴一下。

我这不是想说这里的局势不严峻，局势的确严峻。不仅很严峻，而且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怎样才能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呢？我认为，应当拿出自己的最后一份幽默，正视自己愚蠢的命运。因此我早晚的祈祷词是：“亲爱的上帝，请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其他的小事我自己会注意的。”

现在你们想知道我们到这里是来干什么的，目前我们生活如何。那我们就老老实实地承认：想一直做个正派的人，不想在这种时刻将洋行的职工、仆人及其家属弃之不顾，而是想要鼎力帮助他们。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后　来

所有电影院、大部分旅馆、绝大部分商店和药房都已关闭。街头的秩序无可指责。军人、警察和平民纠察队谦和而正确地履行着他们的义务。没有一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已经不多，德国人约有12名妇女和60名男子——受到过干扰。相反，人们都怀着惊讶的好感注视着我们这些还坚持留在这里的外国人！

大家都跑到我这个防空洞里来抢位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有着特别牢固的名声。我在修建它时预计最多容纳12人，但建好后发现我大大地估计错了。我们共有30人，坐在那里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般。

所有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十分简单！我的每个仆人都有妻子，有孩子、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如果没有，他就收养他们！顺便说一下，好兴旺的业务！此外，我还得接纳我的邻居，一个鞋匠，战前我曾对他发过火，因为他把20%的扣头^[6]计算在靴子价格里。接纳他的家庭，是因为突然发现他是我仆人的一个亲戚。我能怎么办呢？我让他们都进来了。我总不能让自己丢脸呀！

我在地下室里给自己放了一张办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当然也得进防空洞，至少在轰炸离得很近很厉害的时候如此。当我坐在里面，孩子和妇女们由于看见我也可怜巴巴地坐在里面而感到放心，我就发觉我在北戴河下决心尽快赶回来是做对了。

如果现在我写我一点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谎。在防空洞开始剧烈震动时，也有一种感觉悄悄爬上我的心头，类似“哎呀，是谁惹上帝发火了！”但害怕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被战胜。几句快活的话，编造一则笑话，逗大家笑一笑，炸弹的威力就大大减小了！

抱婴儿的妇女受到优先照顾，允许她们坐在防空洞的中间，然后才轮到带着较大孩子的妇女，最后是男人。我始终顽固坚持这一顺序，男人们都无比惊奇。

当炸弹接连不断地落在附近时，大家都张大嘴巴，一声不吭地坐在防空洞里。我们给孩子和妇女耳朵里塞了棉花团。稍一平静下来，“英雄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地下室，想看看周围的情况。每当有一架敌机被高射炮击中、燃烧着摇摇摆摆地栽下来时，中国人就高兴得热烈鼓掌。只有滑稽的、让人不解的“主人”的表现又一次令人不可思议，他默默地抓抓帽子，喃喃地说：“别吵，死了3个人！”

10月18日

里贝先生一直站在电厂里他的涡轮机旁。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他今天重新开动了修理好的机器，所以不想让电厂立刻又停下来。他说假如日本飞机真的更密集地飞来，他当然也会躲起来的。是的，亲爱的，但愿到时候你还有时间去躲起来！

10月19日

日本人今天对我们可真够照顾的！午夜两点响起警报，我还在穿第二只靴子，炸弹就已经落下了，震得整个房子直抖。只有里贝不受打扰，继续安静地睡觉，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我朝他喊“喂，里贝，第二次警报！”时，传来几枚炸弹的猛烈爆炸声。朋友里贝听后平静地回答说：“是是是，我听到了！”

里贝先生在修复电厂时做了很好的工作。2号涡轮机已全速运转（5000千瓦），现在在修3号涡轮机。只有那台老的博尔希格锅炉还在运转，它是我们6年前供的货，从此就一直在运转。大名鼎鼎的美国锅炉根本就没有再生火。

今天夜里，我们又看见了我们的西门子探照灯在照射。在防空洞里，我不得不再维持一下秩序，因为有个身材肥胖、大腹便便的“远洋”新闻社的报务员总是去抢最好的留给妇女和孩子们的中间位子。我训斥了他一下，因为太激动，我掉进了蓄有地下水的洞，把臀部也弄湿了。

今天凌晨，防空洞入口处出现一张用德、中、英文写成的醒目大海报，内容如下：

致我的客人们和本洋行成员的通知：

凡使用我的耐轰炸的防空洞者，均须遵守下列规定，应该让孩子和妇女——无论是谁——占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间的位子。男人只可以使用两边的座位或站位。违反本规定者今后不得再使用本防空洞。

约翰·拉贝

1937年10月19日于南京

胖子报务员把这事放在心上了！

10月20日

德国大使馆的霍特先生躺在鼓楼医院里。有一次在长江上举行舢板射击比赛，他后面的人用一颗铅弹打中了他的小腿肚。他在一艘英国军舰上做了急救包扎。战争中人们都会碰上什么事啊！偏偏打中了小腿肚！我要去看望一下，我是否应该为他受伤的小腿肚授予他一枚袜带勋章^[7]。我相信，我会这么做！

10月21日，9点15分

我正想去电厂，这时响起了警报。我刚好还来得及坐汽车赶回家，家里一片紧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会讲德语的官员们得到消息，日本人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投了毒气弹。我们没有防毒面具，只有用漂白薄纱布做的简单口罩。我检查我的客人是否都有这种口罩。女人们都只有手帕或小毛巾。我鼓起勇气。

10月22日

早上8点，沃尔特马德先生来了。他是今天夜里1点抵达南京的，但为了不打扰我，他下榻在了首都饭店。从上海到南京用了18个小时。他曾相信中华特别快车公司会在1小时内将他送到这里。可这家公司所谓的德国司机实际上是一些失业的犹太人，他们对开汽车并不是太在行，只不过是为了挣钱。车费是每人75元。这些犹太司机中有一个人的行为令人讨厌，大使馆想要没收他的德国卐字旗，认为他作为犹太人没有资格拥有这种旗子。^[8]

10月24日

晚上，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说日本人在太仓已攻下了上海前线。这个消息如果属实——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和上海完全失去联系。

乌拉！刚才也收到奥托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落款日期是9月26日。快活而又无忧无虑，他正在参加摘梅子和捡苹果，为工人奥托·拉贝不久就要成为一名士兵而高兴。

10月25日

在节前的快活气氛中，受伤的霍特先生获得了“袜带勋章”，就是说，是一个系在白色袜带上并写有“霍尼也许想错了”字样的勋章（取自我的勋章箱子）。图案为两支交叉的火枪，包装是一只蓝绸面子和白绸衬里的雪茄烟匣子。非常成功！霍特几乎笑得伤口也痊愈了。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全世界都在说：这只能是拉贝做的好事！

10月26日

里贝先生完成了在电厂的工作，他可以到长沙去了，上海却发来了电报：“等信。不要急于结束工作！”我在西门子洋行工作了27年，还没有收到过这么好的电报。

10月27日

日本人攻占太仓的消息现在已得到中国人的证实，中国军队现在已撤到了他们所谓的“兴登堡防线”。

10月28日

9点10分，又响起了警报，但只是一场虚惊。除此以外，这一天很平静，工作很忙。晚上出了一点小事：调皮的赵厨师晚餐应该上奶酪，但吃饭时却没奶酪。他挨了骂，发火了，要在下月1日就辞职。走就走吧，我不在乎！我不会让步，我要我的奶酪！

10月29日

劳滕施拉格尔从北戴河经上海回到这里，给我带来了妻子在天津为我购买的胰岛素。

下面这些诗句是我头脑很清醒时写下的：

我一再有把握地说：　　　　　

哎呀，要理智，　　　　　　　

蹲在防空洞前，　　　　　　　

这可是缺乏理智！　　　　　　

首先，因为轰炸机的炸弹　　　

多从上面落下，　　　　　　　

高空也会掉下碎片。　　　　　

一旦被击中，会痛得要命，　　

等到轰隆作响，为时已晚。　　

你肯定会说：啊——我想，　　

还有充足的时间躲开，　　　　

我只想看一看……　　　　　　

别说废话，克劳斯！快点行动！

快进“英雄地下室”去，　　　

钻进你的防空洞！　　　　　　

你的理智在命令你！　　　　　

11月6日

我在例行的商务访问时听到了相当坏的消息。看来中国人中间正在逐渐蔓延一种“准赤化情绪”。里贝先生不久前告诉我，电厂的工人直接问他，成为共产党员是否更好些？今天一位商人向我透露，所有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认为，应该加入布尔什维克。^[9]

后　来

读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抗击纪律严明的日本部队的有关报道时，我们确实惊讶，不要忘记那还是一支征募制军队，虽然南京政府规定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但并没有得到实施。虽说向上海派出了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南京最好的部队——据说这些部队三分之二已经阵亡，可是如果装备不够，即使是最好的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装备方面实在差得太远了！日本的现代化军队装备有重型火炮、无数的坦克和轰炸机，远远超过了中国军队。

11月7日

最近伙食不太好。我们的张管家请了3天假，在他请假期间，他叫来了一个替工，令我无比高兴的是，他会讲一口地道的无可挑剔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今天早餐时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的交谈：

主人：你过来！火腿和煎鸡蛋吃起来都有鱼味，这是怎么回事？

仆人：鸡没有办法，主人，现在没有真正吃的东西，只有吃鱼。

主人：可黄油也全是这个味道，你认为奶牛也全都吃鱼吗？

仆人：我不知道。主人，我去问问它。

现在我真的想知道，奶牛将会回答什么！也许洗一下煎锅，就会洗去鱼油的味道了。很可能我的防空洞里的所有人都使用这同一只锅——就是说，我的煎锅！

没有别的新闻。

11月8日

别人告诉我，日本人目前在上海拥有近600架飞机。这样一支空军部队如果进攻南京，一定会达到目的。

一场现代化战争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阎王殿，我们在中国正经历的这场灾难，比起欧洲所说的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许只是一场儿戏。但愿仁慈的上帝保佑我们免受此难。

11月10日

大约9架日本飞机在城市上空交叉飞行，受到猛烈而无效的扫射。当高射炮弹的碎片劈里啪啦地落到周围的屋顶上时，我命令大家都躲进了防空洞。只有里贝除外，他站在学校走廊里拿着我的18倍的蔡司望远镜观察天空。每当我们安然无恙地躲过这样的“暴雨”之后，我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督促人们及时躲进防空洞却越来越难了。因为老天保佑，至今还没有出过事，他们也就变得麻痹大意起来。要不是我偶尔狠狠地发一通火，他们就不肯相信会有危险。我们的防空洞被水泡得软软的，我们不得不连续数小时地排水，辛辛苦苦地把地下水弄出去。

从上海前线回来的德国军事顾问们报告说，前线的后方有一批轻伤的（中国）士兵在四处流浪，不守纪律。夜里只有拿着毛瑟手枪才能出门！

11月11日

炸弹雨点般地落下来。外面突然传来欢呼声：“高射炮击中了一架轰炸机！”防空洞里转眼间空无一人，大家都想出去看看。飞机断成两截，在大火和浓烟中栽向地面。我们看见5－7名机组人员中有两人冒着大火和浓烟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20秒钟之后，傲慢的轰炸机只剩下了碎片和尸体。

11月12日

刚才有位我不认识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

“太太，”我回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

“我知道。”她说道，“‘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找您试试，因为这是一台电动缝纫机！”

我该怎么办呢？明天，我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太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

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杨先生。这人每天都记日记，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而在每个星期天他都写：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里贝本想今天早上去汉口的，却没有去成。因为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船长或大副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交通部里的人说服了我，让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两边、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他们打算迁往位于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仆人偷偷告诉我说，这个部明天也要打包。

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用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府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德国人。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这里的人这么对我讲，否则他们就要留在敌占区了。

11月16日

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我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现在正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

话又说回来，这许多依靠我的中国人怎么办？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赶快把妻子和孩子经由济南府送去青岛的，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府附近的一座铁路桥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增加日本人前进的困难。如此看来，日本人离黄河不远了或者已经到了黄河岸边。现在韩先生可能也得将他的家人送往汉口。他只是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他们将陪伴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太久。

再关注任何项目都没有意义，找不到人谈生意，所有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我也收拾起来！我自己撰写的日记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该收拾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悦耳啊！剩下的几件很快扔进了箱子里，然后在箱子封口处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

11月17日

大街上整夜熙熙攘攘，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卡车甚至坦克。它们缓慢沉重，轰隆隆地向前行驶。政府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的家庭担心，他们必须尽快离开。

通往下关的路上，行进着成百上千辆装满行李的人力车，以及跟车的中国人，他们都想乘坐那几条即将驶往上游的轮船到安全的地方去。新招的士兵队伍让人触目惊心：所有人都穿着多少有些破烂的平民衣服，背着行李卷儿，臂上挎着支生了锈的火枪。

我现在也听说了日本人最近为何能够如此迅速推进的原因。张学良（北方军队）的5000左右士兵在苏州拒绝执行命令。听说蒋介石亲自去了苏州，动用了他核心部队的一个团，解除了整个反叛的武装。这位最高统帅可真不轻松。真佩服他的干劲！在最高统帅亲自干预以后，据说苏州的中方阵地稳住了。由于日本人的迂回攻势，“兴登堡防线”失守，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制定的美好防御计划恐怕也要因此完蛋了。

11月18日

今天南京版的《大陆报》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外的地方。与此同时，北方来的许多新兵团开进了城里，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人穿着鞋袜。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全都默默地行进。

昨天我的感觉同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收拾格蕾特尔和维利^[10]房子里东西时的心情一样。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挑选自己要装箱送上“库特沃”号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

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都必须要拿到楼下去。随后我们一直装箱装到半夜。今天上午10点，第一批6件行李收拾完毕，可以送到码头了。雇用了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仆童接受了运输任务。汽艇在11点由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

下午，孔斯特和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只皮箱及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

晚上7点，办公室仆童还没有回来，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应上午11点到的。装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因为每个仆人都想先安放好自己主人的行李。为防止行李和仆人落水，我大喊“别忙”，出面制止，同一名仆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我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

我没再讲别的，我一声大喊，让他住嘴了。

晚上8点，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被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将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点，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忙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了。

节选自霍斯特·拜伦斯普^[11]的日记

“军队理应只携带弹药和它们的荣誉”——每当我在那些多雨的日子里看到没有尽头的队伍，我就一次次想到这句诗。我在南京的一个郊区观看泥泞道路上的部队从我身旁走过，观看了将近七个小时。一支连队接着一支连队。军官们也多是徒步，只有少数几个骑在被雨淋湿、毛发乱蓬蓬的蒙古马上。雨不停地无情地抽打着，大多数市民撑着油纸伞。云霾低垂，触手可及。南京的象征紫金山和狮子山，钻在浓雾里。这种天气有一个好处：不会有飞机袭击。

士兵们肩扛现代化的武器，腰别手榴弹，但脚下只穿着草鞋。尽管朔风凛冽。没有背包，没有大衣，没有薄薄的夏日制服。每人肩头都斜挂着一床被盖卷或者一块篷布，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相反，我们的士兵是多么舒服啊，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包！一批驮重物的苦力构成了辎重部队。所有的行李都用竹棒挑着。两名苦力挑着一顶巨大的铁锅，而不是野战锅。然后是多条毛驴驮着现代化的机关枪和快速火炮，它们被篷布保护着。当我看到仔细盖好的机关枪和全身湿透的士兵们时——看得出他们昨夜是在一块被雨点泡烂的田地上过夜的——我就想到了在元帅命令之下刻上的那句格言，它刻在每一种火药武器上，从步枪到野战炮：“别忘了，我的儿子，这武器是用你们民族的汗水和血购买的！”大多数苦力倾其一生都挣不到他们肩扛的武器的钱。没有钱购买服装、鞋和其他的享受品，只有钱买枪。在类似的时代，基督大概有过相同的想法，他建议他的弟子们：“卖掉你的衣服，去买一把剑。”

【注释】

[1]烟台旧称。——译者注

[2]哈普罗——“工业品贸易公司”是一家秘密地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公司的掩护名。公司最先由柏林的国防部，后由戈林领导。

[3]这首音乐是由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深情捐播的。

[4]扬子江畔南京郊区的港口。

[5]今称美龄宫。——译者注

[6]一般是默认加价10%给仆人。

[7]即嘉德骑士勋章，其标志为蓝色天鹅绒袜带，系英国的最高级勋章。——译者注

[8]大使馆成员的这一说明涉及希特勒的一道指示。南京的德国大使馆给外交部拍电报，请求指示生活在国际租界（如天津或上海）外的德国国籍的德国人，为了保护自己是否可以张挂有卐字的帝国国旗。这个建议是天津的日本总领事提出的。在1937年9月8日致帝国内务部的急信中这位官员证明了他知道，“总的来说，在外国将保护措施延伸及犹太人只应在小范围内进行。”可后来他又写道，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练习之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出示德国旗帜标明犹太人血统的德国公民的财产。”另外那也根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插旗帜。”据外国组织的司法处的看法——也就是党的看法——使用德国旗帜标明犹太私人财产是不该有顾虑的。公使辛利希要求明确的立场。
　　帝国内政部的副国务秘书回答，他也没有顾虑。可他建议，在不破坏规定的前提下让“元首和帝国首相决定”此事。国务秘书同帝国总理处负责人于10月4日回答：
　　元首和帝国总理未能决定允许犹太种族的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因为中国的战乱张挂国旗或通过佩戴相应的袖章标明。元首认为，犹太种族的德意志帝国成员在现行情况下通过白旗帜或必要时用德语或外语表明帝国国籍的袖章做出标志，保护自己。
　　此事表明，在处理“犹太血统的德国公民”的事件上外交部甚至帝国内务部的官员的想法都比元首和帝国总理的可靠。南京大使馆得到了回电符合希特勒的指示。（柏林联邦档案馆，R4311/1286）

[9]指知识分子当中广泛流行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

[10]返回了德国的拉贝的女儿和女婿。

[11]霍斯特·拜伦斯普，前马格德堡警察局长，社会民主党员。1933年流亡去中国，在那里担任南京警察学院的顾问，1937年在蒋介石的总部任军事警察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