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严峻起来

形势严峻起来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我们还在不停地收拾行李。我想尽量结算好我的生意账目，可我忙得腾不开身。韩先生收进一笔较大的款子。我把公司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到了汉口。所有的职员都领到了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购买食物。我还储备了1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只能得到这么多了。仆人们睁着惊恐的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号离开。当我明确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留在南京时，他们又高兴起来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南京大学的教授组成，都是传教士。他们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也就是一个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平民可以躲避到那里去。由于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经传开来，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同意了。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成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3位先生：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我不明白为什么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留下，因此我请特劳特曼夫人向刚好不在的大使说情，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试试。一个不能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的人，要他留在这儿干什么？罗森博士对我的干预还一无所知，也无须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被我谢绝了。

我参与这件事并非盲目，我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别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夫人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正是我对他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月20日

18点，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号外，宣布中国政府要迁往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11月21日

我的防空洞令我发愁，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我担心我们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充足的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正在寻找一座好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座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我要是能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可就好极了！

发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住在我的房子里。我同意了！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和仆人们住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库特沃”号，校舍就会空出来，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13点半，我坐车去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14点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号查看我的行李。16点，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号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一圈。我找到了今早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满意。简短地告别了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以后，我坐上已经在不耐烦地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最后一座桥梁就此被拆除了。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博士先生，他是主管警察局的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我想要个通行证，好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点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贝伦施普明天也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就能获得通行证。

11月22日

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警报一响，他就跑来，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亲戚。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来参加排水。唉，等着瞧吧！

罗森博士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点钟去走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我们的将来。这期间我召集了所有能支配的人舀防空洞里的水。就原谅和忘记鞋匠曾做的一切吧。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的半打亲戚都在卖力地舀水了。我们终于排干地洞里的水了，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倒塌了。

我在两次警报的间隔时间里同罗森博士在德国大使馆里商谈。罗森博士还是坚持留下来，我的游说毫无作用。

17点，国际委员会开会讨论准备成立一个南京平民中立区。大家选举我当“主席”，我推辞不掉。为了做件好事，我让步了。但愿我能胜任这个也许会十分重要的职务。在德国大使临上船前我还介绍他认识了委员会秘书斯迈思博士。大使同意委员会草拟的有关建立安全区的建议，该建议将通过有一部电台的美国大使馆发给上海的美国总领事转交日本大使。我们已经获得了英国大使和美国大使的同意。我们在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收到电报以前，不准公开发表电报内容。我们满心希望我们对日本人的呼吁不是枉费唇舌。由于这里没有法国人，委员会里没有法国代表，也没有意大利的。用英文翻译过来的电文（节选）如下：

考虑到在南京或南京附近会爆发敌对行动这一情况，由丹麦、德国、英国和美国公民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特此建议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为逃难的平民建立一个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有责任取得中国政府的特别保证：撤除建议的“安全区”内所有军事设施和包括军事交通机构在内的军事机构；安全区内不得驻扎武装人员，携带手枪的民事警察除外。也禁止所有士兵、军事团体及各种级别各种性能的军官进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将负责让这些责任得到尊重和令人满意的执行……

国际委员会特别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保证安全区的民事特征得到尊重。委员会认为，为平民采取这种人道主义的预防措施，会给双方政府带来荣誉。委员会恳请日本政府迅速回复，以便能够尽快结束与中国政府进行的必要谈判，为保护难民做必要的准备。

后　来

开完委员会会议回到家，我们的仆人张求我给他妻子请个医生。希尔施贝格大夫前来做了检查，确诊张的妻子大约半星期前小产了。她必须立即去鼓楼医院。

11月23日

我的55岁生日——衷心祝贺你，拉贝！首先，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我们现在正好用得着！从妻子那儿我得到一份电报和一条很漂亮的围巾。非常感谢！不过，围巾还没有收到。是请特劳特曼夫人将它捎过来的。她的解释我没有听懂，估计她是将这个小包裹邮寄了，而邮局还没送到。无可奈何！

早上5点，骑兵上尉洛伦茨打电话将我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刚从前线来，也想上“库特沃”号，可它昨晚就开走了。7点，《远东新闻报》的编辑胡尔德曼先生同沃尔夫·申克一起按响了门铃。他俩好不容易从上海来，要与大使面谈。两个人要坐许尔特尔的汽车去芜湖，希望在那儿还能赶上“库特沃”号。8点，我送仆人张的太太去鼓楼医院。可怜的女人痛苦万分。

不断有伤员到达下关火车站，斯迈思博士派大学生志愿者去火车站照顾病人，我不得不把我的汽车借给他们用。

韩先生带来一个好消息：他的一个中国朋友要赠我两辆卡车，另加100罐汽油和200袋面粉。这是一些我喜欢的生日礼物。用这些东西能办些事情，尤其是我们急需食品和汽车给委员会。要是这消息确凿就好了！

17点，在前外交部部长、现任外交部秘书长张群先生处参加茶会。到场的除了大约50个美国人和不同国籍的欧洲人以外，还有负责保卫首都的唐将军、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市长马先生。意图是要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欧洲人和美国人每晚8点至9点之间在国际俱乐部碰头，在那儿我们可以和中国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保持接触。这主意不错，类似这种“圆桌会议”的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在北京也有过。

我那美好的生日礼物，即带有司机、汽油和面粉的两辆卡车，只剩下了一辆既无司机又无货物的空车。其余的东西据说在关闭了的和平门外的某处。

沃尔夫·申克：南京的最后几天^[1]

在那些留下的人员当中，我到达时发现了三名没有离去的大使馆成员，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另外留下的还有约翰·拉贝先生，我从前到访南京时总能在他家得到热情的招待。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先生和施佩林先生也留在这里，但我没有遇到他俩。

每个人都把行将发生的占领南京一事想象得很可怕。每个人都明白，留下来是件关系生死的大事。与此同时，人们不太害怕日本大炮和飞机的轰炸，比起对溃退的中国军队的恐惧，这一危险算不了什么。大家仔细考虑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考虑结果不太鼓舞人。1927年，国民党军队不就在总指挥蒋介石的命令下来到南京，屠杀过外国人、强奸过外国妇女吗？

人们看到过四川兵开上前线，他们差不多就是强盗。而在此前的战争中，中国士兵，特别是被打败、溃退的军队，掳掠洗劫民众已是家常便饭。人们想象溃退的军队穿过南京，被日本人打败了，道德败坏。他们会不会冲着白人发泄他们的怒火和仇恨呢？旧有的仇外情绪肯定会重新爆发。

人们重新记起了一个世纪前发生在广东的事件。那画面之残酷是凭一颗欧洲人的头脑怎么也想像不出的。很难对抗这种未来的前景，留在南京的那些人这么做了。

在收到中国外交部的记者证之前，我无法将电讯传回家。我同留下的大使馆成员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们一致认为我应该去汉口。

沙尔芬贝格先生迅速浏览了一遍我（从上海）带来的邮件，取出了不太重要的，将重要的东西重新装进一只信封。我们将继续把它们带往芜湖，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先生在那里的“库特沃”号船上。

我们虽然很匆忙，但我还想同拉贝先生告别。许尔特尔将汽车驶上通往“西门子城”的大路，南京的德国人这么称呼西门子洋行（中国）的地块。小小的德国学校也坐落在这块地上，它的诞生主要归功于拉贝先生。约翰尼·拉贝正坐在办公室的打字机旁写日记。拉贝留在南京不是出于商务利益的考虑，而是想为留在南京的20万平民创建一个难民区，类似于饶家驹神父在上海所做的那样。

我对他的计划抱有很大的怀疑，因为委员会缺少维持安宁和秩序的权力工具，无法先阻止中国士兵，再阻止日本士兵进入安全区。拉贝说：“我在这里工作生活了30多年，因此值得为这件事赴汤蹈火。”

拉贝先生在短暂交谈中表现出了他一贯的幽默，可现在这让我觉得是绞刑架前的幽默。虽然我有充分的理由离开南京，面对拉贝和许尔特尔我多少觉得自己是这样一个人：当其他人走近几乎肯定的面临死亡时，我却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11月24日

路透社提前报道了国际委员会的计划。罗森博士昨天中午就从广播里听到，东京已经根据路透社电报提出了抗议。东京方面询问已经离开了南京的美国大使馆与这些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罗森博士随即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向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发去了电报，电文如下：

由德国西门子的代表拉贝领导，成员为英国、美国、丹麦和德国人的本市国际私人委员会，请求中国人和日本人针对南京可能直接卷入军事行动这一情况，建立一个平民保护区。美国大使将这项建议通过总领事馆转交了上海的日本大使和东京。特别情况下新保护区只向平民提供安全庇护。

鉴于主席职务由德国人担任，恳请对这一人道主义的建议予以非正式、但同样热情的支持。

这里只有记录手册^[2]。请转发东京。请尽快将你们及东京大使馆的答复通过美国海军发到这里。

罗森

中央医院院长J.亨利·刘博士走了，他留下的两个主管医生也全跑了。要不是美国的教会医生坚持到底的话，我不知道那许多伤兵会是什么结果。这段时间里我动用了人家送我的卡车。我们的司机刘开车时打着德国国旗，以免汽车被征用，因为中国士兵现在碰到卡车就征用。我听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说，已经颁布了一道命令，让全体南京市民撤离这座城市。

11月25日

医生的问题使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给香港、上海和汉口的红十字会拍了电报，请求派遣医生和寄送药品。由于电报是经过美国大使馆发出的，我们无法找到外国医生。同所有其他大使馆一样，美国大使馆也在敦促他们的同胞离开南京。

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要帮助抢救中国皇家古老的Curios（奇珍异宝）^[3]，可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一步。我过生日时怡和通砖瓦厂送给我的两辆卡车中的一辆，有段时间曾用来运送大学生去照料伤员，现在归杭立武博士^[4]使用。他调集了一个车队，要把1.5万箱——千真万确——珍宝送到码头，政府要把它们带到汉口去。人们担心，万一它们落入日本人手中，会被送去北平。它们本来就属于那里！

昨天收音机里报道了上海的情况，说日军司令部对我们努力在为本地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的反映是友好的，但正式答复还没有到。

韩先生的防空洞现在也坍塌了，他只好再挖一个。另外，他正在学校里准备一个房间，让他的家人搬进来。高埃拉太太送来一些木箱和皮箱托我保管，其中有两只挂钟，用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心，钟表”的标签。

我的邻居鞋匠，这个可怜的鞋匠，现在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同心同德。他和他的家人整天都在舀防空洞里的水。他还给我做了一双漂亮的棕色靴子，收了10元钱。我主动多给了他1元，让友谊粘得更紧。

电台报道说，日本人对建立平民中立区一事至今没有最终答复。我决定通过上海的德国总领事馆和上海的国家社会党地区小组长拉曼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5]发电报。今天发了下面的电报：

上海德国总领事馆

致国家社会党地区小组长拉曼。我恳请代为转发以下电报。

第一封

致元首：

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谨致德意志的问候

拉贝，西门子驻南京代理人

第二封

致总领事克里伯尔：

恳请您支持我今天请求元首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在南京爆发的战斗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可怕的血腥屠杀。

希特勒万岁！

拉贝，西门子代理人和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

由于我不能肯定拉曼先生会不会被高额电报费吓退，所以我请他让人从上海西门子洋行预支这笔费用，记在我的账上。

今天公共汽车都停运了，人家告诉我所有的公共汽车都开到汉口去了。现在大街上或许会变得安静一些，虽然据说这里还有20多万中国人——平民百姓。上帝作证，我多么希望希特勒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最终建立起中立区。

杭立武博士刚刚在回答我的询问时告诉我，我们不必为中国政府是否同意建立中立区一事担心，最高统帅本人已经表示赞同了。

我们现在也为委员会找到了一名外国总干事，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菲奇先生。现在我们只等日本人同意了。

德国大使馆收到了洋行上海总部给我的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致西门子

本西门子洋行通知：请你们自行决定是否离开南京——避免人身危险——建议迁至汉口——望回电告知你们的打算。

我通过大使馆答复如下：

拉贝致上海西门子洋行

11月25日的来电敬悉，谨表谢忱——我决定留在南京——主持国际委员会工作，建立中立区，保护20多万平民。

韩先生成功地从怡和通砖瓦厂找来100罐汽油，还有20袋面粉。院子里正在修筑新的防空洞，我还得另找地方存放汽油。100罐汽油放在院子里对我个人来说也有点太危险。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一家东京报纸认为南京中立区将给占领这座城市带来很多困难及延迟占领……如果计划不成功，我们该怎么办呢？困难确实很大！我的希望是希特勒！

罗森很担心我们大家能否在可能发生的轰炸城市之前及时搭乘怡和洋行的“胡克”号船离开，希尔施贝格一家也想在万不得已时坐这条船逃离。毫无疑问，这一切的考虑都合乎情理。可是，如果始终只想着逃跑或老是听别人谈论此事，让人颇感沮丧。我周围的中国人十分平静、沉着。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主人不逃跑，其他一切问题都会逐步解决。我越来越觉得，我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坚持下去。只是，我承认我还是想要一个比我自己的住宅更安全一点的地方。

或许我能得到另外一套住宅。张群部长的房子提供给罗森博士了，那房子有个很棒的防空洞。我得去看看这座堡垒，但大问题随之而来：搬还是不搬？我不可能把住在我这里、围在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带走。但我也不可能同时住在两所房子里，这事取决于我目前的拮据程度。

11月27日

厨师曹还一直病着。给他开了耶卡扑拉尔，可无法买到，因为药店全都迁走了。今天，也就是5天之后，人们才想到要告诉我这件事。我暂时从我自己的少量备用药品中拿了一些给他。另外，他一星期以来就躺在一间没有暖气的房子里（肯定是为了节约）。于是，我借给他一个煤油炉。当问他为什么不添置一个煤炉时，他回答说，卖白铁制品的商店都关门了，再也买不到烟囱了。我觉得这不是实情，我还得调查。其他人不是很喜欢好人曹，所以他们现在不管他，这当然也是不允许发生的！

罗森博士竭力照顾我，令人感动。我是留在这里的德国人当中让他最操心的“孩子”。他很有理由地担心我会留在这里，而不是同他及其余的德国人、英国人等乘怡和洋行的“胡克”号船逃走。他塞给我一张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的证明，凭着它我可以登上怡和洋行的“胡克”号船，它不久将被拖着逆流而上。为防万一，他也设法替我弄到了前部长张群的房子——不管我用得着用不着。总之，只要能做的他都做了！昨天下午我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这就是说，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他的祖父^[6]和贝多芬是朋友，他给我看了贝多芬写给他祖父的一封信。他的家族近百年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他父亲当过部长，而他只可能担当大使馆秘书——他的犹太祖母断送了他的前程。不幸的人！

选自乔治·罗森的个人档案

乔治·罗森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可不是唯一的，值得详细介绍一番：

法学博士乔治·罗森于1895年出生在德黑兰。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重要的东方学家，两人也都曾在外交部任职。祖父曾经效劳于普鲁士、北德联盟和帝国。父亲弗里德利希·罗森从1921年5月至10月担任过帝国外交部部长。

乔治·罗森的祖父和外祖父分别娶了钢琴家、作曲家伊格纳茨·默歇勒斯的女儿。伊格纳茨·默歇勒斯是贝多芬的学生，后成为贝多芬的亲信。

“贝多芬的最后一封信，”乔治·罗森在一封简历里写道，“是写给他的，直到最后都守在贝多芬灵床前的那些人的信也是写给他的。后世了解的有关贝多芬最后时光的一切都出自写给我的外曾祖父（伊格纳茨·默歇勒斯）的信，他当时生活在伦敦。”

乔治·罗森1921年进入外交部。希特勒上台后他被划归为“与犹太人联姻”。开始时还让他继续服务，因为他曾于1917年主动从葡萄牙来到德国，报名服兵役，后来去西线作战了。但他在外交部门从来没有得到提升，直到他离去都只是初级。

1933年至1938年，他在北京大使馆任公使馆秘书，大使馆于1936年迁往南京，1937年迁往汉口。有段时间罗森被委派担任领事馆代理。但1938年他被暂时退职，因其1917－1918年的服役未被开除官职，才得以继续享受发给他的薪水。经外交部正式同意，他于1938年底将他的家迁往伦敦。在伦敦，战争开始时他受到关押，1940年获准去了美国，战争期间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教过书。留在德国的妻子和孩子们靠他的退休金生活。后来罗森夫人在一次空袭中丧生，收入被汇给孩子们的监护人。看样子外交部在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尽力让他的命运轻松些。

战后他返回德国，进入联邦德国外交部工作，担任驻伦敦的大使馆参赞，1956年任驻蒙得维的亚大使，直到1960年退休。他于一年后去世。

乔治·罗森是一个思维正统、具有德意志民族观念的人。他始终坦率地说出他的想法，容易激动，有时控制不住，不喜欢妥协。同善于交际的约翰·拉贝相反，面对南京的日本人，他态度诚实，有时也显得粗暴。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政策让他很痛苦，他向拉贝袒露了他的苦恼。

“悲剧的命运，”约翰·拉贝写道。1937年11月27日，当乔治·罗森在这一天向拉贝敞开心扉时，他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三天前，一封来自外交部、由人事司司长签署的电报就已经发到汉口大使馆了吗？报文如下：

电报

（机密密码）

大使亲启

请委婉通知罗森，由于非亚利安出身，他被暂时停职，休假后不能返回。

审查员

11月27日，晚上

18点在北平路69号开会，城市指挥官唐将军到会致辞。他提醒说，值此保卫战即将来临之际，他的部队里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他将尽他的权限向所有外国人提供保护。城门将被关闭，但我们外国友人直到最后时刻都将有机会通过城门。

罗森博士、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和美国大使馆秘书艾奇逊今天下午去了最高统帅蒋介石那里。他们想了解有关城市防卫的真实情况。好主意！

由于我们国际委员会还未收到日本当局的答复，于是再次通过美国大使馆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电报。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是否有成果，我无法确定，但我认为现在电报应当到达柏林了。

我们决定明天14点召开一次国际委员会会议。即使我们得不到日本当局的答复，我们也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就是说，我们至少得制定一个安全措施。

11月28日

罗森博士将昨天与最高统帅谈话的下述结果告诉了我：

对“保卫战是仅限于城外，还是也会在城内继续开展保卫战”的问题，答复是：“我们做好了两手准备。”

下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了最坏情况，谁将负责维持秩序，即谁将作为最后一位行政长官留在城里，动用警力制止不法民众的骚乱？”卫戍司令长官唐将军回答：“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有责任维持秩序。”

换言之，没有行政官员留在这里。没有人为数十万市民的利益牺牲自己！多美的前景！上帝啊，要是希特勒肯帮忙就好了！一旦发生真正的炮击，这座城市遭受的不幸将无法想象。

从罗森博士那儿我还听说，大使从汉口打听过给元首发电报的德国人是谁。现在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已经收到了罗森博士的信……收音机里今天中午只字未提中立区的事。

施佩林接我去参加15点在斯迈思博士家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会上正式任命菲奇先生为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博士为中方总干事。我们认为，在得到日本当局消息以前，我们不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米尔斯牧师建议我们尽快尝试，提请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最高统帅和唐将军——注意，从军事角度看，守卫南京是荒唐的，必须考虑和平让出这座城市是否更好。杭立武博士反驳说，现在不是采取这种步骤的合适时机。我们要耐心等待，直到得到日本当局同意建立中立区的肯定答复。

我们于16点30分散会，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因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18点，在英国文化协会开会。邮政专员李奇通知说，邮局将正式关闭。但还可以把信件投入信箱，偶尔会有人来取。李奇先生显得有些紧张，他那迄今为止工作得很出色的庞大班子都跑光了。

有人谈到日本人到了离芜湖大约60公里的地方，3天就可以到达这里。这有点不对头，我认为这不可能。

我们在会上还收到了印有中国字的大纸条，要我们把它们贴到住房的门上，以免中国兵痞骚扰。听说一位德国军事顾问在城里的房子今天被士兵们光顾了，不过事情得到了迅速解决。

今天，我让人在宁海路5号，我的新住宅钉上了有我名字的牌子，悬挂起德国国旗。可我只是名义上住在这座宫殿里。这段时间，我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建设中。

由于坑里进满了水，第二个防空洞的修筑工作不得不中断。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再次声明，还有20万中国人住在南京。当我问他是否留在南京时，他的回答果然不出所料：我将能留多久就留多久！这就是说，他将溜走！

11月29日

施佩林打来电话，说警察厅厅长王固磐辞职了，任命了一位新人接替他。斯迈思博士就此报告说，这个新人或许会留在这里。也就是说，不会带着他的警察部队逃跑。终于有了一个好消息。16点委员会会议，我们总得有所进展，即使日本人不承认中立区。

罗森博士打来电话，根据东京的一则报道，日本人还在考虑是否接受我们的有关中立区的建议……

我觉得，德国方面可能帮我们进行了有利的干预，而类似唐将军那样的讲话（务必要守卫南京）对我们肯定很有害。他本来就是一位将军，作为将军讲起话来自然有点好战，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做法的确不妥，更何况根本不可能对这座城市进行有效防御。我们这里位于长三角地区，正坐在捕鼠器上！

整理房间时，一张元首的相片偶然落到我手中，上面写着帝国青年领袖巴尔杜尔·封·席拉赫的一首诗：

这正是他最伟大之处：　　　　　　　

他不仅是我们的元首，许多人的英雄，

而且是他自己：正直、坚定和朴素；　

我们世界的根须深扎在他心里，　　　

他的心灵轻抚群星，　　　　　　　　

而他始终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这再次给了我勇气。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像你我一样普通、朴素的人不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对中国的灾难也会深感同情。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坚信希特勒的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18点，在英国文化协会举行例会，市长当众宣布国际委员会成立。我汇报说，我们得到了所有大使馆道义上的支持；已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两份电报；我个人不但给元首、也给克里伯尔发了电报。不能期待希特勒的答复，因为这种纯粹的外交问题也许要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但我声称我确信元首不会不给予帮助。我请求与会者再耐心等待一两天，因为我仍然没有放弃得到日本当局同意的希望。

最高统帅向委员会提供了10万元经费。我提议礼和洋行的克勒格尔担任财务主管，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职位。我请克勒格尔搬进我的新房子（宁海路5号），他同意了。

我的卡车尽管插有德国国旗，可还是被守卫内政部的士兵抢走了。我打电话给唐将军的代理龙上校，晚上11点领回了汽车。

11月30日

我要求韩先生带着他的全家搬到我这里来。他住在学校的几间房子里，已经请人在那里修建了厨房和洗澡间。他的朋友、怡和通砖瓦厂的老板孙先生，我的施主，也搬到了我这里。新的防空洞还未建好，我们正在抓紧时间。除了一道垒起的砖墙——我们没有水泥——两侧用厚木板支撑着，我们还在防空洞里使用了钢板。我不知道是谁弄来的这些钢板，它们一下子就出现了，别的许多东西也是这样。我院子里看上去妙极了。卡车还得去拉一个大水箱，因为我担心自来水厂会断水。煤油我们也买好了，还有蜡烛。贮藏的煤够用一个月左右。

我用一整夜时间煮沸了我准备注射胰岛素的器械。我总是随身带着一套器械和3瓶胰岛素。仆人张的妻子还躺在医院里，厨师也是，不过他的病情好些了。他服用了约卡普拉尔，由于这药极其难吃，他便觉得对他有帮助！

从芜湖来了一名医生布朗大夫，同行的还有一位法国神父。人们想在芜湖也建立一个中立区，请我们出主意。而实际上我们自己还是一筹莫展。

我努力收集更详细的资料，想知道留下的市民的数量。这时传来谣言，说那个本想给我提供“相当准确”资料的人，即前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先生，被捕了。他辞去了他的职务，因为他不是军人，感到不能胜任。

斯迈思博士打来电话，说我们在城里有6万袋米，在下关有3.4万袋米，这基本上是够了。现在缺少的是搭建临时住所的草棚和席子。天气寒冷，怎么也得安排人们住宿。

下面是国际委员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一览表：

1.经费

2.警察

　检查安全区人口

　守卫安全区边界

　警察的数量及其安置

3.士兵与涉及军队的事项

　撤出命令及其检查

　军队开始逃跑时的措施

　伤员的照料

4.伙食

　食品的数量

　食品的储存和分配

5.运输与运输工具

6.难民的住宿

　监督

　住房的使用和管理

　a）公共建筑物（政府的）

　b）学校等，教会建筑物

　c）空置住房

　芦席棚

7.公共设施

　提供水

　电

　电话

8.卫生设施与医疗保健

　专用厕所

　垃圾和粪便的清理运输

　医院和医疗设施

接下来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国籍　　　　　　地址　　　　　

约翰·拉贝，主席　　　德国　　　　　　西门子洋行　　

斯迈思博士，秘书　　　美国　　　　　　南京大学　　　

芒罗·福勒　　　　　　英国　　　　　　亚细亚石油公司

约翰·马吉牧师　　　　美国　　　　　　美国圣公会　　

希尔兹　　　　　　　　英国　　　　　　国际出口公司　

汉森　　　　　　　　　丹麦　　　　　　德士古石油公司

舒尔泽·潘丁　　　　　德国　　　　　　星明贸易公司　

伊弗尔·麦凯　　　　　英国　　　　　　太古洋行　　　

皮克林　　　　　　　　美国　　　　　　美罕石油公司　

爱德华·施佩林　　　　德国　　　　　　上海保险公司　

贝茨博士　　　　　　　美国　　　　　　南京大学　　　

米尔斯牧师　　　　　　美国　　　　　　长老会　　　　

利恩　　　　　　　　　英国　　　　　　亚细亚石油公司

特里默博士　　　　　　美国　　　　　　南京大学　　　

克利斯蒂安·克勒格尔　德国　　　　　　南京礼和洋行　

乔治·菲奇　　　　　　美国　　　　　　基督教青年会　

名字使用斜体字的先生们在占领之前离开了南京。

12月1日

9点半，我同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一起开车去平仓巷，委员会在那里开会。我们进行了分工，列出了人员名单。马市长率领他的班子前来参加会议，答应给我们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可惜我们还没有卡车把粮食运进难民区。大米和面粉我们可以卖掉，我们必须限定最高价格，我们还将建立穷人厨房（粥厂）。

我们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就要建好了，顶上是铁板，入口是用砖砌的。下午，我从卫戍司令部那里收到2万元，这是最高统帅答应捐献给我们的10万元的第一笔款子。我问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其余部分，他的答复是：耸耸肩。

菲奇、克勒格尔、斯迈思博士、基督教青年会的王先生和里格斯同我一起参观了我在宁海路5号的新房子，明天我们要在这里开设委员会总部。斯迈思博士对漂亮的房子、豪华的布置和价值1.75万元的防空洞感到很兴奋，他决定从此以后只叫我约翰H．D．拉贝·洛克菲勒。

18点，委员会召开会议，日本当局始终没有给予我们回复，因此如果我们要求留在南京的市民搬进中立区，之后又遭到日本人断然拒绝，我们将负有很大的责任。表决结果是大多数委员赞成我们继续工作下去。开放中立区的公告行文必须十分谨慎。我们先要向这里每一个代销报纸的中国人打听：有多少居民留在这里，这就是说，我们要查看一下中国人情绪的晴雨表。

罗森博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消息，国家社会党地区小组长拉曼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转交上去了。谢天谢地！现在我肯定我们会得到帮助的。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罗森博士请德国人集中一下，商量什么时候必须登上“胡克”号。结果是：克勒格尔、施佩林、年轻的希尔施贝格和一位奥地利工程师哈茨都想留在这里帮助我。考虑坐“胡克”号的有：已经上了船的希尔施贝格太太和女儿；还有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三人全都是大使馆的。两个女售货员——诺伊曼小姐和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俄国妇女，及基斯林糕饼店的会计。

在我将我的胰岛素给了生病的张群一些之后，希尔施贝格大夫把他送到了汉口。希尔施贝格大夫说他将坐飞机回来，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医生。韩先生（我们西门子洋行的助手）和他那位怡和通砖瓦厂的朋友孙先生被我任命为粮食委员。韩喜形于色：他有生以来还从未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呢！

12月2日

法国神父饶家驹^[7]给我们转来了日本当局的电报，下面是电报的译文：

1937年12月1日电致南京大使馆的电报

根据您11月30日来电

给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答复如下：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可以协调一致，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这个区域。

饶家驹

据电台报道，伦敦视这个答复为断然拒绝。我们在这里不这么看。这个答复措辞圆滑，留有一条后路，但总的来说是有利的。我们根本就不指望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处理失当”承担责任。电报的结束语“但是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这个区域……”等等，已经令人很满意了。

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去下列回电：

我们恳请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下列消息转发饶家驹神父：衷心感谢您的努力。日本政府保证，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协调一致，它将尊重安全区的区域，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在安全区继续开展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在适当时刻和进行过适当的检查之后，委员会将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当局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再次联系日本当局，促使它注意：如果直接给委员会一个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轻身处困境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约翰·拉贝　主席

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和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博士从汉口回来了，令人大感意外。罗森博士在回答问题时声称这与委员会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罗森博士私下告诉我，大使不完全同意我发给元首和克里伯尔的电报，他认为没有必要发给他们！明天我要拜访特劳特曼博士，今天是没有时间。我估计，他的归来与德国的和平斡旋有关。

我们很难找到运输工具去拉运给我们的大米和面粉。其中一部分存放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无人看管。听说军事当局已从中取走了大量的米。据说给我们的3万袋米只剩下了1.5万袋。

罗森博士根据大使馆警察的叙述，通知说：警察得到命令，与军队一起撤离城市。马市长对此予以否认。20点，参加杭立武博士的告别晚宴。他今晚将携带1.4万箱皇宫珍宝去汉口。由于航运条件跟不上，他不得不留下1000箱。我们为他的离去深感惋惜，因为他极其能干，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

12月3日

罗森博士前来看望我，向我转达特劳特曼博士的问候。特劳特曼博士昨晚已经搭乘他来时乘坐的海关巡逻艇返回汉口了。罗森犹豫片刻后承认，大使确实带着和平斡旋的建议去过最高统帅那儿。当然，建议的细节我是不可能从罗森那里打听到的，因此我也不去费这心思。只要是真的采取了这类步骤，对我来讲就足够了。但愿它们能有好结果！罗森博士又给我看了一份发给大使本人的电报，内容如下：

南京德国大使馆

发自：汉口，1937年12月2日——发往：南京，1937年12月3日

东京1937年11月30日电：日本人想尽量保护城市、国民政府、生命、财产、外国人及和平的中国百姓。日本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列强的影响下使首都免除战争的摧残。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日本人将就此发布正式声明。

邵肯

罗森博士断定，这里的其他大使没有收到类似内容的电报。委员会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消息，又不泄露发报人是谁。罗森博士建议我们同蒋介石的夫人取得联系。

尽管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唐将军向我们保证从难民区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我们发现上述区域内有3处地方在挖新的战壕及高射炮阵地。我告诉唐将军的特使，如果不立即停止这些工作，我将辞职并解散国际委员会。他们书面答应满足我们的一切愿望，同时又指出，执行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12月4日

士兵们继续在安全区内挖掘新的战壕、架设军用电话设施。我们又经历了数小时的空袭。我的朋友克勒格尔当时正在飞机场上忙碌，差点丧生，因为离他100米远的地方落下了好几枚炸弹。

难民们开始慢慢地搬进安全区。一份小报反复告诫中国人，不要搬进“外国人”的难民区。这家极具煽动性的报纸写道，即使城市遭到炮击，中国人也应当正视危险，这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

12月5日

阳光明媚的星期日，早上8点烦恼就开始了。司机丢下我不管，先得将他叫过来，等他挨了狠狠的训斥，发牢骚，被解雇，道歉，被重新聘用。我想这可能是我第25次将他解雇又重新聘用他了。

当我后来终于坐到汽车里时，警报又响了，炸弹投了下来，可我现在有一张通行证，即使警报响了第二遍，我仍然可以开车出去。再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几乎顾不上危险。这听上去很有些英雄气概，幸运的是炸弹总是落在别的地方。

通过美国大使馆我们终于收到了东京对安全区一事的正式答复。答案内容更详细一些，但同几天前饶家驹神父转给我们的电报相比答复区别不大，这就是说日本人又拒绝了，但答应尽可能保护安全区。

我同贝茨博士和施佩林一起拜访了负责守城的唐将军，想从他那儿得到保证，立即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撤出安全区。当唐将军告诉我们，至少要过两星期军队才会离开安全区时，我们的惊讶无法形容。这真是当头一棒！这样日本人提出的区内不得有中国士兵的条件就没有得到满足。因此我们暂时根本不能考虑建一个“安全区”，至多是一个“难民区”。委员会开会开了很久，讨论这件事，拟定了一封新闻稿，因为只要我们不想毁掉我们的工作，就不可以让新闻界了解到全部真相……

炸弹一枚接一枚地落下。如果爆炸声太响了，我们就将椅子从窗前挪开一些。城门将要被砌死，三个城门洞只留下半扇门开着。

我们紧张地将米面运进区内。准备了界旗，张贴了墙头布告，向区外可怜的百姓介绍安全区，可惜我们对他们的安全不敢作出一点点保证。

罗森博士痛骂中国军人，他认为他们潜入我们的区内，是因为他们感到在那许多挂着德国国旗的空房子里比区外要安全些。我不敢保证这是真的，事实上，唐将军今天就是在难民区内的一所房子里接待我们的。

【注释】

[1]选自沃尔夫·申克的《黄色前线之旅：一名德国战地记者的观察》，奥尔登堡和柏林，1943年，60页往后（节选）。

[2]外交部的密码字典，在里面每个德语单词都用一个五位数字表示。它不保密，因此熟悉的电报不使用。

[3]中国通们称呼他们大多数不是很器重的中国艺术品为“Curios”。中国艺术品直到一百多年前才被发现，从此也受到非中国人的器重和收藏。约翰·拉贝就有一些小小的收藏。

[4]中国的高级官员。

[5]赫尔曼·克里伯尔代表鲁登多夫将军参加了希特勒在1923年发起的政变，同希特勒一起被判坐牢。直到几年后他才加入国家社会党。1929年至1933年他担任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还担任过一年总顾问，然后于1934年成为驻上海的总领事。由于亲华态度而于1937年被召回，在等待一年半之后担任外交部的人事司长。他早就不受希特勒喜欢了。

[6]指外曾祖父伊格纳兹·穆希勒斯。

[7]他在上海的南市建立了一个安全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