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开进城

日本人开进城

12月12日

日本人平静地接管城市的愿望没有实现。我们的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无论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这种情形下已经不可能清理我们的安全区了。早晨8点，炮击重新开始。

11点，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前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

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我们重新起草了一份致美国大使的电报和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最后是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包括和谈代表在白旗保护下，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级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

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去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回来。晚上快6点的时候，龙终于来了，解释说我们的努力无效，要停火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快到城门外了。

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意外，对这种结局也一点不伤心，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事情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交出”这个词是绝对不能提的。起草停火申请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汉口的外交部会严厉指责，他害怕受到指责。他想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18点30分

紫金山上的炮火在不停地轰击，山周围电闪雷鸣，整座山骤然间一片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着火了。有句古语：紫金山焚，南京城亡。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藏身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不过这消息不准确！从逃跑部队的步态——最后几支部队悠闲地穿过巷道——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赶。

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惶逃走了。他们越接近内城，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舒适的行进。当然有一点不容怀疑了，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

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炮击或轰炸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让人把它们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它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我的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必须离家时使用。

我考虑了一会儿，我还能带点什么呢？我再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将一切仔细看了一遍，好像要同所有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放进口袋！这下我收拾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没有什么好笑的，但黑色幽默还是占了上风。

快到晚上8点的时候，龙上校和周（林已经撤退了）出现了，请求我保护他们，想在我的住所避一避，我同意了。在我们开车回家前，这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上8点

火光映红了南面的整个天空，院子里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边上。有人使劲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住处寻求保护。

我不忍心听到这种苦苦哀求的声音，我打开两扇大门，把想进来的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了地方，我将人们安置在房屋之间及房子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的地方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大国旗下面，那是为防止日机轰炸准备的。这块地方被视作特别的“防弹地带”！

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一片火海，到处是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我戴上了我的钢盔，也将一顶按在了我的中国助手、勇敢的韩先生的鬈发上，因为我俩是不进防空洞的。那里面也根本没有我们呆的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这儿训斥两句，那儿安慰一下，最后大家都听我的话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可怕的闷响。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利斯蒂安·克勒格尔来了。

“克利尚^[1]，我的天，您来这儿干什么？”

“来看看您怎么样了！”

他报告说，街道上到处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军用物资。

“另外，”克勒格尔说道，“刚才有人愿意将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让给我，只要20墨西哥元^[2]，您说要不要？”

“克利尚啊，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嘛，”克利尚接着说，“我已经同那人约好，让他明天来我办公室。”

半夜时炮火声有所减弱，我躺下来小睡一会儿。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

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大约30人睡在办公室里，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仆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露天、石子路上、院子里！

晚上9点，龙先生偷偷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点至10点之间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点就已经离开他的部队，乘船去浦口了。同时我还听龙讲，他和周奉命留下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也用于伤员救助。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答应帮助他，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12月13日

日本人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但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组建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理事会成员。善良的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就一直计划成立这个组织。

我们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查看了这几所医院病人的受伤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轰炸时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我们召回相当数量的人员，迅速弄来一面红十字旗，当看见它飘扬在外交部上空时，伤员们又鼓起了勇气。

外交部的进出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上一样丢满武器装备。大门口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据说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还没有断气。

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刻都有碾过散落的手榴弹被炸飞的危险。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上到处躺着死去的平民，迎面遇上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由于日本人是向北挺进，我们的车绕过他们驶了过去，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共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日本人从远处逼近时，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里。

我们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一支有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同样让他们放下了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却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端着一支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我不得不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无道理。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边界上发生巷战，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那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区域了，即使不被完全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

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已经完全解除武装的部队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我不知道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了，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奥地利人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卡宾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的缴械要求，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某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极其严厉，他手持毛瑟手枪——不过子弹全卸下了，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想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在驱车穿过城市的途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到了破坏的程度。我们每行驶100米到200米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时被人从后面射死的。

日本人每10至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在城里穿行，洗劫商店。要不是亲眼目睹，我是不会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估计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蛋糕师基斯林的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亨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店铺几乎家家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另一些征用了人力车，将他们掠夺来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房子都被砸开、洗劫了。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愣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一支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人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

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的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出，捆绑着赶走了。我们的所有抗议都是枉然。

我们在司法部大楼里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其中有400至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了。我们估计他们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后来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我们已经不可以再进入安置伤兵的外交部。中国的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

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共125名中国难民迅速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我们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大约15岁的姑娘被抢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几队日本兵也来到了我的私人住宅，在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家社会党的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

我们从清晨6点开始就一直在路上奔波，亲眼目睹了这些暴行。韩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少还比较客气，举止得体，但一部分士兵的行为实在可恶。而飞机上还在抛撒下宣传品，通告平民百姓，他们在各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

我们疲惫、绝望地回到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里各处出现了饥荒，我们用我们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成袋成袋的米，那里有数百人已经死去。外交部里的人们和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7名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了，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进了鼓楼医院。其中有个10岁左右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痛得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了。

12月15日

上午10点，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我们将致给日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在这件事上，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帮助他。

韩先生和我对这三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不怀疑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日军司令部——交通银行，我们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忙。

在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这方面很有成效。这时候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绝望地向我们请求帮助。

委员会明确告诉这些士兵，没有能力保护他们。但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后者的宽待。

另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原则，给予这些从前的士兵宽大处理。这些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约翰·拉贝　主席

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形式给予的回复。

纪　要

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1937年12月15日，中午。

翻译：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

约翰·拉贝，主席

斯迈思博士，秘书

施佩林，总稽查

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重新返回自己家中。

4．请不要担心如何处理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将它交给日军办理，日军的行为是人道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仅携警棍。

6．贵委员会在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可供难民使用，但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他们在区内购买。（关于区外储备的粮米，未作明确表态。）

7．必须恢复电话和水电供应。我们将于今天下午同拉贝先生视察这些设施，然后制定我们的措施。

8．急需劳工。从明天起将对城市进行清理。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们明天需要100至200名劳工，干活是支付报酬的。

我们正想向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原田将军进来了，他当即希望我们带他去安全区看看。我们约好下午去视察下关发电厂。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下午的视察，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进我们安全区的中国士兵。我向日本指挥官担保这些难民不会再战斗，他们才被释放了。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的办公室，仆人就告诉了我们一个坏消息：日本人又返回来，现在将1300名难民捆绑了起来。我同斯迈思、米尔斯试图再次救下这批人，但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他们被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包围，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

我同斯迈思再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他最大的努力，但让我们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表示同意，敷衍我，答应明天去办。我的心情悲痛极了，看到这些人像动物一样被强行拖走，是很残酷的。但他们说，在济南府中国人也枪杀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们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将美国大使馆官员接去安全地带的美国“帕奈”号炮艇被日本人误炸沉没。两名乘客死亡：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桑德利和“梅平”号的船长查尔森。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肩部和膝部受伤，斯夸尔的肩部也受了伤，加西断了一条腿，安德鲁斯少尉伤势严重，休斯艇长也断了一条腿。

这期间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个人受了伤。克利尚·克勒格尔拿着一盏油灯走得离一个几乎空了的汽油罐太近了，被烧伤了双手。我狠狠训斥了他一顿。亨佩尔抱怨日本人把他的饭店完全炸毁了。基斯林糕饼店看样子也没有剩下多少。

有关史密斯先生（路透社）在汉口的一次演讲的报道^[3]

12月13日上午，城里仍然未见日本军队，南京城还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夜里，城门外发生过激烈的战斗，阵亡的中国人数量在1000名以上。

12月13日夜里，中国部队和平民开始了抢劫。首先被抢的是食品店，同时也看到中国士兵带着食品钻出私人住宅。但如果认为中国部队进行了有组织的抢劫，这是错误的。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南城中国服装店外面的事情。数百名士兵挤在这些商店门外，各种平民服装被争抢着出售。士兵们花光他们最后的钱买到各种衣服，在街头换上，扔掉他们的制服，化装成平民溜走。后来数百名这种平民聚集在军事学校和国际俱乐部里。直到中午麦克丹尼尔先生才在南城看到了第一批日本巡逻队。他们每6至12人一组，谨慎缓慢地行走在大街上。可以听到零零星星的枪声。街边到处可见被打死的平民，据日本人说，他们是在逃跑时被打死的。随着日本人的出现，中国平民中间似乎出现一种如释重负感，他们走出来，准备向日本人承认，如果他们体现人道的话。

所谓的安全区内有大约100名中国人被流弹和炮弹打死了，另有数百人被打伤。夜里日本军队也闯进了安全区，约有7000名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士兵躲在安全区的保护之下。他们被安置在军事学校和其他建筑里。从南城逃出来的数百名中国警察加强了安全区的警察力量。

12月14日上午，日本士兵还没有对中国平民采取敌对态度。但中午时许多地方就组成了6至10人的小组，这些日本人摘掉他们的军章，挨家挨户地抢劫。中国人抢劫时显得较为高贵，仅限于食品，而在日本人面前就没有什么是安全的了。他们系统地全面地抢劫这座城市。截至12月15日，我离开的那一天，据我自己和其他欧洲人的观察，中国人的房屋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日本人的抢掠，欧洲人的绝大部分房屋也被洗劫一空。飘扬在房屋上空的欧洲旗帜被日本人扯了下来。可以看到一队队日本士兵带着家用物资离开，看上去他们似乎特别喜欢壁钟。

南京还存在的外国汽车在被没收之前，车上的旗帜也被扯掉了。日本人没收了外国安全区的两部轿车和多辆卡车。在基斯林和巴德糕饼店门外，我遇到了拉贝先生，他在经理的帮助下将多名扯下旗帜正准备抢掠糕饼店的日本人赶了出去。在下关，日本人将400至500个中国人捆绑带走了。日本人严格禁止欧洲人进入那里。12月15日，日本人批准外国记者登上一艘日本战舰从南京驶往上海。以后还有机会乘一艘英国战船进行这次旅行。我们被日本人召集在码头上。由于出发时间比预期的拖得久，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进行了一番小小的考察。我们看到，日本人在一块空地上将数千名中国人捆绑排列在一起，一组组地拉出去枪毙。他们必须下跪，被一枪打在后脑上。我们观察到大约100人被这样枪杀，这时负责的日本军官发觉了，要求我们立即离开。剩下的中国人怎么处理的，我无法说明。

史密斯先生盛赞了留在南京的德国人所做的工作：拉贝，克勒格尔和施佩林本着博爱的精神对中国难民的安危给予了无私的帮助。

12月16日

上午8点45分，我收到菊池先生给我的一封函件。菊池是一位非常谦逊、和蔼可亲的日本翻译。信中通知我们：今天上午9点起在所谓的“安全区”搜寻中国士兵。

我们到目前为止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炮击比起我们眼下正经历的可怕时期算不了什么。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是未遭洗劫的，现在安全区内也开始出现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了。安全区里的空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没有未被砸开或洗劫的。下面这一封致福田先生的信大体描述了安全区目前的情形，信中提到的事件仅是我们所知道的众多事件中的几起：

致福田德康先生

日本大使馆参赞，

南京

非常尊敬的福田先生！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安置的房子去附近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大大增加了向大众提供食物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苦力来装米和煤运送到我们的粥厂，结果导致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

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进安全区。昨天，我们委员会有好几名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拖走了。

我们随函附上日军在安全区的各种暴行。

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例如，不可能找到劳工去修复电话局、水厂、电厂和各个店铺，甚至都找不到人清扫街道。

……我们昨天没有提出指控，是因为日军最高指挥官已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因此得到恢复。但昨夜的情况比前天更糟，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我们相信，日军最高指挥官是不会赞成日军士兵的暴行的。

谨致崇高的敬意

约翰·拉贝　　　　　　　　　　　　刘易斯S．C．斯迈思

主席　　　　　　　　　　　　　　　　　　　　　　秘书

德国军事顾问的房子几乎全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中国人敢出家门了！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住在院子里，为了让汽车出入，有时候要打开院门，此刻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那种情形实在令人难过。

我和菊池一起开车去下关察看发电厂和剩余的几个大米储备点。发电厂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如果工人们相信日本人的保护的话，估计几天内就可以恢复供电。我很乐意提供帮助，但由于日本士兵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我要想召集到必要的40至45名工人，可能性很小。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愿意冒险通过日本当局从上海调一名德国工程师来。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警察也要照军法处决，因为是他们放进了那些士兵。

通往下关的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挹江门被炮火打得千疮百孔，城门前的尸体一堆一堆。日本人不愿动手清理，也禁止我们所属的红卍字会的组织^[4]进行清理。

有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这些欧洲人全都惊呆了！到处都进行处决，有一部分竟是在军政部的简易棚屋旁用机关枪射杀的。

今晚来访的总领事冈崎胜雄解释说，虽然会枪杀一些士兵，但剩余的都将被安置到扬子江心一个岛上的集中营里。

我们原来的校工也被子弹击伤，躺在鼓楼医院。他被强迫劳动，干完活后得到一份证明，回家的路上被人莫名其妙地从背后射了两枪。原先德国大使馆给他开具的证件现在就摆放在我的面前，上面浸满了血。

写到这里，院子的后门被日本士兵的拳头砸得“咚咚”响。见仆人不开门，几个人的头从院墙上方探出来。当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过去时，他们马上一溜烟地跑掉了。我们打开大门，跟了他们一段，直到他们消失在一条黑黢黢的巷子里，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塞满了尸体，让人感觉浑身颤抖。

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的大眼默默地紧偎在一起，一半是为了彼此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全都希望我这个“洋鬼子”能赶走凶神恶煞的日本兵。

12月17日

两个日本兵爬过院墙，正打算闯进我们的住所，见我出现后就寻找借口，说是他们看见有中国士兵爬过院墙了。我把我的党徽指给他们看，于是他们原路退了回去。

在我院墙后面小巷的一所房子里，一名妇女遭到强奸，接着又被刺刀刺中颈部。我好不容易弄到一辆救护车，把她送进了鼓楼医院。现在我的院子里共有大约200名难民。当我们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纷纷跪下来，我们难受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这话基本是符合事实的。据说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奸。到处传来强奸的消息，如果丈夫或兄弟们出来干预，就被枪杀。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暴劣和兽行。

我们的奥地利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同一个日本士兵发生了争执。日本人拔出刺刀，但当即被哈茨一记准确的勾拳击中下巴倒在地上，那个日本人赶紧同他的另外两个武装到牙齿的同伙溜之大吉。

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昨天要求难民尽快离开安全区，返回他们的住处，让他们的店铺重新开业。其实日本士兵已经为店铺的店主们打开了门，城里几乎没有一家商店不曾遭受日本人抢劫的。德国大使特劳特曼的房子奇迹般得以幸免。

克勒格尔陪我一块儿去了特劳特曼的住所，回来的路上他在我的房子后面发现了自己的车，车是昨天他和几个日本军官在旅馆里时被日本兵开走的。克勒格尔执拗地站在他的车前，直到车里的3个日本人说了句“我们是朋友——你走吧”，把车还给了他。

下午这几个日本兵跑到我的院子里，趁我不在开走了洛伦茨的车。我告诉过韩，如果他无法说服日本人，无论如何要让对方留下字据。他也得到了一张字据，上面是这样写的：我感谢你的礼物！日本皇军，K．佐藤。

这下洛伦茨肯定要“高兴”了。

军政部对面一座挖有防空洞的山丘脚下躺着30具中国士兵的尸体，他们是昨天根据紧急状态法被枪毙的。日本人现在开始清理城市，从山西路广场（巴伐利亚广场）到军政部已经清理干净，尸体被草草地抛在沟里。

下午6点，我给我院子里的难民带来60张草垫子。他们高兴极了！又有4个日本兵爬过院墙，我当即挡住了其中3人，把他们赶了回去。第四个穿过一排排难民来到了大铁门前，我在那里抓住了他，客气地把他送出门外。这些家伙刚到门外就一溜烟跑了。他们不喜欢同一个德国人打交道。

大多数情况下，我只需要喊一声“德意志”或“希特勒”，他们就会变得有礼貌，而美国人要想让日本人顺从则相当困难。今天我们递交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看来给大使馆二秘福井喜代志先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他至少保证将这封信立即转交陆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我和斯迈思博士在日本大使馆和福井先生谈话的时候，里格斯赶过来，叫我们回总部去，说福田先生正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商谈了恢复发电厂的问题。我应日本人的请求向上海发了下列电报：

上海南京路244号

西门子洋行（中国），

日本当局请求派一名德国工程师负责此地发电厂的恢复运转工作，发电厂的设备看来未因战斗受损。请通过日本当局答复。

拉贝

日本人认识到，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我们，但是只要和我们合作，还是能把事情办好的。在请人转达我对最高指挥官的问候的时候，顺便告诉他，我对我的“市长”职位感到厌烦，很想卸任。

12月18日

我们原先期望随着最高指挥官的到达能恢复秩序，遗憾的是我们的愿望没有实现。相反，今天的情况比昨天还要糟糕。一大清早我就不得不从我的院子里驱赶走爬越围墙的日本士兵。一个日本兵拔出刺刀朝我逼来，但又迅速收起了刺刀。

只要我本人在家，情况就都还好。这些家伙到目前为止对欧洲人还有些尊敬，但对中国人则不然。我不断被人从总部叫到邻近的遭日本人砸门抢劫的房子里去。我在一所被洗劫一空的住房里撵走了两个日本人。在我同一个日本军官讨论恢复电厂的时候，我们一辆停在门前的汽车被抢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回了车。士兵几乎不买他们军官的账。

一个中国人冲进房间，告诉我们，他的兄弟被枪杀了，因为他拒绝给闯进他家的日本士兵一包烟。在我的申诉下，和我讨论电厂事宜的日本军官给我开具了一张用日语书写的住宅安全证。我们开车回家，马上把安全证贴在门上。

我们到达时一个士兵正打算闯进我的家。他被那位军官赶走了。就在这时，我的一个中国邻居过来告诉我，4个日本兵闯进了他的家，其中的一个正企图污辱他的妻子。我和日本军官立即冲进邻居的房子，阻止了悲剧的发生。日本军官左右开弓扇士兵的耳光，然后才允许他离去。

我们正准备走的时候，韩过来告诉我，我不在的时候，一个闯进我家的日本士兵对他进行了抢劫。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钻下车，让日本军官自己开车走了。发生了许多这样的事情，我的身体和心理都极其难受。

那个日本少佐本来不承认这一切。现在他向我道歉，非常坦率地向我宣布，在他今天亲眼目睹了这些事情后，他相信我们没有夸大其词，表示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立即结束这一状况。

18点

在我刚好到家的时候，正好撞见几个企图爬墙闯入我们家的日本士兵。其中的一个已经脱下了军装，解开了皮带，要强奸难民中的一个姑娘。我走上前去，命令他从爬进来的地方再爬出去。另外一个家伙看见我的时候，正好骑在墙上，我轻轻一推就把他推了下去。

晚上8点，哈茨先生和一个日本警官带来了一卡车相当数量的宪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夜间守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抗议似乎有点效果了。

我打开宁海路5号委员会总部的大门，将逃到我们这里的妇女和儿童放进了院子里。可怜的妇女和儿童的哭喊声在我的耳际回响了好几个小时。我那只有500平方米的花园和院子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现在安置在我家的难民人数一定有300人左右。我的房子被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当我在家时，情况也的确如此，因为我会斥责每一个闯入者，但我不在家时，这里的安全状况就很糟糕。大门上张贴的日文布告作用不大，士兵们很少理会，大部分是爬墙进来。张的妻子夜里病得非常厉害，今天早晨我们又不得不把她送进鼓楼医院。可惜就连鼓楼医院里的女护士中也有不少人遭到了强奸。

12月19日

今天夜里我们的房子里很平静。在我们宁海路总部旁边一栋房子的防空洞里有约20名妇女，有几个日本士兵闯了进去，想要对这些妇女施暴。哈茨跳过院墙，赶走了那些纵欲者。广州路83－85号的一个收容所写来求救信：

致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南京

我们这些签署本信的540名难民被安置在广州路83号和85号，拥挤不堪。

从本月13日到17日，我们的房子多次遭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士兵的搜查和抢劫。今天日本士兵又不断地来抢劫。我们所有的首饰、钱财、手表和各类衣物都被抢走了。每天夜里都有年轻妇女被抢走，他们用卡车拉走她们，第二天早晨才放她们回来。到目前为止，有30多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妇女儿童的呼喊声充塞了房间，日夜不绝于耳。这里的情况无法用语言形容。

请救救我们！

1937年12月18日于南京

众难民

我们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这些人，日本士兵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为恢复发电厂招募到工人的。菊池先生今天为发电厂工人的事情来拜访我们，我向他指出，工人们都跑光了，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得到保护，何况就连我们欧洲人都不敢保证自己能幸免于日本士兵的兽行。

菊池回答道：“这同比利时的情况没有两样！”

18点

6个日本人爬过我的院墙，想从里面打开大门。当我走上前去，用手电筒照着其中一个匪徒的脸时，他拔出了手枪。当我严厉呵斥他，并把卐字袖章举到他的眼前时，他便迅速放下了枪。这6个人后来在我的命令下又原路翻墙而去。大门是不能给这些匪徒们打开的。

我们房子的南北两面都发生了大火灾。由于水厂遭到了破坏，消防队员又被日本士兵抓走了，我们爱莫能助。国府路整个街区好像都烧了起来，天空被映照得如同白昼。住在我院子里的300至400名难民——我根本不清楚我的院子里究竟有多少难民了——为了挡雪御寒，用提供给他们的草席、旧门板和金属板搭起了小棚子。可惜他们也开始在小茅屋里生火烧饭。为了防火，我不得不禁止他们这么做。我担心这样做会引发火灾，因为我这里存放有64罐汽油。根据我的安排，院子里只能在两个地方生火烧饭。

12月20日

一名日本军官来宁海路的总部找我们，请求能找到20名工人帮助清理日本军官居住的首都饭店。我给了他16名委员会的工人，中午他亲自用卡车将工人送了回来，还付了他们5元钱工资。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日本军事当局的诚意。看得出来，中国人对此件事的印象是好的。

来到宁海路，我认识了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伯恩哈特·阿尔普·辛德贝格先生。辛德贝格打算将几名受伤的中国人送到南京来，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势已经完全稳定了，电厂、水厂和电话设施都已经全面正常运转。当他了解到这里目前的局势时，他吃惊不小。半路上他又不得不让人把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因为日本人不让他们通行。他自己则坚持要到南京来，步行走了整整一大截路，后来搭上了一辆日本卡车，安全地通过了北城门。现在的问题是，他怎么才能重新回去。

下午6点，在米尔斯牧师的引见下，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森山先生访问了我们。森山能说流利的德语和英语，用记者惯常的规则向我进行提问。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请求他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尽快恢复日本军队中的秩序。他承认这件事确实是当务之急，因为日本陆军的声誉会因此受到损害。

当我写到这里时，周围不远的地方又有一大片房子燃烧起来，其中也有基督教青年会大楼。你几乎会认为，纵火是在日本军事当局知道及命令下发生的。

我不在家时日本士兵试图用他们的刺刀撬开我房子那装有铁皮的大门。他们没有得逞，但门上的刺刀印和铁皮板被撬起来的小角留下了证明。我让人尽快修好已经损坏的门。刺刀印被当作为永久纪念保留下来。克勒格尔和辛德贝格来看望了我，同时也是想向韩借辆车供辛德贝格回家。遗憾的是韩竟然同意了，而我不是很赞成，因为在路上韩的汽车肯定要报废。即使不是整辆汽车，至少也是所有的轮胎。

12月21日

再也不用怀疑，日本人正在焚烧城市，可能仅仅是为了抹去他们洗劫掠夺的痕迹。昨天晚上，城市有6处火灾。

夜里2点半，我被院墙倒塌和屋顶坍塌声惊醒。现在大火蔓延到我的住处和中山路之间的最后一排房子，危险性很大，但谢天谢地，我的房子没有发生这样糟糕的事。只有四处飞舞飘散的火星对我院子里难民营的稻草屋顶和存放在院子里的汽油构成了威胁，当务之急，必须将汽油搬走。

以下电报反映了美国人绝望的情绪。

之所以要通过日本大使馆发送这个电报，是因为没有其他发送的可能性。电文内容非常明了，我很怀疑他们会不会帮助发送这份电报。

南京，1937年12月20日

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重要问题：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局势日益严峻，请通知大使和国务院。

马吉，米尔斯，麦卡勒姆，里格斯，斯迈思，索恩，特里默，沃特林，威尔逊。

1937年12月20日发给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请求海军无线电站转发。

M．S．贝茨

美国人的确是难受极了。到目前为止我只要很有派头地指一下我的卐字袖标、我的党徽以及我房子和汽车上的德国国旗就能起到相应的作用，就能奏效，而日本人对美国国旗却毫不理会。我的车子今天早上被日本士兵拦住的时候，我大发雷霆，指着我的旗子，立即被放行了，而特里默博士和麦卡勒姆先生在鼓楼医院却遭到了枪击，幸好子弹打歪了。朝我们开枪的事实如此可怕，不难理解那些在自己的大学给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姑娘提供庇护的美国人为何忍无可忍了。

昨天斯迈思博士的问题提得很好，即目前我们尚能控制局面的“假象”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一旦难民收容所中的一个中国人打死一个正在强奸他妻子或女儿的日本士兵，局面就会失控，安全区里就会发生一场血腥大屠杀。

刚刚传来消息，果然如我所料，日本大使馆拒绝转发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电报！

上午我让人把家里和院子里的所有储存汽油搬出，送到宁海路去，我担心中山路又会有一大批房子被焚烧。现在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类火灾的前兆迹象了。只要哪里有大批卡车出现，稍过一会儿，房子就会遭到抢劫和焚烧。

下午2点，全体德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也就是说所有外国侨民，在鼓楼医院门口集合，坚决地走向日本大使馆。我们共有14名美国人，5名德国人，2名白俄罗斯人和1名奥地利人。我们呈递给日本大使馆一封信，请求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

1．制止在城市大部分地区纵火。

2．立即制止日本军队违反纪律的行为。

3．采取必要的步骤恢复安宁和秩序，补充粮食和燃料储备。示威者全都在信上签了名。

我们认识了指挥官松井，他和我们大家握手致意。在日本大使馆我担当了发言人的角色，我向田中先生申明，我们估计这座城市将会被烧光。田中微笑着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又答应和军事当局讨论我们信函中的前两点，关于第三点他不愿意讨论。日本人自己也缺乏食品，不关心我们的储备是否足够。

在大使馆会面期间，一名日本海军军官交给我一封罗森博士先生的信，他目前正在南京附近的一艘“蜜蜂”号英国炮艇上，但还不可以登陆。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是怎么登上“蜜蜂”号炮艇的，我无从得知。我向福田先生询问此事，他担心怡和洋行的“胡克”号可能也遭到轰炸、被击沉了。

公使馆秘书罗森致约翰·拉贝的信

南京郊外，1937年12月19日

“蜜蜂”号炮艇上

亲爱的拉贝先生！

我们自昨天起就一直待在与南京近在咫尺的地方不能进城。

请告诉我你们大家目前的状况，是否有德国房屋遭到损坏。我可以从船上给大使先生发电报。

我们自己也经历了种种坎坷，详情面叙。

我将争取通过日本人将这封信送交给您（但愿您也能相应地回复我）。

顺致问候，希特勒万岁！

您忠实的

罗森

12月22日

宪兵总部的两名日本人今天来拜访我，通知我，日本人现在要自己建一个难民委员会，所有的难民都必须登记。“坏人”（也就是“以前的士兵”）将被安置在一个特殊的营地，他们希望能得到我们的帮助，我答应了。

在这期间，有组织的纵火活动仍在进行。我一直在担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附近房子的大火会蔓延到主要街道的西侧，这里已经属于安全区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的住房也会受到威胁。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在池塘里发现了许多被枪杀的平民尸体（其中的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大部分被反绑双手，其中有些人的脖子上绑着石块。

在我这儿居住的难民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仅仅在我的私人小办公室现在就睡有6人，办公室的地上和院子里密密麻麻睡满了人，全都被巨大的火光映照得血红。我刚刚数到了7起火灾。

我已经答应日本人，在寻找电厂工人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指示他们去下关，那儿曾经安置有54名发电厂工人。可我们发现，他们当中有43人在三四天前被捆绑着带到了江边，用机关枪枪毙了，据说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一家中国国营企业的员工。将这次处决的消息传递过来的是一个同时被处决的工人，前面两个被打死的身体挡住了他，因此他没有受伤，跳进江里，才幸免于难。

今天下午，克勒格尔和哈茨前去帮助一个被喝醉了的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脖子的中国人，结果他们自己也遭到了攻击。哈茨用椅子进行自卫。据说克勒格尔被日本人绑了起来，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被烧伤的左手还吊着绷带。我和菲奇全速开车去解救他们，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但是我仍然又带着他们返回原处，以便在现场调查此事。我们看见了那个日本兵，一个碰巧路过这里的日本将军正在扇他的耳光，日本大使馆的田中先生也在场。

那个士兵显然是用非常不利于两个德国人的方式描述了此事，但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惩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万幸的，他被揍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事情终于又一次以对我们有利的方式结束了，它本来也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的！

【注释】

[1]对克勒格尔先生的昵称。——译者注

[2]德国有一种银币，最初是塔勒，然后是在墨西哥铸的银元，所谓的“墨西哥元”，它的价值在20世纪30年代相当于2.40至2.70个帝国马克。

[3]选自外交官的政治档案，中日，政治VIII，28，第19册。

[4]中国红十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