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南京西门子办事处

关闭南京西门子办事处

1月13日

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同意我把安全区委员会改组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建议。他们认为我们的安全区委员会事实上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认，担心一旦我们主动解散老的委员会，人们可能会完全不理睬我们。我当然服从多数，因为我们必须无条件地保持一致。

通过英国海军的传递，我收到了上海西门子洋行的一份注明日期为1月10日的无线电报，让我处理完这里的商务尽快同韩一起去上海。明天我将答复，眼下不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得离开这座城市。克勒格尔曾多次试图从日本人那儿获得去上海的许可，至今每次都被拒绝了。

罗森博士和克勒格尔去了城外，去看施梅林在阵亡战士孤儿院附近的住宅和埃克特博士在孙中山陵园地区的住宅。在返回的路上，两位乘坐罗森博士的大使馆公用车的先生被福田陪同的日本军官拦住。罗森博士和日本人之间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谈话。日本人想知道他为什么在城外逗留，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服从日本军方的命令。（“您为什么不服从日本军方的规定？”）

罗森博士回答说，他从没有答应过服从日本军方的命令。作为一名外交官，他要求能够从事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因为他准备查明在南京的德国人财产被日本人毁坏到了何等地步。日本人要求罗森博士写一份相应的书面声明。罗森博士返回后将此事电告了上海。我很想知道结果。

16点

有约翰·马吉、麦卡勒姆、克勒格尔、罗和陈神父参加的国际红十字会在鼓楼医院召开的会议上做出规定，由麦卡勒姆决定对送到医院来的病人及由红十字会介绍来的病人是否应给予免费治疗。前一段时间，约翰·马吉先生送来的免费病人太多了，其中有名妇女送进医院时，人们说她身无分文，但换床单的时候却在她的床上发现了300元。

张的妻子经治疗已基本痊愈，可以出院了。我们用汽车送她回家。张把他上月的30元薪水全部给了医院，其余的由我支付了。

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致拉贝的信

上海，1938年1月3日

亲爱的拉贝先生：

首先祝您新年万事如意！您的确度过了一个动荡的时期，经历了各种事情。我希望您身体健康。我们很想听取您的意见，您是否还打算长期留在那里。我最近同鲍尔博士先生（礼和洋行）谈过，他也认为在那里长期待下去没有实际意义了。

我们认为您应当及时，即在沦陷前，离开南京去汉口，同政府各部门继续保持联系。我们为此曾3次拍电报给您。

普罗布斯特博士先生目前正在香港。我询问过他，是否可以让您驻香港。我一旦得到答复，将设法通知您。我不知道您的住房设施如何，但我估计您早已收拾好您的东西了。您可不可能将您的东西转移到大使馆去，假如还没有这么做的话？至于来上海，现在可不容易，但也许迟早可以安排。

我们请求您，如有可能，尽快给我们一个消息。

顺致最良好的问候

您的：W．迈尔^[1]

拉贝致上海西门子经理的信（节选）

南京，1938年1月14日

事由：W．迈尔经理先生1938年1月3日的信

特此证明我已于今日收到您通过德国大使馆转递的上述信件。您要我到汉口的消息到得太晚了。您的电报到达时德国人早已经乘坐“库特沃”号船前往汉口去了。此外我认为：在危难时刻不抛弃逃到我这里的中国职员、韩先生一家和我们的装配工等，是我的职责。在回答您的上一份电报时我就告诉过您，我担任了此地成立的国际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成立一个安全区，为20万中国平民提供最后的避难所。这个安全区的组建工作相当不易，尤其是我们得不到日本方面的全面承认，因为中国高级军事人员及其参谋部直到最后，也就是说直到逃出南京前都住在安全区内。

我们的委员会设立粥厂和米面分发点等，到目前为止成功地养活了涌进我们安全区的20万南京居民。现在日本人下达命令，要关闭我们的粮食销售点，因为新成立的自治委员会想接管救济难民的工作……一旦城里恢复了秩序，当局准予我离开南京，我将前往上海。到目前为止，有关此事的所有申请都遭到了拒绝。

在此我补上我的请求，请同意我在安全区委员会解散之前留在这里，因为几个欧洲人留在这里实际上决定了许多人的命运。仅在我的房子和院子里就有600多名最贫困阶层的难民，自12月12日夜晚以来，他们就在这里躲避没有约束的日本兵痞的污辱和杀害。大部分人住在院子里的草棚里，靠每天的定量救济粮生活。

顺致德意志的问候！

约翰·拉贝

1月15日

自上海发给我的信函我已于昨天通过德国大使馆收到，并已通过我1月14日致西门子（中国）洋行上海理事会的报告做了答复。从中可以看出，上海人对这里的情况还毫不知情。

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办事机构行政主管P.沙尔芬贝格的记录

1938年1月13日的南京局势

南京目前不通电话、电报和邮件，没有公共汽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自来水厂不供水，只有大使馆的房子里通了电，但楼上的房间不准透出灯光。英国大使馆还没有通电。

没有街道交通，因为城外地区全部被中国人烧毁，而城内绝大部分被日本人烧毁了。里面目前无人居住。剩下的约20万居民被隔离在安全区内，这里以前就是一个居民区。难民们艰难地生活在一间间房屋和院落里的芦席棚里，有的棚子里竟然住有600人之多，他们不得离开这个安全区。安全区有岗哨封锁。

安全区外的街道上不见人影，断垣残壁呈现出一幅荒芜的景象。食品短缺到开始危及生活。安全区内已经开始吃起马肉和狗肉。许尔特尔昨天又一次来到这里，从栖霞山江南水泥厂的京特博士那里给我们弄来了一头猪和几只母鸡。（英国大使馆分得了一些肉，算是我们搭乘他们炮艇的感谢。）别的东西我们都无法买到。

拉贝领导下的，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委员会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说他们拯救了数万人的生命，这不夸张。

饮水的问题依旧很严峻，水管没有用，无法洗衣服。因为所有的池塘里都扔有尸体，水质被污染了。

现在正在行使市政管理职能的是拉贝等人组建的委员会，新的市政管理当局本应接过这项工作，但因日本人的态度而迟迟不能开始。一位新成员，知名的拍卖商吉米至少有胆量。他对日本人说：“你们要是反对我，最好现在就开枪毙了我！”

在这里最好对日本人进城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成吉思汗了：统统消灭！日军参谋部的一位中佐对我说，在由上海向南京的进军途中，给养保障部队没有一天能跟得上部队的前进速度。这就可以理解他们在这里为什么像神话中的酒鬼斗士一样扑向一切了。我敢肯定地说，就像1918年给黑人的保证一样，日本士兵也得到许诺：只要你们能坚持到底，每人在南京都会得到一个漂亮姑娘。于是悲惨的厄运就降临在留在城里的妇女们头上了。很难同在这里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先生们就此深谈，恐怖的兽行仍令他们不寒而栗。

说部队失控了，这是轻描淡写。可我不相信，因为亚洲人的作战方式同我们的不一样。反过来事情也许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情绪被煽动起来的时候。

占领区城里和农村的熟透的庄稼全都烂在了地里，因为城里没有人可以去收割，农村的人口不是逃走就是被清除了。蔬菜、土豆、萝卜等都烂在了地里，饥荒笼罩着这里。

沙尔芬贝格

1月16日

日本大使馆的晚宴气氛十分平和。我们总共13个人，除了日本大使馆的官员还有我们委员会的9名代表：沃特林小姐、鲍尔小姐、贝茨博士、米尔斯、斯迈思、特里默大夫、克勒格尔和我，在我们已经就席进餐后，约翰·马吉也来了，他老是瘸子似的落在后面，除此以外他还是个可爱的伙伴。

克勒格尔马上得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他可以去上海了。我为克勒格尔深感高兴，因为他马上就要结婚；我也为找人接替他的岗位操心。克勒格尔是我们的财务主管，要找到人顶替他并非易事。菜是一流的。由于我在席间致辞时要多加小心，我预先写好了下述发言稿：

“女士们先生们：

我谨在此代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我们的东道主——日本大使馆官员们的友好宴请，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已很久没有用过这么美味的饭菜了。

我请求我们尊敬的东道主，原谅我在此讲几句有关我们自己的事。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这儿从事传教工作，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教徒的责任。我作为一个商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我30年来一直逗留在这个国家。在我这么长时间享受到这个国家及其居民的热情好客之后，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在他们不幸时抛弃他们是不合适的。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的原因，试图帮助困苦中的最贫穷的中国人的原因，他们没有钱离开这座城市，他们也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

我们不想谈论我们所受的艰辛和劳累。这些你们都知道。

我们向日本人的高贵感情呼吁，向我们外国人听得很多、读得很多的武士道精神呼吁。武士们在无数战役中为自己的国家英勇战斗，同时也对一个再也不能自卫的敌手表示出他们的宽容。

日本大使馆的各位先生们，感谢你们耐心倾听了我们的请求，始终乐意地倾听了我们的许多诉说。你们也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尽力帮助了我们。我们已经对你们的这些帮助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我谨代表国际委员会向你们表达我的谢意。”

我不知道美国人对我的讲话作何评价。我意识到我讲得有些违心，但从我们慈善事业的利益出发，我认为这是有利的，并且也符合耶稣的原则：“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不可否认，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是帮助过我们的人——唯一的人，他们能帮助我们向日本军事当局转递我们的报告，或是说几句好话。他们之所以未能达到我们希望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于日本的外交官们必须服从军方，今天在日本政府中只有军方才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大使馆的官员福井、田中和福田理应可以得到一点赞扬，假如真想赞扬的话，但在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之后，事实上我已经很难去夸奖什么了。

福田在我们快回家前还暗示，“罗森博士”事件让日本大使馆感到不愉快。他想看到我出来充当调解人，促使罗森博士做出某种和解姿态。或许在他访问日本大使馆时说几句友好的话——丝毫没有提道歉。我将小心翼翼地向罗森探问一下，尽管我担心我所做的与此有关的一切努力都会毫无结果。

1月17日

我从与罗森博士的商谈中获悉，日本总领事冈崎已试图调解不久前的争执。因此，如果柏林或东京不要求作其他处理，这一争执可以看作已经了结，我喜欢这样的了结，因为我们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必须同日本人和睦相处。

昨天下午，我和罗森博士坐汽车在城里看了很多地方，回到家里非常沮丧。日本人在这里造成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我认为这个城市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繁荣。太平路从前是主要的商业街道，南京人的骄傲，其夜晚的霓虹灯可以与上海的南京路相媲美，如今已变成一片废墟，统统被烧光了。再也没有一所完好无损的房屋，左右两旁全是废墟。从前的娱乐区夫子庙连同其茶馆和大市场同样被彻底毁掉了。目之所及，全是瓦砾废墟！谁来重建？回程的路上我们还到了国家剧院和大商场的火灾现场。这里的一切也都被烧光了。先前我写过这座城市被日本人纵火烧毁了三分之一，如今我担心自己的估计大错特错了。我还未认真看过的东城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座城市肯定有一半以上都成了废墟。

我还感觉我们的安全区好像正越来越满，而不是像日本人要求的那样越来越空。上海路上的人拥挤不堪，十分危险。尤其是现在的道路两侧用柱子和木板搭起了相当牢固的售货棚，除了出售各种食品外，也卖服装和某些偷来的古代珍玩。现在安全区的难民总数估计已经达到25万人，增加的5万人来自城市的废墟地区。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住到哪里去。

1月18日

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到烟柱，日本人的纵火行乐还在继续。9点在我们的总部召开全体难民收容所负责人会议。我们已经做好被日本人破坏甚至禁止召开会议的准备。我在墙外布置了一个岗哨，万一我们的房子像上次那样被日本宪兵包围起来，他就立即通知德国大使馆。我很高兴的是罗森博士、克勒格尔和施佩林都出席了。我们大家都很紧张，不知日本人是否会进行什么干涉，但会议召开得正常而平静。

下午，斯迈思博士和菲奇带来消息说，我们在城里既不可以运送米，也不可以运送其他粮食；既不可以从城里的仓库运粮，也不可以从上海运进。日本人似乎打算把难民们饿死。必须挫败这个企图。我们向上海发了如下电报：

致上海全国基督教总会博因顿（节选）

吃饭问题更严重了，因为平民得不到正常的粮食供应。

现在每天有5万难民从我们这里得到免费的定量大米。我们申请运进我们在这里购买的米和小麦，请求准许从上海船运600吨粮食到这里，均遭拒绝。请设法在上海进行必要的谈判。如在上海能购到蚕豆，请尽快船运100吨来这里。请继续募捐！我们需要钱进行救济。

1938年1月18日　　　　　　　　　　　　　　　　　菲奇

后　来

美国大使馆又可以发电报将一起“事件”传到华盛顿国务院了。这里的美国学校今天又被抢了，抢劫者把围墙砸开一个大洞，搬走了钢琴。可惜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来迟了一些，没能当场抓住盗窃的日本人。在美国大使馆官员重回这里后，人们一定认为日本军队是不会干出这类丑事的。

我绞尽脑汁思考我怎样停业的问题，因为人家给我拍电报叫我“结束商务事宜”。眼下找不到木板箱，也找不到匠人和运输工人。该如何收拾东西呢？也不能将一切丢在这里不要了，这等于损失。我若是一走了之，就是说去上海，我的整个院子怎么办？我院子里的650个难民怎么办？日本人或许会发给我通行证，我甚至感觉到他们乐于摆脱我。在这许多工作之后这结局够痛苦的！

1月19日

电台广播说，柏林一家报纸发表文章警告日本，劝其放弃继续入侵中国内地，同时这家报纸提议日本向中国提出一项体面的和平建议。那将“好得没法让人相信”。这里没人相信日本人会接受这个好建议。

陇海铁路线上大规模的战斗一触即发。中国军队在那里约有4万兵力，似乎已经进行了整编，至少电台是这么报道的。据说所有不称职的军官都被撤职了。尽管如此，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中国军队能在这些战斗中取胜仍不抱丝毫希望。

这期间，青岛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济南府的命运也一样。烟台的中国警察发生哗变，并进行抢劫（根据日本人的报道）。

据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和其他两名将军被中国人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按紧急状态法枪毙了，因为他们对敌人抵抗不力。关于韩复榘，这里有人说他把全部现金存进了日本银行。此事用不着怀疑，因为消息很可能来源于日本。

今天又传来消息，说张学良已被枪毙，他是张作霖的儿子，西安事变的领导人，一年前他在西安扣留过蒋介石。^[2]

从汉口开始的清洗行动来得太迟了，它是否还有用，令人怀疑。

今天我给这里的西门子雇员写了解雇信。因为根据上海总部的指示，我应该关闭这里的办事处；我对来自上海的“结束商务事宜”的通知不可能做出别的解释。我将发给这些人1月份的整月工资，但没有新年奖金。这固然相当冷酷，因为始于2月1日的中国人的新年即将来临，食品如果还能买到的话，价格已经非常高了；而这里数十万人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只要我能够留在这里，全体职员都可以住在我这里。若是伙食钱不够了，就必须依靠国际委员会的粥厂，反正住在我院子里的650名难民大多数吃的就是粥，每天2袋米。

我的房东及其代表已经逃走。尽管如此，我还要给他们写解约通知书，因为如果洋行召我回去，按照合同我可以退掉房子。

约翰·拉贝致西门子总部的信

1938年1月19日

事由：南京办事处停业

关于您本月10日中午要求我关闭此处办事处的电报，我谨向您报告。我已书面通知此处的中国雇员，鉴于战争原因，至月底终止他们在我们洋行的聘用。我请求您告诉我，除了1月份的薪水外，我是否可以再付给店员一份新年奖金或一份额外薪水。由于此处的粮食价格已大幅上涨，我们的中国雇员中没有人能拥有一笔可供自己及其家属长期生活的积蓄，我想通过最诚恳地建议，友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先行感谢迅速的回复，尽可能发电报。最忠诚的签名：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南京致他长年的中国助手韩湘琳先生的解雇信

南京，1938年1月19日

尊敬的韩先生：

鉴于所有商务因战争而停止，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根据我们总部的指示，我们在南京的商务办事处必须关闭。

由此，您在我们洋行的工作令人遗憾地也将结束，但我们也准备一旦条件许可，在战后重新聘用您，请您告诉我们您今后的地址，以便我们也许可以通知您。

借此机会，我们谨对您在过去6年中为我们洋行所做的忠诚服务表示诚挚的赞赏和感谢！

顺致崇高的敬意！

西门子洋行（中国）

约翰·拉贝

驻南京代表

1月20日

暴风雪！难民们的状况实在令人同情。不必心肠很软就会对这些可怜的人产生同情。我院子里的难民收容所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泥潭。每个帐篷和草棚的四周都挖了水沟，用来排除雪水。现在，当我再看见低矮的草棚下生起明火时，我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面大雪纷飞，火要烧起来也不会持久。要想暖和暖和，也就只好冒险了。每当我看到这院子里难民收容所的凄惨状况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德温格^[3]的著作《铁丝网后的军队》和《红白之间》。

我们从附近刚建了一半的新房那儿偷来几千块砖头，在帐篷和草棚之间铺了条狭小的人行道，免得完全陷到泥泞里。

我们还在茅厕周围筑起砖墙，使营地变得雅观一点。整个院子依然是个无法想象的沼泽地。每个人都在咳嗽和吐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最担心的是发生传染病。

我们的国际红十字会主席约翰·马吉牧师带来了一位中国女护士的报告。她来自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专门收容伤兵，那里禁止我们外国人进入，只有护理人员偶尔获得准许可外出购买东西。他们就利用这机会找到我们，向我们报告：

伤兵每日的定量只有3小碗稀饭，有个中国伤兵抱怨吃不饱而遭到一顿毒打。之后他还问人家为什么打他，日本人便把他带到院子里，用刺刀活活刺死他。护士们从窗户里目睹了院子中的这一处决。

一群想返回家乡的人被日本士兵投石头驱赶或受到更严重的虐待，从此再没有哪个难民愿意离开安全区。与此同时，城里可以看到日本人的大幅布告上面印着：“回你们的家吧！我们给你们饭吃！信赖日本军队！它会帮助你们！”

摘自安全区委员会财务主管克利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的一封报告

南京，1938年1月13日

1937年12月13日下午，我接管了已经改成医院的外交部。那里的状况糟糕得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军队的耻辱，伤员们被扔在那里，两三天得不到任何护理。没人去照料这些最可怜的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逃走了。令人钦佩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接受了这些伤员，派去了男女护理人员；但医生太少，我希望日军最终占领后情况会有好转。

但第二天下午，日本人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我说服了4名医生去医院，可那里却禁止我入内。在这段时间里，城市已经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所有的公共建筑都被占领了，到处都禁止我们入内，就连我们建立的大型难民收容所也不例外。我被告知，日本军方将负责照料活人，我们可以安葬死者。截至今天，我们只能弄进去大米，而护理人员、医生和医疗物资一律不准进入。

从12月14日起，局势开始急剧恶化。日本的战斗部队因为进军过快，出现补给不足，城市便听任他们处置。他们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最贫穷、最无辜的人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常人所能想象的地步。他们抢走难民——穷人中最穷的人的大米，凡能拿走的储备他们悉数掳走，他们还抢睡觉用的棉被、衣物以及手表、手镯，一句话，凡是他们觉得值得带走的东西，就全部抢走。谁交出东西时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戳刺，有些人就是在不明不白之中惨遭这种野蛮行径杀害的。牺牲者成千上万，这些堕落的兵痞不断闯进难民区和挤满难民的房子，甚至连先行抢劫的士兵不屑一顾的东西也拿走。

我们必须通过强硬态度和指明我们的德国国旗，才能保护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仆人，我们经常受到日军军官和士兵的威胁。就在我同日军几个高级军官谈判时，我那已经拆下前轮的汽车也被日本人从车库里偷走了。仆人们在刺刀的威胁下被迫打开大门，交出所有的东西。

显然他们特别注意运输工具，因为他们四处搜寻汽车和自行车。如果弄不到运输工具，仆人或收容所的难民就必须为他们搬运偷抢来的物品。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士兵在后面用枪逼4名苦力拖运偷抢来的物品。拖运的工具有童车、手推车、驴子、骡子，一句话，凡能找到的东西都用上了。

这种有组织的偷抢持续了14天以上，即使是今天也不能说哪所房子肯定不会受到某些旨在军队的“征用”的骚扰。贵重物品拿完了，就拖家具、地毯、门和门窗框。有些部队甚至还带上专门偷盗保险箱的大盗，其实有些保险箱只需用步枪子弹或手榴弹就可以打开。

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的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然后还要把房子付之一炬。时至今日，整个城南地区都被掳掠一空，纵火焚尽了。

这种有组织的焚烧始于12月20日，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红的。被遗漏或跳过的房子现在被细心地补上了，至今全城约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房屋被烧毁了。

日本人12月14日占领全城后，立即开始在城里搜查，尤其是在难民收容所进行严厉的搜查。对收容所的搜查完全是随意进行的。平民百姓中根本没有人开枪射击，但在几天中估计共有5000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这数字只会低不会高，大部分是在江边执行，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苦都免去了。即使在今天，在强迫每个居民进行登记的时候，这种无意义的筛选仍在进行，只不过现在针对的只是个别人罢了。

12月16日去下关，经过海军部附近时，汽车简直就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这里也有一批人被捆绑着双手遭枪杀了。城市中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2月29日。在这之前不得不天天从这些尸体旁边经过，我甚至连做梦都会梦见它们。我们的房子前面就躺着3具尸体和1匹死马。日本人严格禁止我们殓尸，直到1月9日，我才可以找人埋掉那匹死马。

12月28日我第一次开车去栖霞山，一路所见让我震惊。虽然严格禁止我们出城，但我急需粮食，还是开车去了。中国军队撤退时已经烧掉了农民的房子和村庄。日本军队则大范围地延续这些纵火行为，不问青红皂白地枪杀庄稼地里的男女老幼，打出的口号是：“搜捕可恶的中国士兵。”许多水牛、马和骡子被打死在农田里、马路旁，任凭狗、乌鸦和喜鹊啃噬。农民们白天带着财物逃进山里，家里只留下老头、老太太。可就连这些人的性命也受到了威胁，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我一个人都没有看见，大村庄里也是空无一人。都被烧光、打死了，活着的人一见汽车就逃跑。千佛山脚下形成了一座1万多人的难民营，全都是附近的农民。

然而，日本兵痞在这里也毫不收敛。他们在这里也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强奸姑娘，喝醉酒的士兵见谁不顺眼就用刺刀刺死或进行其他虐待，以此取乐，而这一地区恰恰没有任何医疗救护。寺庙里的佛像不是被抢走就是被破坏了，就连和尚们也没有办法逃过虐待。

因为水泥厂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京特博士，还有一个是丹麦人，所以日军的恐怖行径有所收敛。约有4000名难民带着他们所能带走的家产安身在那里。

据中方报道，日本人从上海到南京和芜湖时，沿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对两地区进行了蹂躏。看到农民没有了耕地的农具，没有了种植水稻不可缺少的水牛，真让人难过。

节选自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和外交部办事机构（罗森）的报告

1938年1月20日

当我们12月18日—20日乘坐的英国“蜜蜂”号炮艇停泊在南京城外时，日本海军少将近藤告诉英国海军上将霍尔特，在南京下游扬子江中的一座大岛屿上还有3万名中国士兵，他们还必须被“清理掉”。这一“清理”像日本人的公告中所说的“扫荡”，就是屠杀失去抵抗力的敌人，违反了人道主义战争的最高原则。除了使用机关枪大规模地扫射还选择了其他各自不同的死亡方式，如浇上燃油点燃。

由于较大一批中国士兵——部分解除了武器，也没有抵抗力了——逃进了安全区内，这是少数警察无法阻止的，日本人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搜捕，每个被怀疑是士兵的平民都被抓走了。总的来说，注重了士兵特征，如头部圆形的头盔印，肩上武器的压痕或背上的背包印。外国目击者证明，日本人也通过承诺不伤害他们，甚至给他们工作，将较大一批中国士兵骗出了安全区，然后杀害了。从没有观察到什么符合军事管制法的程序或类似的东西，在嘲讽所有的战争法和人类道德的行为中那样做也不可能合适。12月13日人们在城里看到了第一批日本巡逻队。他们显然是从南方来的，穿过光华门，先进城的。有关随后开始的持续数星期的恐怖统治已经报告过，但我还想补充一个例子说明日本人的罪行，报名工作的54名工人中有43名被日本人杀光了，理由竟然是这家电厂是一家国营企业！

在日本人用火和剑闯入的地方，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具有亲日特点的自治机构，这本质上是很奇怪的。于是新年时在南京成立了以红十字会主席陶锡三为会长的自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类似于红十字会的福利机构。只有一位同协会的许博士和某位王常田担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太知名。无论如何，这位王先生在南京使用吉米的名，是新制度最活跃的成员，新制度的五色旗，第一个中华民国的旧旗帜可以在南京的建筑上零星地看到，它们淹没在无数日本旗帜中间，几乎无法引人注目。

吉米的第一批官方行为包括设立妓院，他从留在城里府子庙周围曾经的娱乐区的女居民中为妓院招募必要的力量。他也从他的库存中免费提供了必要的家具，现在却向随后送来的日本女人收受费用。不管怎样，吉米这么做帮了大忙，因为日本兵痞的爱情需求从此就被纳入了无害的轨道，此前他们一直魔鬼似地针对南京的良家妇女。

根据我和我的日本同事的交谈可以断定，新的南京政府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它同日本人也有了麻烦，特别是在向居民供应食品的问题上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日本人自己对将来的政治结构也极不清楚，这种情况似乎不仅仅发生在这里。日本人本来应该明白，他们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在满洲国的经历之后，就连有些声望的亲日的中国人，非经强烈的保证和百般犹豫也不会站出来执政的。日本军方在北方从事走私，建立许多韩国妓院，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大肆贩卖毒品，从而非常成功地分裂了中国。难道他们相信，还可以继续不关心外表的打扮，依赖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辅助工具吗？鉴于同汉口的邮路通讯的困难，本报告将直接呈送外交部。汉口的大使先生、上海的德国总领事和日本的德国大使馆将由可靠的途径收到本报告的副件。

罗森

1月21日

克勒格尔不得不将他的启程时间再推迟一天。他星期日才可以走，当然是乘火车走；此外，还给他派了一个壮实的士兵作保镖，防止他在途中跳下火车。我现在也想尽力搞到一张通行证，因为我想到上海去，至少能探望一下妻子。我只剩一条出路：说句实话，洋行“没钱”了。他们也许会立即斜着眼睛瞪视我这个西门子洋行的经理，但这对我不会有影响。我已经被迫向克勒格尔借了500元，凑齐1月份的薪水。

1月22日

我在这本日记里多次写到一名被枪杀的中国士兵的尸体，这具尸体被捆绑在一张竹床上，自12月13日起一直躺在我的房子附近，没有掩埋。我对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请求他们派人或是准许我进行掩埋，至今仍没有结果。尸体仍在原地，只是绳索已被剪断，竹床现在被扔在两米外。我无法理解日本人对这件事的做法：一方面他们要别人承认日本是和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受到同样对待；另一方面却时时表现出残暴、野蛮和兽性。我放弃了继续安葬这具可怜尸体的努力，但我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死了，却还将逗留在这个人间！

今天早晨，约翰·马吉牧师陪我和会讲一点日语的克拉到后勤军医总监平井大夫那里，我必须对他作一次回访。我们趁机请求平井大夫准许我们访问红十字医院，那是我们在外交部设立的，我们今天还向那里提供大米，但南京沦陷后就不许我们进去，因为日本人接手了管理工作。平井大夫对我们的请求稍作考虑后，答应要向总参谋部提出申请。他看上去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我们今天拜访他时，他正身穿整齐的制服坐在靠背椅上，让一名日本画家给自己画像。

马吉又收集了几起令人恶心的报告。日本士兵抢走了他们搞到的全部用于屠宰的牲畜。日本人最近叫一些中国年轻人去找猪。一些动作不够快或没找到猪的年轻人被刺刀刺死了。一个被刺死的受害人内脏拖在体外！

老是听到目击者的这类报告，你会感到恶心的。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人做不出这等事来！

我们今天看到几辆装满中国士兵的卡车从南面开来，朝下关驶去。我估计这都是在这里和芜湖之间被俘的战俘，将在扬子江岸边被处决。

高玉先生来访。他是领事馆警察的负责人，日本大使馆的参赞。我给他搞到一辆汽车，希望他给一张征用收据。他没有在收据上签字，一声不吭地把收据塞进了口袋。我吃亏了。

他以往总是穿一套合身的蓝色制服，现在却穿着便服。他目前正在寻找在南京拍摄的空战和坠毁日机的照片。这方面的照片很多，是由半官方的摄影社拍摄的。花一元钱可以从这家摄影社买到照片中有一张是16个日本飞行员的合照，他们因飞机坠毁被关进了中国战俘营里，但受到了中国人的细心护理和良好治疗。

据说这些俘虏中有高玉的一个朋友，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高玉似乎很关心这个被俘飞行员的命运，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到有关他的更详细的情况。

我们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情况，因为我们确实一无所知。就算我们知道什么，提供情况无论如何也要非常谨慎，因为大使馆秘书福田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一个日本军官——飞行员中有几个军官——做了俘虏，必须剖腹自杀：一个日本军官是不可以被俘的。如果有一批在这儿犯下残暴罪行的日本人剖腹自杀，我是绝不会反对的，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能提供信息。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到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让他按捺不住，也写出了一篇报告。施佩林——他理应得到荣誉！——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确实是我们中间经历最多的。但他这个人头脑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我们大家都不是天才文学家，但施佩林写的东西，看上去的确滑稽可笑。他把草稿拿给我看。可我不忍心劝他改掉那惊人的描写。就让他去报告趴在颤抖的乳房上的孩子和同他的姑娘在一起的赤身裸体的日本兵吧！

爱德华·施佩林的报告

致

德国大使馆

罗森博士先生！

在南京和南京周围发生战事期间，我同其他先生们冒着生命危险留在这里，在国际委员会成立时被任命为南京安全区总稽查（警察委员）。作为总稽查驾车巡视时，我有机会亲眼看到好事，但也看到了更多的坏事。我的外勤任务并不轻松，但我有65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还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私人警察协助我。我们维持了良好的秩序，这里我必须再次证实，我得到了中国人的重视和尊敬。正如我经常看到的，这个民族善于忍受痛苦和煎熬，而不去抱怨或发牢骚。

有20万难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他们只身逃离，寻找安全，寻求保护，其中有许多妇女，她们怀抱幼小的孩子，用颤抖的乳房给孩子喂奶。

在南京安全区，我们原来有两个组织良好的消防站。可惜我们的消防龙头和机动消防车都在日本军队进驻后被他们征用了，因此我们面对许多火灾都束手无策。火灾几乎日日夜夜发生，我们却帮不了忙，或许我们的帮忙也不受欢迎——可悲，却是真实的。

安全区其实算不上是安全区，因为它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自从日本部队于1937年12月13日进驻以来，安全区的骚乱才真正开始。迄今组织得非常安宁和平和的一切，根本得不到日本士兵的尊重，他们对卐字旗和德国大使馆用德、英、中3种文字书写的布告不屑一顾。德国大使馆也特别为德国人的仆人们发了保护证明，但他们每天都来向我报告，说日本士兵把床上用品和钱财等抢走了，疯狂地用枪托和刺刀强行砸开锁着的门，闯进去。

12月17日，许尔特尔先生的汽车被偷了，碰巧哈茨先生和日本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正在附近，还来得及在第二个街角把偷盗者逮住，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口舌才要回了汽车。在这件事上我看出日本文职官员的权力很小。这位领事馆官员在向那些强盗军人告别时不断地大幅度弯腰鞠躬。

12月21日，根据日本总部菊池先生要求，我找到60名电工去维修下关电厂，工人们不愿为日本人干活，因为他们有50名躲在下关国际出口公司避难的伙伴被日本士兵残酷地枪杀了。

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国平民找去，把闯进安全区房子里强奸妇女和年轻姑娘的日本士兵赶出去。办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困难。

元旦那天，几个日本士兵寻开心。一个漂亮女孩子的母亲来叫我，跪在地上哭着恳求我帮帮她。我同她乘车赶到汉口路附近的一所房子。我走进房子时看到了如下情形：一个赤身裸体的日本兵趴在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身上，女孩悲恸欲绝地哭喊着。我用各种语言大声训斥那家伙，祝他“新年快乐”，他手里拎着裤子，仓皇跑走了。

所有这些案件，包括抢劫在内，都写了报告，保存在国际委员会的档案中，随时可以查阅。

顺致德意志的问候。希特勒万岁！

爱德华·施佩林

1月23日

克利尚·克勒格尔果真于今晨6点动身赴上海了。

辛德贝格又来了一趟城里，带给我6只蛋和20只活鸭，其中3只因为熬不过上班的几个小时在袋子里断了气。厨师说：“不要紧，还能吃。”

高玉先生带着8名警察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看样子他们很恼火。美国大使馆给华盛顿发电报，说几天前一所美国学校的钢琴被盗了，现在警察局接到东京的指令，要求立即将钢琴完璧归赵，可没人知道乐器现在何处。可能早就给人拿去生火取暖了。我把这帮人推出了门，我可不想纠缠到这件事里去！

16点半

在平仓巷做礼拜。米尔斯先生主持了非常优美的弥撒，他一再提到德国和元首的和平努力。

18点

拜访罗森博士。他今天到城门外转了一大圈，带回消息：高尔夫俱乐部已完全烧毁。

19点

我们在平仓巷设宴庆祝我们的总干事菲奇先生的55岁生日。我送给菲奇的礼物是两只活的，但很瘦的鸭子。这些可怜的家禽已经很久没有得到食物了。

1月24日

高将军的男佣突然露面，我给了他5元钱，因为他声称没饭吃了。据他讲，他的主人已去了汉口。

安全区委员会想通过基督教总会致电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请求允许我在此留至3月1日。于是我暂时收回了向日本大使馆办理旅行护照的书面申请。

后　来

我们全都在这里退化。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脊椎骨、我们正直的人格！帕特南·威尔在他的关于1900年围困北京的书中（《北京信札》）毫不隐讳地说道，他和另外的一些欧洲人也抢劫过。我相信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的仆人张今天花了1元2角钱就买了一台价值38元的台式电风扇，我也跟着高兴。一些明代花瓶真品只卖1元钱一个，它们搁在壁炉台上，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我。

只要我高兴，我可以把整所房子塞满各种各样偷来的低价出售的廉价珍玩。如今贵的东西只有食品：一只母鸡要2元钱，也就是同两个明代花瓶一样贵。

高玉先生今天又到了我们的总部，还带来一名会说中文的级别较高的警官。高玉在一个大学难民收容所找寻女孩子的时候被贝茨博士当场抓住。他解释说，他是要找“洗衣妇和女厨子”，当然没人会信，因为在整个远东都知道，洗衣和烧饭在中国是男仆们做的事。于是高玉要求恢复他的“好名声”。

斯迈思博士记录下了整个谈话，向他指出他肯定要把此事通知各大使馆。这当然不合高玉的心意。他明确地提请我们注意，不要打扰大使馆，随后十分沮丧地离开了。这件事着实让整个安全区总部幸灾乐祸了一番！

约翰·马吉把一封信和一把日本刺刀放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信中说，一名日军士兵用这把刀威胁一名中国妇女，当我们委员会的3名成员撞见他的时候，他撇下刺刀不要了。斯迈思喜形于色地记下了此案，随即通报了美国大使馆，因为目击者是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阿利森先生为我们提出了抗议，对此我们非常高兴。阿利森先生无法摆脱对日本人行为的震惊，罗森博士给他起了个绰号——“仙境中的阿利森”（影射刘易斯·卡洛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

1月25日

约翰·马吉将外交部医院的一男一女两名中国护理人员带进总部。他们向我们报告，医院的一名杂工被一名日军士兵刺死了。我们询问了他俩，将他们的陈述写进了机密档案。同时我们还让他们介绍了军政部医院的情况，那里的情况看来也很糟。

一件我们未曾报道的案子：一名中国工人给日本人干了整整一天的活，没有领到米而是领了钱回到家中，疲惫地和全家人坐在桌旁，家庭主妇端上了一碗稀粥：一个6口之家可怜的饭食。一个路过的日本兵寻开心，向这碗稀粥里撒了一泡尿，笑着离去了，未受到任何惩罚。

听到这件事，我想起了《别把我们当奴隶》这首诗，但我们不能期望一个贫穷的中国工人能表现得像自由的佛里斯兰人一样。中国人遭受的凌辱太多了，长期以来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件事没有得到重视。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很大一部分占领军早就被消灭了。

我通过德国大使馆刚刚收到下列邮件：妻子写道，“我现在可以立即返回德国休假。如果我现在不走，我就得再等5年。哎呀，不会这么糟的”。

上海的基督教总会正在申请公司让我在这里留到3月1日，我正在等待答复。虽然我担心即便到那时我们在这儿的工作也不能结束。我个人倒是很愿意现在就能去度假。说实话，我眼下确实有点在中国待够了，可我总不能从这时开小差！

22点10分

上海电台消息：在敞篷车厢里坐了12小时的火车之后，克勒格尔终于在星期天晚上，1月23日，平安抵达上海。

【注释】

[1]拉贝亲笔注明：“1938年1月14日收到南京——拉贝。”

[2]张学良是来自满洲的军阀张作霖的儿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军队，率领这支军队待在华北。1936年12月，当蒋介石来到西安时，张学良逮捕了蒋介石，几天之后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压下将他释放了。蒋介石答应抗日，停止同毛的战斗。张学良1938年1月被枪毙的消息不实。他在南京被捕，1949年被蒋介石带去了台湾。他一直到死都被软禁在那里。

[3]1898－1981，德国作家，其作品描写了东线和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