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要清理安全区

日本人要清理安全区

1月26日

我不得不再次发现，那名死去的中国士兵仍然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没有埋葬。这种不可思议的局面还要持续多久？听说，一名日本高级军事官员正在来这里的路上，他不属本地驻军管辖，而直接隶属于东京。他的任务是恢复这里的秩序。慢慢地也是时候了。

一名年轻的美国人这两天在一名日军卫兵的陪同下驱车来到这里，向日本人出售一家英美木材公司的大批木材。这名派来帮助英国大使馆的男子说，在从上海至此途中的前50里中，他总共碰见了约60人，南京是他见到的唯一一座在人口方面值得一提的城市。上海和这里之间的其他所有城市几乎被灭绝了。

如果谁走出我们的安全区，穿过一条条空荡荡的马路，毫无遮挡地进入每一所房子，那景象真是触目惊心。所有的门都被砸开或敞开着，接二连三的破坏让人感到野蛮而不可理解。

人们摇着头问自己，这种毫无意义的毁灭究竟为了什么？日本大使馆的态度表明，他们长时间以来对日军的做法深感羞耻。只要能做到，就试图遮掩。禁止出入南京城也是众多手段之一，借此可以让外界不了解南京目前的状况。可这也只能在短时间内奏效。自从德、美、英大使馆重新派驻代表之后，有数百封信函发往上海，详细地报告了这里的局势，更不用说各大使馆发的电报了。

安全区是南京唯一有生气的地方。不断有新的铺面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出现。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中国人就带着他们自认为值钱和真正值钱的劫后余存的一切进入安全区，试图找到感兴趣的、除了购买食品还有些节余的买主。熙攘的人流穿梭在店铺之间，在贫困中形成了临时的年前集市。在极度的困境之中，一切物品的价值都得按照最急需的食品和享受品的价格重新估算，比如大米、面粉、肉、盐、蔬菜以及烟！

我们试图促使德、美、英大使馆帮助我们解决一批大米储备问题，因为我们这批储备完好地存放在城内的仓库里，现在被日本人占有了，但我们成功的希望渺茫。

3位先生都怀疑地摇摇头。几乎无法设想，日本人可能还会把这批还存在的储备交还给我们。相反，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我们运输粮食，因为我们妨碍了日本当局，他们巴不得我们走。我们一天天不受欢迎，我们自己都在担心恐怕总有一天要被赶回上海。

西门子洋行（中国）致约翰·拉贝的信

上海，1938年1月14日

亲爱的拉贝先生：

我们十分欣喜地从各种报刊，特别是从您写给您妻子的信函中得知您仍安然无恙。但愿不久后能够建立联系，以便我们能收到您关于洋行业务、首都发电厂以及其他重要设施情况的报告。

我们在此为您附上一份哈普罗公司在南京的住宅和办公楼的清单，这是埃克特先生交给我们的，他请求您尽最大的可能去查看一下这些房子，告知他情况。

我们在这里不清楚您在那里有多大的行动自由，但是，如果您能抽空查看并告知情况，我们将同埃克特一样感激不尽。

我们会一直想念并祝福您！

顺致德意志的问候

西门子洋行（中国）

普罗布斯特·迈尔博士

1月27日

今天是皇帝的生日。稍稍纪念一下也无损于一个国社党党员。德皇执政时期出生的人都不会忘了他。我想念的是那个时代，而不是皇帝本人。因为我更喜欢希特勒，可正如人们常说的，回忆总是抓住人不放，因为在这一天亡灵们又出现了，他们在皇帝的寿辰之日，身着彩色制服，快乐而自豪地列队接受检阅。如今他们都已化为尘埃，或者几乎所有人都化为了尘埃。愿他们在黄泉之下安息吧！

据上海电台的消息，法国政府授予饶家驹神父“荣誉骑士”封号。我们在这里一起经历了许多，委员会的15名成员尽了最大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饶家驹先生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被封为“荣誉骑士”，他当之无愧。

今天上午，我和罗森博士驱车穿过城东。所有房子被抢劫一空，其中约三分之一被烧毁了。

刚刚传来一个坏消息，掌管鼓楼医院的麦卡勒姆被两名未经允许闯入医院的日本士兵用刺刀刺伤了脖子。幸好伤势好像没有性命危险，但此案很严重，已迅速电告了美、日两国政府。

摘自家庭日记

N.N.再次让我操心和担忧！他花200元从班禅喇嘛的仆人那里买来一辆漂亮的汽车。新的自治政府现在想从他那里买走这辆车，但只出价600元，因为他们知道N.N.的买价是200元，而不是N.N.要求的1900元。另外自治委员会让人通告我们：班禅喇嘛的仆人没有权利出售这辆汽车，这是中国政府的财产。如果N.N.将他的黑市买卖这样干下去，日本当局有一天会将他羞辱一顿再逐出南京的。

约翰·拉贝致上海他妻子多拉的信

南京，1938年1月27日

我亲爱的多拉：

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先生不久将搭乘一艘英国炮艇前往上海。他将带去很多邮件，其中有3个厚信封是给你的，包括：

我在南京的日记：

第二卷：第二部分

第三卷：第一、第二部分

第四卷：第一、第二部分

第五卷：第一部分

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第一部分存放在“库特沃”号船及汉口的储藏室里。

我今天寄给你的这部分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库特沃”号从南京起航直到昨天——也就是主要事件。这些都是为你写的。日后我会让人把它们装订起来。第一卷已装订成册。如果有谁想读它或其中一部分——由你决定。未经党的允许，什么都不能公开发表。关于此事得先去问一问上海的拉曼先生^[1]。不过我想，在我未到上海之前，你还是什么也不发表为好，因为我对帝国是否允许我这样做还深表怀疑。而且此日记如同我其他的日记一样，不是写给公众看的，而是献给你和全家的。我还不知道何时能离开这里。我在城里行动自由，可就是不能出城，至少暂时不能。

衷心地祝福并吻你

你的约翰尼

约翰·拉贝致他妻子多拉的信

南京，1938年1月28日

亲爱的多拉：

在昨天的信里附上了我的日记，我忘了告诉你，一旦日记到达上海，就通过德国大使馆来电告我，大使馆可以通过美国总领事馆发出电报。这里的美国大使馆设有一个无线电收发站。如果你发给我电文BUGAN，我将阅读为：“日记已安然到达。”

昨天我又去日本大使馆询问了一下。我可以获准离开南京，但短时间内不能再回南京。我究竟是否要离开南京，我在等待洋行方面的消息。如果我离开这里，我就得丢下一切：委员会、房子、动产、雇员。谁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依我看战争肯定还要有半年或一年的时间才能结束。多拉怎么办？

衷心地祝福并吻你

你的约翰尼

沙尔芬贝格行政主管致德国驻汉口大使馆的报告

1938年1月28日的南京局势

日本人给予我们的给养根本不够。如果我们依赖他们，我们迟早会饿死的。昨天水泥厂的丹麦人辛德贝格又给我们送来一头小猪、蛋和两只鸭子。他虽然途中被抓住了，但在一位军官和三个男子的掩护下，通过送给哨兵一箱啤酒脱身了。我们将它们分给了其他德国人和全都靠我们养活的仆人和警察们。根本没有洋葱，只有很少的蔬菜。由于吃大米太多所有外国人都因为害怕得坏血病而热衷于苹果，日本人的食堂里有苹果，可只能拿日元买。于是对日元的追猎就开始了。我们只有一百日元，因为我们将一部分给了所有的德国人和一些外国人。

日本人的食堂增多了。它们将啤酒和日本米酒运到大街上。日本人消灭的啤酒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一卡车数百箱啤酒转眼就被买光了。日本人故意屠杀了所有牲口，比如所有的水牛。猪被砍去头颅，扔在那里。小马和驴子全被征用了。看到日本人在这里骑着驴子，那景象真是滑稽，他们也乘坐人力车。

中国人胆子越来越大地走出安全区，但只是在白天。吃饭时是老太太和孩子在日本人的眼皮下有趣地抢夺。我感觉日本人好像喜欢这样，这样好摆脱自己的罪过。

没有宪兵陪伴，我们仍然寸步难行。像政治犯！

沙尔芬贝格

1月28日

今天田中先生出乎意料地批准菲奇先生去上海，并允许他6天后返回。菲奇先生将搭乘英国炮艇“蜜蜂”号离开，一个星期后再乘美国炮艇“瓦胡”号返回。我认为此事有点奇怪，特别是日方没有给他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比如通行证或类似的东西。

当我昨晚请求福井批准菲奇先生出入城时，还遭到了他的粗暴拒绝。今天可能美国人好说话一点，因为这几天，他们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昨天一名日本士兵竟然出手击中美国大使馆代办阿利森先生的脸部。此事立即通报了华盛顿，今天作为伦敦广播的最新消息传到了这里。日本人今天就这记耳光向阿利森先生道了歉，但认为此事的起因是阿利森先生激怒了那名士兵，用日语对后者说了不得体的话。

罗森先生又做了不讨喜欢的事，他昨天陪我开车去城东，却不愿带上配给他的日本卫兵。我好心的劝诫不起作用。此事被报告到了日本大使馆，今天我就收到了如下声明：

“在南京还有部分身着便装的中国士兵（所谓的‘平纹布人员’）。日军士兵得到命令，可向任何可疑人员射击。因此我们会向各使馆官员派发卫兵，保护诸位的安全。”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南京即使真有身着便装的中国士兵，他们也不会伤害我们几个外国人。连孩子都知道，我们就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才留在这里的。

我们得到消息，日本人将于2月4日强行解散所有难民收容所。要求难民返回被毁的城区，不管他们在废墟中如何安身！这会很糟糕，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阻止这场灾难。日本军队掌握着生杀大权。

1月29日

英国领事普里多·布龙和乔治·菲奇先生今天早晨9点搭乘“蜜蜂”号离去，同他们一起离去的还有我的日记。这里没有人相信菲奇不久后还会回来。欧洲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紧张日益增加。我们在严肃地考虑，我们是否要解散安全区委员会，成立一个新的救济委员会，也就是说成立一个救援委员会，将它设法同新的自治委员会合作。

我仍然建议同日本人配合，但美国人反对，在整个委员会表示同意之前，我不能接近日本人，我也根本不想他们会同意。或许现在进行这种合作也已经太晚了。最有利的合作时刻很可能已经被错过了。

另一方面，如果日本人真像威胁的那样，于2月4日强行清理全部的难民收容所，将难民们安置到集中营里去，我们就等于是瘫痪了，那些集中营禁止我们进去，就像他们对待红十字医院所做的那样。

我发现德国大使馆收到了一封日本人的信函，日本人在信中感谢它向难民提供的所有帮助，同时告知，难民营必须于2月4日之前全部清理掉。我召集所有委员会成员开会，最后我们决定，请我们的大使馆确定及查明下列事情：

1．日本人可以从一座位于一块外国地皮上或一座外国人房子里的难民营里逐出中国难民吗？难民营的大部分在美国的地皮上，我自己的难民营同样可以考虑，因为它处于一个德国人的院子里。

2．我们可以将更多的难民收留进我们的营地里吗？

3．我们请求我们的大使馆，等到我们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才就此事回复日本人。

约翰·马吉找到了两个年龄分别为8岁和4岁的女孩，她们的全部亲属，一共11口人，全都残酷地被杀害了。这两个女孩在她母亲尸体旁的一个房间里待了14天，最后被邻居们救了出来。大的孩子和她的妹妹靠房子里仅存的少量米存活了下来。

1月30日

我们在写给罗森博士的信中表达出了我们委员会的忧虑，请求他同日本人协商。虽然我对我们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不抱多少希望，因为罗森博士在日本人的眼里不是一个可爱的人，而是一个可恨的人，但我们必须试图让日本人放弃在2月4日将中国难民强制赶出安全区的打算。这件事只能选择罗森博士来协助我们，因为我作为委员会的德国籍主席最好通过德国大使馆或其代表行事。

我家的难民收容所又变成了一片沼泽，在两天的大雪之后，雪开始融化。家中的600多名难民已经悲伤地获悉，他们在2月4日必须迁出难民收容所。他们中的大多数住得离我不远，一旦情况危急，还可以迅速回来。

韩和我为其中最穷的约100人举行了一次聚会。我们凑了100元钱，分给了他们每人1元，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他们太不幸了，明天就是中国的新年，是这些可怜的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委员会同意给我这个规模相对来说较小的难民收容所一笔5元钱的特别补助，用来买些做年夜饭的调味品——600多人才5元钱，可惜我们多了也拿不出，就是这点钱他们就已经感激不尽了。此外每个人除每天配给的为数甚少的两茶杯口粮外，还（偷偷地！）得到满满一茶杯的米。

我们的汽车机械师哈茨今天穿了一双从平克内勒的房间里“弄来”的长统靴来到办公室，不过他说是得到克勒格尔先生允许的。好吧，我们大家对此都没有异议。哈茨也是个穷鬼，平克内勒是个好心人，此时他和他那两条长腿或许已在美丽的上海或香港了。

1938年1月31日安全委员会的报告

星期天，1月30日，警察和士兵受（日本）特务机关的委托来到各难民收容所，宣布：所有难民最迟至2月4日必须离开难民收容所，否则将封存所有的财产，关闭大楼。

在此期间又有人向我们报告了日军士兵一些新的暴行。由此可以证明，无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区外，秩序都还远远没有恢复起来。令人高兴的是，在1月30日的某些案件中，一些日军士兵被宪兵当场逮住并拘捕，但关于此类事件的惩罚，迄今为止仅限于轻微的体罚，或是肇事士兵在遭训斥之后行一个军礼。

下面是一些有关日军暴行的简短报告。前两件早就应该报告，可惜被忽略了。

1月24日，23点，2名别着浅色袖章的日军士兵闯入胡家菜园11号的一家农具商店，用武器威胁店主并搜了他的身。随后他们拖走了他的妻子，强奸了她，2小时后才将其放回。（注：这起事件涉及私闯民宅、以军用武器相威胁、劫持和强奸。）门上的日本布告被撕去。里格斯及贝茨2位先生后开车带着这名妇女去寻找强奸现场。她指着通向小粉桥32号的那条路，这里正是日本宪兵区队部。贝茨博士先生随即在美国大使馆提出正式抗议，因为这件事是在南京大学的地段上发生的。1月26日下午，2名日本宪兵、1名日本翻译及高玉先生为调查此事，与里格斯及阿利森先生一起去了该农具店以及日军宪兵区队部。那位妇女必须去日本大使馆接受讯问，在那里被拘留了28小时，直至1月27日20点30分才被放出。她讲述了如下情况：

“由于那个女人提供的从一楼至二楼的台阶数目不对，在描述当时现场的铺盖以及照明情况时也说错了，把煤油灯说成了电灯，此外，她也说不清楚被带走的具体时间（店里愤怒的群众提供的时间和她所说的不一致），因此认定，强奸不是发生在那所房子里，并由此推定不是日本宪兵所为，而是一些在此期间已经受到惩罚的普通士兵所为。”

既然已经认定此事不是发生在日本宪兵区部队，那么这起举报以及美国大使馆的抗议便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了反日宣传。

（在平仓巷3号，高玉先生和他的翻译向贝茨博士和里格斯先生证实了这个情况。——里格斯、贝茨）

1月21日夜间，2名日军士兵来到高家酒馆44号搜寻妇女，幸好这家的妇女前一天去了大学附中。士兵们便要香要钱。由于这家人很穷，士兵们便去了隔壁一家。在那里他们碰上了2名妇女，当着她们丈夫的面将其强奸。1月22日，这2名士兵又带着2名同伴笑着站在这家门前。（索恩）

1月25日下午，鼓楼医院收治了一名中国妇女，她同她的丈夫住在难民区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附近的一个草棚里。12月13日，丈夫被日本兵带走了，妻子被带至城南某处，被一直关押在那里。她每天被强奸7—10次，只有夜间她才能睡觉。可能因为她已患病，情况很糟，5天前被放回。她已身染3种性病——梅毒、白浊和下疳，这几种病非常厉害，又极易传染，她在短时间内便患上了。她获释后立即回到了安全区。（威尔逊大夫）

1月29日下午，一名年轻妇女从一座难民收容所出来，前往莫愁路买面粉，不料途中被日本兵拖上一辆驶往夫子庙的卡车，车上还有大约20名被抓的姑娘。据她说，她被分给了日军军官。一名中国杂工见她在哭泣，出于同情给她出了个让她逃脱厄运的主意。当军官们吃饭时，她把手指伸进喉咙使自己呕吐，于是军官们便将她赶出了房间。她便趁机逃跑，终于在次日凌晨2点赶回了难民收容所。（贝茨）

后　来

下午4点，我的汽车在汉口路被大约50名中国人拦住，他们请求我去解救一名妇女，她刚被一名日本兵带去强奸。那个士兵带她进了薛家巷4号，我被领去了那里。

我发现这所房子已被抢劫一空，地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碎片。一个敞开的房间里停着一口棺材，我在隔壁一个堆着稻草和杂物的房间的地面上发现那个士兵正欲强奸那名妇女。

我成功地将那个士兵从房间里拖到走廊上。当他看见许多中国人和我的汽车时，便夺路而逃，消失在邻居住宅的废墟里。人群情绪激动地低声议论着，在我的请求下才很快散去，以免引来其他日本兵。

16点半，在平仓巷做礼拜。

18点，同斯迈思一起在罗森处喝茶。

20点，同施佩林及哈茨在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处用晚餐。我们在希特勒掌权5周年之际向地方党小组长劳滕施拉格尔博士发去了一份电报。

摘自家庭日记

我暗地里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里少数德国人之间的敌意和争吵。昨天在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处的晚宴上施佩林同哈茨争吵起来。后者是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有时候会出言不逊。当情绪在酒精影响下发作时——我们大家都不能再喝了——就下列可笑的问题发生了争吵：在这里日本人对待我们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是好还是坏？由于我认为，我们的待遇绝对不好，我也被卷进了这场争执，不得不反对哈茨，但我们最后至少还是和平地分手了！

在罗森同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之间相处得也不融洽。特别是当罗森博士开着汽车兜风或者因为我有事外出时，他不肯要日本卫兵——而许尔特尔认为——我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见——在这方面服从日本军方的规定更理智，可罗森博士根本不想听。另外罗森博士只要能帮助的地方都尽力而为，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也是。我希望不和很快就会平息，因为我们少数德国人之间的争吵是我们能遭遇到的最坏的事情！

【注释】

[1]设在上海的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的国外组织中国小组负责人。有关他的描述参见埃尔文·维克特的《勇气和自负》，313页，斯图加特，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