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在他的德国故乡

约翰·拉贝在他的德国故乡

南京日记和柏林日记之间

踏上归程之前，约翰·拉贝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中国的所有报刊和世界各大新闻通讯社都对此做了报道。约翰·拉贝谈到了同美国传教士、大学讲师和医生们的密切合作。当日本人围在城门外时，也只不过是这些美国人和三名德国人——约翰·拉贝、克利斯蒂安·克勒格尔和爱德华·施佩林——留在了城里，同国际委员会一起带给了安全区内的二十万中国人相当大的安全。约翰·拉贝在新闻发布会上谈到了南京食物严重短缺，谈到人民的困苦，但是，为了不给国际委员会同日本军队的关系带来麻烦，他没有谈到日军士兵的骚乱。上海的德语小报《东亚劳埃德报》虽然从他的日记里进行了选载，也只是谈了日本人的空袭和占领前对南京城的扫射，对所有读者都在期望的暴行只字未提。所有的报刊和新闻社都将拉贝欢呼为英雄。他觉得这很滑稽。

1938年4月15日，他同他的妻子多拉抵达柏林。德国新闻界根本没有发觉。但他得到了纳粹省党部领导人、纳粹党“国外党区”领导人博勒的接待，博勒同时又是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是纳粹党派在那里的密探。博勒向约翰·拉贝颁发了特劳特曼大使为他申请的红十字功勋勋章。中国政府对他的嘉奖很高，蓝白红三色领圈上的星形“玉”勋章，可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交到约翰·拉贝手里。拉贝接受拍照时表情严肃，身穿燕尾服，佩戴着这枚勋章和十字勋章：这张看起来像一名重要外交官的漂亮照片很适合镶在银色相框里，在外交鸡尾酒会时摆放到大钢琴上。但他同那个在南京用他胳膊上的称袖章吓唬全幅武器的日本士兵、阻止他们强奸中国姑娘的约翰·拉贝毫无相似之处。

约翰·拉贝为这枚勋章感到自豪；可德国新闻界也不能对此事进行报道。约翰·拉贝举行了几场演讲，第一场是在柏林西门子城的西门子－舒克尔特行政大楼的大礼堂里。他的美国朋友——传教士约翰·马吉将他拍摄的日本占领军的受害者的影片复制了一份给他。约翰·拉贝借此机会放映了这部影片。随后几天连续举行了其他演讲，而且是在帝国领袖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外交政策部门；他在远东联合会做了一场演讲，向西门子城区的武装党卫军做了一场，据拉贝声称，希姆莱派来一位代表出席，最后一场是在提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举行的，但那里的人只对电影拍摄感兴趣。

他将他在西门子城大礼堂的演讲内容做了细致润饰，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南京的事件。拉贝的讲述栩栩如生，既有具体的经历，也有戏剧性的令人震惊的例子。从他讲述时偶尔流露出的诙谐和幽默可以看出，在半殖民地中国度过的三十年里，他习惯了深受英国人影响的叙事风格。他大量引用了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的日记，为了避免重复，我们没有再将那篇演讲收进附录的资料里。

在做报告时，他巧妙地先提出可能出现的异议，反驳或试图反驳它们。比如：他不打算在德国从事反日宣传或公开演讲，唤醒一种支持中国的情绪。虽然他对中国的灾难充满同情，他首先是支持德国的，不仅相信“我们政策的伟大路线”的正确性，而且“作为党的职务执行者也百分之百地支持它”。

另外，日本人本来有各种理由感激他的，因为他在南京努力将向日本大使馆提出的许多抗议“掉转矛头，正因为我是德国人，作为德国人，我既想也必须维持同与我们结盟的日本的大使馆的友好关系”。他的美国朋友们在将他们对日本人的抗议寄出之前经常请他往文中掺点蜜。

既然公司同意了他随其他德国人和中国机构一起离开南京，他为什么还留在了这座城市里？他提出这个问题并给予了回答。他是出于对中国的感激留下的，即使是在世界大战期间，它也一直待他很好，他留下是要保护他的中国同事及其众多的家庭成员。当然也是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但他很快就跳过了这一点，因为自从政府撤走、南京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西门子就再也接受不到一封订单了。他在论述时试图将他在南京的慈善活动说成是一个党员的国家社会主义义务，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对“现实存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认识有多么错误了。

结尾完全是约翰·拉贝式的：他为公使馆秘书罗森博士说话，说他在日本人面前极力维护德国的事业。拉贝知道罗森的处境有多麻烦，希特勒的种族法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困难。拉贝支持罗森及罗森的刚正不阿，虽然他对罗森同日本人交往时的粗暴、有时不够圆滑的方式有想法。他在演讲的最后写道：

我想起发生在他同一位日本将军之间的交谈。交谈中罗森博士先生使用了这样的用语：“自从你的部队失控以来……”日本将军听后发火说：“你怎么敢这么讲！我们的部队是全世界纪律最严明的。”罗森博士反驳说：“噢，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那么做是在执行命令吗？”

无论是拉贝日记还是附录的资料里都没有谈到日本人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中国人。当时在南京没有人点数尸体，或统计有多少平民、战俘和妇孺老幼被杀害了。今天的说法是二十万至三十万。对此，约翰·拉贝在他的演讲中说道：

我们欧洲人估计数量在五至六万左右。根据埋葬尸体的红十字会的数据，他们每天最多只能埋葬二百具，我在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时尚有三万具未埋葬的尸体堆在下关城郊。

拉贝的估计有可能太低了，因为他在骚乱最严重时未能了解整个城区。另有许多被捕的中国军人被带去城墙外的扬子江边，在那里被抢杀了。可是，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没有人数过死者。

拉贝最迫切的愿望是当面向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汇报日本对南京的占领和人民的苦难。当发现他不会得到接见时，他就将开篇谈到的他对西门子工厂的员工所做的演讲内容以书面形式寄给了希特勒。

约翰·拉贝为什么要同他的元首谈话呢？他为什么将演讲稿寄给他？他本人在他的信件里对这些问题做了如下的回答：

元首阁下：

在中国的我的多数朋友都认为，您得不到南京的真实事件的详细报告。在此我谨随信寄上我的一席非公开演讲的记录，我这样做是在履行我对那些还在中国的我的朋友们的承诺，将中国人民的苦难告诉您。若能劳驾您告知您已收到随信附寄的记录，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在此期间我得到通知，不得再做这一类演讲及出示相关的照片。我也将遵守这一命令，因为我不想反对德国的政策和德国的当局。

我向您保证我将忠诚地效忠和服从您。

约翰·拉贝

拉贝写道，他在中国的朋友们大多数相信，希特勒得不到南京的真实事件的详细报告。这些朋友都是谁呢？收信人阿道夫·希特勒必然会认为，拉贝指的是中国人，或许也包括安全委员会里的美国人。他答应过他们，向元首报告中国人民的苦难。

不过，后来拉贝曾经写道，他答应过中国政府，要将他在南京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希特勒，这可就有点荒诞无稽了。这事当然根本不可能。自从南京被包围之后，他就未曾有机会同中国政府的成员讲过话。

他这指的也不是中国人或美国人。他想到的是德国大使馆本身，他们知道他们在柏林再也无法绕过外交部直接接触那个制定德国政策的人了。拉贝知道罗森的报告。他有时甚至将它们录进了他的日记里。他熟悉特劳特曼的态度，知道他想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调解的愿望，知道德国的军事顾问们应该留在中国。

也许约翰·拉贝相信，当希特勒读到他对日本人在南京的战争罪行的报告时会大为震惊，也许他会重新考虑对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约翰·拉贝大概相信，希特勒，“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不会对危难中的中国人置之不理的。他在他的日记里就是这么写的。

他意识不到，希特勒才不管数十万中国人的死这种琐事呢。希特勒考虑的是世界史的大事，他必须考虑何时才可以闪电式地打垮捷克！

约翰·拉贝等候希特勒的回信。白等一场。

“然后意外来了。”他在一篇日记里写道，“几天之后（在给希特勒的信寄出之后）我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也就是连同我的六本日记和影片被两名官员用汽车接走了，驶进了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

在那里他受到数小时的审讯，但“又被体面地释放了”，他是这么写的。“从此以后我不可以再做演讲，不得印刷这些日记，尤其是，不可以再放映约翰·马吉在南京拍摄的反映日军士兵暴行的影片。后来我在1938年10月又重新得到了日记，而影片被警方留下了。”——拉贝一定知道，此时柏林有那影片的两个拷贝。

审讯不是很严厉。盖世太保看出来了，正如他本人一直强调的，约翰·拉贝“百分之百地支持德国政策的伟大路线”，不想给它制造麻烦。他的信条是：是对是错——毕竟是我的国家。约翰·拉贝很喜欢引用这个相当可疑的座右铭。他服从盖世太保的指示。他顺从。后来，战争之后，他也没有利用这次短暂的被捕小题大做，在那个时代，有些人充分利用盖世太保的短暂纠缠，将自己粉饰为反抗斗士。

我是从在遥远中国的德国人那里听到拉贝被捕的消息的，当然有点戏剧化：说是拉贝将南京的暴行拍成了一部电影，回到德国后在西门子经理层的一个小圈子里放映。他遭到揭发，人家将他逮捕，送进了一座集中营。

实际上盖世太保是因为他写给希特勒的信审讯他的，后来就没再来麻烦他。他被派去阿富汗，要他照顾在那里陷入困境的西门子职员。

因此我再也没能打电话在他的公司里找到他，于是我相信了他被关进了集中营的报告。事实上他不久后又返回了柏林，继续在西门子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担任“经办人”。

战争期间他负责西门子员工的国外旅行。他负责喀布尔的公司员工，后来负责拘留营（如印度）里的公司员工。他负责帮助他们维持同总公司的联系。儿子奥托·拉贝报告说，父亲经常令他惊奇地在书店里为印度德拉杜恩拘留营里的被关押人员准备各种文学体裁的大邮包。

自南京之后拉贝不再写日记。他动笔写他最后的日记，柏林日记，是在红军于1945年4月24日入侵西门子城之后。

埃尔文·维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