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德国和中国

1937年的德国和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中两国的关系非常好。德国失去了“胶州保护区”；《凡尔赛条约》将它划分给了日本，而中国几年后又将它要了回来。德意志帝国现在基本上放弃了在中国的领土权利。德国政府是第一个承认蒋介石将他的大使馆从北京迁到新都南京的西方政府。由于经济蓬勃发展，德国在华的贸易超过了大英帝国。德国的掩护公司哈普罗公司为中国军队提供相当规模的军用物资，中国军队的核心师自1927年起由德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

蒋介石将其养子蒋纬国派去德国国防军接受教育，因为德国“正派，又不奇特，远离现实（胡说）。”他感觉当时德国陆军里盛行的普鲁士等级制度同孔子的相似。他想将普鲁士的纪律、秩序和干练引进混乱的中国军队。他觉得法西斯主义的某些形式值得效仿，比如在一个政党组织里将青少年教育成爱国的、善战的人才。

中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存在冲突。无论是柏林的外交官还是国防军总司令部都希望扩大同中国的关系。这一政策得到所有在华德国人特别是商人和军事顾问们的支持。

1936年11月，我拜访过约翰·拉贝之后继续前往上海，像我之前的一些周游世界的交流生一样，我被德国总领事赫尔曼·克里伯尔邀请到家里做客一星期。这时在柏林签署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晚饭时我说，德国最好是同必须反对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的蒋介石缔结这一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协定，但德国同极端扩张主义的日本兄弟的情谊很危险。我有点莽撞。

可出乎意外的是克里伯尔同意我的看法。他也为德国继续接近日本担忧。我说，他可是曾经同希特勒一起被判过刑，在兰茨贝格坐过牢。他是否能写封信告诉希特勒这些担忧。克里伯尔只是简短地回答道：“我给他写过两封信。我不会再给他写第三封了。”

所有在华的德国人都反对希特勒的亲日政策。就连在华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地方小组负责人也于1938年6月18日从他的上司、国社党国外组织负责人恩斯特·威廉那里收到一封令人勃然大怒的信：“支持元首的日本政策，这是您对元首和帝国的义务，尽管对（日中）战争会给我们的德国商人带来的经济损失充满同情和理解。支持元首的伟大政策比同情中国人及我们自己同胞的物质损失要重要得多”^[1]

反共产国际协定是由日本大使武者小路伯爵在柏林同——非常奇怪不是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封·瑙拉特，而是同德国驻伦敦大使——约阿希姆·封·里宾特洛甫签订的。

正如开头就提到过的，外交部也没有参与对协定的谈判。它想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当日本人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马可波罗桥）交火之后将这一“事故”扩大成一场真正的战争时，恩斯特·封·魏茨泽克部长于7月28日非常坚决地给东京的德国大使拍去电报，日本人“没有理由期望我们纵容他们的行为，我们更多地期望他们不要给中国制造动乱。”

希特勒本人没有谴责日本人，但他对他的外交部长封·瑙拉特说：“他坚持同日本的合作，但在中日目前的争执中德国必须保持中立。”

蒋介石于1937年7月27日对德国大使特劳特曼说，我们德国人同“日本人十分亲密，我们是唯一能和气地同日本人交谈的国家。”他透露出，他希望德国在日本政府那里迈出调停的一步。德国驻东京大使迪尔克森和武官奥特上校也建议德国斡旋。

1937年8月，当日本军队向上海前线推进时，日本人遇到了中国师异常猛烈的抵抗，中国师的重武器当然远远赶不上日本人的，又得不到有效的空中支援。他们是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

日军颇感意外，他们想象的征战要容易得多。因此，10月21日，日本外相也对迪尔克森大使说，如果德国或意大利说服南京政府谋求调解，日本会欢迎。他交给了迪尔克森大使一张日本人设想的和平协议清单。双方——日本和中国——都曾经求助帝国政府，请求调解。显然他们相信希特勒会承担促成和平的任务。

可是，当特劳特曼大使于11月5日向他宣读日本的极其过分的要求的清单时，蒋介石表现得很慎重。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日本人靠他们占有优势的重武器和飞机打退了奋勇作战的中国部队，向南京挺进。这下蒋介石不再犹豫了。

大使馆和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已经疏散出南京，迁往了汉口。但总司令还留在首都。12月3日，应蒋介石的请求，特劳特曼大使率领公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从汉口返回，劳滕施拉格尔同时也是国社党地方小组的组长。

最高统帅先问特劳特曼大使，他一月前转达日本的条件是否还有效。特劳特曼予以了肯定，因为11月中旬日本外相还向德国驻东京大使迪尔克森证明过此事。蒋介石接受以日本的建议为谈判基础。公使馆秘书罗森博士当晚将大使的电报编成密码，在子夜后标上“急！”的字样发出。

当天迪尔克森大使也从东京发出电报：“总参谋部很有影响的人士在此形势下希望元首和帝国总理主动打开谈判的大门。”

外交部长封·瑙拉特指示东京的大使馆再次通知日本外相，德国的有关活动不是调停，而只是转达我们分别认识的双方的观点，传递信息。瑙拉特在电报中特别强调，日本外相11月22日曾经保证过，“日本人最近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从前告知的日方要求的要点不会增加。”

最后说，这一历史性介绍的必要性在于德国政府承担的高度责任，它为了结束敌意，缔结和平，也试图以一个消息传递人的角色作出贡献。

“如果元首和帝国首相本人在适当时刻亲自呼吁，责任将还会增强。”

如果双方同意直接先进行停火谈判再举行和平谈判，“德国将会郑重地呼吁结束敌对行为，恢复和平关系。必要时将由元首亲自发出的这一呼吁不包括任何的政治立场。它的基础将是冲突中的两个民族对在东亚重建和平的最强烈要求。”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于12月5日为这一斡旋向德国大使道谢，表示希望德国继续参与整个过程。可只要敌对行为持续下去，就无法进行任何讨论。

“因此，如果总理建议中国及日本，作为重建和平的第一步，先中止战斗行动，中国准备接受这种建议。”

12月6日，约翰·拉贝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罗森博士希望，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和平就会到来。”这是德国大使馆惊人的乐观的一个标志。

对政治形势的这一简短介绍旨在说明，约翰·拉贝呼吁希特勒帮助，希望他会作为调停人带来停火状态，或至少为南京的一个中立的安全区得到尊重而出力，这不是建立在妄想的不现实的前提条件之上，而是因为一种今天让我们觉得奇怪的可能性：希特勒会作为一个和平天使翩然降临，结束敌对行为。当时，无论是柏林的外交部还是日本和中国的外交部，都这么预料。

不仅是各外交部如此预料。拉贝在他11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在我们德国人或外国人当中，没有谁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议的中立区，这句话他会说的！”当拉贝这么写时，他肯定想得对。

当时，根据约翰·拉贝的日记，美国传教士米尔斯在1938年1月23日的一次礼拜中主持了“非常优美的弥撒，他一再提到德国和元首及元首的和平努力。”显然也没有人觉得此事奇怪。

估计正是这种希望和考虑在11月就说服了安全委员会的委员，将约翰·拉贝这样一个德国人选为主席，看样子一些美国人是将他当成了一名高级纳粹，他的政府不仅同中国也同日本侵略者维持着友好关系。

事实上，在后来同日本大使馆和军方交涉时，这带给了他威信，特别是在他威胁日本军官，说他要将这种种事实报告希特勒时，他不假思索地充分利用了他声称的同希特勒的亲近；当他指着他的卐字袖标，大声斥责那些普通士兵，阻止他们为非作歹时，这显然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

他在他的电报里请求希特勒，向日本人求情，让他们承认安全区。要么是这封电报从未被送呈希特勒，要么是他将它扔进了废纸篓，反正档案里没有让外交部满足拉贝的请求的指示。

日本的无线监测肯定也读到了拉贝致希特勒的公开电报。时隔不久，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就在日本外交部支持承认南京的安全区，打听它有没有得到尊重，日本人可能将这看成了是希特勒对拉贝的项目的同意^[2]。

由此造成的日本人对安全区的实际承认无疑提高了他在委员会里他的美国同事们那里的威信，或许也提高了希特勒和他的被误以为的仁慈思想的威望。

今天，拉贝对希特勒的信任和他对希特勒的仁慈思想的信任令人惊奇：这可以理解，因为大多数人是从希特勒的战争政策、东线战役和灭绝营里的灭绝政策的角度看待希特勒统治的那12年的。可这12年绝对不是统一的。它们虽然始于谋杀和冲锋队的其他专横行为、抵制和没收犹太商店，但许多人希望希特勒很快就会恢复秩序。他们搞错了。情况一开始就不妙，但这一不妙上升成了比较级，开始时速度缓慢，自1938年起越来越快，直至最高级、战争和邪恶的绝对统治和全面的消灭。希特勒欺骗了所有一开始相信他的和平政策的人。

但在这之前还应该谈谈日本人的欺骗：因为当迪尔克森大使通知日本外相，蒋介石准备就日本人的条件进行谈判时，弘毅外相回答说，最近几个星期，也就是说，自从日本人突破中国的防线，向南京进逼以来，出现了另一种形势：前线军队的要求更高了。条件现在确实更苛刻了，特别是因为日本人要求他们欢迎的华北政府必须脱离南京的中央政府。这一点南京确实绝对不会同意。

令人惊讶的是，迪尔克森大使对此表示理解，相信，“鉴于军事上的巨大成功和最近几天中国的严重崩溃，日本的要求有一定程度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3]

帝国外交部长封·瑙拉特持另一种观点，他于12月10日拍电报：“无论如何，在向中国提出令人屈辱、无法接受的要求时，我们至今为止的普通的信使功能也有一个极限。我们也不能任人驱使，将由日本人自己在极短期限后又说是需要扩充的条件转交中国。”

由于最高统帅病了，特劳特曼将日本人继续提出的新要求通知了蒋介石夫人和她的连襟孔祥熙副院长。两人“大为惊愕……夫人说，德国政府对这种要求不想表态，这不奇怪。”

【注释】

[1]根据从阿斯特里德·弗赖埃森的档案里复制的复印件。

[2]外交部的官员几乎不明白，促成这一外交措施的不是拉贝发给希特勒的电报而是拉贝/罗森通过上海总领事馆于11月24日发给东京大使馆的电报。也请参见1937年11月30日东京外交部致汉口外交部的电报。

[3]1918－1945年德国的外交政策档案，D组（1937－1945）（后文：“档案”）第1册，第536号。在1938年2月4日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帝国外交部长后不久，迪尔克森完全转向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对日政策，建议中断斡旋行为，承认满洲国，从中国撤回德国的军事顾问，让“德日关系适应日中冲突的现状。”（档案，同上，第564号），特劳特曼对此提出了尖锐的反驳。（档案，同上，第573号），特劳特曼随后被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