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是个纳粹吗

约翰·拉贝是个纳粹吗

战后，我头一回读到约翰·拉贝的名字是在一本有关东京主要战犯审判的图书里，即《另一个纽伦堡——没有说出的东京战犯审判的故事》^[1]。阿尔诺德·布拉克曼的评价既涉及拉贝的抗议也涉及特劳特曼大使对日本人的“凶残的军队暴行”的批评，他在书中写道：

“在外国外交官之中德国的外交官也许消息最灵通，因为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是位德国人，约翰·H.D.拉贝。古谚云，茶壶无权说锅黑，便是一个极好的形容。”

这就是说，茶壶壶底漆黑，没有权利指责锅底黑。或者说白了：这两个纳粹分子可能是最没有资格指责日本人的残酷行为和战争罪行的。

阿尔诺德·布拉克曼详细报告了当时在南京的大学医院的外科大夫罗伯特·威尔逊大夫和安全委员会里拉贝的美国朋友约翰·马吉、贝茨博士和乔治·菲奇在东京审判时的证人陈述。他们本来可以向他提供更加可靠的有关拉贝和德国在华外交官的态度的信息的。但布拉克曼却宁可将拉贝和特劳特曼大使同日本主要战犯混为一谈。他就这样证明他的政治正确性。他们说到底都是德国人，作为德国人理所当然是同一颜色。

1997年年初，当女记者提娜·门德尔松在德国电视台的一套节目中让美国证人讲述拉贝在南京的活动时，一位德国同事问她为什么要试图为这个老纳粹洗刷嫌疑。

《纽约时报》1996年12月发表了两篇有关仔细调查约翰·拉贝的长文，题为《南京的强奸——一个救命的纳粹》^[2]和《一个在中国用他的卐字救命的纳粹》^[3]。从这些标题也能听出对一个纳粹做过些好事的惊讶。

战前，当我在柏林上大学时，我坐在两个党卫军成员之间。左边的那个相当粗俗和鄙视地议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声称一切都是相对的！”）。可我右侧的学数学的邻桌说：

“别讲这种蠢话！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

“可他是犹太人啊！”第一个回答说。

“那又怎么样？”我右侧的党卫军队员问道。

我左侧的那个张口结舌。他根本无法相信他从学数学的党卫军同志那儿听到的话，不知道他该如何回答这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听到一个犹太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他同样吃惊，就像《纽约时报》向他的读者们报告，一个纳粹仅仅出于仁慈的同情与美国人密切合作，拯救了数万中国人一样。

在我左侧的党卫军队员看来，所有犹太人身上都有一个隐形标记，它将他们同规规矩矩的人们区别开来。因此不能钦佩一个犹太人，称他为天才。党卫军的报刊《黑色军团》曾经有一回严厉批评人们的“愚蠢的废话”，那些人说他们的某位熟人是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一个“规规矩矩的犹太人”？从逻辑上看，这是一个矛盾的形容词，这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

同样，一个像救了犹太人的奥斯卡·辛德勒一样救了中国人——也就是非雅利安人的纳粹，今天对有些人来说也是矛盾的。因为人们从上文提到过的可怕的简化论者那儿得知，德国人全都是“希特勒的顺从的执行者”，他们中的纳粹更是如此。

这种笼统的和种族主义的判断在当时的时代可能是或曾经是政治上正确的。但过去和现在它们都并不因此就是真实的，人类对它们的这种认识是不适宜的。但它们对法官有利，他可以错误地享受他对所有那些人的种族、民族和道德的优越性，笼统地将那些人归类为人类的一个劣等种类。比如他可以心满意足地祈求：“上帝啊，谢谢你让我不像其他人一样，不是强盗、不公正者、破坏婚姻者、收税员、吉卜赛人、犹太人或像这个纳粹。”

但问题尚未得到回答：约翰·拉贝到底是不是个纳粹？

他从没有否认过，他在他的日记里这么称呼自己。他于1934年3月1日加入了国社党。他的索引卡片上的党员号码是3401106。另外，至少到他1938年返回德国为止，他一直相信希特勒和“他的政策的伟大路线”。

1945年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他是1934年入党的，为的是从德意志帝国得到在南京创办的德国学校的办学资金。这肯定是事实，但他几乎不需要有很大的思想斗争。一位法国女历史学家弗朗休斯·克赖斯勒深入研究过在华的国家社会主义，写道：“几乎每个校务委员会里都有一个国社党的党员担任着领导职务，尽管他不是被作为校领导安排进去的。”她引用一封1937年的“东亚德国学校的报告”，报道里在谈到南京的德国学校时说：“学校领导是国社党成员，确保了同党的合作。”地方小组组长，公使馆参赞劳滕施拉格尔博士，也是校务委员会成员。^[4]

约翰·拉贝经常提到，他做过临时的南京地方小组负责人。在去纳粹化诉讼中这成了他的重要罪证。但人们发现在柏林资料中心找到的他的索引卡号里却没有有关党内职务的任何记录。南京地方小组的43名男女党员被分成两个小组。在1936－1937年的成员名单里，约翰·拉贝被作为第一小组的普通成员提到，但没有任何补充说明。

南京安全委员会的美国人感觉他是党内的一个大人物，他甚至能直接给希特勒拍电报。南京大学附属医院的罗伯特·威尔逊大夫当时写道：“他在纳粹圈子里地位相当高。”可约翰·拉贝并非如此。

因为他在拍给希特勒的电报中也只是自称“南京地方小组职务执行者。”这不是党内职务，不是党的等级机构里的级别，而只是像书记员、收银员一样的职衔，也可能是学校事务或类似的负责人。如果他1935年是临时的地方小组副组长的话，这可能是指，在党内职务上暂时代理地方小组长，也就是在组长休假或较长时间离开时代表他。

为了不被指责他反对希特勒的对日政策，在西门子城的演讲中他特别强调了他对希特勒、他的政策和对党的忠诚，他声称也曾经考虑过将他任命为南京的地方小组组长，可他拒绝了这份职务，因为他生意上太忙了。这个想法可能得到过讨论；可它没能进入档案。他的党员身份就谈这么多。

这些手续没有任何内容说明他积极参与纳粹党的活动。希特勒上台后，特别是在1933年3月的选举之后，有数百万德国人入了党，绝大多数估计是出于信念。但他们还是被“老战士们”轻蔑地称为“三月革命的烈士”，被国务秘书恩斯特·封·魏茨泽克称作“晚熟的葡萄酿造的酒”，因为许多人走这一步是出于机会主义、升迁原因或为了证明他们的正确观点，有些可能也或多或少受到点压力。但很少能够说明或分析各人的动机。

他当时显然没有觉得这一步意义重大。“对于每个稍微研究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的人，对于每个清醒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作为外交官、记者、教师或驻外公司的正式代理人，很难不加入纳粹党或其下属的一个组织。”弗朗休斯·克赖斯勒就在华的德国党员一事写道。^[5]

比党的徽章更重要的是，拉贝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和推行了希特勒的政策。南京日记让人毫不怀疑，他当时是希特勒的一个虔诚的信徒。在1938年5月2日对西门子员工所做的演讲中，他说他不仅相信希特勒政策的“伟大路线”的正确性^[6]，而且作为职务执行者也百分之百地支持。在安全区艰难的初创阶段，在怀疑和绝望之中，他向希特勒发出的求助呼声听起来像是祈祷。

“上帝啊，要是希特勒肯帮忙就好了！”

“困难确实很大。我的希望是希特勒！”

“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　　　

“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拉贝写道，他的美国朋友当时全都希望希特勒干预。有可能，反过来，关于拉贝，教会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当时又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和他接触很多，发现了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他有一颗多么了不起的心灵，很难将他的人格同他对‘元首’的崇拜协调起来。”^[7]

但有一个核心问题：他对反犹太主义持什么态度？当我在南京他家里做客时，我从没有听他讲过一句反犹太人的话。他几十年来就生活在长着另一种肤色的人们中间，像尊重欧洲人或美国人一样尊重他们啊。在我阅读到的有关他的一切当中，他只有一次谈到过犹太人，而且是他在他的南京日记里谈到年轻的犹太人出租车司机的时候，他们在称字旗的保护下带乘客穿过日本人的防线，收取高价。他虽然没有明确鄙视这一行为，但从他的报告中还是可以听出一定的不舒服。在这一点上他至今也同一些犹太人是一致的。

今天大概每个人都觉得奇怪：约翰·拉贝、克利尚·克勒格尔和爱德华·施佩林通过喊一声“希特勒万岁！”——或像施佩林那样——吼一声“新年快乐！”——指指他们的有称字的袖标，就能赶跑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看起来拉贝本人对此也不是十分认真的。他在想，这一虚张声势他还能维持多久。他的美国朋友们可能同样对此感到开心，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位给上海的英国记者田伯烈写信道：“这三个德国人干得真了不起，出于和他们的战友情谊我几乎会佩戴一枚纳粹党徽了。”^[8]

本书谈的是约翰·拉贝，但是，如果不至少赞赏一下美国的传教士和医生们同样伟大、无私和勇敢的行为，它将是不完整的。他们也是不畏任何风险，经常涉身会被杀害的危险。他们体现了基督教的博爱、乐于助人和仁慈观念，美国人民一直是以此著称的。安全区的中国人能免遭最严重的灾难，这要归功于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密切的友好合作。国际委员会的一位美国人当年这样追溯这一成功的原因，“行动的主角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德国人和在对美国船只的野蛮袭击后必须得到安慰的美国人。”^[9]

开篇就介绍过，约翰·拉贝最后一次回德国是在1930年，8年后才重新返回，他不了解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现实。一个证明就是他经常引用来向外国人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话，在此有必要再将它们重复一遍：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一个工人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　　　　　

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可这一信条无论是同意识形态还是同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都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认真地将它视作政治声明。很难说这到底是什么。坚定的纳粹分子听后只会嘲笑，在考察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观念时给他打上“不及格”的分数。因为里面哪里谈到了保持种族纯洁、雅利安人的优越性、迫害犹太人这些没有价值的生命？哪里谈到过大德意志帝国要取得欧洲的霸权和要在东方征服的生活空间，当然是用暴力呢？在拉贝的日记里都找不到一句这方面的话。

约翰·拉贝在他的南京日记里形容希特勒“正直、坚定和朴素”；他认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灵轻抚群星，而他始终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一个根本性误解：他按他在中国阅读到的有关他的内容画了一幅圣像，它同真实的希特勒毫无相似处。当他在南京写他的日记时，这个圣像就浮现在他面前。他崇拜它，期望它带来奇迹。同家乡的数百万德国人一样。

拉贝是个虔诚的人，他定期去做礼拜。他声称是纳粹，但是，当贝茨博士在弥撒时朗读亚伯样罕·林肯1963年的四旬节讲道时，它还是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如他所写的，里面许多内容符合他的时代。他向贝茨索要一封副本，插入日记里给他的妻子看。另外林肯还说：上帝通过他的神的法律让民族这样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受到惩罚，难道我们就没有理由因此担心，今天为害国家的这一可怕灾难——内战，也是因为我们的卑鄙和狂妄的罪孽对我们做出的惩罚，是要将我们引向必要的结果，对整个民族进行民族改革吗？因此，我们应该向受到伤害的权力赔礼道歉，承认我们的民族罪过，请求宽恕和原谅。

拉贝认为亚伯拉罕·林肯是个伟人，同时相信自己是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可这几乎无法统一到一起。

关于希特勒时代，人们说，可以将当时的德国人分成三种：第一种是纳粹，第二种是聪明人，第三种是诚实的德国人。

不可能同时属于三种人，只能属于两种人。因为凡聪明又诚实的人，不可能是纳粹。谁聪明又是纳粹的，就不属诚实的德国人。谁诚实又是纳粹的，他不聪明，因为他没有看穿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

约翰·拉贝属于后一组。他彻底误解了国家社会主义，他只是在中国阅读到它，却从没有经历过。他相信——至少在他的南京时代——自己是个纳粹，在日本人占领期间也这么告诉了每一个人。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先入为主，检查一下他的说法，我们更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拉贝这回搞错了。

当盖世太保没收他的日记，要求他沉默时，他才睁开了眼睛。之后他大概很快自己就认识到了。可他后来对希特勒及其政策是怎么想的，我们一点也了解不到。他的下一部日记直到苏军入侵西门子城的那一天才开始。

【注释】

[1]纽约1987年。

[2]作者张纯如，国内通常译为《南京大屠杀》。——译者注

[3]1996年12月12日和15日。

[4]弗朗休斯·克赖斯勒，《在华国社党党员：德中关系史上被排斥的一章》，收于：贝蒂娜·格兰佐夫和麦希蒂尔德·策特纳尔（编选人）的《中国，近和远。历史和当代的德中关系》，郭恒钰60大寿纪念。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89年，第271页。

[5]弗朗休斯·克赖斯特，出处同上。第266页。

[6]这是什么意思？他是只认为“大路线”是正确的吗？他是不是对大路线的较小的弯道有怀疑？比如对对华政策？人们从他那里听到的唯一具体的就是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否定评价，而希特勒是要同他们联合的。

[7]《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5日。

[8]田伯烈，《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华暴行》，伦敦1938年，第62页。

[9]田伯烈，出处同上，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