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的晚年

约翰·拉贝的晚年

他记了几十年的日记。这是他的嗜好。将他经历和观察的一切写下来，更好地理解它们，这带给他快乐。大家肯定已经看到了，他擅长写作和讲故事。自从盖世太保没收了他的南京日记以后，拉贝记日记的兴趣显然是消失了，也许他觉得将他现在所想的写下来风险太大。

整个战争期间他的公司只委托他照顾被关押的西门子员工，这段时间里他得以悠闲地将他在南京的日记内容誊抄清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共计七册，不是特别厚，是为他妻子写的，因此有许多有关家庭及家庭事务的说明，常间以粘贴的报刊文章、信件、邀请和资料。他给这几册取名《南京上空的敌机》。

后来他又将七册合并成二册，共计800页，取名《轰炸南京——选自一个活菩萨的日记》。内容同前文所说的写给他妻子看的七册家庭日记大部分相同。《轰炸南京》里也含有报刊文章、书信、电报、安全委员会的记录和400多起日本人战争暴行的清单。这两种日记是轰炸南京、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和工作及委员会所知道的战争犯罪的完整记录。本书为约翰·拉贝的这部作品里的所有重要记录的选集。

直到1945年4月24日他才开始写作他的最后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只以他的漂亮的手写体传世，一开始简直就是《轰炸南京》的续集：射击、抢掠、强奸、逮捕、赶出住房、枪杀。不像中国那么严重，但已经够可怕了。

他有一次去西门子工厂里时被苏联人逮捕了，同其他的被捕者一起被关在附近的一座房子里，受到审讯。这不是酷刑逼供，正如他自己所写的，膳食和待遇都很好，但他当然还是觉得被捕不舒服。审讯他的是一位叫“富德洛夫”的上校。他得到了朱可夫元帅接待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苏联人详细询问他的生活经历，他不得不在一封相关的备忘录上签名，答应帮助苏联人“在柏林重新恢复秩序”。

后来苏联人将他释放了，但命令他说出过去在苏联工作过的西门子员工的名字。“一项艰难的任务，”约翰·拉贝写道，“我不知道我怎么完成它。”一位同事帮他完成了这个任务。

后一本日记里仅很少谈到希特勒和其他的纳粹领导。他做出了他自己的对他们的判断。他拒绝了他们，他对他们不再感兴趣。

俄国人走后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接管了柏林西北部他们的辖区。军政府雇请约翰·拉贝担任首席翻译，但几个星期之后，在1945年8月初，又将他赶走了，因为曾经的纳粹党员不可以在那里工作。他没有了收入，由于他曾经的党员身份，西门子也不可以重新雇佣他，他因此忧心忡忡。

他经常生病——心脏疾病、高血压和他的老毛病糖尿病。他身上还出现一种皮肤病，医生认为是营养不良。但他还是不得不经常在西门子工厂里参加拆卸沉重机器的工作。

德国的人民法庭不给他去纳粹化：第一，作为有知识的人他不可以入党；第二，当他1938年返回德国，可以看穿国家社会主义时，他必须立即申请退党的。但在上诉诉讼中他最终被去纳粹化了，他的公司雇佣了他，但此次不是担任领导职务。

1934年，他写出一本由手稿装订成册的优美小书，共215页，里面收有北京的老照片，书名为《西门子在华集团效劳二十五年》，它是献给卡尔·弗里德利希·封·西门子的。该书今天还收藏在西门子档案馆里。拉贝从没有对他的公司写过一句不好的或批评的话，可公司对待他的做法，让人很难理解。

公司没有给他一个同他的能力相符的任务。为什么？我们只能猜测。因为他只念到中学毕业，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因为他不属柏林总部人员？因为人家一直无法忘记他留在了南京，而不是去汉口代表西门子洋行（中国）的利益？公司在将他调出南京之后本来是可以在中国或香港给他一个相应的职务的。上海的领导也曾经暗示过一回，可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为什么？

西门子档案馆里收有1911年至1913年里对拉贝的出色评价的详细信息，却对这个问题不予回答。但是，自从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报刊发表了有关约翰·拉贝的文章以后，公司又考虑了是不是应该在南京为他竖一块纪念碑。

1943年，约翰·拉贝和他的妻子在柏林的魏尔默斯多夫遭到轰炸，他们搬进了西门子城他们女婿家的一间房子里，在那里一直住到约翰·拉贝去世。他们忍饥挨饿。

有一回他在街头捡到从苏联人的一辆军用卡车上掉下来的两个土豆，这件事对他来说就值得写进日记里了。他们吃他妻子秋天收集的橡实粉做的汤，存粮吃空后他们就吃荨麻，拉贝认为荨麻同色拉一样好吃。

他不抱怨，心想其他人也过着同样的日子，说不定比这还要差。在他如此乐观地开始他的日记之后，他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连续数星期、数月不动一笔的原因：“我们忍饥挨饿，经常挨饿。”他在1946年春天写道：“我没有多少其他事情可以报告的，因此我没再记录。”

他拿他的中国古董木雕（其中有一尊仁慈女神观音）和一块中国地毯交换土豆。魏尔默斯多夫的住宅被轰炸了，他的地下室被盗了，所有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偷了，被他的同胞们偷了。

1947年初，他于65岁退休，但他继续留在西门子做临时工，领着一份微薄的退休金。

在南京他曾经垂头丧气地记道：“当时我的确是听话的。现在这事不中洋行的意！这确实是一件憾事。我真是个倒霉鬼——一只不幸的乌鸦！”

“我好累。”他在1947年写道。又一次：“在南京是‘数十万人的活菩萨’，在这里是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一个弃儿！这倒可以治愈思乡病呢。”

他心灰意冷了。

这时在柏林设有办事处的中国的军事顾问团找到了他的地址，补充供应给他食品。蒋介石夫人通过她的女秘书转告他，她很高兴可以因为他在南京的伟大贡献帮助他。中国人提出将他接去中国，答应提供给他住房和养老金。只不过要他去东京的战争主犯审判庭上担任控方证人，但被约翰·拉贝拒绝了。他有一次在日记里向他的孙辈们解释：“虽然他们是罪有应得，我不想看到日本人被绞死……一种罪孽，必须得到公正的惩罚，但我认为，审判只能由自己的民族做出。”^[1]

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米尔斯的妻子终于获悉了拉贝的地址，给他寄去食品包裹。约翰·拉贝继续在西门子做临时工，他生活贫穷，但他再也不需要挨饿了。

1950年1月5日中午约翰·拉贝在公司里中风，当晚他就去世了。墓前送别的有他的妻子、孩子和几个朋友。

【注释】

[1]摘自《让我们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