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好客,这是许多人都有亲身体验的。不过,好客和交友,似乎并不是一码事。对老舍来说,没有朋友,他的生活简直不可思议。有时,他会给人一种印象:他这个人,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着。好客,是一种外部表现;交友,是用心,他有一颗为朋友而跳跃的心。
这颗心,还是一颗童心。因为老舍还爱和孩子们交朋友。他和他的许多同龄人是好友,也和这些好友的孩子们是好友,虽然,他比这些孩子年长许多岁,可以当他们的爸爸;可是,这些孩子和老舍却是平起平坐非常要好的挚友。
老舍和冰心的友谊可以追溯到50年前,是郑振铎先生介绍他们认识的。头一次,是郑振铎先生带老舍去燕京大学冰心家和她相见。三个性格爽朗的人相见,自然是乐不可支。冰心忙着沏茶款待客人。忙了半天,从屋间端着茶水走出来,发现客人不见了。仔细一瞧,原来,客人正在地下趴着呢。冰心躲在旁边,看个究竟。只见老舍正在帮冰心的儿子找玩具小狗熊。这只小狗熊,大概是溜到桌子底下或者椅子底下玩去了,儿子急得不得了,求老舍帮忙。老舍慨然允诺,于是趴在地上找了起来。最后,老舍把玩具狗熊由椅子后面捉拿归案。儿子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老舍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下。从此,老舍成了冰心家最受欢迎的客人。
抗战时,冰心住在重庆乡下,老舍常去她家,十之八九,手里托着一包花生米或者瓜子,因为那里还有几位年幼的朋友等他呢。老远老远,他就嚷嚷:“有馒头吗?有茶吗?客人来喽——!”孩子们飞奔而出,把他包围在中间,跳呀,叫呀,抱呀,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有孩子们在场,冰心、吴文藻和老舍竟没有说话的份儿,话全让孩子们抢着说了。冰心只好和老舍约定,再带朋友来谈话,千万别在星期天,最好找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冰心平常管教孩子比较严格,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粒计,比如,每人每次只准吃5粒。老舍一到,限制放开,由他做主:“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孩子们问母亲:
“我们能吃多少个?”
冰心说:“两个!”
老舍马上插嘴:“不行,要说20个!200个!”
孩子们并不是有零食吃才把老舍当成“自己人”。而是觉得舒伯伯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别的大人来家里做客,很少招呼孩子们,舒伯伯不同,他一视同仁,和孩子们也照样打招呼,像和大人们一样同他们拉手,打听学校的事,关心他们的小猫小狗。所以,老舍一到,孩子们必先把他抢到手,拉他加入他们的“一伙”,无话不谈。
老舍还常给孩子们写信。这些信常常带着画。老舍本不善画,画的画儿和小孩子的画十分近似,一只手就是一根直线,下面分五个小岔。不过,这种画倒是很合孩子们的胃口,一看就懂,而且风格一致,有着儿童的浪漫和儿童的稚拙。老舍的信,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接到的写给自己的信。他们会说:“这是写给我的!上头还有画呢,多么好看的画!我拿给您瞧瞧,带小人的,您要是看不懂,我给您讲!”一封信,足以引出孩子无限的兴奋和自豪。
冰心10岁的儿子接到老舍伯伯的一封“告急信”:
“我的烟快吸完了,但没有钱,你来这里的时候,别忘了,带香烟两吨!”
这种老舍式的玩笑,使孩子们开心极了。每次见面,讲故事,说笑话,成了老舍必不可少的功课。
老舍常把自己的书,签上名,送给小读者。对高小和初中的孩子来说,读老舍的书,并不太难,因为老舍写东西忌用冷僻的词句,很口语化,识字不太多的孩子也能看懂。老舍常常把孩子们懂不懂自己的语言当作检验标准。他以为,凡是不识字的老妇和识字不多的孩子都能接受的东西,必有广大的读者,也可见作者的本事!
有一回,冰心的孩子居然和老舍讨论起老舍的作品来。孩子们问:“您的书里,为什么好人都姓李?”
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都姓吴!”
老舍和孩子们相处,常用孩子们的办法行事。冰心的房子太小,客人午睡或者过夜,就得有人临时在地面搭铺,老舍说:“咱们抓阄吧,谁抓住了,谁睡地上。”偏偏,老舍输的时候多。他坚持要睡在地上。夏天则在窗下的椅子上躺一会。大人们很过意不去,孩子们却非常高兴,觉得舒伯伯真是好样的,而且这一切都太有趣了。
老舍爱把自己的生活写成小诗,这,大概也是他摆脱孤独的一种方式吧。不过,这些诗倒真能把他的外表奔放、内心孤苦的形象描写得极为逼真。请看他给冰心、吴文藻的小诗:
中年喜到故人家,挥汗频频索好茶。
且共儿童争饼饵,暂忘兵火贵桑麻,
酒多即醉临窗睡,诗短偏邀逐句夸,
欲去还留伤小别,门前指点月钩斜。
另一位姓吴的孩子也是老舍的好友,他是吴组缃先生的儿子。当时,吴先生一家也住在乡间,过着非常窘困的日子。孩子叫小江,老舍和他相处久了,观察入微,写成小诗一首,把小江的可爱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节日大雨,小江着新鞋来往,即跌泥中。
小江脚短泥三尺,初试新鞋来去忙,
迎客门前叱小犬,学农室内种高粱,
偷尝糖果佯观壁,偶发文思乱画墙,
可惜阶苔着雨滑,仰天掼倒满身浆。
复旦大学的马宗融教授有一个小女儿,长得又短又胖,整天跟着马宗融,认识了许多文化界的人士,也和老舍成了好朋友。老舍称她为“横姑娘”,言其胖,横着长。“横姑娘”流离失所,缺课太久,学习很吃力,常有畏难情绪。老舍每次见面,约定要讲一个横姑娘的故事给她听。讲完了,告诉她,且听下回分解,下次见面告诉他讲到哪儿了,好接着说。横姑娘的故事说了好多回,有的叫“横姑娘进城”,有的叫“横姑娘上学”,因为胖,闹了好多笑话。笑得大家嚷肚子痛。听到最后,横姑娘恍然大悟,原来,舒伯伯编了一套横姑娘如何不怕困难、不灰心、不丧气、持之以恒、终于渡过难关的故事。“横姑娘”受感动,决心好好念书。舒伯伯也许了愿:“你要是有心好好学,我将来真的写一本横姑娘的故事送给你。”老舍先生去世之后,真正的续篇,倒是横姑娘——她叫马小弥——来完成的。她从英文转译了老舍先生的《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最后十三章,使这段40多年前的友谊大放光彩。
1940年秋,孩子剧团到了重庆,在一次晚会上,老舍先生和他们中的7位代表见了面,他热情地和孩子们逐一握手,问这问那。孩子是从上海战区来的,不少孩子的家人都被日寇杀死炸死。老舍看见孩子们由于营养不良和生活不安定,面黄肌瘦,发育得不好,便情不自禁地把他们搂在怀里,频频地吻他们的头和脸。他拉着孩子们的手找凳子,让孩子们围着他坐下。他给孩子们倒茶,说:“咱们再不找地方坐下,准少吃两块月饼!”孩子们都笑了,他自己趁机装作擦眼镜的样子,因为他自己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了。
抗战期间,老舍觉得孩子们实在没有什么合适的读物,便写了童话小说《小木头人》给小学生们念,还改写了北方的童谣,按照“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的模式,填了新词,给学龄前儿童唱:
小小子,坐门桩,
哭着喊着要刀枪。
要刀枪干什么呀?
练刀,抵抗,
明儿个早上起来打胜仗!
老舍想用自己的行动给儿童们一些快乐,所以,他不管有多大困难,只要他能做的,他都努力去做。在重庆北碚,可以看见他和孩子们一起放风筝,一起下棋,一起猜谜语。他爱看孩子们写字画图,以为是一大乐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他自己给孩子们题词,给孩子们看画,给孩子们邮票,给孩子们讲演,给孩子们念小说。在孩子们中间,老舍自己完全像个大孩子。
是的,他是个大孩子。仿佛存在着这么一个规律,在老舍生活的关键时刻,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到孩子身旁,好像希腊神话中不能离开大地的安泰一样,只有在孩子们身旁老舍才觉得踏实、安宁、舒适。1922年老舍不愿意和地方教育官们同流合污,毅然主动辞去北郊劝学员的职务,不用说,经济上受了很大损失,但他甘愿去过清贫的生活,去当中学教员,他说:“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在老舍的一生中还可以找出许多次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事例。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还是他的作品:有4部长篇小说是以孩子为主人公的,或者以孩子为中心描写他周围的世界,它们是《小坡的生日》《牛天赐传》《小人物自述》《正红旗下》。这样,老舍便成了写孩子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
更有甚者,日本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先生还发现,连老舍自己的重要文学创作史料都可以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找到。1948年,老舍由纽约写信给和父母一起住在日本的13岁的吴青,向她详细地透露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写作大纲。波多野太郎先生在冰心处发现了这封信,借来,并发表在《横滨大学论丛》上。它便成了最早记载《饥荒》内容的珍贵文字。有一次,吴青又接到了舒伯伯的信,便对母亲冰心念道:
“《四世同堂》第三部,我每天上午执笔,午睡后读小说,晚上搞翻译。怕变成牛,所以不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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