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至年间的医学研究

当我去找时任医学系主任的斐林教授，告诉他我想要入读该系时，他简直恨不得立刻把我转交给精神病科的同事。

1905年10月底的某天，我冒着大雾去上第一堂医学课，课程的名字就叫作解剖学。

眼下还有一个法律问题亟待解决：我不能一边在大学里任教职，一边还享有学生的学籍。可如果我仅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医学课程，根据相关管理条例又没资格参加考试。所幸学校管理部门在解决这个难题上倒是十分通情达理，竟特许我持医学教授们签发的听课考勤证明参加各门考试。而那些教授看在同事关系的份上，自然也一致同意我免费旁听他们所有的课程。

在临床实习之前的五个学期里，担任我任课老师的分别有：解剖学领域的施瓦尔贝99、魏敦瑞100和福克斯，生理学领域的霍夫迈斯特101、埃瓦尔德和斯皮罗，化学领域的提艾利102，物理学领域的布劳恩103和科恩，动物学领域的格特，以及植物学领域的索尔姆斯104和约斯特。

自此，长达数年疲于奔命的苦日子正式开始。无论是教学或是讲道，我都不肯轻易放手。于是，在研习医理之余，我几乎每个礼拜天还得完成神学授课以及讲道的相关任务。再加上学医的初始阶段，我刚好又忙着研究保罗教义中的一些谜团，更使得神学课的备课工作举步维艰。

几乎同时，我耗费在管风琴上的精力也是前所未有。由于巴黎巴赫学会（成立于1905年，创办人包括布雷、杜卡105、福雷106、维多尔、吉尔芒107、丹第108和我自己）的古斯塔夫·布雷坚持要我来负责音乐会中的管风琴演奏部分，之后的几年间，我每个冬天都得前往巴黎数次。尽管我只需参加最后的彩排，而且演出结束当晚便可赶回斯特拉斯堡，但每场音乐会至少要耗去我三天的工夫。多少次，就连用于圣尼古拉教堂的布道讲稿，我都是在飞驰于巴黎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的列车上匆匆写成的！

此外，我还得时不时地赶赴巴塞罗那，在奥菲欧·卡拉塔音乐厅的巴赫音乐会上演奏管风琴。总体说来，如今我参与音乐会演出的次数更加频繁，一方面是因为近些年在管风琴界已算小有名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损失了神学院院长的薪水，不得不设法谋求点别的经济来源。

经常前往巴黎，也让我有更多机会与当地结交多年的好友们相聚。其中，我最为知根知底的当属芬妮·雷纳克夫人和女伯爵梅勒妮·布塔莱斯了。前者便是著名学者泰奥多尔·雷纳克109之妻，敏感而又极具音乐天赋；后者则是尤金妮皇后110的好友，亦即在温特哈尔特111的名画中立于她身旁的那位。在女伯爵位于斯特拉斯堡附近的乡间别墅里，我经常见到她的好友梅特涅·桑德尔公主，也就是拿破仑三世时期那位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夫人。想当初，瓦格纳在有生之年能让自己的《汤豪舍》进入巴黎大歌剧院，还多亏有了她的帮忙。利用一次舞会上与拿破仑三世闲聊之机，她成功使皇帝作出承诺并下令将该剧列入节目单。此女子不仅外表颇为时尚，而且内心聪慧又仁慈。从她的口中，我更了解到许多有关瓦格纳在巴黎时的趣闻，以及拿破仑的随从当中所发生的轶事。不过，直到在非洲收到她的来信，我才真正深刻地洞悉了这位奇女子的独特个性。

身处巴黎时，我还多次遇见阿黛尔·海仑斯密特小姐，一位来自阿尔萨斯的教师。

初次与奥菲欧·卡拉塔音乐厅的指挥路易斯·米列特会面，我立刻被这位思想深邃的一流艺术家所折服。经由他的引荐，我还有幸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大师高迪112。当时，他正在潜心修筑那座造型奇特的圣家族大教堂113，雄伟的大门及其顶部的高塔才刚刚完工。跟中世纪的建筑师们一样，高迪于动工之初已意识到该工程必定少不了几代人的努力。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就在教堂附近的工棚里，他曾以一种类似于历史同乡雷蒙·卢尔114的腔调向我介绍该建筑设计比例如何体现圣三位一体的玄妙理论。他说：“这没法用法语、德语或英语讲清楚，因此我会用加泰罗尼亚语来作解释。尽管你听不懂这门语言，但一定能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儿。”

在欣赏矗立于大门入口处的石雕作品《逃往埃及》时，我不由得对那头被重荷压得蹒跚而行的毛驴惊叹不已。只听高迪告诉我：“你懂艺术，想必也看得出来这头驴并非源自虚构。事实上，你在这儿看到的所有石雕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个个都像生活中的原型一样鲜活：约瑟115、玛利亚116、婴儿时期的耶稣，以及圣殿中的祭司，其面孔都是我从遇见的人群中挑选的。接着我便浇铸出石膏模型，然后完成雕刻工作。只有那头驴是个例外，它实在太难了！听说我要为《逃往埃及》物色一头驴做模特，人们差不多把巴塞罗那最好的毛驴都给牵了过来，可惜它们完全派不上用场。要知道，玛利亚和婴儿时期的耶稣所骑的毛驴绝不会是一头健壮的优良品种，它理应看上去瘦弱、老迈、萎靡不振，并且必定是面孔和善、通晓世事。这样的驴才是我苦苦寻觅的对象。最后，我终于发现它给套在一名卖漂洗砂的妇女的轻便驴车上，低垂的脑袋几乎触及地面。我费了好大劲儿才让女贩子把它牵过来。当时，我用熟石膏一点一点地在仿制那头驴，它的主人则不停地哭哭啼啼，觉得可怜的毛驴恐怕快活不成了。《逃往埃及》中的驴就是这么来的。正因为它并非源于臆想，而是来自现实生活，所以才会深深打动你哩。”

在学医的头几个月中，我还抽空撰写出一篇有关管风琴制作的论文，并完成了《历史耶稣之探索》的最后几章。与此同时，我又辞去了神学院院长一职（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便一直住在学院里）。多少年来，我在工作时常常会对着园子围墙内的参天大树喃喃自语，如今却要离它们而去，心里确实有说不出的不舍。然而，令人大喜过望的是，我竟被告知依然可以在这栋归圣托马斯牧师会所有的大房子里继续住下去。弗里德里希·库尔提斯原本是科尔马教区的教长，后来应阿尔萨斯所有教牧人员的一致请求，被推选为阿尔萨斯路德教会会长，因此在牧师会的这栋大房子里拥有十分宽敞的官舍。他慷慨地将顶层单元中的四间小屋让与了我，于是我才得以继续栖身在圣托马斯牧师会的屋檐之下。1906年的忏悔节礼拜二117，阴雨蒙蒙，学生们先是把我的家当从朝向圣托马斯堤岸的一扇门搬出去，接着又从另一扇门给搬了回来。

与库尔提斯一家同住，我可以像他的家族成员一样随意出入整栋官舍，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三生有幸。如前所述，弗里德里希·库尔提斯乃是柏林一位著名希腊学者之子，后来娶了路易莎·冯·埃拉赫118女伯爵（亦即出生于纳沙泰尔地区的梅女伯爵）为妻。其岳母是路易莎·冯·巴登119大公夫人的女家庭教师，而大公夫人又是腓特烈大帝的亲妹妹。在这个家族内，知识贵族跟血统贵族的优良传统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全家的精神核心是年迈的冯·埃拉赫女伯爵。当时，她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进行户外活动，却依然十分热衷于音乐，对各种音乐会更是情有独钟。于是我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曾经每晚都要为她弹奏一小时的钢琴。借此机会，我对她也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否则她根本难以接触到任何人。这位风度高雅的贵妇人渐渐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多亏了她，我性格中许多粗硬的棱角才会被逐一磨除。

1910年5月3日，在斯特拉斯堡纽多夫的阅兵场，一位名叫温契尔斯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出人意料地冲上斯特拉斯堡的天空。当时我碰巧在老太太的房间里，于是便搀扶着她来到窗口（她已经完全无法自由走动）。眼看飞机贴着房顶呼啸而过，很快又消失在远方，老太太用法语对我说：“我这一辈子是多么神奇啊！以前曾和亚历山大·冯·洪堡120共同探讨过去分词的使用规则，如今又亲眼目睹了人类征服天空的伟大壮举！”

老太太的两个未婚女儿分别叫作艾达和格瑞达，都跟她住在一起，并且都遗传了很好的绘画天赋。在我担任院长期间，艾达还曾师从亨纳尔。于是，我将自己住所朝北的一间屋子腾出来，供她专门用作画室。应她母亲之请求，我还给她充当模特，希望重拾画笔能有助于她从重大手术中康复过来。但可惜的是，手术只会让身患绝症的她暂时摆脱病痛的折磨而已。我三十岁生日那天，该画像终于大功告成。最后一次坐在画室内，我禁不住心潮澎湃，而她却丝毫没有察觉。

老太太的一位叔父在荷兰殖民地管理部门里当差多年，却从未患过热病。他把这归因于：在热带地区时，即便到了日落过后，自己也从不光着脑袋外出。因此，老太太要我保证：作为对她的缅怀，将来一定也要严格照这么做。就因为她的缘故，如今哪怕我在赤道地区经历了整天的酷热，却也只好彻底无缘晚风轻拂头顶这一莫大的享受。不过，遵守诺言倒是对我的健康很有裨益。我这辈子从未得过疟疾，尽管这种疾病跟热带地区日落后外出不戴帽子显然并无任何关系！

1906年春季，眼看《历史耶稣之探索》已撰写完毕，而且我又辞去神学院院长一职，新的课程才好不容易有了足够的时间投入。可惜当时我又对自然科学研究满怀热忱。如今，我总算能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中学时代最痴迷的课程：我终于有机会去掌握自己需要的知识，从而在哲学领域产生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当然，钻研自然科学的好处并不仅仅局限于我所渴求的知识增长。它更是一种智力体验。在我迄今为止关注的所谓人文学科中，可以说没有任何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唯有纯粹的假设，才会因其独特的呈现形式而被视作真理。我始终觉得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比如在历史哲学领域，探索真理竟演变成了现实感知和创造力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斗。面对毫无漏洞的观点陈述时，以事实为依据的辩论从来都无法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多少情况下，人们眼中所谓的进步，不过是些措辞巧妙、长期以来使得真知灼见失效的个人看法而已！

想到自己一方面不得不目睹这种闹剧持续上演，另一方面还得想方设法应付各种完全失去求真意识的人，我不禁倍感沮丧。现在，我突然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我不仅在探究客观世界中以事实为基础的真理，而且发现周围的人坚持认为作论断之前必须先拿出证据，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在我看来，这种经历对于自己的智力发展的确不可或缺。

尽管探索一些可被精确界定之客观事物的嗜好令我如痴如醉，但跟其他处于类似情形下的人不同，我丝毫没有轻视人文学科的倾向。相反，通过研究化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以及生理学，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与客观事实所构建的真理一样，蕴含在思想中的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名正言顺，而且必不可少。毫无疑问，凭借创造性思维所得出的知识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可与此同时，比起单纯以事实为基础的知识，这种知识的层次显然要更高一些。

通过观测各种现实存在形式而产生的知识总会有欠缺，无法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对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存在目的又是什么这样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始终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除非在个人生活中体验到支配一切的普遍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唯有凭借对自身这个有机体的认识，才能深刻把握其他生命存在之本质。人文学科所钻研的，恰恰就是有关全人类及独立个体与全人类之间关系的反思性知识。而它们得出的结论，则主要取决于创新头脑中的现实感知情况。当然，有关现实存在的知识也必须经历一个对存在本质的思考阶段。

1908年5月13日是个阴雨天，也是下阿尔萨斯区著名的霍哥尼斯堡修复完工后正式对外开放的日子，而我却刚好参加了解剖学、生理学和自然科学的考试。为了能开始研习医学和临床课程，这次考试务必顺利过关才行。在掌握必备知识的过程中，我可真是吃过不少苦头。尽管我对此等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却丝毫无助于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年过三十的男人在记忆力方面终究无法跟二十岁的学生相比。并且，我还抱有一个愚蠢的想法，以为只需学习纯科学就足够，根本没想过要为考试做准备。直到距离考试仅剩几个礼拜，我才接受了同学的建议，开始拼命地死记硬背，以期根据他们所做记录推断出教授们提问的重点，同时思考着如何作答才能令其满意。

虽然在那段日子里，我所经历的疲劳危机极为严重，简直终生难忘，可考试进展之顺利，却也大大超出了预期。

随后几个学期的临床研究要比之前的课程轻松得多，因为各科目之间相对而言再无那么大的差异。

我的主要任课老师有：内科学领域的莫里茨、阿诺德·卡恩和埃里奇·迈耶，外科学领域的马德隆121和莱德豪斯122，妇科学领域的斐林和弗罗因德，精神病学领域的沃伦柏格、罗森菲尔德和菲斯多夫，细菌学领域的福斯特和莱维，病理解剖学领域的基亚里123，以及药理学领域的施米德贝尔格124。

我对有关药物的课程特别痴迷，其实践操作由阿诺德·卡恩指导，理论则是由施米德贝尔格讲解，而后者还是洋地黄衍生物方面的知名专家。

关于施米德贝尔格及其解剖学家朋友施瓦尔贝，以下趣事曾在整个大学里广为流传：施瓦尔贝即将前往阿尔萨斯某城镇给当地的成人教育协会讲授人类学，因此必定会提到达尔文进化论。他担心有可能冒犯听众，便去找施米德贝尔格商量，可后者却回答：“别理他们！直接把达尔文进化论统统讲出来好啦，只是当心别提‘猴子’一词。这样的话，达尔文和你就不会招人厌烦了。”施瓦尔贝依言照办，没想到果然大获成功。

当时，阿尔萨斯地区的居民纷纷开始要求大学开设推广课程，以满足大众对于教育的迫切渴求。某日，哲学教授文德尔班在公共休息室里惊喜万分地告诉我们：一位工人代表曾恳请他前去做几场有关黑格尔125的演讲。说起这些人，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意识到了黑格尔重要性，他的语调显得激动不已。可是，到后来他才弄明白：这些人真正想听的其实是有关恩斯特·海克尔126的学说，以及与社会主义（他曾于1899年问世的《宇宙之谜》一书中作过详述）近似的唯物主义大众哲学。只不过，在阿尔萨斯语的发音中，“海克尔”（Haeckel）的“海”（ae）听起来像“黑格尔”（Hegel）的“黑”（e），而“克”（k）听起来像“格”（g）罢了。

没想到，多年后我竟然有幸能为自己格外敬重的施米德贝尔格先生效劳。那是1919年春天，我碰巧经过斯特拉斯堡诺伊多夫火车站，发现一些遭法国当局驱逐的德国人正要被送走，而这位可敬的长者也身在其中。眼看他们所有的大件物品都不准携带，我便询问是否需要帮他保管家具，可他却默默地从夹在腋下的一团报纸内取出一个包裹。这也正是他研究洋地黄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于这些遭驱逐之人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得接受法国当局的严格站检，他很担心自己可能无法带走这个装有手稿的大包裹。于是，我从他手里接过来，等他在巴登巴登的友人那里找到一处容身之所，才寻得一个安全的机会给寄了过去。很不幸，这本著作出版没多久，他便溘然与世长辞。

在学医早期，我曾因为缺钱而过得很挣扎。到后来，随着那本巴赫研究著作的德语版大获成功，再加上音乐会的演出收入，我的经济状况才总算大为改观。

1910年10月，我参加了国家医学考试，报名费则是来自上个月慕尼黑法国音乐节的演出酬劳。当时，我以管风琴弹奏维多尔新近创作的《神圣交响乐》，而他本人则担任管弦乐团指挥。12月2日，完成最后一门由马德隆主考的外科学考试，我走出医院大门，置身于冬夜的黑暗中，几乎不敢相信研究医学的艰辛日子已然结束。我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确告自己：我非常之清醒，这并不是在做梦。同行的马德隆先生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出以下的话，声音竟像是飘自某个遥远的星球：“正因为身体状况极佳，你才能顺利完成如此艰苦的学业啊！”

接下来，我必须在医院完成为期一年的实习，同时还得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在确定主题时，我选择对历年出版的精神病研究文献作出评论，因为有人认为耶稣罹患的也是此病症。

从总体上讲，我所关注的焦点包括迪鲁斯顿、威廉·赫希和比奈桑格尔三人的著作。早在研究耶稣生平时，我就已经依据多方考证得出：尽管在我们现今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可他当时确实生活在一个犹太教理念盛行的世界之中，并一直期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以及超自然弥赛亚国度的降临。我的观点立刻招来不少指责，被认为将耶稣演变成了一个满脑子尽是幻觉、甚至受妄想症支配的人。因此，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从医学的立场来讲，耶稣这种奇特的弥赛亚意识跟某种精神病症状到底有无密切的关联。

迪鲁斯顿、威廉·赫希和比奈桑格尔都曾认为耶稣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并且发现他对自己的伟大和受难持有病态的想法。为了研读他们这些原本很无足轻重的作品，我不得不让自己永无休止地沉浸在有关妄想症的问题之中。结果，短短四十六页的论文竟然耗时一年多才完成。多少次我都差点没忍住要把它扔掉，以便重新选题开始写作。

尽管耶稣过于高估自己、在受洗礼时可能出现过幻觉这一精神病特征或许是事实，而且还会引发激烈的争论，可我最后想说明的是：仅此一点还远不足以证明他曾患有任何精神病。

对世界末日及弥赛亚国度降临之企盼，其本质也跟妄想症有着截然的不同，因为这种企盼当时存在于大多数犹太人的世界观中，而且在他们的宗教文献里面也可找到某些线索。即便耶稣坚信在弥赛亚国度降临时会以弥赛亚身份显现的那个人就是自己，这也丝毫不能表明他对其崇高地位怀有病态的妄想。假如家族传统使耶稣相信自己乃是大卫之后裔，鉴于先知书中已对大卫后裔的弥赛亚身份作出过预言，那么他要求某一天享此尊贵也算得上合情合理。当然，假如耶稣明知自己便是未来的弥赛亚却要保守秘密，同时又以言论故作暗示，那么仅仅从外表来看，这种做法跟那些对于自身崇高地位有着病态妄想的人也没什么两样。可事实并非如此。就耶稣的情况而言，隐瞒自己的要求可谓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依据犹太教义，弥赛亚身份只能在弥赛亚国度降临之后才能公之于众，因此耶稣也绝不敢泄露天机。另一方面，即便他在许多言论中宣告天国即将降临，同时又以最高权威透露谁才是其君主，那么从逻辑的角度讲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之，耶稣的行为根本不像一个迷失在幻想里的人。无论对别人的言语或是关乎自身的事件，他都能作出极其正常的反应。可以说，他从未与现实脱轨。

这些医学专家仅仅出于最简单的精神病考虑，便对耶稣的医学健康状况提出了质疑，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对于该问题的历史背景还不够熟悉。他们不但未能以晚期犹太教的世界观来解释耶稣所处时代的理念世界，而且也无法将有关耶稣的史实性叙述跟非史实性叙述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他们所遵循的并非《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这两大最古老的原始记载，而是将四本福音书的内容笼统地糅合到了一起，然后对实为假想的耶稣人格进行评判，并最终得出它不正常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耶稣心智不健全的主要论据都源自《约翰福音》。

事实上，耶稣之所以确信自己正是即将显现的弥赛亚，是因为身处当时盛行的宗教观念氛围中，他以其强大的道德人格，就算想不在这种观念的框架内形成一种自我意识都很难。当然，以其精神实质而论，耶稣也的确不愧为先知书中所预言的道德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