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远赴非洲

早在医学博士论文尚未完成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为前往非洲做准备。1912年春天，我毅然辞去大学里的教学工作以及圣尼古拉教堂的职位。而之前的1911—1912年冬季学期，我还刚刚开设了一门课程，试图就如何协调宗教世界观与世界宗教历史性研究成果以及自然科学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做一番研究。

在圣尼古拉教堂的最后一场布道中，我依然引用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的祝福语作为自己的讲稿：“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7）多年来，所有由我主持的讲道也全都是以这句经文作为结束语。

不再讲道，也不再授课，这对于我来说可谓牺牲巨大。直至奔赴非洲之前，我总是尽量避免从圣尼古拉教堂或斯特拉斯堡大学门口路过，因为每次看见过去工作过的场所，一想到以后恐怕再也无法返回，我心里就觉得特别难受。时至今日，我还会忍不住朝着靠近学校大楼出口旁东边第二间教室的窗口凝望，因为那便是我以前授课最多的地方。

最后，我终于带着妻子海琳·布雷斯劳（她便是斯特拉斯堡那位历史学家之女，于1912年6月18日跟我结婚）离开圣托马斯河畔的故居，搬到了父亲位于甘斯巴克镇的牧师住所内，以便在启程前几个月能尽量多陪伴他。遥想结婚之前，妻子已然是我重要的助手，不仅替我完善手稿，还帮着校对其中的错漏。眼下，她又全力协助我处理赴非前必须完成的一切出版事宜。

1912年，我整个春天都待在巴黎，一方面忙着研究热带医学，另一方面还要开始采购非洲之行的必需用品。尽管早在学医之初，我就已经掌握该专业的理论知识，可现在却要从实践的角度下功夫。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此前我所从事的仅限于脑力劳动，如今终于有机会一展身手。我先得根据商品目录列出订购清单，然后连续数日外出采购，待在店铺内寻找所需物品，接着就是核对账目和送货单据，打包装箱，预备好准确的明细表用于海关检查。当然，我要忙的杂务还远远不止这些。

为搜集各种器械、药品、绷带等医疗装备，我已经不知耗费掉多少时间和精力，更别说和妻子一起准备在原始森林里安家落户所付出的辛劳了！

最开始，我把这些事情当作一种负担，可如今却意识到：原来细心准备订购清单的过程也能带来某种审美的享受。虽然我也难免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动肝火，但原因无非只有一个：如此多的商品目录，特别是那些医药品目录，其排列方式竟然前后相悖、极不便于操作，仿佛相关厂商将汇编工作交由门房之妻完成似的。

为筹措该项活动的资金，我又开始遍访亲友，四处拉赞助。在此过程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对于一项尚且无法以具体成效证明其实施价值的工作来说，要想赢得支持是何等艰难！大多数友人和旧识之所以肯为这一冒险计划慷慨解囊，助其摆脱困境，皆因它乃是由我发起的而已。可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有过以下体验：一旦某些人发现我登门的意图并非社交拜访，而是为了筹钱，态度马上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甚至连语调也不再满含热情。所幸的是，整体而言，我能感受到的恩惠远远超过屈辱尴尬。

尽管本项活动注定要在法属殖民地开展，但斯特拉斯堡大学里的一批德国教授还是给予了慷慨的捐赠，此等义举实在令我感动不已。这笔善款不仅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圣尼古拉教堂的会众，而且还包括阿尔萨斯各教区的资助，尤其是我以前的同学或学生担任牧师的那些教区。为帮忙筹集到更多资金，巴黎巴赫学会的合唱团甚至专门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连玛丽亚·腓立比也亲自和我登台表演。此外，由于之前我参加勒阿弗尔127巴赫音乐会而声名大噪，在当地举办的音乐会及演讲也成功地募得大笔资金。

这样一来，总算解决了经济问题。我手头的钱款不仅能够支付一切旅途开支，而且足以保障医院运作一年左右的全部费用。况且，我那些富人朋友也纷纷表示，一旦我现有的资源耗尽，他们还会继续提供资助。

在财务及业务管理方面，安妮·费舍尔太太（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位英年早逝的外科学教授之遗孀）长期以来给予我很大的帮助。自从我远赴非洲，她更是主动承担欧洲方面的一切要务。再后来，她的儿子也同样成为了一名丛林医生。

当我确信能筹措到开办小型医院的充足资金，便马上向巴黎传教协会提出明确申请，表示愿意自费前往位于兰巴雷中心驻地附近的奥果韦河128传教区工作。

兰巴雷传教驻地创建于1876年，其创始人乃是一位美国传教医生，人称纳苏博士。而奥果韦地区的传教活动则始于1874年，是由一批美国传教士发起的。后来加蓬变成法国属地，并且从1892年起，巴黎传教协会开始逐渐取代了美国人，只因后者无法遵守法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即当地学校必须一律以法语授课。

作为M.波格纳传教团团长一职的继任者，M.让·比安奎斯向来注重行动而非言语的虔诚，再加上在管理协会事务方面能力出众，他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爱戴。凭借自己的权威，他坚持认为：对于协会渴望已久的传教医生，绝不能错过这次免费争取的良机。可是，严苛的正统派依然不肯松口。最后，他们决定邀请我前往委员会当面接受信仰审查。我当然无法接受此等要求，理由是：即便耶稣召唤门徒时，他所要求的也不过是众人追随的意愿而已。我还以捎信的方式向委员会表明：依据耶稣指令“不敌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马可福音》9：40），传教协会哪怕拒绝一名穆斯林教徒为遭受苦难的原住民提供医疗救助，其做法也是错误的。前不久，该协会才刚刚拒绝一名想要为之效力的牧师，只因此人的神学信仰使他无法对某个提问给予违心的肯定回答，即第四福音书是否为使徒约翰所作。

为避免重蹈覆辙，我婉拒了在全体委员会成员面前接受神学质疑的要求。不过我却提出另一种折衷的办法：自己主动前去拜访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以期通过交谈让他们清楚地判断我是否会对非洲人的灵魂及该协会的声誉带来严重威胁。该提议终被采纳，而我也因此耗费了几个下午的宝贵时间。尽管某些成员的态度非常冷淡，可绝大多数使我确定他们对于我的神学观点仅有两点疑虑：一是我可能会忍不住以自己的学识迷惑当地的传教士；二是我可能还想再度从事讲道活动。我当即作出保证：自己只想当一名医生，对于其他话题则会保持绝对的沉默。这样才好不容易叫他们放心。事实上，一系列的拜访也让我跟其中许多委员会成员建立起了十分诚挚的关系。

最后，确信我会防微杜渐，不至于冒犯传教士或亵渎当地皈依者的信仰，委员会才总算通过我的申请。可是，依然有一位成员死活不肯接受，并且递交了辞呈。

眼下我还剩一件事尚未完成，那就是向殖民部申请加蓬地区的行医许可证，因为我手头只有一张德国执照。仰仗某些有影响力的友人，最后一道障碍也被顺利清除。于是，前方顿时一片坦途！

1913年2月，七十件贴好封条的包装箱由货运列车提前送往波尔多129。在打包手提行李时，我坚持要携带两千马克的金币，可妻子立刻表示反对，认为还不如换作纸钞。我便告诉她：咱们必须考虑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为一旦爆发战争，黄金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可保值，而纸币的命运却存在变数，甚至连银行信贷也可能遭到冻结。

我之所以考虑战争的危险，是因为已经从巴黎友人口中获得可靠信息。他们有朋友在俄国大使馆工作，据说一旦俄国完成了波兰的战略性铁路修建工程，战争将会不可避免。

当然，我非常确信，无论法国民众还是德国民众都不希望看到战争爆发，而且两国议会领导人也渴望寻找机会聚在一起交换意见。身为一名多年来致力于促进德法两国相互了解的人，我深知彼此间为维护眼下和平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对成功充满了希望。可另一方面，我从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的命运并不仅仅取决于法德两国关系。

眼看德国跟法国一样，市面上流通的金币被尽可能收回，而以纸钞取而代之，我更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自从1911年以来，两国公务员在领取薪水时已经很少能够拿到金币了。要知道，在那之前德国官员一直是可以自由选择要金币或纸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