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瑞松和圣雷米的战俘营里

1917年9月，我刚恢复兰巴雷的医疗工作不久，就突然接到命令：立即乘坐下一趟返回欧洲的客船，然后会有人将我们送往一处战俘营。幸亏轮船延迟了几天才抵达，在传教士和某些当地居民的帮助下，我们才有时间将行李（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打包、装箱，并且封藏在一栋小铁皮房内。

显然，考虑随身携带《文明的哲学》的手稿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们随时会在海关检查中被没收。于是，我便拜托当时也在兰巴雷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福特先生帮忙。他则直言不讳，说自己更愿意把这重重的一包东西扔进河里，因为哲学不仅一无是处，而且害人不浅。当然，本着基督教的博爱原则，他最终还是答应暂时代为保管，等到战争结束再寄还给我。不过我仍旧担心书稿会遭遇不测。为确保自己的心血不会付之东流，我又耗费两个晚上的时间用法语写出内容概要，其中包括全书主旨和已完成章节的次序。我甚至还特地添加了章节标题，使它看上去更像是有关文艺复兴的历史研究。如此远离时事，料想应该不至于触怒检查员吧。事实证明，这一做法确实让书稿逢凶化吉，因为有好几次它都差点难逃被没收的厄运。

临行前两天，我还得匆匆忙忙给一位患有绞窄性疝的病人做手术，地点就设在一大堆已封口或尚未来得及封口的包装箱之间。

我们刚被驱赶着登上内河汽轮，许多本地人马上纷纷聚集在岸边，大喊着向我们深情告别，而天主教传教团团长则更是亲自来到船上。只见他很威严地挥退一些试图阻挠的非洲士兵，然后紧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不能就这么走了呀，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二人所做出的一切善举呢！”可谁曾想到，我们此后竟然再也无缘相见。大战结束不久，由于团长乘坐的“非洲号”（亦即载着我们返回欧洲的那艘船）在比斯开湾177中失事沉没，他不幸罹难。

当我们抵达洛佩斯角时，一名白人（我曾给他的妻子看过病）径直走到跟前，因担心我没有带盘缠，他主动慷慨赠予了一些。回想起来，我真庆幸自己未雨绸缪，为预防战争爆发而随身携带着金币！就在动身前一个小时，我刚刚拜访过一位熟识的英国木材商，以比较满意的汇率将它兑换成法郎，然后缝入我和妻子的衣服里。

一旦上了班轮，我们便开始由一位白人军官监管。除去专门指派的乘务员，我们不得跟任何闲杂人等接触。在特定的时间内，乘务员会带着我们到甲板上去“放风”。眼看写作已是不可能的事，我只好把时间用来熟记一些巴赫赋格曲和维多尔的第六管风琴交响曲。

若是我没记错的话，这名乘务员的名字应该叫作盖拉德，对我们非常友善。旅途即将结束时，他突然问我们：作为俘虏，有没有察觉到他的态度格外热情？“你们的一日三餐总能及时送到，船舱也跟其他人的一样打扫得干干净净。”（鉴于非洲船只在战争期间普遍肮脏不堪，他说的倒是实情。）只听他又接着说道，“你们猜猜看，我为何要这么做？当然不可能是指望多拿点儿小费。再说，谁会指望俘虏这个呢？那到底又为什么？我还是直说了吧。仅仅几个月前，曾经在你们那儿医治数月之久的一位戈谢先生回家探亲，也是乘坐这艘船，并且入住由我负责的某间船舱。他对我说：‘盖拉德，也许过不了多久，你会将兰巴雷的一位医生当作俘虏遣送回欧洲。假如到时候他真的在你这艘船上，而你又能够给予关照，看在我的面子上，一定要尽力而为啊。’现在总该明白我为何对你们如此悉心照料了吧？”

登陆欧洲过后，我们先是被送往位于波尔多贝尔维尔路上的临时军营里关了三个礼拜。大战期间遭拘留的外国人统统都被收容在那里。没多久，我便出现了痢疾的症状，幸好行囊中还有吐根碱178可用来应急。不过，我却因此落下病根，以致日后长期饱受折磨。

紧接着，我们又被带到比利牛斯山179区的加瑞松大型拘留营。由于我们对指令产生误解，没搞清楚准备动身的“晚间”其实就是指“当晚”，当两名宪兵半夜开车过来催着上路时，我们的行李竟然一件也没有收拾好。宪兵认为这分明是故意抗命，不禁火冒三丈。再加上仅靠一点微弱的烛光，打包过程实在太过缓慢，他们开始变得极不耐烦，甚至打算丢下所有东西，直接把人给拉走。不过，最后他们还是大发慈悲，不仅没有那么做，还一个劲地帮我们收拾、装箱。自此以后，每当对待他人需要有耐心时，一想起这两名宪兵，我马上就会变得心平气和起来！

我们刚被转移至加瑞松，值班长官便开始检查行李。为撰写《文明的哲学》，之前我特地将一本法语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带在身边，不想还是被他给翻了出来。他立刻大声吼道：“好哇，你们胆子可真不小！竟敢把政治书籍也一起带进战俘营！”我佯装畏怯地解释说，此书在耶稣降生很早之前就已经问世了。听闻此言，他转身询问站在近旁的一名士兵：“喂，书生，他讲的可都是真的吗？”经对方证实我所言非虚，他又反问一句：“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人们从那么早就已经开始在谈论政治了？”在得到我俩给出的肯定回答过后，他终于作出决断：“不管怎么说，如今我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大不相同。依我看，这本书你还是留下吧。”

加瑞松（在普罗旺斯语中拼作“guérison”，意为“治愈”）曾经是一座很大的修道院，许多患病者千里迢迢来此祈福。自从政教分离过后，它便被空置起来，变得日渐残破不堪。直到大战爆发，它才再次派上用场，被专门用于收容敌国民众，因此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都集中到了这里。幸而人群中有不少工匠，他们耗时一年，才终于将房子修复得像模像样。营区负责人乃是一位离退休殖民官员，名叫维奇。由于他信奉通神学180思想，处理问题不仅公平公正，而且尽显仁慈宽厚。相较之前任负责人严苛又粗暴，他这些优点则更是令人感激不尽。

到达后的第二天，我正站在庭院里冻得直发抖。突然，一名俘虏凑上前来，自我介绍是工厂技师波克罗，还问我有无需要帮忙之处。他说自己欠我人情，因为我以前曾治好了他太太的病。仔细想想，倒的确是有那么一回事，只可惜我并不认识他的太太。大战刚刚爆发之际，作为汉堡一家木材公司的代理人，理查德·克拉森从兰巴雷被押送往达荷美181的一处战俘营。而我当时为他以及同行的俘虏准备了一大批药品，其中包括奎宁、碳酸铁丸剂、吐根碱、甲胂酸钠、溴化钠、安眠剂等等。并且，我还在每瓶药上标注出详细的服用说明。待到他从达荷美被转移至法国的时候，发现波克罗夫妇也关在同一座战俘营里。恰逢波克罗太太毫无食欲，情绪也非常低落，于是克拉森先生给她服下一些药（经过重重行李检查，他竟然还能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结果很快就康复了。真没想到，如今我还能收到一张桌子作为诊费。它是波克罗先生利用阁楼某处拆下的木板，专门为我打造的哩。我终于又可以写点东西，还可以模拟弹奏管风琴了。其实，就跟小时候一样，我在船上也曾拿桌子当键盘、拿地板当踏板进行过弹奏练习。

几天后，被拘禁的人群中出现了几位吉普赛乐师。其中年纪最长者主动问我是不是罗曼·罗兰在《当代音乐家》一书中提及的那位艾伯特·史怀哲。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马上又对我说：以后他和同伴都会拿我当自己人看待。这就意味着我既可参加他们在阁楼上的表演，而且我们夫妻俩在过生日的时候还能欣赏到小夜曲。事实上，妻子生日那天的确是被《霍夫曼的故事》182中的圆舞曲唤醒的，整首曲子可谓热情奔放、美妙动听。这群吉普赛乐师原本在巴黎的一些高档餐馆里卖艺为生，被俘时获准保留了赖以糊口的乐器，因此如今才有机会在营区内继续演奏。

没多久，由于另一处战俘营被解散，又转移来了一批新成员。这些人马上开始抱怨营区提供的伙食太差，而且指责先来的营友不会做饭却还要霸占厨房的美差。此话一出口，马上激起了后者的强烈愤慨。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专业厨师，被拘禁于加瑞松之前一直在巴黎的顶级旅馆和餐厅里工作！

结果，事情闹到了营区负责人那里。他询问闹事者当中谁是厨师，没想到竟然一个也没有！带头抗议的乃是一名鞋匠，而其余人也都是些裁缝、制帽匠、编篮匠、制刷匠之类。不过，在之前的战俘营里，他们干的却是厨师的活儿，并且还宣称自己掌握了一套诀窍，能将大锅饭菜做得跟小灶烧的一样美味可口。于是，拥有大智大慧的负责人当即决定：就让这帮人暂时接管厨房两个礼拜试试，假如他们果真比原先的厨师强，就可以继续干下去，否则将以扰乱治安之罪被锁起来。头一天，这帮人做的土豆和卷心菜已证实自己并没有夸口，而接下来更是一天比一天出彩。到最后，这些业余厨师成功地当上“大厨”，而那些专业厨师则只好垂头丧气地让出了厨房！我向鞋匠询问他们胜出的秘密是什么，他回答：“一个人应该什么都懂点儿，不过最重要的是做饭得有爱心和专心。”如今，一旦获悉某人对某个领域一无所知，却被任命为某部门的部长，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受刺激了。我心平气和地希望他能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正如加瑞松的那名鞋匠所做的那样。

说来真是奇怪，偌大一个战俘营里居然只有我这么一名医生。刚到的时候，营区负责人就曾严厉禁止我去管病人的闲事，因为他们已经从附近乡下请来一位老郎中作为官方指定的营区医生，治病全由他负责。可后来，他觉得让全营上下受惠于我的专业技能也算合情合理，毕竟我们当中有几位牙医都已经开始为大伙服务了。该负责人甚至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作为我的诊所。所幸行李中带的主要是些药物和医疗器械（多亏检查的军士手下留情），看病所需的东西几乎样样不缺。而对于那些从殖民地抓来的俘虏以及许多身患热带疾病的水手，我的诊治尤其是立竿见影、药到病除。

于是，我又再次干起了行医的行当。可只要一有空闲时间，我就会用来继续撰写《文明的哲学》，并且利用桌子和地板模拟着弹奏管风琴。

医生的特殊身份，也让我亲眼目睹了战俘营里随处可见的各种惨状。其中最可怜的要数那些因禁闭而遭受精神创伤之人。每天，从可以进入庭院的那一刻起，直到黄昏时分的号声驱赶着回屋，他们就这么一遍又一遍地绕圈圈，而眼神则始终停留在围墙外比利牛斯山脉那片白皑皑的壮丽景色。他们已完全没有精力去专注于任何事。碰上下雨天，他们就漠然地在走廊里闲站着。而且，大多数人都营养不良，因为他们渐渐对单调的伙食感到烦腻，尽管这相对于战俘营来说已算是相当令人满意了。再加上多数房间都无法提供暖气，不少人还得挨冻受冷。他们的身心都格外脆弱，稍微一点小恙就会引发一场很难诊断，甚至无法治愈的重病。很多人的抑郁症之所以迟迟不见好转，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始终放不下在异国他乡拼命挣得的地位，成天哀伤不已。即便将来加瑞松营区的大门敞开，这些人重获自由之身，他们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不少人娶了法国姑娘为妻，孩子只会讲法语，这些家眷可愿意跟着背井离乡？为了在异地他乡被人接纳并谋得一份新差事，此等煎熬他们又能否承受得起呢？

战俘营里的孩子个个脸色苍白、神情冷漠，大多只会讲法语。他们经常在庭院和走廊内玩打仗的游戏，一部分扮演协约国盟军，另一部分则扮演德奥同盟国士兵。

对于一个相对来说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而言，战俘营里的生活倒也充满不少乐趣，因为大伙儿都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且分别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其中有学者和艺术家，特别是被战乱困于巴黎的画家；有来自德国及奥地利的鞋匠和裁缝，之前曾受雇于法国的一些大公司；有银行行长、酒店经理、服务生、工程师、建筑师、手工艺者和商人，之前在法国及其殖民地安家落户；有天主教传教士和穿白袍、戴红色土耳其帽183的撒哈拉修会成员；有来自利比里亚等非洲西海岸地区的生意人；有来自北美、南美、中国及印度的商人和旅行推销员，在穿越公海海域时被捕；也有遭遇同样命运的德国及奥地利商船船员；还有在东方会战期间因各种缘故被放逐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以及巴尔干半岛诸国国民，其中土耳其人妻子出入都戴着面纱。每天两次点名时，庭院里呈现出的景象真可谓是五颜六色、千奇百怪啊！

在营区内，想长见识根本无需借助于书籍，因为针对任何想学的东西，要找到某位专家指点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天赐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学习良机，我真是受益匪浅，有关财务、建筑、厂房与设备、谷物种植以及筑炉等多种知识，若换作别处我恐怕再也无法如此集中地掌握。

整天无所事事，最难熬的也许要数那些手工艺者了。有一次，看到我妻子弄来些布料，想做一件保暖的裙装，好几位裁缝都跃跃欲试，并且表示不收取分毫报酬。他们就想再次将一块布拿在手中，好让针线活动活动快要僵硬了的手指。

主动申请去附近农场上帮忙干活的，不光是一些略懂农事之人，还包括不少干惯了各种体力活的人。至于最不肯活动筋骨的，则是为数众多的水手，因为船上的生活方式早已教会他们如何以最简单的法子一起消磨时间。

1918年初，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战俘营里的部分“显要人物”将会按姓氏字母顺序依次被挑选出来，然后解送往北非的一处报复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除非德国在某个特定日期之前能停止对比利时平民所采取的行动。所有人还得到指示，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好让各自亲朋好友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搭救。所谓“显要人物”，无非是指银行行长、酒店经理、商人、学者和艺术家之类。之所以要挑选这些人，是因为相较于那些籍籍无名的平民老百姓，他们的命运显然更能引起其母国的关注。不想此通知一出，竟揭露了一个真相：很多显要人物根本名不副实。譬如，有些人原本只是服务生领班，被押送进来时却打肿脸充胖子，谎称是酒店老板，就为了在战俘营里能多捞点好处；也有店员自抬身价，硬把自己说成是大商人的。现在倒好，由于弄虚作假、谎报身份，他们将不得不自食其果，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为此个个悔恨难当。然而，结果却是皆大欢喜。随着残害比利时平民的行动被取消，加瑞松战俘营里真真假假的显要人物暂时都不必为报复营的事担惊受怕了。

熬过一个漫长的寒冬，春天终于姗姗来迟。此时上面又下达一条命令：我们夫妻二人即将被送往一处专门收容阿尔萨斯人的战俘营，地点就位于圣雷米普罗旺斯184。我们再三恳求撤销此命令，以为如果负责人不肯放走营区医生，我们便可继续留在这个住惯了的营区内，可终究还是徒劳。

3月底，我们被转移到圣雷米战俘营。就国际化程度而言，该营区远不能跟加瑞松的营区相比，战俘主要是由教师、林务员和铁路职工组成。不过我却意外地见到了许多熟人，其中包括甘斯巴克镇的年轻教师约翰·伊尔蒂斯，以及一位名叫莱布里奇的年轻牧师（过去曾是我的学生）。后者获准在礼拜天主持祷告仪式，而我作为他的助手，也相应地获得了不少讲道的机会。

圣雷米战俘营的负责人名叫巴格诺德，是马赛的一名退休警察局长，由他制定的规则十分人性化。而最能体现其和蔼性情的莫过于人们请示可否如此如此时所得到的答复：“什么都不准！但假如你能表明自己的要求合乎情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通融的！”由于不会念我的姓名，他过去一直叫我艾伯特先生。

初次走进底层供我们居住的大房间，虽然它因毫无装饰而显得过于简陋，却让我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个铁炉，还有那根贯穿整个房间的烟道管，我到底是在哪里见过呢？最后，谜团终于解开了：我之前曾在梵高的一幅画中见到过！我们入住的这栋大房子以前本是一座修道院，外面的花园被高墙围了起来，直到最近还关满了精神病人。而梵高也有过被羁押于此的经历，并以手中之铅笔使得这个荒废的房间名垂千古。跟我们一样，当年每次刮起密史脱拉风185，他也曾因冰冷的石地板而深受其苦！跟我们一样，他也曾在高墙内一圈又一圈地不停踱步！

由于战俘营里已经有一位医生，我刚开始还用不着替人看病，可以把整天时间都用来梳理西方文明哲学的草稿。后来，该同行因俘虏交换而获释回家，我才接替他成为了营区医生。不过，这份差事却远不如加瑞松营区里那般繁重。

本来，加瑞松的山区气候已使得妻子的身体状况大为好转，可普罗旺斯的凛冽寒风又让她备受煎熬。另外，她对于石地板也一直很不适应。我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里去。自从波尔多那场痢疾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萎靡不振，而且想尽办法也没能有效控制。我还特别容易犯困。于是，每逢营友们在守卫的陪同下外出拉练，我们夫妻二人都无法参加。拉练的节奏很快，因为大伙都想多锻炼锻炼，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走远一些。在那些日子里，营区负责人时常亲自出马，带领我们这群体弱多病的俘虏外出活动，想来真是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