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阿尔萨斯

因妻子饱受拘禁和思乡之苦，7月中旬得知我们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将通过战俘交换，几天后便可取道瑞士返回各自家乡时，我不禁欣喜万分。可是，营区负责人拿到的释放者名单上却漏掉了我的名字，不过好在妻子并未察觉，倒省去不少担忧。7月12日午夜时分，我们突然被守卫叫醒了。他们已经接到上面用电报传达的命令：所有战俘必须即刻准备启程。万幸的是，这次总算没有再遗漏掉任何人的名字。旭日初升之时，我们把行李拖到院子里逐一接受检查。在加瑞松营区以及到这里之后，我早已使《文明的哲学》见诸文字，不仅通过了营区检查员的审核，而且其中几页还盖上了他的印章，因此并未费多大周折便获准带着离开。眼看护卫队就要走出营区大门，我又急忙跑回去跟负责人再次道别，却发现他神情悲戚地呆坐在办公室里。原来他是为俘虏们的离去而伤心难过啊！如今，我们之间依旧保持着书信往来，而他也一直戏称我为“亲爱的寄宿者”。

在塔拉斯孔186火车站，我们不得不待在距离站台很远的一处车棚里等候列车的到来。眼看它终于进站了，我和妻子却因扛的行李实在太过沉重，简直寸步难行。这时，一名可怜兮兮的跛子（我在营区曾给他看过病）赶紧跑来帮忙。因为一无所有，他并未携带任何行李。如此热心肠实在令人非常感动，我只好欣然接受。炎炎烈日下，这个身患残疾者扛着行李跟我并肩而行，而我也暗暗发誓：为了铭记此人，将来我一定会格外留意火车站里那些行囊笨重的旅客，并及时施以援手。至今我仍然还在践行这个誓言。不过有一次，我的热情主动却引起了猜疑，让人误以为我企图行窃！

当列车驶入塔拉斯孔和里昂之间的某个站点时，一群淑女绅士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带到几张堆满美食的餐桌旁就座。可是，我们正在尽情地享用着，却发现主人们突然显得有些莫名的尴尬。他们彼此间匆匆嘀咕几句，不久便悄悄地离开了。原来，直到此刻这伙人才发现我等并非他们准备食物迎候的来宾。他们真正要等的乃是法国北部占领区释放出的难民，而这些人被德军短暂拘禁后刚刚获释，也是经由瑞士遣返法国，眼下恰好要在法国南部逗留一阵子。

可没想到，一听见站台播报“战俘列车”即将进站的通知，这群为照料归来的难民而聚集在一起的人马上把我们当成自己等候的旅客，而且直到听出我们讲阿尔萨斯语而非法语，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搞错了。因当时的场面实在太滑稽，连恍然大悟的委员会也忍不住善意地笑成一团。当然最搞笑的还是我们这帮人。由于事出突然，大伙儿都只顾着吃吃喝喝，根本没有察觉出有什么不对劲，甚至始终深信不疑：对于这顿犒劳性的大餐，我们如此海吃海喝，总算没有辜负主人家的一片好意。

接下来的旅途中，我们的列车逐渐越变越长，因为每到一处站点，总会有其他战俘营的车厢被一节一节地加上来。其中有两节车厢挤满了修补匠、磨剪匠、流浪汉和吉普赛人，他们也是被交换回来的俘虏。

列车在瑞士边境滞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一则电报传来消息：满载着交换战俘的敌国列车也恰好刚刚抵达附近。

7月15日一大早，列车进入苏黎世。令我格外吃惊的是，神学教授阿诺德·迈耶和歌唱家罗伯特·考夫曼等友人突然一下子冒了出来，还把我叫下车去。原来，他们早在几个礼拜前就已经获悉我即将返乡的消息，那天是专门赶过来迎接我的。

列车驶往康斯坦茨187的途中，我们都站在窗口，瑞士境内那些精耕细作的农田和干净的房屋令人目不暇接。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居然还能置身于一个未经战火蹂躏的国度。

然而，康斯坦茨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糟糕。在这里，此前只停留于传闻中的饥荒惨象头一次活生生地呈现在了眼前。满大街都是面色苍白、瘦骨嶙峋的可怜人。他们步履蹒跚，是那么地有气无力！眼看他们竟然还能直立行走，着实令人惊讶不已。

既有岳父母前来迎接，妻子获准立即跟随他们返回斯特拉斯堡，而我则不得不跟其他人在康斯坦茨多待一天，直到所有手续办理完毕。我到达斯特拉斯堡已是半夜了，街上黑灯瞎火的，没有一户人家透出半点光亮来。为免遭空袭，整座城市必须保持绝对的黑暗。我不敢奢望能到达岳父母远在园林郊区的住所，就连寻找圣托马斯教堂附近的费舍尔夫人家也是费尽周折。

由于甘斯巴克镇恰好地处军事活动区范围之内，我先后准备了许多材料，又四处央求大小官员审批，才好不容易获得探访父亲的许可证。列车依然能通往科尔马，但接下来前往孚日山188的十英里路则只能靠步行。

这便是我1913年耶稣受难日那天挥别的宁静山谷吗？枪炮低沉的轰鸣声从山林间一阵阵地传来。道路两旁拉起了捆扎着稻草的铁丝网，让人感觉活像是行走在高墙之间。而这么做的目的，竟然是为了将交通完全隐蔽在山谷里，使之免受孚日山顶敌军炮火的袭击。

用于架设机关枪的混凝土炮台到处都是。许多房屋早已被炮火彻底摧毁。记忆中那些山丘上曾经草木葱茏，如今却变得光秃秃一片，只剩几个树桩零星地分散在各处。各村甚至还贴出了告示：外出人等随时都要记得携带防毒面具！

甘斯巴克镇是防御阵地附近唯一还有人居住的村庄。因四周环绕的群山提供了天然屏障，它才侥幸在孚日山顶的炮火中免受灭顶之灾。为了忙活生计，居民们依旧在成群的军队和一排排弹痕累累的村舍间来回走动，仿佛战争从来就不曾发生过一般。所不同的是，正如警报拉响时必须赶紧躲进地窖，或者敌军发动突袭前随时会接到从村子里紧急撤离的命令，然后将所有的家当弃之不顾，他们对于白天只能从牧场运回一趟干草料早就习以为常了。

尽管外面炮火连天，其他人都已躲进自家的地窖，可父亲对于周遭的危险却变得无动于衷，依然坚持待在书房里。作为教区牧师，他甚至记不清住所附近没有官兵的日子是何种景象。

村民们原本对战争的反应也挺冷淡，可庄稼的收成却让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心情沉重。由于一场大面积的严重旱灾，谷物全都枯死了；土豆也完全绝产；许多草场里的草长得稀稀疏疏，已经毫无收割的必要；畜棚内则不时回荡着牛群饥饿的吼叫声。即使地平线上好不容易升起一片乌云，等来的也不是雨水，而是一阵狂风。至此，土壤里仅存的一点水分也被抽走，尘土飞扬中饥饿的幽灵若隐若现。

就在这时，妻子想尽办法，获准来到了甘斯巴克镇。

我原本希望，身处故乡的山林可以缓解身心疲惫，并且消除时轻时重的发烧症状。要知道，自从圣雷米的最后几个礼拜开始，我便一直备受折磨，甚至感觉病情一天天在加重。可直到8月底，一阵高烧又引发了全身剧痛，我才开始意识到这都是波尔多那场痢疾的后遗症，必须立刻接受手术。在妻子的陪伴下，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朝科尔马方向走了六公里，才好不容易搭上一辆车。9月1号，斯特拉斯堡的施托尔茨教授亲自为我操刀诊治。

眼看我的身体逐渐康复，又可以开始干点轻微活儿，斯特拉斯堡市长施万德先生恰好提供给我一个在市医院供职的机会。由于当时正为日后的生计发愁，我便欣然接受，主要负责皮肤科里两间女性病房的巡诊。在此期间，我还再度担任了圣尼古拉教堂助理牧师一职。说起来，对于圣托马斯教堂牧师会能将圣尼古拉河码头闲置的牧师住所分给我居住，我是满怀感激的，因为尽管身为助理牧师，我其实并无资格享受此等恩惠。

战事平息后，结束德国管辖的阿尔萨斯再度被划归法国，而圣尼古拉教堂里的祷告仪式也由我独自主持了一段时间。因先前散布反德言论，格罗尔德先生已被德国政府撤职，至今尚未受到法国方面再次任命；而作为尼特尔先生的继任者，恩斯特先生也因反法立场被迫辞职。

在停战期间及此后的两年内，我经常背着装满食品的背囊去德国凯尔189看望挨饿的友人，因此跟莱茵桥上的海关官员都快成大熟人了。凭借这种方式，我特别救助了科西玛·瓦格纳夫人和年迈的画家汉斯·托马及其妹妹阿加莎。经由夏洛特·舒姆夫人的介绍，我已经跟汉斯·托马结识多年，夫人已故的丈夫正是他儿时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