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打算将两份差事之余的一点空闲用来研究巴赫圣咏前奏曲的，因为一旦拿回在兰巴雷撰写的手稿，我必定渴望立即完成美国版的最后三卷。可是，眼看包裹迟迟没能送到，而美国出版商那边也并无急着出版的想法，我便干脆暂停手头的工作，继续撰写《文明的哲学》。
在翘首以盼《文明的哲学》手稿从非洲寄来的同时，我又开始潜心研究世界主要宗教及其世界观。鉴于之前我已经钻研过哲学，以便弄清它在多大程度上将伦理性接受世界视作文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如今我着重要探讨的是：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祆教190、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中国宗教思想中，对世界和伦理的肯定与排斥到底包含了多少。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彻底得到印证，即：人们对世界的伦理性肯定乃是创建文明之基础。
明确排斥世界及人生的宗教（如婆罗门教和佛教）往往对文明漠不关心。可是，有别于这些悲观主义宗教令其信众陷入独自冥想，先知时代的犹太教、几乎同时期的祆教，以及中国的宗教思想均对世界作出了伦理性肯定，其中就包含着促进文明的强大动力。它们设法改善社会现状，并且号召世人有的放矢，积极致力于理当实现的共同目标。
犹太先知阿摩司191和以赛亚192（公元前760年—公元前700年）、查拉图斯特拉（公元前7世纪）以及孔子（公元前560年—公元前480年）193乃是人类精神史上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之间，尽管这三位思想家分属不同民族，生活的国度也相距遥远，甚至彼此间毫无任何关系，却几乎在同一时间推导出以下结论：所谓伦理，并非谨遵传统习俗，而应当体现在个体如何造福于同胞，以及为改善社会现状所做出的贡献。在这次伟大的思想革新中，人类的精神文明进步正式开启，而文明发展也由此显示出了最高潜能。
基督教和印度教对世界的态度既非完全肯定，亦非完全否定。它们都包含着两种倾向，在并存的同时又相互对抗，因此无论肯定或排斥文明皆有可能。
鉴于基督教从一开始就企盼世界末日的来临，它对文明的态度却无疑是否定的。为此，它根本无意于改善自然世界的现状。不过，其中包含了某种积极的伦理因素，倒也能对文明给予有效的肯定。
古代世界里，基督教乃是一股破坏文明进步的力量。晚期斯多葛学派194在改造世界、培养人类伦理价值的探索中之所以会遭遇失败，基督教难辞其咎。我们从埃皮克提图195等人的著作中便不难看出，晚期斯多葛学派的伦理观点已经非常接近于耶稣思想。然而，基督教跟某种消极的人生观之间扯上了关系，这依旧是不争的事实。
及至近代，受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基督教否定世界的态度才逐渐有所转变。而早在原始基督教时期，对世界末日来临之企盼根本无法容纳肯定世界的思想。由于肯定了人生，基督教终于演变成一种可以推动，甚至创造文明的宗教。自此，它开始加入到反抗无知、盲目、残暴和非正义的行动中，一个崭新的现代世界也随之诞生。正因为基督教与欧洲哲学的强大伦理力量紧密结合，共同致力于深化肯定人生的理念，并以服务社会为己任，十七、十八世纪才会形成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让我们受尽恩泽。
然而，随着否定世界及人生的理念在十八世纪遭到排斥，某些明显属于中古及后中古时期的思想倾向又开始死灰复燃。于是，基督教不再具有文明的创造力，这在当代社会也可找到诸多例证。
在印度教中，否定世界及人生的态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不同于十六至十八世纪某些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印度人从未彻底抛弃传统的厌世主义。因此，尽管印度教也有自身的伦理需求，却始终无法像同时期的基督教那样，在东方也开创出一种高度文明。
至于伊斯兰教，它之所以能被称为世界宗教，主要是依靠其宽广的传播范围。从精神层面讲，由于并非建立在任何有关世界或人类的深刻思想之上，它根本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而即便内部有这种思想在萌动，也会立即遭到压制，以维护传统的权威。不过，当今伊斯兰教已然有所不同了。跟表面上相比，其神秘主义倾向更强，伦理深度也更甚。
1919年圣诞节将近，我正忙于上述研究内容，突然收到纳特汉·瑟德布洛姆196大主教发来的邀请，要我在复活节之后去给乌普萨拉大学197所属的奥洛斯佩特里基金会做几次演讲。这份邀请函真是出乎意料。要知道，自从战后隐居于斯特拉斯堡，我就感觉自己活像一枚滚落到家具底下的硬币，早已完全被人遗忘。其间，与外界唯一的一次接触还是在1919年10月。当时我好不容易弄到护照和签证，又想方设法凑足盘缠，才最终抵达巴塞罗那，并再次为奥菲欧·卡塔拉音乐厅里的观众朋友们演奏管风琴。尽管是突然出演，我却意外地发觉：作为一名艺术家，我依然深受欢迎和喜爱。
从塔拉斯孔返回里昂的旅途中，我与“欧内斯特·勒内号”巡洋舰上的一些水手结伴而行。当我问起他们帽子上绣的是何人的名字，得到的答复却是：“谁也没告诉过我们，大概是某位已故的将军吧。”
多亏苏黎世及伯尔尼一帮神学家的厚爱和关怀，否则我都以为自己被学术界遗忘得干干净净了。
说到乌普萨拉大学里的演讲，我选择了哲学和世界宗教中有关肯定世界及伦理的内容作为主题。着手准备讲稿时，我依然没有收到之前留在非洲的《文明的哲学》那几章手稿，因此只好重写一遍。起初我很不乐意，但后来却意识到这种重复并非毫无益处，也就不再耿耿于怀。直到1920年夏天，我从乌普萨拉大学回来之后，非洲寄来的手稿才终于送到手中。
在乌普萨拉，我怀揣五年之久的想法第一次引起强烈共鸣。最后一场演讲中，当我详述“敬畏生命”这一原则的基本理念时，竟禁不住感慨万千，几乎要说不出话来。
由于1919年夏天接受了第二次手术，我抵达瑞典后不仅疲惫、抑郁，而且病怏怏的。不过，好在乌普萨拉的空气清爽宜人，再加上大主教一家热情周到（我们夫妻二人应邀前去做客），我的身体开始逐渐康复不说，竟然又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了。
可是，此前为确保非洲丛林医院在战争期间也能正常运作，我曾向巴黎传教士协会以及巴黎友人签订过数笔借款合同，如今它们依然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某次跟大主教一起散步，他得知我的烦恼后马上给出建议：鉴于瑞典在战争期间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财力，我不妨在当地举办管风琴演奏会，同时做做巡回演讲。并且他还特别向我推荐了几座理想的城市。
一位名叫伊莱亚斯·索德斯特伦的神学学生（数年后传教时不幸遇难）主动提出与我结伴同行。每当我登上讲台或布道坛时，他就站在我身边逐句翻译有关丛林医院的演讲内容，其绘声绘色的表达很快让听众忘记自己听的是译文。此刻想来，也幸亏我在兰巴雷工作期间掌握了借由译者转述的演讲技巧。
该技能的主要诀窍无非是尽量运用简短、结构清晰的句式，事先就演讲内容跟译者进行详细沟通，同时严格遵循对方所熟悉的材料版本。一旦做好这些准备，译者便可毫不费力地把握原句含义，就好比将接住的来球迅速传出去那么简单。以这种方式做演讲，即便是科学论文也可借由译者进行妥善的传达。显然，相较于演讲者以一种不够精通的语言让自己和听众双双遭受折磨，它不知要强多少倍。
瑞典旧式管风琴体积虽不大，其美妙的音质却令我相当满意。而且，它们简直就像是专门为我的巴赫音乐演奏技法量身定制的一般。
仅仅数个礼拜，我已经通过演奏会和演讲挣得了一大笔钱，足以偿清几笔最为紧迫的债务。
7月中旬离开瑞典时，所有的经历都令人无比开心、难忘，于是我又下定决心再次远赴兰巴雷，继续去那里救死扶伤。在此之前，我原本压根儿就没想过这回事，倒是曾动过重返大学执教的念头。不过，瑞典之行尚未启动，某些迹象已然表明瑞士可能会为我的非洲之行提供机会。1920年，我有幸被苏黎世神学院授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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