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手架上的青春

异乡的兄弟

忙碌在灰暗的建筑丛林里

用咸涩的汗水在心中

构筑梦里擦肩而过的幸福

你们来自乡村的优质材料

经得起一切风吹雨打和生活重压

用纯朴的善良与憨厚

一刀一砖用裂皮的厚茧双手

给城市穿上蜕变的亮丽外衣

劳作在高高的脚手架上

裸露的身体

不怕辣热太阳炙烤

钢筋水泥的重量

远没有面对工友工伤时

工程完工回家时

老板无赖拒付工钱时沉重

——郑建伟《农民工》

无意间，拿到了一本《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的宣传小册子。其《卷首语》里写着：

当我们行走在城市宽广的马路上，乘坐四通八达的地铁；当我们沉醉在城市的霓虹闪烁，穿梭于华丽的高楼大厦之间；当我们牵手恋人散步在风景如画的公园，相依相偎在湖边的长椅上私语……这时候，有谁会想到他们——我们大工地上的农民兄弟？

我们是一群来自于北京众多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我们自愿组成了“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为什么取名“安全帽”呢？你们在工地上工作，安全帽、安全带，这些都被称为生命线；而我们的理想呢，就是能够走进你们的生命中去，可以一同分享你们的酸甜苦辣，和你们做朋友，我们想了解与关心的就是你们生命与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想听你们说说心里话；我们想听你们说说打工故事；我们想听你们说说打工心情……

看来，这是个专门为建筑工地农民工服务的志愿者组织。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一亿五千万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的有近五千万，占了三分之一。写新生代农民工，显然不能没有建筑这一行业。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个志愿组织的辅导员李大君，他告诉我，他们在海淀区西北旺镇冷泉村办公。过了颐和园，往北到国防大学，再往北沿京密水渠走五公里，到龙泉驾校，往前一直走到一个加油站，再往前会看见一个“新工人食堂”的牌子，他们就在附近。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李大君他们的办公地点。这里一边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叫“西山林语”的高档小区，一边是一大片贫民窟。贫民窟里到处是破旧的平房和临时搭建的窝棚。污水满地，蚊蝇成群。李大君他们租了村民两间低矮、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平房，每月的房租还要七百元。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偏僻的地方，他说一是这里离建筑工地近，二是这里房租相对比较便宜些。

李大君也是80后。2000年考入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学的专业是社会工作。毕业后，在云南一家环保组织做了三年的水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工作。2007年参与缅甸、老挝边境“金三角”做罂粟替代工作，也就是动员当地农民改种其他农作物替代罂粟。这是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一个项目，带着几分危险，因为村民不种罂粟，等于断了毒贩的财路。他的一位同事曾挨了毒贩三枪，受了重伤。

2007年底，李大君到了北京，成为“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的一名工作员，参与建筑业劳工社会工作项目。

李大君他们是在冬天进驻冷泉村这个点的，当时西山林语工地正是最热火的时候，工人有两千多。他们发现每到天黑下班后，工人们无事可做，便三三两两到冷泉村的一些小餐厅，要上两个凉菜，再来几瓶啤酒，聊上两三个小时，再回工地睡觉。李大君想，我们要是也能开他一家餐厅，专门为工人服务，肯定受欢迎。更重要的是，这样等于有了一个密切接触工人的场所。

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用他的研究经费，资助李大君他们租了一间六十来平米的平房，又添了一些厨具，请了一位厨师和两位服务员，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厨师还是服务员都有建筑工的经历。2008年3月，新工人食堂正式开张。

这是属于农民工自己的食堂，而且，新工人食堂一直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标准来对待自己的员工，作为一家劳工服务机构，首先是要保护自己的员工。这里的饭菜酒水只收基本的运营费，更受农民工欢迎的是这里每星期还放一次电影，举办一次有关法律、安全等内容的讲座。五一节、国庆节还组织大学生与农民工联欢。双方熟悉了，农民工给李大君他们讲述自己的打工史，倾诉心中的酸甜苦辣；而李大君他们也不断启发农民工实现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同；帮助他们发展出那些对自己有利的系统的连接，建立自己的资源网络；帮助那些已经觉悟的个人消除紧张和焦虑，并通过倡导、结盟等策略来集体推动解决社会问题；对那些确实遭受困境的工友提供直接的服务和帮助。

李大君他们一方面为农民工服务，一方面进行田野调查。现在，项目组一共是四个人，其他三人是毕业于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的周周，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心理系的唐玉柱，毕业于昆明学院社会工作系的胡秀丽。当然，每次活动都有一些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参与。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上。李大君说：“目前，农民工已经占到建筑业一线人员的99%。这个群体的工资虽然略高于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但他们无法按时拿到工钱，往往到年底才可能拿到自己一年的辛苦钱，这个行业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的行业。同时，这个行业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又是所有行业中最长最大的。他们从来没有休息日和节假日。他们还是劳动危险度最大，职业安全和社会保障最差的群体，工伤与职业病超过其他任何行业。根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在10%到20%，非法用工比例高达80%。这个庞大的群体已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群体中的最底层。难怪有学者把多重包工制度下的建筑业农民工称为当代的‘包身工’。”

尽管前几年我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时，曾经也采访过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但是，与李大君他们这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相比，便显得浅显了。

而且，我还想当然地认为，建筑行业的活又重又累，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是这支劳动大军中的主体。李大君告诉我：“我们如果不下工地，也许会想象建筑行业这样高劳动强度的工作，理应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做，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占不到三分之一。而且，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建筑行业的比例还在下降。对了，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最近刚刚公布，这里面有些最新的数字。”

说着，李大君取出一份《工人日报》，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2004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33.3%、21.7%和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39.1%、25.5%和17.3%。数据对比可以发现：五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5.8和2.6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5.6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明显的行业倾向性。

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业倾向性？”

李大君说：“这就是我刚才同你说过的，建筑这个行业活儿特别苦，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对现实生活条件的关照要多一些，能够找到其他工作，他们一般不会来建筑工地。他们会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好一些的行业。有个包工头告诉我：现在找年轻的建筑工人很难，来了也不好管理，整天提这个要求，那个要求，我们还是喜欢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为什么年轻人不干，中年人反而成了主力呢？”

“建筑业农民工如果以新生代与第一代农民工来划分不大准确，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有了家庭的。他们中有人在成家前进工厂做过工，但成家后，由于家庭经济压力的增加，他们则会选择劳动强度和危险度更大，生活条件更艰苦，但收入相对较高的建筑行业。没结婚的年轻人家庭负担轻一些，找活儿的机会也多一些。而一旦结婚生子，人到中年，家庭负担就重了，手脚也就不如年轻时灵敏了，比如说像富士康那样要在流水线上作业的企业，包括电子厂、服装厂、玩具厂，根本不会要二十五岁以上的一线工人。有些建筑工人告诉我们，干建筑这一行，一上了四十岁，身体就明显感觉吃不消了，但是为了家庭生计，不得不硬挺着。”

这时候，正在一旁编辑《大工地》小报的小周，插话说：“我们小报编辑部，经常能收到工人们用手机发来的打油诗，我念两首让您听听——”

三伏天温度高，

老天好似杀人刀。

身投工地建家园，

忍声吞气只为钱。

建筑工苦，

建筑工累，

高温干活更受罪。

汗水湿透了衣和背，

早知这样不如在家里瞎胡混。

远看这里像天堂，

近看这里像银行，

到了这里像牢房，

不如回家放牛羊。

年年打工年年愁，

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

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就低头，

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月尾就发愁，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头……

小周念完了，一时，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到处都是脚手架，到处都是大吊车，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建筑工地。

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当前世界上的一半混凝土和三分之一钢筋是被中国的建筑市场给“吃”掉了，胃口真是大的惊人。

与城市的日新月异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们千千万万的建筑工人、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其工作状态、其生活状态，却三十年不变：依然是戴着黄色安全帽，依然是穿着破旧的工作服，依然是满脸的汗水和疲惫，依然是月月年年被拖欠着工资……

每一座城市都需要脸面，但城市却不给建设者脸面；

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又被建造出来的城市所遗弃！

我想起了马克思，一百五十多年前，这位伟人曾经对18世纪英国工厂资本贪婪本性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述：

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在21世纪的今天，在许多建筑行业，这种状况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情景，依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建筑行业，每个工程被层层分包，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老板和包工头都得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一线工人却处在这条利益链的最后一节，被盘剥得只剩下“一条筋儿”。

跟随大学生志愿者，我走进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结识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生代建筑工。他们在向我倾心倾诉自己的打工史时，最渴望的是能活得公平，能活得有自尊……

武志坤 河北邢台南和县武庄村人，1979年1月出生

1995年，我初中一毕业就停学了，主要是觉得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上也是白上。在家呆着，一边帮父母蒸馒头卖，一边也种种地。

1997年征兵开始，当时我个头长得特别高，有一米八四，我父亲说：你这个头儿适合当兵，当兵去吧！那年，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也到我们县招兵。带兵的一见我的个头，立即便注意上我。后来，体检一关关都过了，政审也一关关过了。全县就招五名，我成了五名中的一个，当时，也不知道仪仗兵是干什么的。

到了北京，进了营地，才知道三军仪仗队就是电视里经常看到的专门迎接外国元首的。一想到以后可以经常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心里十分激动。

在新兵连训练了半年，苦啊！那真可以叫做严格训练。强化练站姿时，太阳底下，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一天衣服要湿两三套，可以拧出半桶汗水；踢正步，不管刮风下雨，个把月就要踢破一双皮鞋。每天练得晚上一上床连翻身都困难。你看我现在身板这么直，就是那时候硬给练出来的。

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在人民大会堂东广场，欢迎德国总理科尔。我穿着上白下蓝水兵服，既有些紧张，又有些激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镕基总理。过去都是在电视里看的，现在离我就几米远。真人跟在电视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当天便给家里写了封信，我父亲比我还激动，逢人便说：“我儿子见到总理啦！总理身子骨硬朗着呢！”有一次，忘了是欢迎哪国领导人，电视上出现我的画面，村里许多乡亲都看到了，我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名人。

当了三年兵，参加了一百多次的欢迎仪式，见到的外国领导人那就多了去了。

2000年年底，因为没有文化提不了干部，准备退伍。那几年，每年老兵退伍的时候，都有单位来挑退伍兵，仪仗队的兵经常见中央首长，而且要个头有个头，要气质有气质，挺受欢迎的。我们农村兵退伍回家不安排工作，所以有什么比较好的企业，也愿意去。

那年，浙江小小集团来挑人，我们去了六个退伍兵。这是家纺织企业，在绍兴柯桥。我们去了名义上叫经济警察，其实就是当保安。平时在厂门口站岗，有时候，也配合当地的派出所执行点任务。每月工资是一千出点头。从仪仗兵一下子变成了保安，刚开始脑子的确转不过弯来。在工厂门口站岗和在人民大会堂前面接受国家元首的检阅，那感觉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在小小集团干了一年多，珠海有个战友说那边的待遇比这边高，让我过去。

2002年回家过了春节，我便去了珠海。那是一家五星级度假村，还是当保安。每月工资有一千五六，但要求也比较高，因为这家度假村经常有重要人物入住。

我在这家度假村头尾干了五年，这期间结了婚，妻子是同一个村的。

毕竟是南北有差别，我们讲普通话，人家讲广东话；我们爱吃面食，人家喜欢吃米饭。再说，结婚了，离家也太远。每年只有春节一次假，还住不了几天；而你那么点工资，又不可能把妻子带在身边。2007底年，我就回来了。

又到了北京，一家私人保安公司招人，我去了，被派到一个花卉市场当保安，干了三个月，保安公司被取缔，连工资都没拿到。

这才到这个建筑工地当保安，一直到现在。

到了北京，怎么也得去老部队看看。我们那批兵留队的，有的已经当了中队长。看见那熟悉的营房，自己住过的宿舍，训练的操场，感触万千。中午还在中队食堂吃了顿饭，那是真正的兵的口味啊！但是，去了一次，我就再也不愿意去了，为什么？战友们问我干什么？我说当保安，实在是有些说不出嘴来。跟你说实话，到现在，看新闻联播，一看到三军仪仗队列队接受外国元首的检阅，我的心跳就要加快……

论工作，不管在哪个单位，人家都挑不出我什么毛病，毕竟是经过部队三年打造出来的。但自己的心里却总是有些不是滋味，为什么？为的是农民工在社会上太没有地位了，活得太没自尊了。出来拼死拼活干活，这个城市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同我们没关。现在中央为农民工制定了许多好政策，可是能真正落实的有多少？拖欠工资问题，说了多少年了，现在照样拖欠。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公办学校有多难？生活条件，你都看到了，我们住的比捡破烂的还差。连个架子床都没有，就打地铺。冬天冷得当“团长”；夏天热不说，夜里都差点被蚊子咬死。吃的，几天见不到肉星儿……

对了，建筑工地流传一首《我们的路在何方》的诗，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我说给您听听：

人人都说工地好，

傻帽才往工地跑。

工地挣钱工地花，

根本没钱寄回家。

年轻老婆娶不上，

娶了老婆用不上。

买了房子住不上，

青春洒在荒山上。中间还有几句我记不住了，最后结尾是：

迷糊中我进入梦乡，

梦见在工地上轻舞飞扬，

我笑问上帝：“我们的路在何方？”

黄保龙 河南淅川县高湾村人，1983年6月出生

我们家四口人，我下面还有个弟弟。我们那个地方农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收入。吃饭没问题，但花钱就不行了，所以，很多老乡都出来打工。

我上完初一就不上了，在农村晃荡了两年，我们这些年轻人种地肯定是种不下去的。

十六岁就出来了，连身份证都没有。先是跟老乡到西安，在一家私人玻璃厂当烧炉工。这家玻璃厂主要是生产花瓶、鱼缸、水杯产品，我每天的活儿是把玻璃原料用高温烧化。

说好每月工资三百五十元，可平时只管吃饭不给钱，连零花钱都不给。干了九个月，不想干了，找老板算工资，老板脸一黑，说：你一年都没干满，算什么工资？等于白白辛苦了九个月。

还是老乡介绍，到一个批发市场的冷库当搬运工。每月工资四百元，工资倒是月月发，就是活儿太累，而且对身体损害特别大，你想想，夏天那么热，我们进冷库搬运肉食还得穿棉袄棉裤，一冷一热，容易感冒不说，干长了都得关节炎。我现在关节经常发酸，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干了三年半，干不动了。

又到沧州跟着老乡搞房屋外墙装修，就是给外墙刷涂料。这属于高空作业，人坐在吊篮里，吊篮挂在外墙上。工资按天算，每天三十元。这种活儿很危险，可是老板不跟我们签劳动保险。我的一个老乡就是因为吊篮的绳子断了，从三楼摔了下来，楼层不算太高，把一条腿给摔断了，老板给了几千元就给打发走人了。到区劳动局去论理，人家说谁叫你当时不签劳动保险合同，没有合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那两年，我每天干活儿都是提心吊胆的，也不敢跟家里说，说了，父母肯定不让干。

后来，一个老乡在广州一家电子厂工作，让我过去。这家电子厂是生产收音机的，活很多，工人天天要加班，加班一小时一块钱，每天要加四五个小时的班，每天都要干十二三个小时，别说干活儿，就是让你每天在流水线边坐十二三个小时，你也受不了。而且工资还特别低，连加班费才五六百元。工人跳槽的很多。

后来，我又去了深圳，也是家电子厂，做MP3、音箱。这是家外资企业，工资每月七百元，加班费每小时三元。干了一年多，台湾老板和香港老板闹矛盾，搞不到一起，工厂倒闭了。

我是2008年5月到北京的。开始在朝阳区一个小区干油工，主要的活儿是刮腻子。当时与河北的一个包工头说好每天工资七十元，年底结算。平时就预支点饭钱，最多每月再预支二三百元零花钱。所以，一边干活儿，心里就一边嘀咕，不会到时候拿不到钱吧？干了半年多，马上就到春节了，几个老乡找包工头结算工资，包工头说上面的老板给不了钱，他也没办法。我们把包工头整整纠缠了三天，他就是不给钱，有天夜里，趁我们不备，他开着车逃了。我们找施工承包方，人家说该给的钱都已经给了包工头了。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空着手回家过年。过了年还回原来的工地，施工承包方说那个包工头跑了，他们已经把剩下的活儿转包给了另外一支队伍。就这样，六千多元工资到现在也没拿到，你说倒霉不倒霉？

去年5月到了这个工地。还是干油工，每天工资六十五元。这是家国营大建筑公司总承包，去年的工资总算拿到手了。只要工资兑现，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你问我对北京有什么感觉，感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是一点感觉也没有。我们每天早晨六点上班，十一点半下班；中午一点上班，六点下班；有时晚上还要加班。而且没有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不瞒你说，我来北京两年多了，到现在还没去过天安门。我们工地离颐和园也不远，听说门票要几十元，舍不得花这个钱啊！

出来十年了，一分钱也没攒下。干完这个工地，我不想再在建筑行业干了，这行业对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干什么，没想好。做点小买卖吧，没有本钱；想买辆小面包跑跑运输什么的，可三四万的买车钱从哪来？

杨云飞 河南濮阳县杨神八郎村，1985年5月出生

我们村叫杨神八郎村，据传说，是六百多年前，杨氏八兄弟从宁夏贺兰山搬迁过来的。到现在，老人们还能说出许多杨氏八兄弟的故事。我们那个地方是平原，就是种小麦和玉米，连棵果树都没有。

我们家有兄弟仨，我是老小。那时候，贪玩，不懂得读书的重要，上完初二以后说什么也不上了，觉得读书费脑子。

在家混了两年，混不下去了。2003年过了春节，同村里的一位发小到北京。他的哥哥早几年已经在北京打工，我们是奔他来的。第一次出远门，觉得北京真是太大了。高楼让人看得眼睛都发晕。

发小的哥哥在西直门一座正在建的写字楼当油工，我们俩跟着学了两个月，没有工钱，只管吃住。然后，就独立上工了，每天工资二十元。因为那是家国营企业，没拖欠工资，年底结账，拿到了将近三千元，这是第一次挣到钱，回家特别高兴。

过了春节，心血来潮，跟那位发小说：“我们自己出去闯闯，也许能找到更好的活儿。”两个人去了郑州，去了青岛，又去了杭州。这儿干两个月，那儿干三个月，挣点小钱，都花在路费上了。年底回家，两手空空。

2005年，又来到北京。干过的工地好几个，石景山、大红门、双庙、厂桥、八王坟，一直到现在这个工地。还是当油工。

对于建筑工人来说，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这五年，我被拖欠了五六回，加起来有两万多元，到现在也没拿到，连包工头都找不到了。

老给别人打工，自己也想当包工头。去年，还真当了一回包工头。六里桥附近有个小区，需要外墙的装修工，我通过别人认识了那里施工方的一个项目经理，他答应给我一部分活儿，工程费有十几万元。

3月20日，我从老家带了三十多个老乡到北京，在丽泽桥附近租了四间房，让老乡住，租金每月六百元。然后就去找项目经理，人家说别着急，马上就要开工。说是马上，但一天拖一天，我是每个星期都去找一次项目经理，人家就是说别着急。人家不着急，我着急啊，三十几个老乡每天光伙食费就要三百多元，那都得从我口袋里掏啊！到了4月底，还是没有开工的迹象，而且，项目经理也不怎么到工地，我心里有些发毛了。等过了五一，原来工地上的工人，都纷纷卷铺盖走人了。我再去找项目经理，他说：“遇到金融危机，工地暂时停工了，你们先回家吧，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当时，我差点没晕过去。你到哪儿讲理，当时又没签什么合同，只好让老乡先回家。小老板没当成，一共还赔了两万多元。我只好还回到工地当油工。

什么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建筑行业就是这种现象，开发商吃施工承包方。施工承包方吃大包工头，大包工头吃小包工头，小包工头吃打工的。我们就是“小虾米”。

建筑工人苦，住宿条件差，伙食差，但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最苦是缺乏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或者说是根本没有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晚上下了班，看不到电影，看不到电视。最多找几个老乡喝点小酒，有时候就是小酒也喝不起。还有就是用手机上QQ与老乡聊天。

说起来让你见笑，到北京这么些年了，我从来没逛过商场。一是没时间，二是也没什么可买的。一件衣服好几百，买不起。再说你穿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进商场还不让人讨厌？别说进商场，就是穿工作服上公共汽车，人家见了还躲得远远的，生怕碰脏了他们的衣服。尽管我们为城里人盖房，为城里人修路，替城里人干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但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打工的。

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可能再回去种地了，谁还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对农村已经越来越没有感情。如果当时不出来，或者政策不允许农民出来，也许这辈子就死心塌地呆在农村了。但进了城，一对比，谁不知道城市比农村好，谁不想在城市呆着。但城市不仅不接受我们，对我们还采取排斥的态度。

还有个大问题，我们都是二十三四、二十七八岁的人了，正处在婚恋时期，但对于我们这样打工的，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经济实力，找对象非常非常困难。我2003年开始处了个对象，是一个村的，到2006年就吹了，你挣不了多少钱，每年还只能回去一次，谁还愿意跟你。这几年在外面也处过两三个，要不是我父母不同意，说外面的女孩不可靠；就是女方的父母不同意，说外面的男人不可靠。整个工地像我这样年龄的年轻人，没找到对象的多的是。这将来难道不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我现在处于一种迷茫状态，就这样打工一直干下去，不甘心；可不打工又能干什么？要文化没文化，要资金没资金，找不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机遇，只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老黑 四川阆中人，1981年出生

因为我长得黑，别人都叫我老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还不错，当时的想法就是考大学，梦想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然后为改变家乡的面貌干一番大事业。没想到高三时生了一场大病，休学了，大学梦也破灭了。

2000年初，我十九岁，跟着表哥去沈阳打工，表哥在沈阳建筑行业已经干了差不多十年了。我刚去工地当小工，给大工递砖、和泥。

公司采取了分包的形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包工头。我们那栋楼是一个大包工头总承包，往下按不同工种由小包工头分项承包。一栋楼分地基基础、主体、门窗、外墙等等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包工头，每个项目的包工头底下还有小包工头，比如说主体，一个小包工头带领一班人打桩，另一个小包工头负责轧钢筋，还有一个小包工头管水泥浇筑。而工人的工钱是一级跟一级算。因为每一个包工头都要有提成，等于一线工人的工资被每一层都剥了一层皮。

在这个工地，我干了五年，从当小工到干混凝土工。五年下来，也看出了一些门道。我觉得工人工资低，问题是中间的包工头太多。我们如果自己能够找到活儿，直接与劳务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减少了中间环节，工资肯定能提高。我把我们一起干活的十个工友召集起来商量，建议成立一个“共产打工队”，大家出去联系活儿，联系到活儿后大家一起干，然后，直接与劳务公司签合同，谁找到活儿，谁可以提成工程款的百分之五作为报酬。大家都表示赞成，我表哥不是很乐意，因为这些人都是一直跟着他干的，大家都去找活儿，等于抢了他饭碗。我不管这些，鼓励大伙儿走出去，有关系的找关系，有手段的使手段，能拉到活儿就行。我太天真了，我没有想到找活儿是需要关系和资本的，我们都是穷打工的，哪有什么关系和资本。过了半年，我们的“共产打工队”没有找到一件活儿。

我们仍然只能在各级包工头的盘剥下，辛辛苦苦地打工。

2008年3月来到北京，觉得北京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些，谁料想，到了下半年，遇上了世界经济危机，房地产业也受到极大的打击，许多工地都停工了，活儿也更难找了。这时候，正好遇到原来在沈阳认识的一个姓刘的包工头，他正在海淀区温泉镇的一个工地组织一帮人干活儿。他让我去给他当带班。当时约定我干一天他给我开一百二十元工资，如果当月活儿少，他保证我最低三千元工资。

我是3月15日到工地的，干了几天，我发现许多问题。一是开发商资金链紧张，材料经常供应不上；二是管理不善，每天下午，工人还没下班，管理人员却早早走了；三是工地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设计图还没全部拿出来，等于是边施工边设计。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工程存在严重的违法承包问题，工程真正老板不是承建公司，而是一个根本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

工地上的工人经常是干三四天，歇三四天。没活儿干，包工头是不给工钱的，许多工人见势不好，纷纷跳槽。按说，平时劳务公司应该给工人发些伙食费和零花钱，可公司说资金一时有困难，让老刘先垫着。到了6月份，老刘也垫不起了，找到劳务公司的生产经理，说这活儿干不下去了，想把工程款结了撤场。生产经理说，撤场可以，但工程没干完给不了工程款，要等工程结束验收合格以后，才能结工程款。老刘没办法，只好走人。老刘一走，等于我白干了三个月。

离开温泉镇工地，我又到了北五环这个工地。

我的“共产打工队”的梦还是没有彻底破灭，今年，我又组织了十几个老乡，想自己找活儿，但至今没有找到。我相信经过努力，是会找到的。

你刚才提到法律问题。《劳动法合同》颁布已经十几年了，但真正能落实多少？有一次，在丰台区一个工地，区劳动局来工地宣传《劳动法合同》，当时这个工地违反《劳动法合同》的事情多了去了。劳动局的人来之前，包工头就说了，只能听，不许发言和提问，谁敢胡说八道，马上走人。你想想看，谁还敢反映什么问题。《劳动合同法》颁布也一年了，几个工地能落实？你要提签合同，包工头立即拉下脸，问你懂不懂规矩？

我现在是一心一意想挣钱，有了钱我就可以干一番事业。我一直想给我们村修一座水库。我们村的田地地势比较高，在大集体时，村里修了提灌站来浇水种水稻，但现在已经荒废了。没有水，田地只能种苞谷和大豆。我们那里靠近嘉陵江的支流沟溪河，水资源是非常充足的，只要修了水库，还可以种水稻，种水稻比种苞谷和大豆强多了。

如果有了钱，我还想办个公司，我们村、我们镇在北京的老乡很多，有了自己的公司，我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四川人能吃苦，脑子也好用，北京市场大，机会也多，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没有一定的资金，一切都变成空想……

每一位建筑工人的打工史，都是一篇苦斗史；

五千万建筑工人的打工史，构成了一部建筑工人的苦斗史。

我的书橱里还保存着1957年肖琦发表在《新观察》杂志上的一首诗：

我们是建筑工人

风狂，雨暴

打不乱中国的时间表；

水深，山高，比不过我们的自豪。

工人驾驭着生活挺进挺进啊，

山要让路，河要改道，

建筑者的事业是万岁事业，

大地，敢不听候差调！

朝朝暮暮地清除，清除垃圾，

为一座座辉煌殿堂

铺下千古不朽的地基，

心血注入了女儿墙和钢筋水泥，

我们的光荣在穷乡僻壤屹立……

将世界当建筑踏在脚下，

举高楼大厦进璀璨的云霞。

火热的心为千百万人家筹划，

何时享受新居的电灯电话？

我们把自己列在最后一家。

我们是建筑工人。

我们

是我们

建筑青春

建筑和平

建筑二十世纪的良心。

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气魄，这才是工人阶级的胸怀！

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农民工的地位理应得到不断提升才对，恰恰与此相反，他们的劳动越来越没有价值，劳动者变成了廉价的商品。

不知道是工人阶级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市场制度、公共政策、我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百八十名建筑工，挤在一间破旧的仓库里，有滋有味地观看大学生志愿者为他们放映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高兴》。

《高兴》的主角刘高兴是陕西的一个农民，带着造飞机的远大梦想，和好兄弟五富来到西安，借收破烂收集各种制造飞机的材料。这期间，他结识了小混混石热闹和按摩女孟夷纯，并最终收获了各自的爱情。

以创新搞笑见长的阿甘导演，将小说中最荒诞搞笑的精神元素以歌舞形式夸张演绎，造飞机、慈善夜……这些生活中看似所有的不可能，在电影里一一变成了现实。

或许因为刘高兴的故事同他们的生活特别接近，刘高兴高兴，他们也高兴；刘高兴纠结，他们也纠结。特别是刘高兴与按摩女孟夷纯的那几场戏，他们看得最入味儿。

电影结束后，李大君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包工头张会校。李大君他们曾经帮助张会校成功讨回了一笔欠薪，所以，张会校对李大君他们特别的信任。

张会校长得瘦瘦小小的，穿着一件T恤，那样子像个毕业不久的中学生，看不出他还带着一支几十人的施工队伍。

我问他：“当时，对方欠了你们多少钱？”

“十七万元。”张会校说，“我们五十多个老乡，辛辛苦苦干了七个多月，这笔钱要是拿不到，我可能得跳楼了。”

“后来全部拿到了吗？”

张会校说：“拿到了。特别感谢大君和这些大学生，他们告诉我们怎么维权，帮助我们打官司。通过这件事，一是后悔当年没有好好读书，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二是平时一定要好好学法，要靠法律来维护我们打工者的权利。”

张会校的老家在河北隆尧县景富村，尽管那个地方是个平原，但过去村民除了种小麦和玉米，没有其他任何收入。

张会校出生于1982年，他记得自己刚上小学时，父亲就去北京打工了。每年他只能见到父亲两次，一次是秋收，还有一次是春节。书读到初二下学期，他就不想再读了，一是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二是中学离家太远，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去学校，太累人。

学不上了，十七岁的张会校跑到北京找到父亲，说自己也要打工。父亲把他训斥了一通：“我没有文化已经够吃亏的了，你有学上还不上？你以为打工像吃饺子一样啊？”

不过，学已经退了，生米煮成了熟饭，父亲只好将他留了下来。他这才知道，这些年父亲一直在一家市政公司修马路，主要是修雨水管道、污水管道和化粪池。

父亲跟一位密云老板十几年，这时候，已经是个小领班了，每天帮老板派活。他想让儿子掌握门技术，就要他去学测量。学了三个月，张会校便学不下去了，因为测量需要数学、几何基础，他哪有？

只能从最简单的小工杂活干起，一边干，一边学。整整干了五年。工资也从每天二十元到二十五元，到三十元，最高到了五十元。

市政工人真苦啊，夏天地表温度高达四五十度，像是要把人给晒干，别说干活，就是歇着也是满身大汗；冬天，冰天雪地，双手冻得连铁镐都握不住。但是，再热再冷，也得干。

虽然是高强度的劳动，伙食却特别的差。早上：馒头、咸菜加米汤；中午：一个炒菜，馒头；晚上：面条。三几天才能吃到一次肉。

2004年，他又跟老家的一个包工头干安装塑钢门窗的活。一干又是五年。

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十年干下来，张会校对于建筑行业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他开始在心里打小算盘了，为什么人家可以当包工头，我就不可以？人家可以当大包工头，我起码可以当小包工头嘛！

他在等待机会，机会终于来了。

2009年过了春节，正在北京通州新通国际花园承包塑钢门窗安装项目的秦皇岛同力达塑材有限公司（简称同力达公司），需要安装塑钢门窗的工人。通过一个朋友介绍，张会校带着一支五十人的队伍，于2月21日进场。

一进工地，张会校便提出与同力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对方项目经理一直拖到3月17日，才提供了一份所谓的合同，张会校一看，满纸都是对工人的要求和限制，只字未提公司所应履行的责任。张会校觉得不合适，但对方说：“你要是不想签，这个工程也就别想干了。”当时，张会校急于想包到这项工程，便违心地签了这份“霸王合同”。

张会校他们负责安装4号、8号、12号楼的塑钢门窗。合同规定，5月30日，必须完成门窗框的安装；6月30日，完成玻璃安装。超过一天罚款一千元。开工第一天，张会校便告诉老乡们：咱们一定要保证质量，按期完工。

开工时，遇到了寒流，西北风吹到脸上像刀刮似的。工人们没日没夜地奋战，他们一心想的是按期按质完成任务。

同其他工地一样，工资是不可能按月发放的，同力达公司每月只给点伙食费和零花钱。伙食费每人每天按十元算，零花钱每人每月一二百元。

5月30日，施工队提前三天将门窗框安装完毕。正当他们准备安装玻璃时，同力达公司玻璃材料供应出了问题，有时两天来一车，有时三五天才来一车。张会校急了，找公司协商，公司的答复是，供货方违约了，他们也没办法。

6月过去了，7月8月过去了，转眼到了9月，由于材料供应不足，玻璃才安装了一半。9月中下旬，农村即将进入秋收大忙季节，这是一年中农民最看重的一个季节，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再忙也得请个把星期假，回家帮助秋收秋种。

张会校去与公司项目经理商量，希望给工人放一个星期假。

项目经理一听就不高兴了，说：“工程还没有完工，怎么放假？这时候要是走人，一分钱都别想要！”

张会校做通了老乡们的工作，今年大秋就不回去了，但希望公司给每个工人预支一千元，因为出来半年了，还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村这时候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收完玉米，种小麦，得要买化肥、种子，还得雇拖拉机犁地。

项目经理说开发商还没给钱，得完工以后再结账。

工人们不干了，放假不让放假，预支又不给预支。

公司发出了狠话：“想干就干，不干滚蛋！”

9月16日，工人们急了，宣布停工。

公司项目经理赶来，态度强硬：“不上班，你们休想拿到一分钱！”

张会校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候，有个工友跟他说，前些日子无意间得到一本名叫《安全帽》的小册子，好像是北京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办的，上面说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张会校让他赶紧把那本《安全帽》找来，翻开一看，上面果然有联系电话。他打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大学生志愿者，他把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志愿者，问该怎么办？志愿者安慰了他一番，告诉他，应该准备哪些材料，然后到区劳动局找劳动监察大队，他们可以帮助农民工讨薪。张会校便带了几个老乡，找到了通州区劳动监察大队。填写了劳动监察投诉表，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和工地出入证复印件。但是劳动监察大队以证据不足不予受理，并告诉他们“出入证不顶事”。

停工第二天。公司再次下了通知，要求工人马上复工，否则，后果自负。工人仍旧没有复工，张会校他们再次到通州区劳动监察大队。提交了派工单的复印件以及出工记录表。要求给以解决。监察大队办事员说要请示队长后再决定，并给公司打了电话，让他们到工地找公司。

9月18日，公司答应给四万元工程款，工人没同意；下午涨到六万元，工人还是没有同意。因为，按照工人的工时，他们可以拿到十七万元的工程款。

9月19日上午，监察大队打来电话，说公司愿意支付八万元。下午，劳动局再次来电话，说公司答应给十万元。工人坚决不同意。监察大队告诉张会校，他们已经尽力了，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北京市八百元的最低工资标准。

9月21日，张会校带人再次去区监察大队。劳动局的局长和一名副局长在会议室接待了张会校等五名工人代表。给工人提出三个建议：仲裁；法律援助和去找建委。

国庆节快到了，各单位都在强调要维护首都的稳定安全。可能是有关部门给公司打了招呼，9月22日上午，公司将工程款从十万元又涨到了十三万元，并向劳动局提交了秦皇岛工人的工资单，说给张会校他们的工资比秦皇岛工人的工资还高。

监察大队也劝张会校：“你们必须得吃点亏，不可能一点亏不吃。”

四万元啊！那都是汗水摔八瓣的辛苦钱啊！张会校也很矛盾，答应了明摆着吃亏，不答应怕连这些钱也拿不到。他又与大学生志愿者商量，想吃亏就吃亏吧，先把十三万元拿到手再说。大学生志愿者也同意先拿到那十三万元，其他问题再商量。

22日中午，结算工资之后，工人们经过一家饭店，偶然发现同力达公司与监察大队的一些人正兴高采烈在一起喝酒。这一幕激起工人的愤怒——原来你们一起合伙坑我们！大家一致决定通过劳动仲裁，讨要尚被拖欠的工程款以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农民工也是人，你们凭什么欺负人？

大家商量好了，要是劳动仲裁达不到目的，就到市政府上访。

9月24日下午，正在工地准备材料的张会校，突然被通州梨园镇派出所来人给带走了。到了派出所，警察问他：“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张会校摇了摇头说：“不知道。”警察说：“听说你准备带人到市政府上访，你难道不知道国庆期间是不准上访的吗？”张会校说：“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去市里上访，我们只是想通过劳动仲裁得到我们应有的工程款。警察同志，你也许不知道四万元对于我们这些农民工来说，真是比山还重啊！我们要流多少汗，吃多少苦才能挣到这么些血汗钱？”警察显然是被说动了，他对张会校说：“知道你们都是本分人，有什么问题通过法律解决，千万别上访呀！”交待叮嘱了一遍，就让张会校回去了。

临国庆节前，张会校他们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又是经过了一番折腾，劳动仲裁部门总算接受了他们的申请，本该在四十五天内就应开庭审理的案件，劳动仲裁部门竟然拖延到腊月二十三，有的工人为了劳动仲裁又不得不从老家赶回北京。劳动仲裁部门认定了工人与秦皇岛同力达公司的劳动关系，却不支持工人所要求的“同力达公司与工人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工人们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通州区人民法院。法院受理了工人们的请求，但却迟迟不开庭，他们希望工人们与同力达公司调解，并告诉工人们调解下来比判决后拿到的钱还要多。部分工人接受了这样的调解，他们想尽快结案。也有工人认为，调解是一种没有输赢的结果，他们所要追讨的并不是钱，而是一份劳动合同，所以无论最后是不是拿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想要看到的是《劳动合同法》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否被执法部门尊重，是否起到保护工人的作用。他们说，他们要用实际行动来维护法律的尊严，他们要看到违法公司在法律面前认输。

2010年7月6日，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秦皇岛同力达公司支付工人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法定节假日的三倍工资和双休日的两倍工资，但驳回了工人有关追讨平日加班费和高温补贴的诉求。

我问张会校：“这件事还没完？”

张会校说：“志愿者告诉我们，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我们如果不同意，还可以上诉，我们决定要继续上诉。”

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难矣！

通过这场官司，张会校特别后悔自己当年书读得太少了，没有文化处处吃亏。还有一点，他现在特别关注有关农民工的法律和政策。他说农民工多多少少都应该懂得一些法律知识。听李大君说，有二十五名工人就可以成立工会组织，有了工会组织就有发言权了，他也在考虑这件事，只是不知道具体应该怎样操作。

张会校告诉我，他现在手头承包了两个工程。一个工程是在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给同胜门窗有限公司干，还是没签劳动合同，不是不想签，是对方不给签，人家老板说了：“建筑行业不都是这样干的吗？多少年了，放心，到时候，一分钱都不会少了你。”另外一个工程是给北京嘉裕门窗木墙有限公司干，这个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所以特别正规。一进场，就给全部工程款百分之十的预付金。签订各种合同，还给工人们上了集体保险。如果都遇到这样的公司，再苦再累，我们农民工也愿意。

张会校是2006年结婚的，妻子现在在工地上给工人们做饭。女儿六岁了，去年在通州上了几个月幼儿园，先交了四百元的赞助费，每个月还得交四百元，太贵了，上不起，只好送回老家让她姥姥带。

张会校有些感慨道：“北京这些年变化真是太大了，我刚来时好像没有多少过街天桥，也没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但是变化越大，我们农民工的日子却越难过……就比如盖房子吧，一栋楼房主体工程完成了，我们可以暂时住在空壳的楼房里，等门窗安装得差不多了，我们就要搬到地下室住，等整栋楼都装修完了，我们也就卷铺盖卷走人了……”

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盖起了一座座雄伟的高楼大厦，盖起了一片片精美的小区，但这些高楼大厦和小区，从入住的第一天开始，便与他们没有一点关系。

张会校算是幸运的，他们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走法律之路，追讨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劳动报酬。

大多数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在追讨无果的情况下，只能是吃哑巴亏，打碎牙齿往肚里吞。

而少数农民工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以期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视与援助。

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上海部分施工企业违法用工、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数起建筑业农民工群访、闹访讨要工资的群体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上海龙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通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两公司在浦东绿地康林公寓和松江联通通信公司3G通信管道6.2KM长的道路非开挖工程中违法承接劳务作业，后因以工程劳务支付纠纷、未付农民工工资等为由，引发围堵办公场所，最后发展为派员斗殴，致使部分农民工涌上武宁路，造成交通严重堵塞。经市公安局和普陀分局及时介入处置后，对违法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实施拘留，事态才得以控制，恢复交通。

上海东欣建筑发展有限公司总承包施工的川沙城南花园工地，陆续有四十名农民工因讨薪封堵川南公路。2010年元旦、春节期间上述两工地共发生十五批农民工群访事件，并引发闹访行为。由于管理混乱，管理人员不到位，造成农民工情绪激动，多次采取过激行为，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上海陆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新江湾城1号作品”二期二标工程中，该工地所属农民工因被拖欠工资，多次到建设单位办公大楼和杨浦区区政府上访。经查，上海陆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承接该项目后，将工程层层转包，同时疏于用工管理，工资结算出现纠纷，直接导致农民工情绪激烈，采取过激上访行为。

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表明，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45.5%，高出传统农民工17.6个百分点。

如果不到迫不得已，无路可走，淳厚朴实如同田地一般的农民工，是决不会采取过激行为的。

还记得2003年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民工熊德民追讨工资的事件吗？按劳取酬，天经地义。然而，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工的工资，却需要共和国的总理，亲自出面为其讨要，可见拖欠工资现象在建筑行业是何等地严重！

总理亲自出面，自然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以北京为例：

2003年，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工资支付规定》，规定要求，建筑行业必须按月为民工支付工资，否则拖欠的企业除了全额支付劳动者应得工资之外，还必须支付所欠工资25%的补偿金。

2006年，北京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领域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出工作，切实防止拖欠行为的通知》，提出农民工工资要“月结月清”。

2008年，北京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标准化手册》，要求对北京市的建筑市场推行标准化管理，对农民工做到实名制全员备案并发放实名制卡，实现农民工刷卡进入施工现场；设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工资应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日加班时间不超过三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三十六小时。《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继出台。

然而，文件归文件，拖欠照拖欠。

大学生志愿者告诉我，目前，在建筑行业，拖欠工资依然问题严重。

我曾经问过李大君：“为什么建筑行业会是拖欠工资最严重的行业？”

李大君说：“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潘毅和北京大学副教授卢晖临，形容建筑行业是一个‘一亿拉动十亿’的行业。对于一个造价十亿的项目，开发商只需投入最初的一亿资金，后面的九亿资金就可以由各级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换句话说，一个建筑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从书面的合约形式看，开发商与建筑公司，建筑公司与分包商之间通常会签订正规的承包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工程款的支付根据施工单位的过程进展，按一定的比例分期拨付。以甲开发公司与乙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为例，地基部分建造完成后，甲开发公司需要向乙建筑公司支付地基部分工程款的75%。然后，主体架构建设完成后，甲开发公司需再支付主体架构工程款的65%。最后，粗装修完成后，甲开发公司再支付相应部分一定比例的资金。但在实际的施工工程中，直至乙建筑公司垫资完成地下室的建设后，甲开发公司才拨付一定比例的工程款，施工期间不足的费用则由施工单位垫付。”

李大君分析说：“建筑公司和劳务公司之间也存在正式的契约关系。劳务公司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二包’。与开发商给‘大包’拨付工程款的方式类似，‘大包’与‘二包’在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也是依照工程进度按一定的比例支付。但在实际运作中，‘大包’通常按季度给‘二包’拨款，施工费用的不足部分则由‘二包’自己垫付。这时，‘大包’就将垫付资金的压力转移到了‘二包’身上。作为‘二包’往往需要预先垫付某些材料部分的工程款和工人的生活费。这样，经过层层的垫付后，建筑工地上就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债务链。从开发商开始欠债，债务逐级下移，最终相当一部分落在直接跟建筑工打交道的一个个小包工头身上。这些小包工头成为工人追讨工资的直接对象，经常背负着‘黑心’老板的罪名。成了开发商、建筑公司和劳务公司的‘替罪羊’。当然，也存在一些拿了钱克扣工人工资的‘黑心老板’。”

有一个包工头告诉我：要想当好一个包工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资源或是人脉关系，能够找到活，找不到活，一切都是空谈。二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个实力要根据你所带的队伍大小而定。因为建筑行业的包工头必须要垫资，你必须垫得起工人最起码的伙食费和零花钱。你连这种实力都没有，队伍肯定不稳定。三是要有自己掌握得住、工人也信任你的一支队伍，哪怕工地半年、十个月发不了工资，工人照样上班干活。

我想起了三年前，我们单位房顶漏雨，办公室也需要装修，营房部门经过核算，给了二十万元的工程款。施工方是安徽的一个包工头，带了十几个工人，听口音全是他的老乡。我们单位既不管施工材料，也不管工人吃饭。一切材料全部是按照我们的要求由包工头准备的。一个月，活干完了。我记得差不多是三四个月后，才付给他工程款的，他还千恩万谢，说还是部队讲信用。

在海淀区的一个建筑工地，我对二十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一次口头调查：

工种：土建、木工、油工、保安。

打工最长的：15年 打工最短的：1年半

被拖欠工资最多的：3万被拖欠最少的：几千

日工资最高的：100元日工资最低的：30元

与单位签订合同的：4人上三险的：0

出过工伤的：4人

晚上下班后干什么：睡觉、与老乡聊天、打牌、有时喝小酒

最担心的事：怕工资不能兑现

在采访建筑工人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潮一直难以平静。那些推土机手，那些吊车司机，那些土建工，那些瓦工，那些木工，那些油工，那些水暖工……那些我的所有建筑工人兄弟们，他们长年累月、披星戴月像牛一般地耕耘着，他们付出太多太多，获得太少太少！

正如他们自己所说：“我们永远看不到自己建造的宫殿！”

记得是在前不久的一次有关农民工的论坛会上，我请教一位专门研究工人运动史的专家：“农民工是工人阶级吗？”

专家回答：“过去理论界不承认，现在承认了。”

我又问：“那么建筑工人算不算工人阶级？”

专家回答：“应该是啊。”

回家后，我专门查阅了有关“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定义：

【工人】：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多指体力劳动者）。

【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劳动者所形成的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彻底的革命性。

如果按照“工人阶级”的定义去认定，我国目前的农民工群体，除了“不占有生产资料、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符合“工人阶级”的特征外，其他诸如“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彻底的革命性”特征，根本不符合。在一些人的眼中，农民工目光短浅，他们进城就是为了挣钱。他们有组织，那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组合。他们没有纪律，像是一群乌合之众。由此，他们根本成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

潘毅等学者认为：

对于（中国）农民工而言，其阶级命运在国家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之下，从诞生伊始便面临着各种结构性力量的压制和破坏，使其只能维持在‘半无产阶级’的尴尬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之所谓长期得以维持，根本上是它有利于资本最大化积累的需要。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就暗示了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意味着他们既是工人，又是农民，同时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们像历史上所有工人一样在城市中参与生产，却无法转化为真正的工人。

“半无产阶级”，一个独特而又尴尬的称谓。

最近，网上黑皮博客写的一个帖子《十年以后谁来做盖楼房的农民工？》，值得我们深思：

建筑行业的农民工，不养老不养小，几乎还不养女人，似乎只养青壮年男劳力，过了五十岁的就不受工头的待见了；十六七岁的毛孩子，肌肉还欠发达，体魄羸弱，没有耐力，还不懂得危险与安全，所以工头们也不待见。

建筑行业的农民工，技术含量低，自然就准入门槛低了。尽管如此，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生的二十岁左右的农村娃鲜有人愿意入建筑行业的农民工。现在各地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大都是60后和70后的老农民工了，所以说十年以后，待60后70后农民工老态龙钟做不动了，还有人愿意当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吗？

造成80后90后的农村娃不愿意干建筑工地农民工这行，是什么原因呢？试分析如下：

1）下贱，建筑这个行业常年风吹日晒，常高空作业，危险不说，又累又脏，时间特长，伙食差，衣着破烂，受人白眼，大城市里的超市不让进，饭店进不起；

2）工资低，尽管房子价格一年年翻着跟头上涨，农民工的工资长得微乎其微；大多数建筑行业的农民工都是被工头招呼冲着工头干活儿冲着工头结账的，工资经常有被不良工头黑的事件，讨工资艰难；

3）独生子或者少子原因，60后和70后农民工大都是弟兄几个的多子家庭，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性格，而80后90后这一代正是他们的孩子，因为独生子或者少子，从小受到父母溺爱，中国传统的老子干活儿子享受的习俗，再有就是年轻一代的农民工目睹老子被砖石砂磨得粗糙的双手，并没有挣到大钱，所以对建筑这行不屑；

4）可供选择的行业多，现在工厂超市等服务行业多了，可供年轻一代农民工选择的多了，相比建筑工地工厂等服务行业的活儿要轻松干净一些；你可以留一下神：建筑工地的农民工跟其他行业的农民工站在一起，一眼就分辨得一清二白；

5）有了文化知识，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大都是高考落榜者，最差也是初中毕业，再没有了文盲，赶潮流追时尚，对新事物接受得快，新一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更高的要求，再不是为了吃饱穿暖而干活劳作了，他们中的大部分想融入城市，大都很实际，特别地亲近钱财和名利，他们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赚钱是为了养家，而是自己享乐；

6）社会歧视，国家各行各业都有竞赛标兵劳动模范，而占有农民工绝大人群的建筑行业什么也没有，像砌砖抹灰绑钢筋贴瓷砖等好像就不是手艺，似乎是人伸手就干？所以建筑这行农民工没有丝毫的荣誉感，有的只是卑微。

综上所述，盖楼房是不会停止的，随着房地产的暴利，建筑工地不断开张。但是随着建筑农民工的老龄化到来，新一代农民工不愿意染指建筑这行，十年以后建筑工地上的技工将越来越少，而建筑技工干的活儿，大都不实施机械化。

呼吁国家和那些建筑行业的阔佬们赶快想对策吧！不要让这些顺口溜再流行了，你听听，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在说：

“宁把孩子喂了狼，不让孩子学盖房！”

“有女不嫁建筑郎，一年四季守空房；仨月俩月回趟家，拎回两包脏衣裳！”

“生活有了难，参加盖房班；人起日不起，日落人还干；菜里没有油，饭里有石头；辛苦多半年，没见几个钱！”

听了这些自嘲，你有何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