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拉萨进发

张国华的警卫员赵景仁回忆说：“首长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总是和大家一起走。上山时，看到首长气都喘不上来、非常吃力的样子，我们的心里很难受。可是他还总是安慰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我不是还可以拉着马尾巴吗？’是的，这就是我们军长的‘特权’……”

与中央代表张经武一路经印度先期到达拉萨的阿乐（乐于泓），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后续进军西藏的战友们。1951年9月29日，他们收到军部发来的电报说，部队翻越藏东北的冷拉山，积雪一至三尺，西坡为陡坡，长达两公里，人和骡马只能顺坡往下滑，非常艰险，骡马损失严重，牺牲二人，口鼻流血的人占部队的三分之二。

看了电报，阿乐非常担心军长张国华的安危。自从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以来，军长夜以继日，殚精竭虑。西康刚解放，许多地方干部尚未到位，他硬着头皮向甘孜地区四个县派出一些领导干部开辟新区工作。在昌都战役打响前夕，他仍为落实筹粮、后勤保障奔走；战役打响后，他昼夜守在报话机旁，随时了解和指挥部队的行动，一连十天没好好睡觉，太累了只能打个盹。36岁的军长原本有高血压病，这时心脏也出现问题，经常头痛、失眠。如今带领全军翻越大雪山，他的身体吃得消吗？谭冠三政委、李觉参谋长，大家都好吗？阿乐心悬千里，东望云天，默默无言。

大家纷纷聚集到阿乐房间里，同声高唱《歌唱二郎山》，心里遥念着在冰山雪峰上顽强进军的战友们：

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不怕风来吹，不怕雪花飘，起早那睡晚忍饥饿，个个情绪高。开山挑土那架桥梁，筑路英雄立功劳那个立功劳。二呀嘛二郎山，满山红旗飘，公路通了车，运大军，守边疆，开发那富源，人民那享安康。

为了减轻进军时对后勤补给和道路通行的压力，随先遣支队之后，进藏部队分成几批分不同路线进发。

阿乐可能并不是很清楚，此时，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正率领第一梯队的军指、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和军直各分队，走“北小路”，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军。而第一梯队的另一部分，由一五四团和军直为主，从洛隆、边坝地区出发，取道“中路”，经嘉黎、太昭、墨竹工卡向拉萨前进。

一个多月后，由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五团组成的第二梯队经边坝、沙丁向桑达本贡、太昭一线向拉萨进发。

一路上，张国华和谭冠三经常将自己骑的马让给病号或驮体弱战士的背包，自己与战士们一起步行。张国华的警卫员赵景仁回忆说：“那时候，首长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总是和大家一起走。上山时，看到首长气都喘不上来、非常吃力的样子，我们的心里很难受。可是他还总是安慰我们：‘走不动的时候，我不是还可以拉着马尾巴吗？’是的，这就是我们军长的‘特权’。军长经常对我们说，在困难面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是要起带头作用，冲在前面，带领大家克服困难。”

顾草萍回忆说，进军路上配给领导的马，与其说是首长待遇，不如说是病号福利：“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时，张军长和谭政委都不骑马，留给伤病员和掉队的人骑。”

各级领导都是这么做。五十三师文化教员黄道惠，数十年后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师长金绍山的脚上打了无数血泡，就是不肯上马，专门匀出一匹马驮运女兵的卫生纸；遇到下雨下雪，便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盖在卫生纸的袋子上。

一次，军参谋长李觉见几名战士正在抢救陷在雪水坑里的驮马，他不顾疲劳参加其中，被挣扎的驮马拽到雪水冰潭中，非常危险。当驮马脱离危险后，战士们才把浑身湿透的李参谋长救了上来。

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通常都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天黑了，他顶着风雪，打着手电筒，一路搜寻着掉队人员，不让一人在雪山中丢失。战士们被军首长们的行为感动着，鼓舞着。部队中流传着一句互相勉励的话：“军首长都在走，我们还怕什么！”

戴宜生还记得，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终年积雪的雀儿山时，部队刚下山搭好帐篷宿营，军长张国华就到各个帐篷里看望大家。雪地里长途跋涉，睡觉前应该把湿透的鞋袜用火烤干，以备下次行军之用。戴宜生累得倒头就想睡，正碰上军长走了进来，发现他偷懒，着急地催促他：“赶紧换，不能穿湿鞋袜睡，会冻坏脚的！”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戴宜生终身难忘：军长他是率领数万人部队的“一号”首长，要操心多少“大事”啊，还要为“小兵”的湿鞋子操心！

一天下午，部队向金沙江边进发，18岁的女兵李景维脚底红肿发炎，走不快，掉队了。突然，身后传来一个非常亲切的声音：“小同志，苦不苦呀？”李景维回头一看，原来是军长张国华。李景维大声回答：“不苦！”“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张国华看见女兵的背包上横着的提琴，问道：“文工团的同志？”“是！”“来，来，骑上去！”军长用浓重的江西口音在喊。李景维怎能同意？可是怎么也不可能争过军长，连人带行囊都被军长的警卫员扶上马。李景维背着背包、草盔、提琴，全身披挂骑在马上，“叮叮咚咚”敲了十余里才到宿营地。

又一天，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的藏族小女兵娜喜跟随部队在风雨中翻越了四座山峰，涉过六条河流，到了宿营地。夜晚风雪交加，雨雪冰雹，冷得出奇。第二天早上小娜喜觉得自己已冻成了冰块。团长柴洪泉走进帐篷，关心道：“小鬼想家了吧？不要哭，要勇敢。后面的路还会更艰苦。”接着，他让通信员送给她两样东西：一双厚厚的毛袜和一块小碗大小的红糖。多么珍贵的东西呀！“团长叫阿协大姐脱下我的鞋，亲自给我穿上那双袜子，将那块红糖装进我的挎包，嘱咐我：‘这糖翻山时吃一点，走平地时不要吃，记住了吗？小鬼！’他还对站在周围的同志们说：‘好好照顾和关心小同志们。’”娜喜后来回忆道。过后，宣传股张克宇告诉她，袜子是内地女大学生亲手织的慰问志愿军的礼物，上级给十八军团以上首长每人发了一双，团长没舍得穿，给了她。小娜喜听后流下眼泪。娜喜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起早贪黑干活，吃不饱，常挨打受骂。这绝不只是一双袜子、一块红糖，这都是她从未感受过的关爱。正是这种爱，激励着她鼓足勇气跟着部队一路走下去。

为什么那些平日里要求严格、执行纪律“铁面无私”的首长和领导干部，在战士们的记忆中，更深刻的却是“兵妈妈”的形象？杨星火曾在回忆录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一年，她跟着筑路部队生活了八个月，作为文艺创作员的她，刚下连队时，带了一些自己必需的用品，还有不少卫生纸。三个月以后，卫生纸用光了，她发愁了，只好悄悄地把睡觉垫的棉絮剪来用。六个月后，一床棉絮就被剪光了！怎么办呢？剪棉被？剪了盖什么呢？正犯愁，老营长到连队来了，悄悄塞给她一包东西：卫生纸，还有消毒棉花！杨星火又是喜又是羞，红着脸道：“哎呀，你怎么知道……”老营长眨了眨眼睛说：“我是神仙，掐指一算，什么秘密都算得出来！”原来，连队检查卫生时“发现情况”，立刻向营里汇报，营里专门派人骑马到公路终点去采购。杨星火禁不住泪水直流，突然想起了母亲。她说，这些看来十分粗犷的男子汉，其实都有一副母亲般的柔肠和情怀呢！

部队向昌都进军的头一天，念小学的藏族姑娘格桑卓玛（后改名高世珍）就报名参了军。军装穿在身上又大又长，兵姐帮她把裤脚往里缝进好长一截，穿上后往外卷了又卷，才勉强不拖地。几十载过去，回忆起当年的兵姐姐兵哥哥，高世珍一往情深：“在昌都整训一个多月后，我们四个藏族小兵调到五十二师文工队当小演员，向拉萨进军时，由于年纪太小，背包和口粮都不要我们背。一起行军的大姐姐、大哥哥，对我们这些藏族小妹妹、小弟弟特别关心，给他们发的一点水果糖舍不得吃，非要送给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吃。当时我们也不懂事，给的糖马上就吃了。”当年仅有11岁的高世珍对进军西藏的大道理懂得不多，唯一清楚的是，在部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那亲密无间的战友情，比兄弟姐妹还要亲！”

从太昭到拉萨的路上，高世珍和另一藏族女兵被编入男兵分队行军，常常是兵哥们背着她们走。在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超负荷行军，兵哥们时常面色发紫，迈不开步，再背上一个小女兵娃，是多么艰难！缺粮时，高世珍等两个藏族女兵在室外休息，听见里面说：“现在还剩一点糌粑，只能留给两个小同志吃，她俩也只够吃两天的。”那仅有的一点糌粑，在高世珍的心中分量越来越重。现在提起，高世珍常怪自己年纪太小，居然不知兵哥兵姐姓甚名谁。铭刻在心，记住的只有他们的音容笑貌。

每到一个宿营地，战士们便分头卸驮子、放马、搭帐篷、砍柴、割草。每个分队只有一只小帆布桶，大家洗脸洗脚、给马喂水都用它，谁也没嫌过谁脏。出发时，为多背一点集体的东西，每人只带一条薄被，睡觉时多是两人打通腿，共垫一床被，同盖一床被。

保卫部女干事陈钊，因为身高1·68米，绰号“大个儿”。司政机关里女兵少，保卫部只有陈钊一个女兵。没有条件单独一人一个帐篷，晚上只能在男兵帐篷里宿营。她没办法像男兵们那样两个人合用两条被子取暖。但是，战友们像兄长一样关心她，总会把帐篷里最暖和、最安全的地方留给她。那纯朴的情感，在她看来早已超凡脱俗。

一天夜晚，刚刚宿营，突遇暴风雪，章道珍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喊：“马跑了！马跑了！”她马上起身，和几个战友分头在雪夜里四处寻找，到后半夜才把马找回来。当她重新钻进被窝时，脚已冻伤，疼得睡不着觉。高乐政大姐毫不迟疑地一把抱住那双冰冻的脚，搂到怀里，贴在胸口！章道珍稍稍一动，只听到高乐政说：“别动！要不你的脚明天就完了！”

在十八军文工团团长朱子铮的心里，印记着一段深情。那是1951年10月1日，部队在进军西藏途中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三分队的几个战士合计，让分队长向朱子铮提议：为庆祝共和国的生日，能否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朱子铮知道，部队带的粮食按计划要吃到拉萨，剩下的路途中再也没有兵站补给了。如果顺利的话，到拉萨还要走二十多天，必须严格执行每人每天的定量才行。回到团里，朱子铮动员大家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过一个“艰苦的、终生不会忘记的国庆节”，粮食还是按定量下锅。那一天开饭时，几个女兵嘀嘀咕咕之后，七嘴八舌地说：“今天是国庆节，我们特别的高兴，一高兴就吃不下饭了。我们让出一部分，送给出大力的男同志吃。”于是女兵把饭送给了男兵，男兵当然不好意思，又推过去，再送过来……这样你推我让，来来回回好几次，饭都凉了，战士们的心里却热热乎乎的。虽然没能吃上一顿饱饭，但这个不平凡的国庆节，终生不会忘记！

每天一边行军，一边收集稿件，晚上宿营后就趴在烛光下编辑，再交给油印组刻写印刷；第二天早上行军时，提早出发，赶到部队最前边，把报纸发放到官兵们手中。“发行任务”完成了，又随部队继续前进，继续收集稿件，准备第二天出报。这就是一五五团《战利》报每天的“报馆节奏”……

在当年进藏的随军新闻队伍中，有一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专业媒体的“正规军”。这些编辑、记者，组成了一支支报道组，活跃在雪山之巅、筑路一线，以及每一个被使命感驱使而去的最前线。“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时代的哨兵。他们脚踏实地记录了伟大时代的篇章。”时任新华社随军记者的边绥说：“在长期建藏的岗位上，我奉献给故乡和亲人的是远方的思念，奉献给祖国的是勤奋和忠诚！”

边绥的家乡在甘肃。上学时，西藏对她来说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1951年，十八军独立支队组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派出边绥等三人组成的记者组随军进藏。虽然是和平进军，但当时仍有土匪流窜青海草原，西藏地方政府仍布重兵于藏北重镇。因此，独立支队各大队和部门都配备了长短枪支。作为随军记者经常需要单独活动，因此每个记者都配了一支枪。唯一的女记者边绥佩带的，是出发前新华社送的一支小手枪。

边绥写道：

在藏北草原牧民的帐篷里，在拉萨河、年楚河和尼洋河畔的农舍里，都留下了我作为记者的足迹。行军途中，无论是在沼泽遍布的黄河源，还是水流湍急的通天河，记者组都在第一时间采写官兵们英勇奋战的事迹。

1951年11月4日，独立支队终于胜利进驻藏北重镇黑河。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即广播了记者组采写的《独立支队抵达藏北重镇黑河》的消息，同时播发了班禅额尔德尼慰问部队的贺电。此后，《西北入藏解放军到达拉萨》《由西南、西北进驻拉萨的解放军的两支部队举行会师大会》《西北各地少数民族民工积极支援进藏部队》等消息，也相继被总社采用。

除了新闻“正规军”，在部队里还活跃着一批部队自己培养的宣传报道人员。当1950年初十八军刚接受进藏任务时，各师团就将报纸的名称一律改为“战”字头：《战线》《战胜》《战利》《战旗》《战声》《战友》……进藏路上，这些师团级的“流动报馆”用的都是老旧的军用收音机、油印机，加上一些蜡纸、油墨，就是出报的全部家当。可要论新鲜及时、贴近现实等绝不输给今天现代化的大报。

来自部队的采编人员，采写来自部队第一线的稿件，在长途跋涉的行军中，各项指示、好人好事、生活小事，总会在第一时间跃然纸上。每天一边行军，一边收集稿件，晚上宿营后就趴在烛光下编辑，再交给油印组刻写印刷；第二天早上行军时，提早出发，赶到部队最前边，把报纸发放到官兵们手中。“发行任务”完成了，又随部队继续前进，继续收集稿件，准备第二天出报。这就是时任一五五团《战利》报记者焦东海记忆中雪域行军每天的“报馆节奏”。

有时印完报纸刚睡下，被子还没焐热，起床号响了。再困、再累，也得赶紧起床，随队出发。“流动报馆”除了人员是固定的，办公地、出报地总是随着行军而变，焦东海最难忘的，是在风雪瓦合山上出报的经历。

海拔五千多米高的瓦合山，有好几个山头，一天根本爬不完。部队宿营在两个山头之间，苍茫一片，全是积雪，连一棵小草也看不到。幸亏大家在山下捡了一些干柴，否则连吃饭都成问题。《战利》报的同志们扒开积雪，架好帐篷，整理好住处，便开始一边埋锅做饭，一边紧张出报。焦东海和刻钢版的同志把背包放在积雪上当桌子，又拿来几个背包作椅子。这时天还未黑，夕阳西照，白雪辉映，反射光线很强，为了保护眼睛，大家戴着风雪镜开工。那景象，也许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报馆”工作场景了。

进藏部队翻越海拔五千七百多米的丹达雪山时，五十二师宣传科科长在拍照。

正当大家忙着工作时，一片乌云压来，雪粒夹着冰雹从天而降，打在脸上像刀割一般。大家赶紧收拾东西，躲进帐篷，继续工作。

天黑了，雪粒和冰雹不停地敲打着帐篷，仅有蜡烛照明的“报馆”里，编稿的、刻钢版的、记录新闻的都连夜奋战。焦东海写道：“我编完稿就睡了，可是搞油印的同志不能睡，这时他们的工作才刚开始呢。他们什么时候完成任务的，我全然不知。第二天天不亮，一声号响，我起来一看，报纸已全印好了。当我们把报纸发到部队时，战士们都说：‘哎呀，在雪山上你们还能出报，不简单。’这是我第一次雪山办报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挺自豪。”

十八军宣传部宣传干事张成治，随十八军先遣支队从昌都向拉萨进军途中，是油印小报的收音员。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的第二天，第一张油印小报就诞生了。此后，每隔两三天，就要出一期。每天下午一到宿营地，张成治搭好帐篷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架好天线，把收音机接上干电池，调试好，准备夜里收音。

无论是大雨滂沱，还是风雪交加，张成治都是如此。在万籁俱寂的深夜，他点燃一支蜡烛，守在收音机旁，把收音机调到仅能听清的音量，全神贯注地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新闻。然后，这些新闻就将刊登在手工刻写的油印小报上。十八军官兵们就这样“听”到来自万里之外的资讯。晚上10点开始收音，往往很不顺利，“我们就像在复杂的敌情下打游击似的，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来克服高原恶劣气候造成的困难。”尤其是在雪山脚下宿营时，收音干扰特别强烈，杂音很大，声音失真。收音机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张成治一面抄收，一面频频调整收音机旋钮，还是无法将新闻完整记录下来，只能把收到的段落大意整理改编成短讯。有时，夜里根本接收不到电波，他就在第二天宿营后，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将强记、速记下来的主要内容编成简讯，保证出报需要。

翻越海拔五千七百多米的丹达山时，夜里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张成治和负责刻写、油印的战友依然在冰冷的帐篷里坚持出报。钢笔冻得不出墨水，写不出字来，就先揣进怀里暖一阵，再拿出来写，两支笔交替使用。手指冻得僵硬、生疼，放在嘴边哈上几口气，继续干活。张成治每天夜里收音、编稿，深夜以后才能睡觉，清早随部队一起起床，每天跋涉四五十公里路，睡眠严重不足。为了保证晚上收音时全神贯注、准确无误，张成治养成了一个习惯，行军路上只要听到休息哨音响起，马上往高处一躺，哪怕只有十分钟，也得睡上一觉。

惠琬玉是随十八军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的，她也有一段难忘的收音员经历。一天宿营后，通信员给惠琬玉送来一张纸条。她打开一看，是独立支队指挥员范明写的：“抄收记录新闻的同志，希望把你的字写得工整一点，否则你的外国字我就不认识了。”年轻的惠琬玉对工作和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这张纸条使她难受得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其实，字写得歪歪扭扭有客观原因——那天深夜，风雪交加，气温骤降，冻得她直打哆嗦，冻僵的手就是不听使唤。她暗暗责怪自己，如果第二天一早重新誊写一遍再交稿就好了！

部队抵达藏北重镇黑河休整期间，惠琬玉抄收到一条令她激动无比的新闻，她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用清脆悦耳的声音播报：“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北进藏的部队，越过千山万水，排除种种困难，已经胜利到达藏北重镇黑河。”这是行军数月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人民解放军从西北进藏的消息！第二天，这一消息通过惠琬玉他们编写的《草原新闻》在部队传开，官兵们一片欢腾！能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时分，第一个听到并记录下这条消息，再把它传播开来，那种幸福的感觉，惠琬玉一直记忆犹新。

1951年春天，西康省北部重镇甘孜热闹异常。一方面，修建机场和筑路的部队、民工以及装备器材云集到此；另一方面，进藏部队的首脑机关从川西的新津前进到这里，为下一步长途进军进行着紧张繁忙的多方面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把《建军报》编辑肖钢叫去，告诉他军政治部决定组织以建军报社铅印工厂为主体的一支运输队，命名为政治部牦牛队，把铅印工厂分前后两个厂，将一架脚踏铅印圆盘机及铅印工厂的一整套设备和军政治部、报社、新华书店的图书、布告、其他器材等共约一百几十驮物资运到拉萨。在这些物资中，除照相制版机等较精密部分由人携带和由自己的骡马驮运外，大部分要雇藏族群众的牦牛驮运。为便利运输队牦牛群的放牧，政治部决定走海拔普遍较高、人烟更加稀少、路程更远但牧草较为丰盛的北线。就是说，这支运输队要远离大部队单独行动。为此，军政治部调肖钢作为部里代表，谢显维为队长，指导员李恒义及康管理员共同承担这个任务。

五十多人组成的牦牛队于6月初出发了。

一天上午，牦牛队正行进在距类乌齐不远的黑松，这里林密路窄，肖钢和谢显维正走在中间偏前的一批牛群后边，突然发现在他们的两侧，三五成群的藏民几乎与他们齐头并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有的扛着火药枪，有的手持长矛和弓箭，有的腰插长刀，牵着猎犬，面带怒容，不停地窥视牦牛队。他们还发出严厉的吆喝声，远处有人随声呼应。这是怎么回事？肖钢他们搞不懂，却看见在四周的小山头上由近到远依次升起了缕缕青烟。肖钢忽然联想起“烽火台报警”的故事，霎时紧张起来。快速回忆所有关于当地藏族风俗习惯的介绍，眼下这个时节没有任何节日或集会活动的记载呵！走在最前面的同志急速回转来报告说，正前方的路上一些手持兵器的藏族群众“发出警告：不准再向前走”。就是说，这一切非常行动完全是针对牦牛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在这时，通信员小刘和牦牛队的排长老关提着驳壳枪，拿着藏刀，牵着一匹坐马，押着一位藏族群众，气喘吁吁地走到肖钢面前，嚷道：“他拿我们的制版照相镜头，被我们抓住押来了。”那位藏族群众打着手势，嘴里急促地说着，像是在争辩。遗憾的是肖钢他们不懂藏语。藏民们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缩，气氛越来越紧张，这时，翻译张弟华到了。几分钟过后，张弟华笑着说，搞误会啦，这个头人拾到了制版照相镜头，追上来送还，但要索取报酬，语言不通，被误扣起来。

原来老关和小刘在队伍后边，他们徒步过河时，把随身携带的制版照相镜头忘在河边。这位头人骑马过河时发现了它，捡起来就尾随运输队赶来。老关和小刘发现镜头丢失后，火速跑回河边寻找时，双方半路相遇，那头人一面打手势说话，一面晃动镜头，却并不交出，还张开手要东西。老关、小刘弄不懂对方意思，就直挺挺地向前逼要，头人坚持不给。在这密林深处，队伍已经走远，关、刘二人顿时感到紧张，就莽撞地把头人押了过来。张弟华判断，一定是押解途中头人用了巧妙的传信方法，使附近藏民很快聚集而来，从而出现了眼前的惊险一幕。

随后，全部主要当事人一起到类乌齐解放委员会主任、寺庙活佛那里商议善后。离开之前，那头人大声向四周藏民交代，要大家不得对解放军采取不友好举动。周围藏民虽未撤离，但已无剑拔弩张的杀气了。事情圆满结束，头人就送还失物索取报酬表示歉意，肖钢他们为酬谢头人积极送还失物，赠给若干银圆、五块茶砖，还留头人吃了一顿团结饭。

总结教训，语言不通是关键。从此，大家不约而同地主动学习藏语。学藏语成了这次行军生活中的一项必需内容。

进入羌塘，已到9月上旬了。无际的草原呈现枯黄色，一夜飞雪，进入冰天雪地。肖钢暗叹御寒准备大意了。原本应当在昌都等配齐冬装再前进，由于几个原因而疏忽了：一是专运被服的牦牛队迟迟未到；二是两家赶牦牛的藏民老说，如果晚走，下了大雪，盖住牧草，牦牛吃不饱，问题就大了。他们主张赶在大雪压境之前早走早到。加之从甘孜到昌都的胜利鼓舞着大家快走的决心，就在部分人没带冬装的情况下，顶着严寒继续前进！

然而，就在准备翻一座雪山时，张弟华发烧到近40度，昏倒了。运输队不得不就地驻扎下来，经诊断，他得的是肺炎。牦牛队随身携带的只有口服退热消炎药片。所有的人都围在张弟华身旁，大家边在他头上凉敷，边找话安慰。人们心里明白，在这狂风呼啸、冰天雪地的环境下，如果病情继续恶化，结果不言自明。总算幸运，张弟华扛过来了。肖钢他们明白，此地不能久留。等不及张弟华恢复，大家让他把所有御寒衣物都穿上，骑在马上，与部队一起继续西进。

大家躺在帐篷内听老牟讲述他参军的经历和乡愁，远处不断传来凄厉的狼嗥声。正当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大声惊呼：“狼来了！”顿时帐篷内紧张起来。王仲赶忙从睡袋中探出头来，只见帐篷当口露着两只冷彻似电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果真是狼！

进军西藏初期，张国华向中央、向周总理建议，派遣一支科学工作考察队进藏，用专家、科学家的眼光更多地了解西藏的宗教、文化、历史、地理等，以便更科学地、更好地建设西藏，经营西藏。为此，张国华利用在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拜会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等，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第一年，组织了一支五十多人的科考队前往西藏，进行社会、人文、教育、地质、农业等方面的调查研究。

这是中国自己的科技工作者，第一次进入此前只有几个外国探险家做过零星地理考察的西藏。这次科考中，仅地质方面就取得不少重大收获，为西藏这个“地质空白区”画下丰富的色彩。这支科考队的队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李璞。

曾为当年进藏地质科考队队员的张倬元教授写了一篇题为《进藏首次科学考察的回忆与思考》的文章，翻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离开北京是1951年6月7日”，作为最年轻的队员，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张倬元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科考队坐火车到达武汉，然后坐飞机到达重庆。这是张倬元第一次坐飞机，他一直闭着嘴，飞机上升时耳鼓膜痛得不行。从重庆再转飞机到新津，然后就只能乘帆布篷的卡车向西藏进发了。

从北京出发前，科考队搜集到的地形图仅有两幅——昌都幅和拉萨幅，是国外版的1:100万的蓝晒图。这种图上只能看到大江大河的流向、山脉的延伸方向和城市的位置。张倬元说：“于是，沿着行进路线绘制1:5万比例的路线地质草图，就成为我们每时每刻不可或缺的工作。”罗盘、地质锤、放大镜和老式照相机，科考队只有这几样最原始的装备，几个年轻人连计时的手表都没有。

入藏科考路线数次跨过由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深切而成的横断山脉绵延数百公里的崇山峻岭。那时，仅有一条经十八军整修后通车的公路，只能通到雅砻江边甘孜之西约四十公里的干海子，之后只有徒步，一些路段能骑马。

翻山成为常事。“从海拔近三千米的地方，爬上四千多米的高山，再下到山的另一面……”隆冬时节，白雪皑皑。没有路，怎么办？他们请藏族老乡带二十头牦牛。牦牛在前面走，将积雪蹚出一条“雪胡同”，他们跟在后面穿行，进入了波密地区。

一晃到了盛夏，要往拉萨进发了。没想到，连续十多天的大雨降临，易贡湖水位上涨，靠河的大路被洪水冲垮。科考队十二个比较年轻的队员组成修路队，拿着一把刀、一柄十字镐和两把铁锨出发了。路，傍着山溪盘上山去，两旁是长满茂林的陡壁，下面是奔腾的急流，路面仅一尺多宽，到处被塌方的大石头、大树树干阻拦。张倬元他们把木棒插在石头下，用力一推，石头滚下山崖；遇到大树推不动，就用刀砍开；如果路基垮塌了，就找来碎石重新填。就这样，一边修路一边前进，走出波密地区。

翻山难，急流险。急流上没桥就要用羊皮筏子。“羊皮筏子就像一个大柴锅”，张倬元形容说，三根木棍做支架，外包羊皮，一根木棍在“锅”的周边，另外两根十字交叉并把“锅”底和“锅”边的木棍撑起。过江时，把物品堆放在中间，两个人和船工各自坐在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船工用一只短桨反复在两边划水，筏子就能斜着划到对岸。有一次，张倬元和地质学家王大纯过金沙江，筏子才过中流，船工一不小心把桨掉进江里，幸亏手疾眼快，一把将桨抓回，才化险为夷，不然，筏子没有桨就只能顺水漂。

在两年多的科考中，风餐露宿是常事。张倬元记得，出发前还给他们发了帆布袋、雨衣、帐篷等简易装备。帆布帐篷是圆形的，中间用一根两米多长的木头撑起来就能用了。有时他们睡在大树下、石洞里，甚至砍下树枝铺在雪地上做床。有一天，带路的藏族老乡说晚上能住洋房。听到这个消息，张倬元和队友们分外兴奋，到了目的地一看，原来是“羊房”而不是洋房，羊房是草原上圈羊群的木头棚子。他们不由相顾哑然失笑。

科考队用最简陋的工具，确定出青藏高原的四个地层系统，与十多年后形成的现代板块构造及地体学说划分基本吻合；经有关专家鉴定的动植物化石约两百属种，为西藏奠定了生物地层学基础。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崔克信，长期从事边远地区的野外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测，他对地质路线图极其认真，每天采用步测法测定距离，手脑并用地数步数。全靠数脚步或目测来估算确定走过的距离和观测点的位置，然后将这些路线及其观测结果拼接为区域性的地质图。同是起点和终点处的距离或闭合误差仅二三公里，即使用当时先进仪器的允许误差也不过如此。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璞，是剑桥大学博士，当时已是知名的地球化学家、岩石学家与同位素地质学家，他则是用行进时间估算距离。每天，李璞完成路线地质图后，还要绘出沿途的地质剖面图。日积月累，他又能绘制出一个较长时段甚至某个地区的示意地质剖面图，也就是形成了该地区的地质构造概念模型。在科考队渡过金沙江向昌都前进的途中，他们发现，金沙江以西的地层与江东广泛分布的西康群地层完全不同，是内地从来没有见过的全新地层系统。

为了解除不能识别地层年代的困惑，科考队迫不及待地寻找能判别地层年代的标准化石。最早发现标准化石的地方是岗拖到昌都中途的热曲卡。在覆有玄武岩的石灰岩层中，他们发现了花柱珊瑚和文采尔珊瑚化石。随后，在妥坝，又采集到大量菊石化石……伴随着一个个生物化石浮出地面，区域地层柱状图建立起来。

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依靠地质锤的敲敲打打，科考队发现了煤矿、铜矿、石膏矿、硼砂矿、钾矿、油气等多种资源。

一天，在昌都地区的崔克信、任天培和张倬元这个小组，在加卡顺着产铁矿的石灰岩往上走，突然，张倬元在一层平平的石灰岩层上看到有一片很像蚯蚓的小石柱，多么漂亮的珊瑚化石呀！任天培也找到很多蚌壳化石和三叶虫的尾巴。这些化石表明，这个地层是出产煤矿的石炭纪。

好几天后，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向大江边走去，从山上滚下的碎石中发现一种奇怪的东西：黑灰色亮晶晶的像金属一样泛着光；一锤打下去，立刻砸出一个薄片，多么软呀；再用手摸，看到染黑的手指，他们恍然大悟，是石墨。

十多天后，他们骑马到铁矿对面的山上。山顶是一排屏风样的石灰岩峰，稍下是坚硬的石英岩层。坡上没有土，只有稀疏的小草从石缝中长出。“我们只能把身子伏在石头上，用手抓住石缝或枯草，一点点往下挪动。”看到很多黑灰色粉末，他们不顾一切把黑灰翻到山下去，果然发现了亮晶晶的煤块。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民谚这样描述当地恶劣的气候。可就在冬季，李璞和魏春海，由黑河西行约三百五十公里，到达产硼砂的班戈错，用了三天时间对一个面积约十三平方公里的小湖进行研究。大风一起，盐湖上的碱霜把人全身吹白，瞬间就看不见对面的人。

这次，李璞还采了十一个湖的水样和四个湖的碱样，返京后测定钠、钾、钙、镁、硼、铝含量，并对藏北湖区盐类矿床的蒸发、浓缩、沉积成因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开了藏北盐湖群蒸发、浓缩、沉积盐类矿床研究的先河。

1954年，科考队开始编写考察报告。历时五年多，最终形成《西藏东部地质矿产调查资料》一书。

1950年秋，18岁的汪辑安高专化学专业毕业，报名参军进藏，加入到十八军扩建甘孜机场的队伍中。翌年初夏，团总支书记在工地人群里找到他，告诉他“有新的任务”，一起被召集来的共有六个人。原来，北京来的科考队已随十八军到了昌都，汪辑安这六个年轻人被派到科考队协助科考队专家们的工作，保证他们的安全，做他们的助手和学生。

汪辑安和另一名同学被分到地质组，其余四人分别到了农、牧、水利专家组。起初，这些从十八军调来的年轻人对于科考队组建的过程和肩负的使命几乎一无所知，但从科考队的冠名、组成人员，军队和地方政府以极高规格隆重接待和全力协助等情形，觉得自己能加入其中是多么荣幸。

地质组分两组在昌都地区进行调查，跟随第一组李璞队长走的是另一个同学，汪辑安跟随第二组。汪辑安对地质专业可谓一窍不通，原来学过的化学专业如何应用于地质呢？他每天除做好这些科学家、学者的生活、工作助手外，不懂就学，紧紧跟随两位青年地质学家，在昌都南部澜沧江至怒江之间行走数百公里，地质可控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

科考队初入藏时，康藏公路尚处于金沙江东岸柯鹿洞隧道的紧张施工中。两年多后回到这里，才修到位于澜沧江一条支流的恩达附近，向西延伸不到三百公里。

地质组一路考察，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时，一般需在驿站雇用新的牛马运输行李和辎重。行经三岩地区某驿站时，交接牛马的双方藏民不知怎么发生了冲突。为了制止事态恶化，李璞决定谁的牛马都不雇用。他让自己的坐骑驮了很多东西，和大家一样背负许多行李走向下一个驿站。走出波密谷地的第一天，翻越高差三千米的一座高山，整整走了近百里，能雇到的牛马很少，大部分行装都由人背。

西出波密的唯一通道是著名的“万年雪山”区。那里一年里只有半个月可通行人马。黎明之前大队人马开始出发，两边都是一二米高的雪墙，脚下是冰雪夹道，走了整整一天，方才看到垭口深埋在雪中，几乎难见身影的牦牛仍在艰难地向垭口前行，雪太厚，牦牛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最后只好让牦牛改道走积雪较薄的山坡。

行进中，李璞一直守护着趴在自己坐骑上的解放军班长。这位班长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困在此地多日，地质队发现他时已奄奄一息。可是，就在大队人马一步一步翻越垭口时，班长静静地在马背上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科考队的每一个人心情都很沉重。李璞微微地昂起头，仰天长叹，泪水夺眶而出。

越过山垭口后，汪辑安几个差点冻得失去知觉的年轻人连滚带滑，从积雪较薄、下面是冰层的山阳面奔了下去，等到人们相继来到新宿营地时，又是一个黎明了。

谈到李璞时，汪辑安说：“有关先生当年肩负整个工作队的领导和地质组直接领导两大重任中的作用和成就，我都够不上是‘知情人’。”他只知道，李璞是我国早期的地质科学家，曾任李四光先生的秘书。也听说过，在英国剑桥求学时，李璞经常翻越门窗进入已关闭的图书馆、实验室苦读苦学的故事。新中国成立，李璞像很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一样，放弃了海外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回到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51年科考队进藏时，规定40岁以上科学家可有特殊照顾。早已超过40岁的科考队负责人李璞却坚持说自己39岁，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拒绝可以享受到的一些照顾。当李璞举着政务院授予的“中央文委西藏工作队”的小红旗进藏时已是不惑之年。当时，李璞的夫人池际尚院士留美归来，正怀孕待娩。等到李璞完成任务再回到北京时，孩子已经两岁。

如果说，地质组必须要到那些人迹罕至、寸草不生的地方去的话，那么，其他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则必须要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

让女科考队员王仲印象深刻的是科考队一行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时，车站里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场面盛大。送行的包括陆定一、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

第一批队员乘飞机抵达重庆时，邓小平接见了全体队员。

科考队经雅安，过泸定桥，前面就是康定城。三天后到甘孜，只见到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休息数日后各组分道扬镳，忙于开展各自的工作。地质组首先启程去拉萨，接着大地测量组、气象组、畜牧农业组、医疗组等也相继出发，只留下人文组在甘孜开展工作。

要研究康北土司制度，就必须采访土司。康北甘孜的孔萨土司就是典型代表人物。孔萨土司的辖区原有孔萨和麻书两乡，地处雅砻江及其支流鲜曲沿岸，为农牧业富饶的地带，财力雄厚，位居军事交通要冲，在康北举足轻重。孔萨土司的家族繁衍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至德钦旺姆时，因其祖父及父亲早逝，她即继其祖母代理土司之后，正式任孔萨土司。她的叔父孔萨香根活佛则依惯例，主持甘孜寺，从而使政教合一的集权统治愈臻巩固。

德钦旺姆土司的故事可称为传奇。她先是因其财富及美貌招致国民党二十四军驻甘部队军官的觊觎，后因德钦旺姆招赘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杰为婿之事，借故将她扣押拘禁年余，因此激起孔萨香根活佛及其属下的无比愤怒，遂聚集三千余人马，包围二十四军驻甘营房，绝其粮秣水源，力求迫使其缴械，释放女土司。二十四军以平息叛乱为托词，携重炮枪械进攻甘孜，孔萨土司偕其夫益西多杰逃亡青海。事态平息后，孔萨土司返回甘孜，其势逐渐衰落。

采访孔萨土司期间，王仲结识了正在甘孜参加县政治协商会议的绒巴岔土司阿都泽呷。这位女土司年方十六，正值豆蔻年华，年轻貌美。若不是她那一身华丽的藏族服饰，还可能以为是位漂亮的文工团演员。她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能阅读汉文书报，引起王仲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心，决定采访她。

9月初的一天，高原上的秋日和煦宜人，王仲搭乘十八军后勤部军车前往绒巴岔。

阿都土司的官寨矗立在公路北面一座绿茵如画的小山冈上。流经官寨前的溪水清澈见底，花团锦簇的二月兰吐露着清新的芬芳，一派令人心醉的田园风光。阿都官寨规模较小，却也幽雅别致。王仲在官寨前停住脚步，首先迎接她的竟是一条状似小牛犊的藏獒。只听得一阵银铃般的欢笑声，伴着匆促的脚步声顷刻而至，阿都泽呷飞也似地来到王仲面前，一副喜从天降的欢快笑颜，不由分说紧紧挽起王仲的手臂，像亲姐妹一样，将她迎进官寨。

阿都泽呷告诉王仲，自己的母亲是炉霍一位头人的妹妹，天生丽质，美貌绝伦，国民党二十四军一一五团团长张某强纳其为妾。1935年，红军长征过康定、甘孜，二十四军败退雅安，母亲逃至阿都土司官寨躲避，于是有了泽呷。泽呷自幼即随母在雅安及成都张某家中生活。在成都，7岁入汉族小学读书，生活习惯完全汉化，备受张某宠爱。1946年，阿都土司与玉隆土司械斗身亡，他的弟弟阿都活佛以继嗣为由，上书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声称泽呷是其兄阿都土司与炉霍头人妹妹所生之女，要求张某将泽呷送还绒巴岔继承土司职位。刘文辉下令，要张某以两座迫击炮护送泽呷返绒巴岔继承土司职位。于是，这位年仅14岁的幼女便在这场权势利害攸关的政治交易中当上了小土司。

几十年后，阿都泽呷的后人与王仲电话联系说，阿都泽呷现在还常常谈起她，印象很深。王仲喜出望外，随即与泽呷通话。泽呷很激动，提及西藏叛乱时许多亲戚跟达赖跑到国外时，说：“我不跑！这与那次和你见面有很大关系，我要感谢你！”

一天上午，人文组请兵站代雇的驿马陆续到了。按规定每两人分配一匹马，十八军后方司令部为优待科考队，破例分给每人一匹马代步。哪知，学者们不懂驭马技术，五十多岁的语言学家金鹏先生刚被扶上马背，便被桀骜不驯的藏马给掀了下来。幸亏他身穿一件臃肿的皮大衣，才未酿成大祸。唐史专家王忠也随即落马。藏民见状，将每匹马的马尾与后一匹马的马首拴在一起，就像在沙漠中行驶的骆驼队。不料过一山涧时，为首的马匹纵身一跳，后面拴连在一起的几匹马猝不及防，顿时将骑在马背上的人统统给摔了下来，个个仰天倒地。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之际，忽闻背后有马蹄人语的喧哗声，回首望去，原来是前方竹箐兵站白副政委带着人马送给养来了。他忙着招呼众人，指点骑马要领，一路保驾将人文组迎进了他所在的兵站。在兵站中，大家受到热情接待，其乐融融，成为从海子山行军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一刻。

人文组顺溪继续前进，一个上午走了四十里。中午时分，一行人安全抵达柯罗洞，然而兵站门前竖着一块布告牌：“客满为患，恕不接待。”大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有人指点：河对岸有西南交通部的一顶帐篷，不妨上那里要求通融住下。看守帐篷的老牟是位山东大汉，挺爽快的，听说是中央派来的工作队，二话不说，就将众人领进帐篷住下。他提出了一个要求，绝对不准抽烟，不准点灯，因为帐篷里码放的是修康藏公路用的雷管，绝对禁止烟火。众人闻此大惊失色。但既已进入，不便再出，况且，天已晚，野狼多，只得勉强住下。当晚，六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并排躺在雷管旁，大气都不敢出。

又一个夜晚，细雨蒙蒙。大家躺在帐篷内听老牟讲述他参军的经历和乡愁，远处不断传来凄厉的狼嗥声。正当昏昏欲睡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声惊呼：“狼来了！”顿时帐篷内紧张起来。王仲赶忙从睡袋中探出头，只见帐篷当口露着两只冷彻似电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她。果真是狼！老牟到底是经历过沙场生死考验的，临危不惧，大喊一声，从铺上一跃而起，顺手抡起一根木棒，朝狼迎头砸去。只听得狼嗥叫一声，逃之夭夭。

1951年10月1日国庆节。科考队离开无一间好房的小村落，下午3时到了江达。兵站负责人将大家引入前藏兵遗弃的一间破营房，房顶摇摇欲坠。为庆祝国庆节，兵站特地宰羊、烙大饼犒劳大家。哪知大伙儿乍闻腥膻扑鼻的羊肉气味，个个顿时翻江倒海般地呕吐起来，令好心待客的兵站负责人十分尴尬。入夜，房中的老鼠肆虐滋扰，居然爬上软梯将悬挂在绳子上的裤子咬得千孔百疮。次日清晨醒来，大家看着那条被老鼠啃啮过的像破渔网似的裤子，哭笑不得。

抵达觉雍兵站时已是晚上9点钟了，人困马乏，狼狈不堪。此时，兵站入住人员早已爆满。睡在里屋炕上的一五六团团长于长盛闻讯，忙从被窝里爬出来，坚持将床铺让给王仲歇息。次日晨曦，屋里的人尚未醒来，王仲起床，借着从东北墙角缝隙中漏进的光亮，打量屋里陈设。这是一间宽不过十米的狭小土坯房，屋里有一大一小两张土炕，靠北的大炕上并排睡着四位战士，她睡在临门的小土炕上，房门很窄，出入房间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走出房门，只见门外房檐下摊开的地铺上睡着方副队长、金鹏老先生和于长盛团长。王仲见于长盛从被窝中钻出，眉毛上挂了一层白霜，十分过意不去，忙向他道歉致谢。于长盛却憨厚地摆摆手，操着河南口音乐呵呵地说：“这算啥？在雀儿山的工地上，我们都是睡在零下二十多度的草窝棚里呢！”言语间充满着豪情和豁达。

星夜寂静，唯闻蹄声，寒噤中，掉队的冯克运想起了部队首长讲过的那些凶残的野兽，冷汗几乎浸遍全身。马儿不停地向前狂奔，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片帐篷，一片熟悉的声音叫道：“冯克运还活着！冯克运回来了！”……

可以这么说，自从有战争以来，世界各国的军队在行军作战中，最离不开和最仰仗的亲密伙伴，就是军马。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乔治·步封对马的评价是：“它天生就是舍己为人的动物，它甚至于迎合主人的意愿，用敏捷而准确的动作来表达和执行人的意旨；它能满足我们期望它做到的一切；它毫不保留地奉献自己，不拒绝任何使命；它尽一切力量来为人效力。”

十八军进藏初期，征用的军马和大部队一起，在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原上，翻雪山冰河，忍饥挨饿负重行军。它们所承担的，是军人的装备，是军人的粮草，是军人的希望。它们和军人们建立的深厚情感，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是永远无法想象的。那种感情，军人们称之为“战友情”。

到西宁附近去领为进藏部队准备的马匹时，贾瑞梅一下子就选中了未来的“战友”。它毛色黑白相间，鬃毛呈黑色，长长的尾巴，十分漂亮，她唤它“小青马”。

回到营地，贾瑞梅开始精心地照顾这位新“战友”：每天放牧两次，牵它到河边去饮水，晚上给它领来定量的料，装在料兜里，挂到它的脖子上；空闲时，就给它理一理鬃，抓一抓毛，保持良好的“军容”。开始行军后，“小青马”更得贾瑞梅欢心：它行走时总是步履平稳，骑上它很舒服；更可爱的是，它性情温顺，善解人意，听从指挥。行进时把缰绳轻轻一摆，它便立即开步；停顿时把缰绳轻轻一扯，它就马上止步；她步行时，它就乖乖地跟在身后，不随便离队。雪夜里，贾瑞梅总不忘把自己的皮大衣盖在“小青马”身上，以免它受冻。

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时，贾瑞梅将“小青马”的缰绳盘在它的脖子上，让它跟在自己身后走。开始爬山的两个多小时，感觉还不是很费力，可走了三四个小时后，贾瑞梅和战友们都开始步履艰难、气喘吁吁、双腿无力了，队伍行进的速度变得很慢很慢。不知是谁喊了一声：“爬不动，把马尾巴拽上！”这叫喊声使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贾瑞梅心疼地拽着“小青马”的尾巴，感到缓过劲儿来了，就赶紧松开手，自己走，感觉体力不支时，再拽一会儿马尾巴。就这样，终于爬上了山顶！看着同样疲惫不堪的“小青马”，贾瑞梅更有一种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感觉。

分别的时刻终究要到来，就在千辛万苦一起胜利抵达终点的那一刻。贾瑞梅记得，那是拉萨入城式当天。午饭后，她按上级的要求和战友们一起将各自的马匹交到后勤部。下午，正在帐篷内写行军总结的她，忽然听到帐篷外有响动，走出去一看，竟然是“小青马”。它舍不得离开！贾瑞梅像往常一样，抱住它，拍一拍它的脖子，流着眼泪说：“小青马呀！你真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马。感谢你对我的留恋，那是我应该做的。到了新的环境里，你也会得到很好的照顾的……”乖巧的“小青马”就那样任由贾瑞梅倾诉、抚摸，再任由她含着泪第二次将它送到后勤部，好像跑回来这一趟就是为了多看她一眼。

1951年，刚从陕西省人民助产学校毕业的冯克运，被分配到临时医疗小分队。从香日德出发进藏前，上级分给医疗小分队一批马，她偏偏选上一匹顽皮又矮小、屁股上烙有“9573”编号的“小儿马”。饲养员劝她：“儿马难骑，见了母马或骡子会发疯的，你一个小姑娘是降不住它的。”可冯克运不怕，就是喜欢它可爱的模样。

训练时，“小儿马”给冯克运出了不少难题，第一次上马背就被它冷不丁地甩下来。接下来，跟头更是没少摔，用冯克运的话来说：“身上常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几条裤子没有一条是不裂口子的。”可她还是以礼相待她的无言战友：行军途中只让它驮点行装、干粮和牛粪，队伍只要一休息，就扯草给它吃，为它梳毛挠痒。很快地，“小儿马”也似乎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冯克运的认同和喜欢：常常用头和嘴在她的脸上蹭来蹭去。

黄河源头，扎陵湖畔，白天部队行军少则五十公里，多则七八十公里，冯克运和“小儿马”都经受着考验。而“小儿马”的精神似乎总是比队里其他马匹好。过了通天河以后，冯克运的马料兜里存着的黄豆、糌粑渣都没有了，全是青草树皮，它还是照样吃得起劲，嚼得有味，从不闹情绪。

一天，部队中途就地休息，疲累不堪的冯克运倒地就睡着了。部队做了短暂的休整后又出发了，护士长在前面喊：“起来了，跟上，不要掉队！”前面的战友听冯克运应了两声，以为她跟上来了，谁知她转头倒地竟然又进入梦乡。不知睡了多久，她迷迷糊糊间听到马儿刨蹄的声音，睁开眼一看，已近黄昏时分，周围什么人也没有。“小儿马”正舔着她的脸，雪地上露出它刨的一个大雪坑，它一定着急了吧？就这样一直守护着？冯克运一时间百感交集，看看荒无人烟的四周，恐惧让她赶紧翻身上马，向部队行军的方向追去。

星夜寂静，唯闻蹄声，寒噤中，掉队的冯克运想起了部队首长讲过的那些凶残的野兽，冷汗几乎浸遍全身。马儿不停地向前狂奔，不知跑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片帐篷，一片熟悉的声音叫道：“冯克运还活着！冯克运回来了！”

赵邦玲的那匹黄底白花的小马，四蹄上都有一截整齐的白毛，好像“穿着白靴子的小妞”，特别精神，骨架虽小，却十分健壮，她给它取名“小雪花”。

刚见面时，“小雪花”睁着一双大眼警觉地盯着她，不让她靠近。过了一段时间，每当赵邦玲呼唤“小雪花”时，它就会转过脸来望着她，用它颊边柔软的毛须亲热地轻拂她。

翻越冷拉山时，由于山势特别陡峭，加上终年不化的积雪，脚下的路既窄又滑，身旁都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快到山顶时，雪更厚、路更陡、坡更滑，每爬一步都要找准突出的岩石作为攀缘的着力点。谁知，当赵邦玲抓住一块岩石往上爬时，那岩石突然断裂开来，她的身体顿时直向山谷边沿滑去……那一刹那，赵邦玲下意识地紧闭双眼，心想“这下完了”，霎时间脑子一片空白。突然，她的身体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停止了下滑。睁开眼睛，只见一路跟随自己的“小雪花”正用头和前蹄将她死死拦住，后蹄艰难地蹬着山石。后面的战友冲上来一把拉住“小雪花”，前拉后推，化险为夷。惊魂未定的赵邦玲抱住“小雪花”的头站起身来，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无言战友”在生死关头救了她的命！

那是在到达太昭前最后一天的行军，连日来跋山涉水，人和马的体力都严重透支，“小雪花”也变得极度虚弱。大清早，赵邦玲给它上好驮子后，就见它的腿不住地打颤，走路时迈步、呼吸都不那么顺畅了。她牵着它走在队伍的前面，它的脚步越来越慢，后来索性停下来。赵邦玲陪着它休息一会儿再走。这样走走停停，她和它掉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小雪花”喘气越来越急促，嘴角开始冒出粉红色的泡沫，眼看身子就要倒下了。赵邦玲一面哭着喊指导员，一面用自己的身体顶住它。指导员过来说，马已经不行了。他把“小雪花”背上的驮子放到自己马背上，对赵邦玲说：“放弃吧！”小赵死死地抱着“小雪花”的头，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几个女兵含着泪，边劝边使劲掰开她紧紧抱着马头的双手。突然，十分虚弱的“小雪花”睁开眼睛，眼角流出了泪水！被战友们拉着往前走的赵邦玲哭着三步一回头，望着白茫茫的雪地里孤零零的“小雪花”。

赵邦玲挣脱大伙的手，不顾一切地往回跑到“小雪花”面前，差点摔倒。“小雪花”死死盯着她，美丽的大眼睛里噙着泪。赵邦玲抱着马儿的脖子，默默地说：“我不会放弃你！”她牵着“小雪花”慢慢前行。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和它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再也没有分开……深夜，当这一对“小战友”摸黑抵达大部队宿营地时，大家一片惊呼！

从云南进藏的“南线进藏部队”的一个连，冒着雨，在海拔四千八百米的山上运粮。山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差不多走两步就得喘口气，人人头晕脑胀。夜幕渐渐地笼罩了大地，四十五度的陡坡上，长着参天的原始森林。泥泞的小路上虽然垫了不知道多少层已腐朽的枯枝落叶，但一踩下去，烂泥还是没到了膝盖。战士们的双脚已被冻得麻木了，一不小心就会滚个“满贯”。

尹华明赶着三头牲口，在烂泥中艰难地往前走。前面走着的小白骡突然停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又一瘸一瘸地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了下来，看样子，它走不动了，身子慢慢地朝一边倾斜。尹华明连滚带爬地追上去，扶着小白骡，不让它倒到烂泥里。他弯腰抬着小白骡微微提起来的一只蹄子，仔细看，上面粘满了烂泥和马粪。“掌没掉，毛病在哪儿？”他又用手抠掉蹄子上的烂泥和马粪，还是看不出毛病在哪里。

小白骡站累了，尹华明的腰也弯痛了。他一条腿跪在泥里，心疼地把小白骡的那只蹄子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轻轻地抚摸着，仔细地检查。蹄面的中心有些硌手，仔细一看，只见一块半寸长的尖石子扎在蹄子肉里。尖石子扎得太深，尹华明用手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又从已经破旧的棉衣里扯出一块棉花，包住尖石子往外拔，但还是拔不出来。尹华明急得满头是汗，小白骡也痛得直发抖。

其他战友急忙过来帮忙。尹华明让战友抱住小白骡的蹄子，自己双膝跪在烂泥中，把头凑到蹄子前，张开嘴，用牙咬紧那块仅露出一点儿头的尖石子，头使劲左右晃了几下，再紧咬住尖石子向外拔。“嘣”的一声，尹华明差点儿仰面倒在烂泥里，那块尖石子被拔出来了。

尹华明满嘴都是马粪和烂泥。他从路边的朽木上抓起一把雪，塞进嘴里，漱漱口，又擦了擦脸，站起身来，走到小白骡面前，温柔地抚摸着它的头，然后牵着它继续前进。

送粮的队伍经常翻越雪山。大雪掩盖了道路，有的地方雪深过膝，一步迈错地方，就可能踩空滑下山去。党员和干部们一直走在前面踏雪探路。

最令人讨厌的是积雪直往牲口蹄子上粘，走不了多远，牲口就像穿上了“雪地靴”。如果不立即除掉粘在蹄子上的雪，牲口走着走着就会滑倒。战士们的手脚在严寒中虽然都快失去知觉，但从来也没有耽误除掉牲口蹄子上的雪。一次，一头牲口在陡峭的冰坡上下不了山，周围白茫茫的一片，找不到柴草可以垫。在凛冽的寒风中，带队的指导员立即脱下身上的棉衣，其他战士们也紧跟着脱下自己的棉衣，铺在冰坡上，让牲口安全下山。他们的口号是：“人在牲口在，坚决完成任务。”

内地的骡马不适应在高原极端环境下的行军，这在当时成了部队进军途中的一个大问题。为了解决骡马的严重减员和损失，在1954年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之前的近五年时间里，康北的石渠、邓柯、玉隆、德格、白玉、甘孜等八个县，曾先后集结了几十万头牦牛，组成被称之为“高原之舟”的“牦牛军团”，给部队运输了大量物资。

这几十万头“高原之舟”，是冰天雪地里行军的“开路先锋”，也是首批进藏官兵的特殊战友。率领“牦牛军团”向前进的，都是从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有干部、战士，也有勤杂人员。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清一色的“娘子军”，是由时任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夫人田涛率领的“康藏工作队”。

康藏工作队队长田涛把三十名女兵编为三个分队，这些来自十二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十八军分校的女学员，平均年龄17岁，除两名大学生外，其他都是初、高中生。另外编入三位男兵：文化干事贾鉴、工作队员蒲金华和通信员陈明丰。

21岁的田涛居然成了这支队伍里的“老大姐”，领着一群知识女兵赶着数千头牦牛上前线，行吗？师领导决定先试用：“先分给你们五头牦牛，从甘孜驮运你们工作队的粮食和帐篷到竹青。路上保障行军，积累经验，试用成功后再加任务吧。”

领回牦牛，女兵们感觉又新鲜又兴奋，围着牦牛品头论足。师后勤的战友告诉她们，高原行军作战，牦牛是不可多得的运输工具，不需要多携带食料，走哪儿吃哪儿；缺点嘛，就是行动慢，喜怒无常，发怒时用牛角顶人、用牛蹄踢人。

部队出发了，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但很快就闹出了乱子。白利桥是一座铁索桥，桥长七十多米，横跨山谷两边，桥两侧用铁丝缠成了护栏，桥下波涛翻滚，水流湍急。当二分队准备过桥时，一头牦牛受到惊吓，发疯般冲上了铁索桥，桥身剧烈地摇晃起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牦牛就冲到桥中间。孙常愉赶紧前跨一步，抓住了护栏，身子还没转过来，牦牛冲到面前将她的身体猛地撞出桥面，悬在半空中。孙常愉紧紧抓住护栏，身体被护栏上的铁丝缠住，跟着桥面“荡秋千”，帽子、背包、棉大衣都掉到了河中，危险万分。正在桥头指挥部队过河的师直工科科长乔学亭见状，大声喊道：“死死抓住护栏，千万别放手！”他一边向桥中间跑，一边大声命令：“快拉住她！快把她拉上来！”贾鉴等人急忙上前抓住了孙常愉的胳膊，乔学亭赶到桥中间，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把孙常愉拉上桥面。

看到此情此景，女兵们目瞪口呆，有的竟哭出声来。被拉上桥面的孙常愉脸色苍白，惊吓得说不出话来，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前来救她的战友们。师首长闻讯赶来时，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汇报完险情，还没忘了敬礼。

到达竹青兵站后，工作队正式领受了赶牦牛的任务，共分得牦牛两百头，驮运木箱、麻袋包装的物资。师首长说，前方有的部队已经断粮，这些物资都是前线急需的物品，必须安全地运到部队，“千万不要小看这项任务，要把牦牛平安赶到兵站，很不简单。一定要保证不丢牦牛，同时不能违反纪律。”

田涛召开了分队长和党团员、积极分子紧急会议，决定：物资领回后，各分队组织重新包装，银圆则安排专人专运。白利桥险情已让女兵们领教了牦牛的厉害。任务下达，大家心里“扑通扑通”乱跳。去赶牦牛的那一天，竟然都不敢上前。

三分队的王惠文胆子大，第一个牵起牦牛绳，牦牛纹丝不动。王惠文轻轻地哄着说：“别怕，乖乖，跟我走吧。”再一拉绳子，牦牛依旧动也不动，急得她用双手推牦牛，喊着：“你快走啊！”像小山似的牦牛根本推不动。站在旁边的李国柱灵机一动，学着藏族群众的样子吹起口哨，打着手势牵着走。嘿，真灵！牦牛马上乖乖地跟着她前行，而且一头接一头，排着长队，跟她走到了营地。

谁知第二天又发生了意外。大学生曾昭符正吃力地抱着六十多斤的麻袋往牛背上放，牦牛忽然转过身来，仰起大脑袋对准她猛撞了过去，犄角撞在她胸脯上。曾昭符大叫一声，手捂胸口，弯腰蹲在了地上。大家连忙冲过去七手八脚地拉住了牦牛。回头一看，曾昭符脸色苍白，瘫坐在地上。卫生员检查后说：“看不到什么伤痕，可能是棉衣起了作用，否则就麻烦了。”曾昭符疼痛难忍，但硬是手捂着胸口，坚持跟着部队一起出发。

田涛在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

队里年龄最小的徐萃文牵着牦牛走在队伍最前面，走出不到十里路，不知是因为看到陌生的主人，还是欺负小徐年纪小，她牵的牦牛忽然发狂，先是在原地蹦跳，大声吼叫，将背上驮的物资全甩到地上，然后撒腿向远方奔去，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小徐手足无措，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牦牛跑了！牦牛跑了！”大家过来安慰了小徐，再分头进树林里找。于是，满山遍野都响起了女兵们呼唤牦牛的口哨声。过了一会儿，那头失踪的牦牛竟神奇般地从山后的树林中跑了出来。女兵们一拥而上，有的吹口哨哄它，有的亲热地用手拍着它的脊背，小徐更是破涕为笑，抱着牦牛的脖子，与牦牛贴脸。在欢笑中，大家给牦牛重新上好驮子，兴高采烈地追赶队伍。

两位藏民顾问特意到工作队，告诉她们和牦牛相处的诀窍：“赶牦牛，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让牦牛受到惊吓。走路时，人要站在牦牛两侧或后边，慢慢地赶。遇到水草丰美的地方，还要把驮子卸下来，让牦牛休息一下，吃好草，喝足水，然后再赶路。”女兵们如法炮制。果然，牦牛不再到处乱跑、发怒，变得听话了。女兵们对牦牛的习性愈发熟悉，感情也日益加深。

在高原地区长途负重行军，牦牛虽然强壮，但十分劳累，随着队伍前行，渐渐地消瘦下来，有的牦牛累垮了，默默地死去，大多数牦牛的脊背都被驮子磨破，露出了道道血口子。女兵们很心痛，就用干净的软布给牦牛擦伤口，再扯出自己棉衣里的棉花，在牦牛背上垫上一层棉垫，以减轻牦牛的痛苦……

经过二十七天的艰苦跋涉，“康藏工作队”终于把全部物资安全运到了觉雍兵站。当大家从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身上卸下麻袋、银圆木箱时，无不欢呼雀跃。

严崎华被抬进停尸房，放置在靠墙边的地上。停尸房无窗又无门，尸体尚未装殓之前，夜里派人值班看守，为防止野兽侵扰，会在停尸房另一端燃起火堆。深夜，当值班员走进停尸房，紧张地往火堆上扔柴火时，突然听到昏迷中的严崎华发出一声叹息，那叹息声充满对生的渴望，值班人惊恐万状，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最初，十八军领受任务时，邓小平对张国华说，十八军入藏部队以三万人为限，非战斗部队的组织必须减少或取消，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之后再去，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还有，听说你们要给每个师配个军乐队，我看不必。军长张国华却请求保留这支队伍。军党委专门写了报告，明确表示：“没有文工团，工作很难开展。”经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研究，同意保留十八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正是由于张国华的坚持，才有了后来藏族百姓“通过文工团认识解放军”一说。

1950年7月1日，部队从甘孜出发，一路上，看到一群为数众多的女兵和军人身上背的东西，就知道他们是文艺兵。这支文艺队伍由军文工团和五十三师、五十四师文工队合编成六个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五六百人加上骡马，长长的队伍，浩浩荡荡。

上级只发给文工团少量的武器弹药作自卫用。大家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服装、灯光、道具、手风琴等安全运抵目的地。团里配发一些骡马，用来驮运演出用的汽灯、幕布、服装和道具等杂物。团里每个人除了和其他人一样把吃、穿、用都背在身上，还要加上自己的“特殊武器”：乐队要背管弦乐器、手风琴，腰鼓队要背上腰鼓。

擅长说快板的“大老肖”肖迎春是个活跃人物，爬雪山，气喘吁吁，涉冰河，冻得哆嗦，还能够听见他扯着嗓子唱：“谁是英雄汉？谁是软鸡蛋？不是吹牛腿，嗨！同志们战场见！”

在进军西藏的整个行程中，随时都可见文艺兵的身影：在半山腰敲响欢快的锣鼓，给前行的部队加油，鼓劲；在山顶挥舞彩绸扭秧歌，慰问辛劳的战友；在行军路上编顺口溜，看到扛机枪的战士：“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看到冰河过来的战士：“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文工团常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后，再走一段回头路，在部队将要经过的路上搭建“鼓动棚”。其中，最高的“鼓动棚”就搭在海拔六千多米高的丹达山山顶。部队前进到哪里，文工团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演出的对象，有去前方参加解放昌都的部队，有在当地修公路、修机场的部队，还有后方的运输部队。

文工团团员们在部队宿营地附近的野地里搭临时露天舞台。舞台照明只有汽灯，一般台上前排挂三盏，后排挂两盏。有时，汽灯被凛冽的寒风吹熄灭了，就得赶紧竖起梯子，换上备用汽灯，再把灭了的汽灯拿到后台点燃，以备再换。演出结束，其他人拆台装箱离开后，灯光组的人员才能撤离。

那是1950年夏天，文工团在邛崃为部队演出话剧《炮弹是怎样造成的》时，刚刚挂上汽灯就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后来越下越大。团长朱子铮在台上大声征求台下战士们的意见：“同志们，下雨了，看样子越下越大，还看不看戏呀？”台下齐声回答：“看！”团长到后台又问大家：“同志们，听见了吧？部队广大官兵说要看，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演！只要战士们愿意看，下刀子也演！”

雨越下越大，战士们有的披着雨衣、戴着斗笠，有的什么雨具也没有，可是都坐在背包上纹丝不动。汽灯被风雨扑灭，灭了又点，点了又灭，这样爬上爬下，换灯点灯。后台的人们都紧紧压着天幕和边条，以免被风掀起。风声雨声太大，台上的演员听不太清对手的台词，台下的观众也听不清演员的台词。演员们在台上说台词都是扯着嗓子吼叫，和雨声较量。演戏的和看戏的都成了落汤鸡。然而台上台下，高涨的情绪融合在一起，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场景。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冬天。文工团在甘孜为昌都战役凯旋的部队慰问演出多幕话剧《爱国者》，剧情是老区群众救护一名八路军指导员。舞台后面支起一顶帐篷就是化妆间和道具间。冬夜的寒风吹得大家手发麻，嘴发木，军用水壶里的开水不到半小时就冻成冰倒不出来了。而剧情讲述的是夏天的故事，演员要穿夏装。有人说把故事改到冬天算了。编导兼演员的云越却坚持说：“该是什么季节就是什么季节。要尊重原著！”

有一演出，戏中扮演八路军指导员的云越盖着薄毛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等扮演妇救会主任的战友把他从床上扶着坐起来说台词时，他已经冻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了。演对手戏的战友一看不行，马上随机应变，临场发挥，把戏接了下去。直到大幕拉上，大家才赶忙把云越弄回帐篷烤火，喝热水，他才终于缓过劲来，继续坚持把戏演完。演出结束后，战士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文工团战士吴寿桐，曾经有过四次大难不死的经历。第一次在进军西藏初期，他随部队到邛崃运粮时，扛着重重的米袋过冰河，一不留神被河水冲走，多亏战友救起。第二次是在修筑康藏公路过程中，一个人带着几十个民工，在八通县的悬崖边收工的路上，一脚踩空，摔下崖去，昏迷了半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第三次是后来平叛时担任文工团突击队长，带着十名同志给前线运送干粮和弹药。到前沿阵地要穿过地下通道，并经过一片开阔地。大家冒着叛匪的机枪封锁，一路“之”字形奔跑，子弹在耳边和四周嗖嗖直响，到目的地他才发现自己背的干粮箱上被打了两个枪眼，多亏干粮箱救了他的命。

最危险的那次是在洞嘎雪山上。春节刚过，文工团歌舞队奉命赴山南地区慰问部队。初春是高原上最寒冷的季节，边防地区更是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吴寿桐被派往离团部八十多公里的洞嘎边防点，那天凌晨3时左右，他和两位战友跟着洞嘎边防点来接他们的小李、小陈，一行五个人三匹马顶着星光，深一脚浅一脚摸索着向雪山口走去。七八个小时前进不到二十公里，此时已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马也吐着粗气。

吴寿桐和小李、小陈走在前面探路，其他人在后面跟进。刚过中午，风云突变，狂风席卷着山顶的积雪，霎时间搅得天昏地暗。战士们睁不开眼睛，只能埋着头、弯着腰顶着风雪往前走，很快便迷失了方向。他们虽穿着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着皮帽、皮手套，但此时根本不管用，连军马也口吐白沫在原地浑身打战。吴寿桐用自己的被褥盖在马背上，小李、小陈在后面推着马屁股，马就是一动不动。吴寿桐牵马的双手失去知觉，皮手套没了也不知道，皮帽上两个耳眼吹进的风雪像针扎一样疼，腿上好像有千斤重。三个人拼命挣扎着不让自己倒下，走几步，喘口气再走几步。后来就只能向前爬，停一会儿再爬几步，勉强站起来原地跺脚。突然，吴寿桐栽倒在雪地上，战友们都在眼前消失了。

第二天，暴风雪停了。团首长派出多路骑兵沿着雪山向山口寻找，终于在离山口一千五百米的一个雪坑里把吴寿桐救了出来。由于大雪封山，公路中断，只得在团卫生队粗略包扎起冻伤的手脚，等积雪消除，乘车送到拉萨总医院时，吴寿桐右手的三个手指早已发黑、坏死，只能做截指手术了。

接受采访时，吴寿桐伸出那只残缺的右手，示范如何与人握手才不让人感觉到“异样”。“我算幸运的，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都完好地保留下来了，还能继续上台演出，小李和小陈比我冻伤得严重多了，双手和双脚都因为坏死不得不全部截掉了，后来只能送到四川荣军院照料，他们俩当时都还不到20岁呀。”

战友高平在赠给吴寿桐的诗《战友的手》中写道：

那一年，为保卫边防，你雪山上遇到风暴，迷了路，两昼夜，风雪茫茫，你冻掉手指，把被子盖在战马的身上。有的人用十个指头，在暗中掐算着个人利益，完整却残缺，洁净却肮脏。而你是人民的红蜡烛，你的手指是灯芯，不论插到哪里，都燃烧、跳荡、放光。让我再握你的手吧，像握住西藏的山，像握住优质的钢。

十八军文工团的团员们，谁也忘不了在进藏路上牺牲的几位战友！

尹学仁，安徽五河人，魁梧英俊，吃苦在前，重活累活抢着干：演出时扛大幕、搬道具；行军中负重八十多斤，从甘孜到昌都，刚离开岗拖时他就患上肺炎，但他要强，硬装出一副没事儿样，继续帮助别人捎这扛那。

翻越马拉大山时，尹学仁终于坚持不住，头疼恶心，脸色苍白，大口地喘气。团员邓群阶和身体最强壮的肖迎春不由分说把他身上的背包接过来，一路将他拉扯着上了山顶。哪知，刚到山顶，他两腿就不停地抖动，开始大口地吐着粉红色的泡沫。到达昌都，队伍宿营，深夜11时左右，困睡中的战友们突然被尹学仁痛苦的呻吟声惊醒。军医赶来抢救，确诊为肺水肿，刚刚给他喂进去药，全都吐了出来，打上一针，他才安静地睡着了。

战友们已全无睡意，都守在尹学仁的身旁。凌晨4时，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医生尽全力抢救。然而，尹学仁，这个年仅19岁的大男孩永远地睡去了。战友们失声痛哭，把他葬在云南坝后山的一处阳坡上，没有石碑，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

文工队有许多物件不能用马驮，只能靠人力背。体积大、重量不轻的大贝司，在严寒缺氧、朔风劲吹的藏北高原上，靠一两个人背是不行的，所以只好拆开来用棉布包好，由四个人轮流背。四只大贝司就要十六个人背。张国藩是背运大贝司的人之一。他黝黑的脸膛，壮实的体格，中等个子，从不大声说话。轮到他背时，他总是背大的重的；不该他背的时候，他就照顾体弱的同志。攀爬海拔六千余米的冷拉山时，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偏偏这时，军乐队一位战士两腿直打飘，张国藩忙替他背上背包，和战友一起架着他的胳膊往前挪。不久，张国藩也喘不上来气了，他也走不动了。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放在马背上趴着，战友们在两侧保护。可是，下山坡太陡，张国藩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团首长决定抽调八名战士，用背包绳绑个担架抬着张国藩走，希望把他抬到目的地。共青团员邓群阶自告奋勇，报名参加抬担架。上坡时，他争着抬；过草滩洼地时，他不让别人换；口渴时，他把水壶中的消毒饮水给别的同志喝，自己去喝淡水或吃雪。要知道，在那罕无人迹、坎坷难行的雪地上，以饥饿和疲劳的身体抬人该是多么费力啊。担架队的同志一天比一天消瘦了，邓群阶一双活泼的眼神也渐渐地变得呆滞。但他仍以坚毅的步伐、乐观的情绪，和同志们一起抬着张国藩在雪地里平稳地行进着。

最后，邓群阶被战友们替换下来，说要坐下休息一会，因而留在了后边。大队到达营地后，发现他没有跟上来，派人去路上接他。可是，不见他的踪影。战友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继续寻找。最后，在岸边的一座丘坎上找到了他，他已极端虚弱，只有微弱的呼吸。同志们赶快背上他奔赴营地的随军帐篷医院。军首长闻讯后，马上赶来看望，叮嘱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但由于缺氧、缺药，共产党员张国藩和共青团员邓群阶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又隆起两个新的雪堆。

1951年12月的一天傍晚，文工团的严崎华和访问团的战友们一起到了加查宗。镇子上遍地垃圾和大小便，携儿带女的乞讨者随处可见，濒临死亡的孤独老人躺在废墟旁。忽然，严崎华听到一顶破烂帐篷里传出异样的呻吟声，她循声走过去，只见在一堆肮脏杂乱的麦秸上躺着一位病重的老阿妈。她双目紧闭，脸颊凹陷，面色橘黄，身上盖着半截像是装牛粪用的烂袋子。严崎华弯下腰，喊了一声：“阿妈啦！”老阿妈睁开浑浊的双眼，瞅着眼前从未见过的小女兵，流露出疑惧与不安，继而又轻轻呻吟起来，蜷曲的身子在酷寒中不停地颤抖。

此刻，对人民深沉的爱占据了严崎华整个身心。可是她只有一把可以嚼食的“然巴草”根。突然，她记起从甘孜出发时用自己全部津贴买的三块“碗碗糖”，已保存了大半年。一路上就是饿得双眼发黑晕倒在地，她都舍不得吃一口。她取出“碗碗糖”，双手捧给阿妈。阿妈凝视着她，犹豫片刻之后才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一块。严崎华将剩下的两块放在阿妈枕边，又把军用水壶里的水倒在壶盖里，捧给阿妈。

难御风寒的破帐篷在寒风和沙尘中摇晃着，严崎华背过身去，忍着泪脱下身上的棉军衣，摘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将带着自己体温的棉军衣严严实实地披在阿妈身上，然后走进漫天的风沙中，急速追赶部队。此时，身后传来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博姆（姑娘）！博姆（姑娘）！”随后是惊天动地的嚎啕大哭！

严崎华流着泪踉跄前行，冷风像无数钢刀吹得全身发痛。阿妈的嚎啕大哭声引来一个赤着双足、衣不蔽体的藏族青年，他咆哮着奔跑过来，大声吼着上前一把拽住严崎华的衣领，另一只手伸向腰间藏刀的刀柄。严崎华被搞懵了。帐篷里的阿妈急切地呼唤着儿子，像是在向他解释着什么。藏族青年松开手，脸上带着歉意的表情，转身回到破帐篷里去。后来，这位青年也走进了解放军的队伍里，为部队当向导，打柴火。

在极度劳累的行军途中，访问团每天都要演出，又没有足够的食物充饥，严崎华和张俊英全身开始浮肿，她们背着背包，拄着树棍，张大嘴巴，喘着粗气，紧紧地跟着部队。严崎华的脚脖子已肿得和小腿一般粗，膝关节更是肿得弯不过来，直挺挺地坐不下去。张俊英情况更加严重，她摇摇晃晃已站不起来了，需要靠战友扶着。严崎华走着走着，忽然眼前一片漆黑，重重地栽倒在地上……

一五四团就地取材建起了简易病房，窗户和门全无半点遮掩。在冰冻的土地上铺上一层麦秸，便是病床。严崎华和张俊英躺在薄薄的麦秸上，闭着双眼喘着气，谁也没有说话的力气。医院里一日两餐，每顿约一两米饭加少许土豆丝。轻伤病员可借把铁锹到野外挖人参果或草根嚼食，两个小女兵全身肿得动弹不得，夜里饥肠辘辘。张俊英干咂着嘴，一口口咽着唾液。严崎华用颤抖的手拉过自己的挎包，摸出两片干元根叶递给她，随即听见她发出一声难以名状的低沉的叹息，不禁喘息着问：“你在想什么？”张俊英断断续续地说：“我实在太累……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一下……实在太疲劳……太饿……让我休息，休息吧……”凌晨的严寒中，张俊英永远睡去了，肿胀的手上还抓着两片干元根叶。16岁的小女兵被埋葬在尼洋河畔的矮松林中。

几天后，严崎华也快不行了。她牙关渐渐紧闭，四肢冰凉，脉搏、心率完全测不出；医生在抢救中碰掉了她四颗牙齿，她也毫无反应。认定没有希望了，开始安排后事。陈青斋所长叫来了文书、木工和保管员，吩咐木工用软尺量严崎华的身长，准备给她做棺材。他将遗物清单递给文书保管，叫他填一份死亡通知书。昏迷中的严崎华似乎听见陈所长自言自语：“她还是个孩子啊！”

野战医院的停尸房和其他病房相距较远，一侧临尼洋河，另一侧紧靠森林，是野兽出没之地。严崎华在两名护士从病房抬往停尸房的路上，迷糊中感到有人在哭泣、在喊她的名字。严崎华被抬进停尸房，放置在靠墙边的地上。停尸房无窗又无门，尸体尚未装殓之前，夜里派人值班看守，为防止野兽侵扰，会在停尸房另一端燃起火堆。深夜，当值班员走进停尸房，紧张地往火堆上扔柴火时，突然听到昏迷中的严崎华发出一声叹息，那叹息声充满对生的渴望，值班人惊恐万状，跌跌撞撞地跑出去向领导报告……两个月后，严崎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藏族阿妈的关怀护理下康复，重返部队。

上级规定，文工团每年要下到部队演出一百五十场。于是，西藏千里边防线就成了文工团最广阔的舞台。舞台有时是在海拔五千多米高的边防站点。文艺战士把慰问演出送到边防战士和沿线藏族群众的面前。

1951年11月，第二梯队文工队的四十多名文工团员们刚刚抵达太昭（今工布江达县），便奉命跟着以五十二师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为首的访问团到位于拉萨东南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沿线的江达、雪卡、觉木、则拉等九个宗（相当于县）访问演出。

出发前一天整理内务。女兵们一大早起来就忙着烧开水，准备洗发。因为一个多月来没洗过一次头，加上天寒地冻，夜里睡觉都戴着棉帽子，女兵们的头发板结得像顶毡帽，梳也梳不开。她们在一起相互使劲拉扯，有的干脆把长发剪成短发。

那时西藏社会上有人散布谣言，诸如“汉人来了要抢粮食，抢牲畜，抢女人”，“汉人来了要烧寺庙，除宗教”，“解放军都是一些绿眼睛、红眉毛的杀人魔鬼，吃小孩子”等等。从没见过解放军的藏民们将信将疑，有人听说部队要来，胆战心惊。

访问团第一次进村子，看不到一个百姓，犹入“无人之境”。军乐队就在村头敲锣打鼓，文艺兵们换上演出服装，打起腰鼓。躲在家里的藏民见许久没人闯进来抢东西，外面敲锣打鼓挺热闹，从门缝向外看去，这些军人个个笑容满面，挺和善。终于，小孩子首先从屋里跑出来，后面跟着老人……

观众来了！太好啦！在一块空地上，演出开始。不管天气多么冷，甚至飘着雪花，节目一个接着一个。由于演出需要，有些舞蹈必须穿着单薄的纱裙，演员们冻得上下牙打架，浑身哆嗦，但他们仍不停地蹦啊跳啊。

一阵歌舞之后，顺势开起群众大会。访问团开始宣讲《十七条协议》，向藏族同胞解释党的民族政策，介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和主张。

文艺表演迅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藏族同胞们最爱看的是他们跳的蒙古族舞、维吾尔族舞及秧歌等民族舞蹈。村子里那些藏族老阿妈们特别喜欢能歌善舞的女兵们，常常抱住她们行“碰头礼”，高兴地叫她们“女娃娃”，还拿出杏干、桃干请大家吃。

在一个大村庄演出，鄂伦春族舞上场。当跳到射猎的动作时，一位门巴族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取下身上背的弓箭，模仿着演员的动作跳起舞来，引得台上台下一阵欢笑，几个藏族小伙子也大胆地上台一起跳。徐永亮和战友们受到启发，立即跟藏族同胞学跳藏族舞蹈。

这支特殊部队历时一个多月，演出二十七场，成功地从九个宗上层那里筹到了四万斤青稞运到拉萨。“当时在拉萨的部队只剩一个礼拜的粮食了。”采访时已经八十多岁的徐永亮，仍然情不自禁地比划起藏族舞蹈的动作。“那舞蹈、那旋律真是美呀！”

李俊琛晚年回忆起1953年春天参加“巡回演出”时一路上的艰辛和感动，仍然历历在目。她们从拉萨出发，经曲水、白地、浪卡子、江孜、帕里，一直到达祖国最西南的前哨——亚东，然后取道日喀则、仁布宗返回拉萨。为了让守卫边防的战士和当地老百姓看上演出，李俊琛他们历时一百一十多天，步行一千五百多公里，演出七十六场，观众达到三万三千余人次。

文工团来了！消息传开，身居偏远地区的藏民纷纷赶来看戏。演出一场不行，最少要演两场才放行。在曲水演第二场时，除兵站和当地群众以外，还有来自四五十里以外的藏族群众，带着酥油、糌粑和帐篷等着看戏。

雅鲁藏布江南岸的头人次登旺扎把全村九十多人都带来了。在春丕塘边防前哨演出时，从下午5时演到晚上9时半，天黑了，战士们和藏族群众点燃熊熊的篝火，继续看演出，一直到深夜……

一次，慰问演出回来的路上，大家坐在车里冻得直发抖，忽然听到一阵像是敲锣打鼓的声音。原来是几位头包厚头巾、身穿厚藏袍的老阿妈，在雪窝里垒起石块，架上一口小锅，煮着热腾腾的茶！她们正等着解放军呢！她们笑意盈盈地往车里递茶：“金珠玛米，你们演出回来啦，下来喝口热茶暖和暖和吧。”“那么冷的天，在路上等着我们，还弄出那么大动静，就怕我们车子错过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啊！”李俊琛的声音颤抖了。

另一次，慰问边防战士，因为没有电，节目必须在天还亮着的时候演完。已经是下午了，战士们在台下坐得很端正。眼看天快黑了，战士们却一直要求暂时不要开演。原来，村里还有一个放羊的孩子没回来。战士们说：“这样一个盛大的日子，要是有一个老百姓赶不上，我们宁可不看！”

在那些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根据1904年江孜藏族人民英勇抗击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事迹改编的反帝活报剧。当文工团巡回演出到古城江孜时，许多藏族老人看得流下了眼泪。一位叫依加旺姆的老阿妈拉着演员的手激动地说：“过去我们受了那样大的灾难，没人替我们说一句话，是你们把我们的苦水倒了出来，我这心里真是痛快！”

在亚东的嘎林岗，曾两次参加抗英斗争的老英雄——83岁的格朗白吉激动地讲起了当年的故事。他说，我这么大的年纪，什么样的军队都见过，清朝的、英国的，还有藏军，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好的。你们爱百姓、守纪律、能打仗、会劳动，谁见了都会喜欢的。老人忽然站了起来，从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一把又粗又长的弓箭和几支锋利的铁箭头，送到领队魏克手上，说这是过去他参加反抗侵略者的战斗时用的：“现在有你们来保卫边防，我用不着了，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

藏家人看明白了，“金珠玛米”是藏家人自己的队伍，是亲人。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公开表示拥护并执行协议。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1951年10月26日，十八军前方部队历尽艰难坎坷，正式进入拉萨。

十八军前方部队进军拉萨，历经一百一十多天，穿越横断山脉，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雪山十二座，海拔六千米以上的雪山四座，横渡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江河数十条。最艰难的行程是在从怒江、边坝到太昭与拉萨河谷之间，山高水深，特别是在通过“穷八站”前后的路程中，连续翻越海拔五千七百米左右的夏贡拉（丹达山）、鲁贡拉、门达拉、楚拉四座大雪山。一路上，指战员们团结互助，众志成城，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地顽强跋涉数千公里，胜利完成了和平大进军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