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拘牵性孤傲拉车奋迅意倍舒

——记西夏史家吴天墀与他的《西夏史稿》

刘复生　张玉海

2004年6月8日，著名的宋史、西夏史专家，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20世纪西夏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西夏史稿》的作者吴天墀先生病逝于成都四川中医研究院。消息传来，天地含悲。宋史学界、西夏学界纷纷撰文悼念这位传奇老人的学者生涯。

雏凤初声音清脆

吴天墀先生，别名浦帆，1913年1月出生于四川万县（古名南浦，今属重庆）一个经营瓷器的小商家庭中。9岁时父亲去世，15岁时，母亲又因病撒手人寰，留下吴天墀一个人孤苦伶仃，面临辍学的窘境。平日里与吴天墀相好的同学得知他的不幸，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在亲属、邻居的帮助下，吴天墀安葬了母亲。

当时正值年关，在外地补习英语的同学何其芳（后为著名诗人），力邀失去双亲的吴天墀一起去他家过年。后来吴天墀在《往事悠悠》一文中回忆道，“那是一个叫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一待母亲草草入葬，天已昏黑了。此时举目无靠的我，手提一个烛光飘摇的纸灯笼，在凄凄的寒风中孤身行走20多里，才寻到了一直焦急期待着我的其芳，这时已是二更时分，远远近近还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了。”大年三十本是阖家团圆的好日子，少年吴天墀却在此时饱尝凄凉。

已无家可归的吴天墀，即寄寓异乡求学。1934年川大附中毕业后，先生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史学大家徐中舒、蒙文通诸先生。1938年6月，吴天墀先生毕业后，受反清“炸弹队长”、哲学家张颐（真如）校长的举荐至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处任职。但是并不喜欢这份“美差”的他，短短两个月后，就在川大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朱光潜的帮助下，回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为川大历史系第一个助教。

然而，好事多磨。1938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政客CC系要员程天放来川取代张颐为川大校长，川人上下，一时哗然。朱光潜等认为学校从此将无学术自由可言，发起拒程罢教活动。吴天墀积极参与其中。翌年夏末，同许多参加“拒程”风潮的教师一样，未获续聘的他被迫离开母校，先后担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西康省政府秘书、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芦山县县长及县立中学校长等职以谋生。

在此期间，先生发表《明代三吴水利考》《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和《张咏治蜀事辑》等学术论文，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吴天墀先生是我国宋史的早期研究者之一。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名家云集成都。他追随顾颉刚、蒙文通等史学名家创办了著名的《史学季刊》杂志。1941年初，吴天墀在该刊发表《烛影斧声传疑》，辨析宋太宗继统问题，提出宋太宗阴谋夺取帝位，并勾结赵普伪造“金匮之盟”，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这一观点，引发了史学界长达数十年的争论。张荫麟、邓广铭等中外学者相继撰文予以支持。同时，也有若干不同意见发表。有认为宋太祖死于疾病而非他杀，有认为“金匮之盟”是真不是假。直到2008年，国内外仍有学者不断撰文讨论这一学术公案。

教员、“国大代表”与车夫

1945年底，抗战胜利，吴天墀返蓉任教齐鲁大学哲史系。次年夏天，应川大历史系原主任何鲁之邀请赴上海中国人文研究所任研究员。1947年回到成都，除在川大历史系做专任讲师外，还先后在成都理学院、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川北大学等校任副教授或教授。这期间，书生意气的吴天墀先生还曾误入青年党，出任“中央检察委员”，并当选伪“国大代表”。50年代，他因这段“政治污点”失去公职，以拉架子车为生。佛学大家王恩洋赠诗鼓励道：“浦帆教授与吾书，近在蓉市拉板车。面目黧黑体力健，群众为侣天地庐。书生拘牵性孤傲，此日平怀略形躯。今世劳工最为贵，喜君已邻一品居。能死非勇能生勇，鞠育教养责在予。慈忍练磨比金石，为供人类效驰驱。君不见，国运方昌如旭日，空前建设阔壮图。仁者愿后天下乐，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话虽如此，但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与不能养家糊口的现实让吴天墀陷入困顿迷茫之中。

这时，惜才如金的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等教授对吴先生学业“荒废”十分关注。徐中舒得知吴天墀迫于生计，不仅去拉架子车，而且卖掉了藏书，觉得非常可惜，就叫他来家中，问他：“你是应该做学问的人，怎么干起这种事情来了？”吴天墀回答：“一家人总要吃饭啊！”徐中舒当即便说：“你一家人吃饭我来管，你现在还是要做学问！”自此，在徐中舒、蒙文通、王恩洋三位前辈先生的资助下，吴先生解决了基本生计，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西夏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在徐中舒的子女怀念父亲的文章中，提及资助吴天墀研究西夏史一事，并且说吴先生也这样对待他的那些遇到困难的学生。吴先生总是说，你不要着急，如果说没给你分工作，我拿钱给你过日子。我的老师这样对我，我也应该这样对你。

《西夏史稿》：20世纪西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1956年秋，先生回到川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此后20余年间，运动不断（如1957年“反右”，1963年川大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吴先生不时受到冲击，但是“一当业余稍微有点空闲时间，我仍是想方设法地搜集资料，并努力试着写下去”。1961年，与先生感情甚笃的老伴去世后，先生更是将探索西夏历史，完成前辈学者的嘱托作为己任。1963年下半年，川大搞“社教”。吴先生在历史系资料室任高级资料员。一天，四川省委驻川大工作组领导在作动员报告时，称：“有人认为川大不存在阶级斗争，但川大却有青年党中央委员……”虽未直呼其名，但人人均知，这是在点击吴天墀先生。第二天，在川大进修的李蔚到资料室，看见吴先生仍然正襟危坐，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翻阅。他问：“现在搞运动，你还搜集资料吗？”答：“搜集。”回答虽然只有两个字，但却斩钉截铁，表示他要将西夏史继续搞下去的决心。

值得欣喜的是，伴随国家拨乱反正的步伐，吴天墀先生的学术生涯重新熠熠生辉。“文革”后吴天墀重返教职，70高龄时方再任教授一职。

1980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倾注先生长期心血的《西夏史稿》，立即引起史学界的巨大反响。该书正文及注释291页，序及前言9页，附录世系表、州名表、大事年表、文献目录共46页，图版16幅，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为原则，超越前人狭隘的民族观念，审慎采择既定史料和前人成说，合理运用最新原始文献和考古资料，系统介绍了西夏王朝的形成原因、演变过程及其社会形态，深刻剖析了西夏王国前后期的政治概况及其与两宋、辽、金之间的军事战争和对外关系，发表了诸多独具慧眼的新见，填补了大陆西夏研究的空白，是国内西夏史的奠基之作。尤其是所附280条约9万字的资料性和考订性的注释，运用传统史学“考异”之法，“考订周详而不流于烦琐，叙事简明而不流于空疏”（蔡美彪语），受到学者一致推崇。

史学大家徐中舒先生在序文中称赞道：“这样一部文笔通畅、组织严密的新著，给荒芜寂寥的西夏史园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被国学大师陈寅恪誉为“宋史研究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在初阅该书后专门致信向素不相识的吴天墀先生表示“特别致敬”：“您的这部新著，我认为是近来出版物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叙事之详尽，考证之精审，参考资料之广博，以致每条附注所体现的功力之深厚，均使我不胜佩服。所以，您这部著作之出版，不只是填补了西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历史科学研究领域中增添了异彩。”1994年版《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认为：“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亦重兴西夏和党项研究，充满活力的语言和历史研究论著不断出版。中国最重要的成果是吴天墀的《西夏史稿》，初版于1980年，后来又增补和修订再版。这部著作是当前最有价值的党项史的综合论著。”该书于1984年、1997年分获四川省政府及国家教委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且经国家教委定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近些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009年收入“中国文库”又再版）、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2010年）等重印了该著。

凝聚吴天墀20年心血的《西夏史稿》，不仅奠定了他史学大师的学术地位，而且还走进公众的生活，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一位网友在当当网上留言说：在大学时，出于对当时一部电视剧《贺兰雪》的喜爱，到图书馆搜寻有关西夏的书，无意中发现了吴天墀先生的大作《西夏史稿》，拜读之后，大为折服！

先生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总是怀着不断前进的追求之心。《西夏史稿》问世1年半后，即得再版机会。因时间迫促，约两万字的新论只得以“订正和补充”形式按照页数行数列附于后。80年代初，先生还先后发表了好些引人注目的论文，例如《唃厮啰与河湟吐蕃》《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水神崇奉与王小波、李顺起义》《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夏称“邦泥定”即“白上国”新解》等。1998年9月，《吴天墀文史存稿》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有32篇文章，内容涉及宋史、西夏和西北史，这本专著为先生的史学研究做了一个认真的小结。

吴先生1991年在《固原师专学报》上发表了《治学小议》一文，虽说已过去20余年，但现在读起来还是让人很受启迪。他总结治学时提出学思结合、先入后出、由博返约等三点经验，颇值得后学者借鉴。他强调：治学一定要有理想。为了实现理想，往往还须得经历艰辛险阻，吴先生很赞赏马克思对待治学的态度：“在科学面前，应有进地狱那样的勇气”“在科学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劳苦，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辉的顶点。”

吴天墀先生一生坎坷，从事过多种职业，但始终热爱西夏学研究事业。正如王曾瑜先生所评价“吴先生在长期的逆境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治史”，他的学术历程折射出时代变迁的轨迹，他为我国学术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展示了老一辈学者执著的追求、纯正的学风、深厚的功底、宽阔的视野和严谨求实的态度，他留下的不仅仅是汇集智慧的突出成果，还留下了不朽的宝贵精神。

写到这里，我（刘复生）的眼前清晰地显现最后见到先生时的情景——在四川中医研究院住院部病房里，92岁的先生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我坐在病床旁边，握着他枯萎然而仍然有力的左手，告辞时，“不要走”三字先生却吐得这么清晰，我内心深处不禁一阵颤动。先生一向是笑谈生死的，此时头脑仍然清晰，大约已经有了离别的预感和对人生强烈的眷恋。老人病情恶化已经半个多月了，仍然顽强地与癌魔进行着斗争，一如先生在学术生涯中走过的坎坷不平之路。又半小时老人迷糊入睡之际，我轻轻放下先生的手，没有道别，默然离去，5天之后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吴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已有近8年的时间了，但我们又常常感到先生没有走，他的学术生命要比他的自然生命久远得多。纵观西夏学研究的历程和现实，人们会说，先生继续活在世间，活在故乡和与他风雨同行的四川大学里，活在他投入毕生精力辛勤耕耘的西夏学学术园地里，更活在热爱他、想念他、敬仰他、追随他的人们心中。

刘复生，男，重庆忠县人。1990年获四川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宋史、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完成国家级课题3项，在研1项；出版著作5部，发表论文50多篇。获中国史学会“中国古代史优秀论文奖”（1998年），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2001年）、三等奖（2003年）。

张玉海，男，宁夏中卫人，1995年毕业于宁夏大学历史系，1998年调入宁夏社会科学院，从事西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