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耕耘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

刘建安

在历史面前，每个个体都是那么渺小，伴随着春花秋月风霜雨露，古老的历史遗迹，安详地沐浴于时间之流，淡然地注视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兴衰变迁；然而，在宏大历史面前，又总有些渺小的身影用如椽巨笔在他们的时代追溯着前人的故事。暮鼓晨钟鼎沸市声无法扰乱他们淡定的心灵和深邃的目光。人的文明总是与文化的人并肩而立，才让我们得以注目于历史的画卷。人类历史的标注物，也因此，不仅矗立在物质的大地上，也翱翔于每代人精神的天空中！

当夕阳将贺兰山的巍巍身影蜿蜒拖倒在大地上，一处方圆50公里的陵园，却在金色的阳光中，孤寂而傲然地伫立着，莫非在回望着千年前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异族王朝渐行渐远的背影？呼啸的朔风中，隐隐还有辽远的呼喊杀伐之声，又叫人怎能不想象古国西夏近两个世纪的繁荣？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李氏王朝毁于一旦，而西夏文明也沉寂了千年。空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却也制造了无尽的谜思！

在西夏王陵落寞的身姿旁，总有一些忙碌的身影，在叩问、在探索。这是一批如苦修者般默默耕耘的西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者，他们是历史的解密人。文物的出土和文献的解读，渐渐将西夏文明的真相还原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消失了近千年的古国撩起了它神秘的面纱。他们就是站在人类文明身边的那群文化人。

在这组群像中，有一个身影探指如戟，仿佛是在撩起那面纱，也仿佛是在道明方向，这个领头人的姓名，我们可以这样找到：

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殿堂，把目光投注到最值得尊敬的元老院——学部的时候，我们在47名学部委员的名册中，找到了这个名字：史金波！

一

史先生出生在河北涿州，自幼生长在涿州以南的高碑店。与著名学者冯至、影视剧作家张天民、作家史铁生一起，被誉为20世纪从涿州升起的四颗文化之星。那里人杰地灵，是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民风朴实，豁达仗义。踏遍千山万水撰写《水经注》的郦道元、伟大的数学家祖冲之、唐朝著名诗人卢照邻、佛教禅宗南宗祖师慧能、陈桥兵变后做了皇帝的宋太祖赵匡胤都出生在这附近。战国时荆轲刺秦王之前与燕丹辞别的易水奔流不息地滋润着这方沃土，也是在这里史先生走上了漫漫求学、治学之路。

他生长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有一对勤劳、朴实、正直的父母，在家里生活很困难的时候，父母执著地供他求学。也正是靠着父母家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刻苦勤奋，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学习彝语，从此，与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学期间，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到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习后，与少数民族建立了深厚感情，同时也目睹了当地的落后与贫穷，更坚定了他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研究生，成为中国第一名西夏文研究生，师从王静如教授，攻读他全然不熟悉的西夏文。从此步入西夏研究行列，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辛的西夏研究之旅。

研究生期间是史先生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夏文字，也了解到西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王朝，但元代修史时只修《宋史》《辽史》《金史》，而独未修西夏史，所留汉文资料很少，而近代出土的大批西夏文文献因西夏文是死亡文字，难以解读，而且大部分流失海外。面对这种种困难，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西夏文，为继承和弘扬这份文化遗产贡献力量。正是这种开拓进取、甘于奉献的品质，让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硕果累累，成为了西夏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

他始学西夏文时，西夏学专家们在6000多个西夏字中能知晓字义的不超过一半，西夏语语法也有很多关键问题未能解决，国内外尚无人翻译西夏人撰著的长篇作品。在导师王静如先生的指导下，他从抄写西夏文书籍入手，学习、记忆西夏字的形、音、义。他抄写的是一本西夏人编著的有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书，是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好在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学期下来，就熟记了书中1000多个西夏字，同时还揣摩西夏语语法，完成了《从〈番汉合时掌中珠〉看西夏文语法》的论文。

在逐渐熟悉了西夏文字后，他不禁对这个神秘的古国充满了探究的欲望，也从当初的门外汉到现在的兴趣渐浓。而当时正好他的导师王静如先生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常书鸿先生想要共同研究在敦煌的西夏洞窟，作为研究生他也有幸参与其中。这是一次艺术研究部门与民族研究部门开创性的合作考察。考察组用了3个月的时间，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的有关洞窟进行综合调查。史金波负责抄录、翻译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那时他们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关系良好，他们每天拿着大串的洞窟钥匙，想看哪个洞窟便打开哪个洞窟，受到了特殊礼遇。当时他终日徜徉在敦煌艺术殿堂之中，领略千年艺术风采，深深地被其艺术魅力所陶醉。经过在各洞窟中仔细寻找，认真抄录题款，对发现的近百处西夏文题款作了翻译，其中有些是确定洞窟分期的重要依据。考察组利用西夏文、汉文题记进行分析，从壁画的艺术风格和特点进行比较，得出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两窟群共有80多个西夏洞窟！这一惊人的结论把大批西夏洞窟及其壁画、塑像呈现给世人，大大改变了对敦煌洞窟布局的认识。这些成果不仅为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使西夏学增加了重要内容。

然而，许是命运的安排，正当他研究生将要毕业准备大展宏图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也被迫停止了西夏研究。作为一名研究工作者，这种“运动”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眼看着中国已落后于国外的西夏研究，差距越拉越大，他真是心急如焚。1970年被迫在“干校”当了1年泥瓦匠后，政治风云突变，林彪集团被击溃，直觉告诉他，乱世快过去了，他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心爱的西夏研究。于是1971年便乘探亲之机，将过去北京图书馆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和1套《辞源》，带到干校。他每晚躲在二层床上的蚊帐里，悄悄学习，抓紧时间恢复业务，就这样，他的西夏研究在终止了6年后又开始了。

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后，他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西夏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一面查找、了解苏联和日本专家出版的西夏研究著作，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一面裁剪普通纸制成卡片，抄录汇集资料，编辑西夏文字典。北京图书馆保存西夏文文献多达120多卷，为国内之冠。为了掌握这些珍贵资料，他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在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整理素材。有趣的是，那时到北京图书馆看书要有参加“批林批孔”的介绍信，他便从研究所军宣队那里开具介绍信，说为了“批林批孔”的需要，要到北图查阅资料云云，就这样，他在图书馆连续地阅读和整理着西夏文献。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他将所阅读和整理的西夏文资料做成了卡片，并抄录、拍照了部分资料，扩大了识读西夏文的范围，也进一步熟悉了西夏语语法。此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科学院图书馆等地方，也能见到他为了千方百计搜集西夏资料那执著不悔、坚持不弃的身影。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学术界一片萧条景象，但他却凭借一股顽强的毅力，利用有限的资源，在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着研究。终于在当时仅存的两三种学术刊物之一的《考古》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考释西夏文文献的学术论文，并得到了夏鼐先生的支持和好评——这是1974年。这几年的时光为他后来西夏研究打下一定基础，也算是对“文革”初期所荒废时光的补偿。

二

1975年史先生所在的学部恢复业务，他也正式开始了西夏研究工作。1976年，中国又一次陷入了政治风波当中，也是趁着这次混乱，他和同事白滨全面考察西夏故地的计划也开始了。以前他的研究多限于纸张书本，能亲历西夏故地，对他来说，真是天赐良机！这一路走来却也收获颇丰。他们从北京出发，路经山西太原，发现了西夏钱币；入陕西，在西安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西夏传递皇帝命令的御用“敕燃马牌”和皇帝御制的泥金写经等珍贵文物。从铜川入陕北，自延安向北进入西夏故地，一县一县地考察。他们在米脂县访问了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的出生地——李继迁寨，这里也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家乡；在靖边县踏察了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第一个政治中心夏州遗址，史载这里的城墙是糯米汁夯土筑成，劲弩不入；在横山县观摩了小小的博物馆，里面竟有不少西夏文物；从定边过盐池，进入宁夏，这里到处都有西夏的遗迹。银川市是古代西夏首都兴庆府，城内存西夏早期建筑的承天寺塔，西郊有规模宏大的西夏陵园，贺兰山下有形影相吊的拜寺沟双塔，黄河青铜峡岸边有一百零八塔阵，北部有出土很多文物的省嵬城遗址……这些都是西夏历史的见证。

河西走廊是西夏重要的一翼，他们走进甘肃以后，在兰州参观了富藏西夏文物的省博物馆，在武威进山考察了曾存储多种西夏文物的下西沟岘山洞，在张掖瞻仰了西夏始建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卧佛，在酒泉发现了已经成为垫脚石的西夏后裔镌刻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西夏黑水城遗址，正是在这里出土了震惊学坛的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除了在西夏遗址、博物馆、文管所、图书馆考察文物、查阅资料外，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竟然还经常出入各地的废品收购站，翻找废品麻袋，搜集、拣拾有关文物。这一走就走了3个多月，他们充实着西夏的知识，为得到第一手资料而兴奋异常，也更加坚定了他们探寻西夏神秘王国的信念。

三

史先生有一段话这样概括了他的西夏研究：“我接触西夏，从认识模糊到自觉，再到全身心投入，兴趣逐渐浓厚，感情逐步升华。西夏学是一多学科研究对象，我的研究经历是从西夏文字、语言入手，涉及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因此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进步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民族研究工作者，对西夏学的热爱，治学的严谨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境界。

史先生是国内最早翻译无对译参考的长篇西夏文文献的人。他翻译的第一篇西夏文是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近1500字）。此文包含了西夏佛教史的重要材料。而翻译西夏文文献的能力除了与他潜心琢磨西夏文多年有关外，就是借助翻译西夏文韵书《文海》和大量有译文对照的西夏文文献，从而识读了大量西夏文字、掌握西夏语法的结果。

出土于西夏黑水城、藏于俄罗斯的《文海》是一部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的西夏文韵书，对每一西夏字的形、音、义都有具体解释。苏联西夏文专家们研究、俄译了此书，于1969年出版，书中有西夏文刻本《文海》全部影印件。史金波认识到这部书在释读西夏文方面有着巨大科学价值，便开始了艰难的翻译工作。经过几年才完成译文初稿。后来他的两位同事陆续参加工作。终于在1983年出版了《文海研究》，这本类似于西夏文字典的书，对西夏学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也正是翻译了《文海》使得他对西夏文字构造这一国内外学者着力探讨的课题，有了新的解析，他提出西夏字构成基本为合成法这一全新的学术概念，并拟建出西夏文字构造体系，后来在很多涉及西夏文的著作中，在一些重要西夏展览中都采纳了他的这种提法。他不仅对西夏文字的研究成果显著，在西夏语言研究领域，也有着令人称羡的成果。如《西夏语构词中的几个问题》《西夏语的存在动词》等论文。

此后他又主持翻译了许多重要的西夏文典籍，如《类林研究》《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特别是他和同事们将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内容丰富的西夏王朝法典全部译成汉文，并作了注释。该法典包括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具有综合性法典性质，全书20卷，共150门，分1461条，内容十分丰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状况。该书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资料，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此后参考、利用此书译文研究西夏社会、历史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计有百种以上，使西夏历史、社会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了西夏研究。

史先生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宽泛，每一领域都硕果累累。当他熟练掌握了西夏文字和语言后，利用可翻译西夏文的能力，译释许多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并出版了几部反映西夏文化、文物、佛教、活字印刷等多学科、多领域的著作。每一本著作都倾注了他多年的心血，为我国的西夏学研究添砖加瓦。

他结合汉文史料和出土文物，于1986年出版了《西夏文化》一书。这本书综合利用西夏文文献、汉文文献和文物资料，首次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了西夏文化的各个方面，如西夏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儒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分类研究论述，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了西夏文化独有的特点。其中关于西夏文字、语言的分析，关于西夏社会多方面的探讨，关于儒学和佛教成为西夏思想统治的两大精神支柱的论点，都被后来的研究者和各种有关西夏的展览广泛采纳。该书尽量利用西夏人自己记录的资料，挖掘真实的西夏文化，被专家们评为“国内外迄今发表的第一部系统阐述西夏文化史的著作”，“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向读者展示了完整的西夏文化体系”（陈炳应语），是“见解独具、内容翔实的西夏学专著”（牛达生语）。此书所在丛书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在研究西夏文化的时候，他认识到，佛教对西夏历史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然而佛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为了探究西夏佛教，他在研究生期间就自习佛教知识，阅读佛教发展史、佛教思想史书籍，还诵读数部佛典。为了写出更成熟、更专业的佛学著作，他还专门向佛学专家王森先生、郭朋先生请教，所写文稿请他们审阅、修改。后来综合利用丰富的西夏文献资料，写成了《西夏佛教史略》这一著作。为了这部书，他准备了20年，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当今的学术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部书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出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书名，著名佛学专家郭朋在序中欣然评述：“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填补了我国佛教史以及民族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这部书，剖析透彻，叙述明晰，是一部极为难得的独创性的史学专著。”

为了让世人更多地了解西夏，他和同事又从西夏文物入手，利用多次考察所得图片，于1988年出版《西夏文物》一书，分建筑、绘画、金石、铸造、木竹器、陶瓷器、世俗文献、佛教文献八类，刊布了400多种重要西夏文物图版，各图版都作解释说明，将一个生动、形象的西夏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多年的西夏研究，艰辛而曲折，但他越是深入越是乐此不疲，越想更深入地了解西夏这古老王国的方方面面。西夏学不仅涉及到文字、语言、历史、文化、宗教、法律等学科，还关系到很多其他学科。随着西夏文献大量面世和西夏学深入进展，他又陆续学习了印刷史、出版史、历法史，并结合西夏文献撰写有关著述。尤其是在2000年与同事合作出版的《中国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获得第四届中国社科院优秀研究科研成果一等奖。这本书首次刊布了大量珍贵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搜集、利用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西夏文和回鹘文活字印刷实物，结合汉文文献记载，说明在我国中原地区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不久，这一技术即已传入西夏和回鹘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并开始了字母活字印刷，为活字印刷术的西传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和技术背景，在维护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本书的创见引起了印刷史学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好评，后出的印刷史著作多引用此书。我国专家与德国当代印刷史研究权威克劳斯·W．格尔哈德特辩论活字印刷术发明权问题时，即主要引用本书资料。国内外学界和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作了广泛报道，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

古老的西夏国，在璀璨的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遐想和猜测，幸有一批学者孜孜以求，将近千年前的那段历史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关于西夏后裔是否存在一直有着不少争议。史先生作为研究西夏学的领军人物，对这一学术热点也进行了艰难探索。他发现，史料中有记载的元代党项后裔余阙，曾自述党项风俗，后率兵对抗义军而死，《元史》中有详细记载。他马上意识到余阙具有寻踪西夏后裔的典型性。于是自《元史》而文集，自文集而方志，多方查找，终于发现余阙后代在清光绪年间仍居住在合肥的线索。便于1980年与同事到安徽等地调查，几经周折，终于在合肥和安庆找到数以千计的西夏后裔，并在两地发现了两部余氏宗谱，对其进行考证，发表了《元代党项人余氏及其后裔》的论文，向全世界公布了党项族确有后裔的消息，这也是首次发现有确切依据的西夏后裔。

四

史先生的西夏研究涉猎的范围很广，他学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1908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沙俄探险队，自中国的黑水城遗址发现大量西夏文献、文物，使世存的绝大部分西夏文文献流失到俄国。1987年他去苏联作短期访问，主要在入藏西夏文献的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逗留，这里藏有大批黑水城西夏文献和资料，他作为中国西夏研究者这是第一次接触这批西夏文献，心情之激动难以名状。每天从上班至下班时间都在该所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览西夏文献。这里用12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着西夏典籍，有8000多个编号，皆为难得的珍本，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很高。这些文献中过去面世的仅占极少部分，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仍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他白天阅读、抄录资料，晚上在寓所整理笔记，短短的10个工作日收获颇丰。然而在那里只能摘录，不能照相、复印，加之时间短暂，所能见到、摘录的文献极为有限。他还参观了闻名世界的冬宫博物馆，馆中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珍贵艺术品，其中中国馆包括敦煌吐鲁番展厅和黑水城展厅。黑水城出土的各种西夏艺术品中有精美的绘画、稀见的泥塑、珍贵的雕版等，使他流连忘返。但这终究是在别国，他带着有限的满足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圣彼得堡。

由此他便产生了一个强烈愿望，就是使俄藏黑水城文献公之于世，让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西夏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印刷版本专家们都能足不出户即可直接查阅、研究、利用这些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胡绳院长，王忍之、汝信副院长对流失到俄国的敦煌和黑水城文献十分重视，希望这些文献能早日整理出版。1992年社科院领导委托他与俄方联系，得到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彼得罗斯扬、副所长克恰诺夫的联名正式答复，同意与中方合作，共同整理、出版该所所藏黑水城出土的全部文献。1993年春他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人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根据协议，他于1993年至2000年4次率团赴俄进行整理、注录和拍摄工作，每次工作两三个月。参加工作的有民族所的白滨、聂鸿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菘、严克勤同志。他们对文献认真阅览、审读，并详细登录，拍摄了大量照片。登录卡片上列有包括题目、内容、装帧、版本、形制、字体、特点在内的40余项目。他们工作紧张有序，为早日完成这一意义特殊、任务繁重的工作，每日延长两小时工作时间，早出晚归。在整理时，对每一部文献都爱不释手，反复琢磨，尽量加深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的认识。但因文献数量大，工作计划安排紧，他们又不得不抓紧时间查阅下一部文献。经过艰苦的国外工作和繁重的国内编辑工作，现已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11册，全部出齐共30册。这批古籍的出版，使流失海外的珍贵典籍魂归故土，为西夏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在出版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新文献，匡正了部分书名，考证了文献年代。在1997年出版此书的首发式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等国家领导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和60多位知名学者出席。

在俄国整理西夏文献时，又在未登录的110盒文献中发现了一大批西夏文社会文书，计有1000余号，包括户籍、账籍、军抄状、契约、诉讼状、告牒、书信等。这是一项新的意外收获，但因这些文献多用难以辨识的西夏文草书写成，翻译、研究困难重重。于是他又开始摸索西夏文草书释读，在反复阅读文书时，不断积累各类西夏文草体字形、排比特点，寻找规律，日积月累，草书识别能力逐渐提高。研究社会文书又是一新领域，不仅需重新学习包括户籍、租税、典贷、商业等中国经济史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还要对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研究情况有较多的了解。经过多年的释读，现已编出西夏文社会文书目录稿，并撰写了有关西夏社会经济的4篇学术论文，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他独著的近百万字的《西夏社会》一书也已完成，这对于西夏学的研究又更深了一步，也是西夏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五

人类的历史已进入到21世纪，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史先生又利用现代的传媒手段，向社会推介西夏。他曾在央视10频道电视片《黑水城遗址》中担任顾问；又在中央台10频道讲《西夏文字》，上下两集共40多分钟；还在中央台10频道制作的专题片《西夏——一个被遗忘的王朝》中，做顾问和主讲专家之一；不仅如此，他在与中央台合作5集共220多分钟西夏电视片《尘封不住的西夏》中担任顾问和主讲专家；在中央台1频道作新丝绸之路的第8集（黑水城），作为顾问和主讲专家，他提供了全新的资料；中央台作西夏活字印刷术电视片，他是现场两位嘉宾之一；宁夏台湾工作办公室录制《西夏王朝》，他担任顾问和主讲专家。他的这一系列活动使西夏文化和西夏王朝走进了千家万户，让学术界乃至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西夏，关注西夏研究。

以上仅仅是史先生在西夏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包括他对少数民族历史、民族学、民族古文字研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有着深深的少数民族情结，这让他为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迄今，史先生共有著作23种、论文190余篇，除编纂两套大型西夏文献丛书外，有近500万字的著述发表，先后共获得了多项国家大奖和政府奖励。

史先生与西夏打了一辈子交道，从当年最小的研究生到如今已是年逾花甲，从寂寂无名到学术泰斗，他的人生与西夏密不可分，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让西夏从鲜为人知到清晰鲜活。从史先生不断前行的坚定步履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这是一位持之以恒不懈耕耘在第一线的学者，这是一位孜孜以求学术理想的学者，这更是一位为推进西夏学事业至今仍在潜心治学和辛勤奔波的学者！在不断拓展的西夏学研究领域里，用他的执著与毅力，用他的智慧与灵感，不断解读着西夏久远的历史与文化场景，用心谱写着散发浓郁学术气息的华美篇章。史先生一生献身西夏研究，他的每项研究都凝聚了心血和精力，他成就卓著，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作为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他，深知西夏学由“绝学”向“显学”的转型，最大的难题还是人才的短缺。他甘于奉献，努力为年轻的学者们创造机会，注重培养西夏学人才。

回首史金波先生的学术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坦途还是泥泞，史先生都风雨无阻地行走在漫漫学术之路的途中。他说名利如过眼云烟，只为追求学术上的完美。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着史金波先生今后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由衷祝愿他的学术之树继续枝繁叶茂。

刘建安，女，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员。1970年底参军，1975年到宁夏博物馆工作，1990年初任副馆长，2001年任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书记。2003年在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20万字的个人文集《敞帚集》，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定为国家“十五”重点课题的《西夏艺术研究》图书，本人担任副主编，并撰写工艺美术篇。发表论文多篇，其中论文《西夏后裔到哪里去了？》和《建立回族学博物馆浅议》获论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