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奔走为西夏研究

张春海

大约与宋代同时期，我国西北曾有一个英雄的民族，他们金戈铁马，纵横叱咤，同时，在文化等方面也吸收、融合周边民族的多元因素，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文明成果，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书写了别具光彩的段落。然而，从1038年建国到1227年灭亡，西夏历时不到200年。灭亡于蒙古大军之后，西夏国家消失于历史舞台，党项族也逐渐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西夏王朝遂成为“被遗忘的王朝”。但是，进入20世纪后，曾经湮没数百年的西夏大放异彩，引起了世界各地诸多学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白滨就是其中的一位。

白滨的西夏研究之缘长达50年。无论是做一名在工地劳动的“猪倌”，还是名满学林的学者，他都未停息自己追寻西夏王国的脚步。几十年时间的跋涉奔走和青灯苦读，念兹在兹的就是西夏研究。

他的足迹遍及西至哈密的西夏故地，在各地寻找着西夏国和党项族的遗迹，曾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下简称“东方所”）圣彼得堡分所进行黑水城文献的选择工作。在著作方面，他的《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寻找被遗忘的王朝》等开辟了西夏研究中某些领域的先河，曾经在学术界和公众层面产生影响。

在北京市潘家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住宅楼的客厅里，暮春的下午，几分煦暖的阳光从西窗投来，白滨说起西夏考察经历，一段段岁月悠然浮现，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这就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西夏研究的缩影。

结缘西夏，从此无二心

1956年，白滨考入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从1956年到1961年，5年的大学生活，奠定了他此生事业的基础。白滨的最初志向是做“20世纪的摩尔根”，成为一位民族学学者。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和初入中国科学院民族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前身）也是如此。白滨参加过东南地区畲族的调查，参与写作过该民族的第一部民族志（后公开出版，名为《畲族简史》）。至今，不少读者仍然将白滨作为研究畲族最重要的学者之一。2011年第12期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的56个民族系列中的“畲族”部分，仍是由白滨担任图片解读的专家。他也到藏北草原等地进行过调查。他的志愿是扎根云南进行民族学研究。然而，这一切因特殊的机缘而改变了。

时光回溯到50年前。在我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1962年冬，所领导找到白滨谈话，要分配他担任本所王静如先生的学术助手而征询他的意见，白滨后来追述当时的感觉：“这对我来说不啻一闷棍”。

王静如是一位著名的老学者，为我国西夏研究的开创者、奠基者之一，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西夏研究》，获得法国汉学茹莲奖（又译作儒莲奖，在法国汉学界有崇高声望），得到了陈寅恪在内的众多学者的称许。另外，王静如在契丹文、女真文研究等多个方面均颇有建树。但是，做这位著名学者的助手，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初志。对于这个转变，白滨告诉笔者，当时没有考虑多长时间，就答应下来。虽然这条路与自己此前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还是毅然放弃自己原本的志向，服从组织的分配，担任起了王静如先生的助手。从此，他开始走上西夏研究的道路，再无改悔，用他的自叙是“结缘西夏，从此无二心”。

1962年冬，白滨被临时调到民族所下马的建筑工地新盖的猪舍担任猪倌。白天生炉子、挑水、剁红薯藤、熬猪食、清洗猪舍、喂猪，完全是一个猪倌的行当；晚上，在结束一天的劳动之后，白滨则坚持在宿舍里进行西夏神游。晚上不到9点，暖气停暖，室内寒气袭人。在寒夜里，他拥被坐在床上读书、工作而不感艰辛。当时，白滨曾整日捧读王静如先生的《西夏研究》三卷，与形如鬼符的西夏文字和不知所云的佛经打交道，另外，他利用自己的俄语基础，搜集和翻译俄国学者研究西夏的资料。这批译文分别发表于各种俄文杂志等，据白滨的同事粗略统计，译稿摞起来大约有1尺厚，数量之大令人吃惊。但是，这批译稿在“特殊时期”被收走，从此下落不明。至今留存下来的只是一份目录，令人在遗憾之余感到些许安慰。

西夏考察从敦煌开始

敦煌在西夏时期属于西夏疆土，西夏崇信佛教已经广为人知，敦煌与其他河西石窟群蕴藏了丰富的西夏宗教、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此前，关于这些洞窟在西夏时期的情形，还是由于缺少研究而模糊不清的。为此，白滨代表王静如致信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所长常书鸿和甘肃省文化局，商谈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群中西夏、回鹘和蒙古时期的洞窟进行考察。王静如、白滨等人在常书鸿到北京开会时也与其谈过考察的事宜。这个建议正与敦煌方面相合。1964年，组成了由民族所王静如、白滨和史金波，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宿白，甘肃省博物馆陈炳应等组成的、由常书鸿领导的敦煌西夏调查工作组。

1964年夏末秋初，工作组的这次敦煌之行使白滨第一次走上西夏考察之路，也与常书鸿等人结下了忘年之交。此后，白滨与敦煌多次接触，在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千佛洞等都曾开展调查工作。从这次敦煌考察起，白滨对敦煌守护者们充满了敬意，对敦煌也充满了留恋。

在茫茫大漠中，有一片绿洲，这里就是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今天，旅游旺季的敦煌火车站人头攒动，莫高窟游客如织，各种设施如宾馆等俱全，令人感到达到了国际水平。但是，40多年前却远非如此，景色虽然美丽，但是生活条件则不尽如人意。在莫高窟，前去调查的年轻人苦中作乐。初入莫高窟，所要过的重要一关就是饮水。当时，敦煌并没有“甜水”供应初来的年轻人，只有来访的外宾和老学者们才能享受这种水。宕泉河引入水渠的水，喝来咸中带苦，喝下去严重的还会引起腹泻。为了补充水分，只好在吃饭的时候多喝些汤。买红糖冲水喝后，反倒引起上火牙疼，一疼就是1个多星期。白天去洞窟里工作，就会忘记疼痛，但是夜里则彻夜难眠。直到来敦煌进行雕塑临摹的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李仁章不幸遇难，他们忙着帮助筹办丧事，这种疼痛才消失。

关于敦煌和西夏的关系，曾有一部小说和电影非常流行，这就是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井上靖的《敦煌》。小说大约完成于1959年，198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上映。其大体情节为：落第书生赵行德来到西夏，与队长王礼结为生死之交。面对西夏的威胁，流落到敦煌的赵行德埋首整理经书，而王礼带队兵变对抗李元昊而全军覆灭。敦煌一片火海，留下了被封闭的藏经洞的秘密延续数百年内。这部小说与电影，对于扩大敦煌知名度、使莫高窟深入人心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至今仍引人回味。

但是，历史小说毕竟是艺术创作，只是一家之言而非史实。白滨不能同意当时流行的井上靖《敦煌》中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于是写作了论文《试论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后来他又写出了《元昊传》，力图真实、客观地复原这段历史。他的观点得到了接受，日本学者也纷纷在自己有关敦煌的论著中采用。今天，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不远处的一座小屋内的一处展室中，专门介绍有关藏经洞封闭的研究，其中白滨提出的观点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并列。

张掖、保定等地，白滨都和史金波结伴考察。张掖大佛寺等与西夏相关的文物古迹所在地都留下他们的足迹。按照《追寻被遗忘的王朝》一书所附的地图，考察遍及新疆哈密、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在调查中，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以韧劲和专业知识揭开一个个有关西夏文物的谜团。

1975年夏末秋初，白滨听刘凤翥、于宝林两位学者说，保定某村的一座庙宇墙壁上发现了西夏文字。白滨决定和他们同往保定调查。在保定，白滨得知河北省文管处曾从保定附近挖回八角经幢，存放在市内的莲花池公园中。在这座公园中，白滨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经幢，一座经幢上的西夏文令他目瞪口呆，碑上还有汉文题款“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日主持失领占建立。镇阳毕景昌毕恭镌”。弘治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十五年为公元1502年。拓过这两座碑后，由于想寻到它们的来历，岁末严冬，白滨和史金波再次前往保定调查西夏文经幢。当时，河北大平原积雪覆盖，寒风凛冽，一片萧杀。由于某位当事人受到不知何种心理误导，导致他们两人在寒风中走了一整天。访问过3个村子后，在韩庄村才找到了经幢的来历，这里在明代原有一座寺庙，俗称“大寺”或“西寺”，后寺庙遭到严重破坏，经幢也埋入沟中，消失到人们的视野之外，直到1962年被发掘出移送莲花池公园中。这两座经幢记录了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活动，将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比过去认为的至少推迟了150多年。

当笔者于2010年前往保定莲花池公园时，这两座经幢已经深受重视，被安放在公园内的碑廊中了，今天仍能清晰地辨认出西夏文字的笔画，遥想那一段西夏灭后西夏遗民的活动。

远赴俄邦

到苏联是白滨的愿望，一次是高中毕业之前计划去苏联留学，一次是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访苏团，但是两次计划都因故落空。1993年，东方所圣彼得堡分所副所长克恰诺夫来华访问，中俄双方达成协议，决定编辑出版圣彼得堡分所所藏的黑水城出土的全部西夏文、汉文和其他文字文献，出版物定名为《俄藏黑水城文献》。随着协议的签署，当年，中方人员赴圣彼得堡，拍照俄藏黑水城文献。白滨是其中一员，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踏上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

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黑水城，在研究西夏的学者心目中，堪称“圣地”。1908年，西夏文献重见天日震惊世界。遗憾的是，与那个时代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这批文献的出土也出自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之手。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出土，成就了黑水城。科兹洛夫在那座“著名的塔”中，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献并且偷运回俄国。今天，这批珍贵文献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其后，英籍匈牙利裔学者斯坦因也来到黑水城进行考古、盗掘活动。黑水城的文献外流，与敦煌藏经洞的经书被窃到异邦一样，成为我国学者的伤心之事。虽然至今黑水城的性质及这批文献的性质还并无定论，但是这批文献的珍贵价值一直得到学者的重视，将其看做一座宝库。赴俄国亲睹和拍摄文献回国公开是研究西夏的学者的心中亟盼。

当时，俄国的经济状况堪忧，东方所也深受影响，经费严重不足，如寒冬时节没有暖气供应。在俄罗斯的寒冬中，没有暖气，可以想象颇为难受。东方所内办公人员可以不来上班，而中国学者则无法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每天没等开门就早早来到门口等待，进入工作后，则尽量不喝水，以免上厕所。

白滨说，那时记忆最深的就是在抢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质量最高的文献回中国。黑水城的文献屡屡令他感到兴奋与惊喜。1994年夏秋时，他又在工作中发现经折函套装裱的衬纸利用了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文书，经过初步辨认，有多种宋夏贸易的经济文书，还有一份伪齐刘豫阜昌年间的军事文书。这样看来，这批文献的数量可能远远高于目前估计的数字。按照这一方法进行“追踪”，北京国家图书馆也发现了大量的汉文残片等。这部分成果刊于《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

同年秋，他们在圣彼得堡瓦西里岛的公墓中，还偶然找到了黑水城盗宝的探险家科兹洛夫的墓碑。这场邂逅令人心绪复杂，“说不清是什么心情”。在著作中，特意附上了这座墓碑。不过，肯定的是，他们希望能令黑水城文献早日“回家”。

1994年秋，白滨和史金波在莫斯科乘地铁到红场附近的列宁图书馆站出站后，忽见一群吉卜赛人迎面包抄过来，他们立即意识到不妙，因为当时在莫斯科吉卜赛人的名声颇为不好，如果碰上他们则很可能遭到洗劫。白滨身上装着两人出国的费用两千多美元。意识到可能是抢劫，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吉卜赛人未围困的大街跑去。那条大街宽三四十米，在六七条车道上，汽车疾驰。往这个方向跑，很可能在车流中遭遇车祸，但是他们靠着勇气才逃出包围，那群吉卜赛人眼睁睁地不敢穿越这样的车流。

为西夏修史

西夏王朝长期被人遗忘，其开国皇帝李元昊也常被忽略。西夏历来无“正史”，在二十四史中并没有一部“夏史”或“西夏史”。但是，有关西夏历史的材料并不少见。宋代等在笔记等中有关于西夏的材料，官修的《宋史》《元史》等史书中有关于西夏历史的部分。

说起西夏史料，白滨将笔者引入他的书房，指着书架顶部一套韩荫晟先生编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说，这套9卷的书集中了目前所见的汉文西夏史料，内容非常丰富，方便了研究者。

在大学期间曾经“五载学史”的白滨，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以著作书写西夏的历史，发掘那一段段历史风云。白滨写作《元昊传》采宋代以来的编年史籍、文集、笔记小说，以及明清学者编纂的西夏史籍中有关史料，并广泛吸收国内外关于西夏史著述中的研究成果，对元昊的一生及西夏建国前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描述，对元昊的历史功过作出评价。他摒弃封建正统与民族歧视观念，说明历史上的党项羌族及其领袖，不仅对本族和本地区的发展贡献卓著，而且在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书是最早客观评价元昊功过的著述之一，在结尾中写道，“元昊是创建党项国家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他不仅是党项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对党项民族及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功绩，值得纪念。”

目前，多部有关西夏的通史、断代史邀请白滨参与撰写。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五代辽宋夏金时期，中国断代史系列中的《辽金西夏史》，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二十五史新编》辽史·金史·西夏史卷，李范文主编的《西夏通史》等。著名的《剑桥中国史》的辽西夏金元史卷在回顾西夏研究的历程部分也提到了白滨的名字。

虽然外人看来，白滨成果斐然，是一门“绝学”的研究者。但是白滨自己谦虚而坦白地说，西夏研究并非绝学。西夏研究（或西夏学）曾被称为绝学，是因为一是过去冷门，研究者较少，二是较为难研究。但是通过他的亲身体会，西夏并不神秘，并非多难研究，还希望多培养合格人才，使得西夏研究后继有人。

西夏灭国后，党项族遗民、党项族的后裔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长河中。各地发现了多支党项族后人，其中，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的党项族后裔，白滨非常关注。对这支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任崇岳确认的党项族后裔，白滨曾数次前往考察，并且写到自己的著作中。2011年，受濮阳县文化局的邀请，白滨再往濮阳。当地的后裔对白滨印象深刻，曾经对笔者当面表示了对白滨这位北京来的老专家为了杨家的事情而多次奔走的感激。“北京来的白先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的事情特别热心。”

他的《寻找被遗忘的王朝》1997年第一版就畅销。在宁夏，这本书被作为旅游指南，遍布于各旅游景点。一位远在新疆的朋友在当地买到《元昊传》读后印象深刻；电视剧《贺兰雪》编剧和拍摄过程中，大量参考了这部书。对于自己的研究能够起到社会作用，能广泛地普及有关西夏的知识，白滨颇感欣慰。

谈起师友，白滨感慨良多，充满感情，且有客观的评价。他对曾经合作过《文海研究》等书的黄振华尤其称赞有加。在他看来，黄振华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可惜研究条件不好，过早去世而令人感到惋惜。他对《西夏史稿》的作者吴天墀先生评价较高。他告诉笔者，《西夏史稿》这部书来之不易，吴先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写出这种高水平的书非常不容易，而出版与完成之间隔了15年，更值得我们珍惜。

白滨家中布置简单，朴素无华，书房的书架上整齐地插满了诸多西夏研究、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著作，客厅里悬挂着4幅以西夏文书写的书法作品，在西夏文下缀着汉文。白滨向不识西夏文的笔者说，其中一幅是唐代诗人王维名诗《使至塞上》中的两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只不过西夏文的语法与汉语颇为不同，语序当为“大漠直孤烟，长河圆落日”。西夏文以毛笔写就，苍劲有力，似乎西夏文字仍在召唤今人理解它们。西夏文为元昊称帝前期亲自主持、由野利仁荣所创制，这种字体吸收了汉字的造型而新加创造，复杂，颇似图画，向来被汉人认为“符篆”。当年，这种文字在西夏国内推行，成为该民族的文化标志之一。在西夏文字研究进一步深入，特别是西夏文汉文的对照字典《番汉合时掌中书》《文海》等发现后，研究者逐渐破译了这种死文字。长期和西夏文接触，且多次动手抄写，白滨对这种笔画多、结构复杂的文字有了特别理解。在不少人的眼中，除了是西夏文史的研究者，他还是一位西夏文书法家。2000年，白滨曾经受邀参加过在日本举行的“中国西夏王国的文字世界”书法展。在展览上，西夏文书法引发了日本公众的兴趣。

白滨曾有一篇简短“作者小传”，甚为形象地勾勒出一位学人的自画像：

生长于太行之西，三晋古州平定人士。1996年逢花甲之年，退休证即领，无达官贵人之失落，有平民百姓之闲适。坐而遐思，追悔十七载苦读学而优缺不仕，官至研究组长；于知天命之年幸得研究员职称，但自觉无愧。襁褓中躲日机轰炸，苟留性命；幼年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入民族学院五载学史，初涉古今大千；进民族研究所，结缘西夏，从此无二心。读史以史为鉴，当知“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学马列又使我多行“不合时宜”之举。“57”临深渊而身未陷；“67”在劫难逃终入牢笼。十年一觉“审查梦”，留得残躯实侥幸。从此更别无选择，重操旧业，伴古书青灯、研习“符篆”；跋涉荒漠风尘，访古探幽。寻找一个被人遗忘的王国，填补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弘扬中华多民族的灿烂文明。至今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元昊传》《党项史研究》；合著《文海研究》《西夏文物》《天盛律令译注》；参编多卷集《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及参与撰写多种学术著作。平生不喜交往，不善言辞；不慕荣华富贵，安于粗茶淡饭、布衣陋室。虽过花甲，仍不吝“余热”，身衰志不馁，所谓“小车不倒只管推”是也。

走出白滨家，笔者才从浓重的西夏气息中走出。这个曾经方圆两万里的王国，仍有很多魅力吸引着白滨这样的学者付出终生，厚厚的一册册图书，记录了他们的汗水与智慧，而让一个曾经被遗忘的王朝变得清晰起来。

（本文写作参考白滨著《寻找被遗忘的王朝》一书和王培培《白滨先生访谈录》及张尚文《白滨：寻找失落的西夏王朝》，在此一并致谢。）

张春海，河北唐山人，1979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2008年入媒体行业工作，现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从事学术新闻报道，代表作品有独家报道《“走进绝学系列”之西夏文、简帛学》等。曾到宁夏、甘肃、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陕西等省、自治区学习考察。

年过三十而不立，性喜漫游而学，兴趣点为西域文史研究。现为“学徒”，埋首而学，向师友学，向书本学，向实地学，向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