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行走在选定的轨道上

杨芳

他，出身书香门第，是8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硕士高才生；然而，在研究领域，他却选择了西夏“绝学”，且始终悠然地行走在自己选择的轨道上，潜心研究，博得了学界的口碑和认可。他就是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兼职教授——聂鸿音先生。

未见其人先识其名

最早结识“聂鸿音”这个名字是2007年。那时我担任《宁夏社会科学》常务副主编。在一次终审稿件时，注意到了“聂鸿音”及其他的论文《英藏西夏文〈海龙王经〉补考》，责任编辑说他是西夏学界的大专家。

再后来开始关注他，缘于很多人对他的关注和介绍。有人说他学术成果很多，是世界上极少数几个用汉语解读西夏文学的人；有人说他通德、英、俄、法、拉丁等数种外国语；还有人说他为西夏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还开玩笑说，他的硕士、博士多为女生，但从没有绯闻；再熟悉一点他的人说，他喜好喝两口，但永远只钟情于一种酒——“牛栏山二锅头”，所以绰号“牛二”。这些人基本都是他的同行，我感觉他们跟他很亲切。

一般人懂一门两门语言就了不得了，他，竟然懂五六种语言；主要研究还以“绝学”著称，而且是50年代出生人。这至少让我这个60年代出生、拥有良好语言学习环境的后学者很惭愧。

后来，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聂鸿音先生的资料，他的主要代表作有《古道遗声》《西夏文〈新集慈孝传〉研究》《类林研究》（与史金波、黄振华合著）、《番汉合时掌中珠》（与黄振华、史金波合著）、《西夏天盛律令》（与史金波、白滨合著）等近20部；还有论文《〈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音符号研究》《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等230多篇；还有英、法、俄译文《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吐蕃传说中的两个西夏词》等20多篇。他数十年致力于俄藏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曾三次赴俄合作整理西夏文献。目前承担的课题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西夏译华严经著作研究。

他，的确像人们所介绍的，学术成果不仅“丰硕”，还极具特色和影响力，尤其在西夏文献学、西夏语文学研究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除西夏文外，他对藏文、梵文、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都有比较专门的研究。他选择的西夏学曾一度被人们称为“绝学”。

兴趣使然，我很想亲自拜访一下聂鸿音先生。

2012年的3月，依然春和景明，草长莺飞。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励耘楼——聂鸿音先生极其简陋，甚至有些凌乱的家里，我终于见到了他。与他略显富态的体形所显示出的年龄相比，他年轻、单纯、真诚的微笑，留给了我第一印象。有幸的是，也是这一次，我还同时认识了他的夫人和他的得意弟子孙伯君女士。自此，我对聂鸿音先生有了直面的印象和更深入的了解。

学生说：“上他的课，像过节！”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为了使西夏学研究后继有人，聂鸿音先生积极培养西夏学研究人才，有不同于一般西夏学者的特殊贡献。多年来，他带出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大多数活跃在西夏研究的前沿，孙伯君教授是其中之一。孙伯君是2000年9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聂鸿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她的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女真、契丹、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古文献整理，藏语语音学等，著有专著《金代女真语》，发表论文《〈女真译语〉中的遇摄三等字》《苏轼〈富郑公神道碑〉的西夏译文》等多篇，在西夏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聂鸿音先生是一名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他的学生们说，每次上聂老师的课之前，他们都会聚在一起欢呼：“哇，今天又要过节啦！”

“上课像过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学生如此评价老师的课。过节是什么状态？开心、轻松、浪漫、热烈、酣畅，这都是节日里人们才能拥有的感受。上课如过节，意味着这堂课的气氛一定如过节一样轻松、热烈，课的内容也一定如节日美餐一样丰盛可口，主讲者也一定如厨艺炉火纯青的厨师，才能烹调出美味可口的课业大餐；而且主讲者的风格也一定是幽默的、风趣的，授课方法也一定是灵动的。而聂鸿音先生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学生其实也是朋友，只不过这种朋友向你求知，是极其信任你的朋友。所以，你要真诚地把该教的都教给他们。他说他给学生上课，就是和学生聊天，聊得特别酣畅，特别开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聂鸿音先生说的“聊”，其实就是讲解、讨论、交流；把学生当朋友，意味着在讨论问题上，老师与学生是平等的，可以相互畅所欲言地表明观点，寻求答案。这样的课，何尝不是一种过节一样的享受呢。

在谈到西夏学研究的未来时，聂鸿音先生认为，人才问题还是最大的问题。他说，只要奔我来的学生，我都会接纳他们。但大多数会受到现实社会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坚持不下来。另外，就西夏语文人才来说，具备深厚语言基础，又热爱西夏研究的人还是太少。

同行说：“他是国内仅有的几个用汉语解读西夏文学的人”西夏文学对于中华民族文学作出了不可小视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西夏文学研究随着西夏学研究中心的转移而由前苏联转向中国。90年代后，以聂鸿音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在西夏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被誉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用汉语解读西夏文学的人。他的西夏文学研究是从西夏诗歌研究开始的。1991年，宁夏银川贺兰山西夏方塔废墟中出土了一部无名诗集——汉文诗集，这在西夏文献中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对研究西夏的民俗和社会、人文情况都有一定价值。聂鸿音先生经过大量资料查证，撰写了《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一文，考证该诗集的时期、作者及艺术成就。此文开启了西夏研究的又一扇窗户。从此，西夏文学研究逐渐纳入研究者的视线，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后又有孙昌盛、前苏联学者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等，对西夏诗进行解读和研究。

2002年，聂先生还撰文《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固原师专学报》），根据西夏文原文，对《月月乐诗》重新进行汉译，消除了以往汉译对此诗的曲解之处。2003年，他的论文《西夏文〈五更传〉残叶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研究了黑城文献中留存的两首西夏俗曲，填补了西夏文学中无词曲作品的研究空白。

西夏时代没有留下一部文集，西夏“文”的史料来源一直困扰研究者。他的《西夏文学史料说略》一文，按年代顺序选列了1999年为止所知的重要西夏汉文遗文、西夏文遗文目录，并注明出处，为研究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他不仅挖掘西夏史料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关注其文学价值。

根据夏译汉文书籍推知西夏人对经典汉文学的理解能力，以及中国的主流文学传统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无疑是一个独具价值的学术视角。聂先生在这方面作了一系列开拓性研究。他的《西夏译〈诗〉考》《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等，通过与汉文古书中相应文句的对校，认为该书的夏译与汉文原著相去甚远，存在着严重的误译。他的《西夏文〈新集慈孝传〉释读》，也是西夏翻译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聂鸿音先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西夏文学研究极少数活跃多产的学者之一，也成为极少用汉语解读西夏文字及文学来影响世界的人。

夫人说：“他的唯一爱好是阅读写作”。

聂鸿音先生，自小受到“北师大教师身份”的父母的耳濡目染。1979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师从俞敏先生，学习汉语音韵学。1982年7月毕业后留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高校工作的需要使他必须选择一个专业研究方向。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学者云集，有许多富有研究成果的“大家”。要使自己的研究潜力得以充分挖掘，就必须选择能发挥自己特长和优势的领域。他学的是语言，当时西夏文字、西夏语言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被称为“绝学”。作为一个年轻学者，他抱着好奇，同时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选择了以语言功底为基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从此，他的“绝学”研究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夫人介绍说，做学问是他的主业，也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他的业余时间大多在看书、写作；而且他做学问就如孩子玩游戏一样兴趣无穷。在学术问题上，他爱较真，好比四个人打牌，有一个作弊，别人可以原谅，可以马虎，但他一定是那个必须站出来较真的人；如果说他做学问像玩一样轻松，那他也一定是那个要玩得像个样子的人。

记得拜访完聂鸿音先生，我将要离开时，他夫人不无忧虑地反复跟我说：“聂鸿音不喜欢炒作，您最好别写他。”我理解他夫人的担忧，我答复说：“您放心，采写聂先生虽然是我受朋友之托，但更重要的是我也很敬佩他，尤其是他的语言能力，我也是一个不好张扬的人，我一定尽量做到原原本本。”

他自己说：“莫把学术当工具”。

在谈到学术腐败时，聂鸿音先生显得有些忧虑，情绪也有些激动。他反复强调一句话：“莫把学术当工具。”他说，学术研究，其实就是对自己感兴趣的某一问题，想要搞清楚，然后一头扎进去搞。一旦搞清楚了，整明白了，写篇论文发表观点，与同行分享一下，讨论一下，没什么可神秘的、可保守的。搞学术研究也是做学问，学问要轻松地做，不能与名利与地位纠结在一起，这样做学问会很累，还会把学问做歪了。他说，如今他自己每天阅读、写作，就像吃饭穿衣一样自然，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成为必须。不做饭怎会有饭吃呢？同时，他做学问又像玩一样愉快、轻松，只不过这个玩和一般的玩不一样，要玩得像那么回事儿，要玩得有点样子；还要有一定的基础，玩得起。他还说，只有舍弃名利地位单纯做学问，学问才能做得轻松、愉快；学问一旦被做成了名利、地位甚至金钱的工具，那学术腐败的产生就是必然的了。

我有些疑惑地问：“学问做到一定的水平，拥有学术地位不也很正常吗？”

他说，学术地位有两种理解，一是学界的口碑，另一个是一定的职级职位。当职位与口碑产生矛盾时，他一定会首先选择口碑。为了职位而舍弃学术的纯洁性，那就是把学术当成了获得既得利益的工具，这是对学术的亵渎。

以上，就是一个我基本还是以间接介绍为主所了解到的聂鸿音先生。我不是专门的西夏学研究者，对聂鸿音先生的学术成果了解得也很有限，但我想，作为一名在业界有影响的学者，之所以在国内外同行中拥有良好的口碑，大概不仅仅因为他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恐怕还有他的学问底蕴、学者胸襟和人格魅力。宁夏社会科学院的西夏文字专家贾常业先生说，聂鸿音先生研究学术，不保守，不独占，不攻击，他占有的研究资料，同行要他都会无偿提供；他对学生和后学者很爱护，很关心，甚至有时遇到了研究经费困难，他也会给予帮助。

因此，在我看来，聂鸿音先生的学术理念是开放的，学术胸襟是博大的，学术态度是严谨的，学术方法是自然轻松的，学术品格是包容的。也许由于我同是文学专业的缘故，我在见到他之前先阅读了他的著作《古道遗声》等。读他的作品，无论是理论的，还是语言的，总会被他有别于一般的“理性文学感觉”（就暂允许我这样定义吧）所吸引，那种别致在这样一个现实纷争的时代甚至流露着些许孤独。但当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的理性与感性，认真与随和，就像我初见他时他的笑，简单、真诚、纯净里和谐地传递着他的宽容、他的体谅、他的谦逊，还有他的坚持。

杨芳，女，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曾在灵武市第三中学、灵武市委宣传部、吴忠市委宣传部、吴忠市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社会科学》期刊中心工作，现为宁夏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副编审。发表《电子网络视域下人文社科期刊的“坚守”与“携手”》《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等学术论文多篇，著有散文专著《那么近又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