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水城文献到俄罗斯西夏学

马青

20世纪初，地处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古城遗址，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黑水城是一座宝藏之城。城内遍布高大的殿堂建筑遗迹和佛塔、佛寺遗址，陶、瓷、铜、铁、钱币、串珠、玉片、丝织品……各种材质的生活、艺术品残件俯拾皆是。短短几天的盗掘，超出预想的巨大收获使以“探险家”自诩的俄罗斯军人科兹洛夫及其部属欣喜若狂。14个月后，这支人马在备足粮草后卷土重来，挖掘了整整一个月，将大批书籍，画轴，绸缎包裹的书稿，大量精美的佛像，珍贵的西夏文刊本、写本，涉及多门学科的多种文献，两万多卷文书，三百多幅绘画……悉数卷裹而去，总数达十万件之巨。

无论身披宗教外衣还是打着“科学”旗号，近百年间，一次次疯狂掠夺中国珍贵文物的外国“神父”或“探险家”的卑劣行径，给我们的精神情感带来了极大伤害。不曾记得我们的军人、和尚，甚或宦官，在任何时空，对不属于自己的领土、疆域和人民实施过任何形式的越俎代庖或“国际警察”般的粗暴行为；却有足以令中华民族引为自豪，以非凡气魄将中华文明传输到异域他邦的“郑和下西洋”之壮举，载入史册，流传至今。然而，功过是非不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要说的是——

没有黑水城文献就没有俄罗斯西夏学

黑水城文献成就了俄罗斯西夏学

在海外收藏的西夏文献中，以俄藏最丰。后来的八千多个文献叙录编号，大量不同版本的佛经和世俗文献、绘画、雕塑及其他艺术品，悉数来自黑水城。1908年，科兹洛夫以向当地掌权者行贿的方式获准进入黑水城，将掘得的大批西夏文物、文献运寄回俄国，全部收藏于今圣彼得堡。

俄国人如获至宝。他们当然明白黑水城文献对破解千古之谜意味着什么。

中国学者景永时先生在其研究中，将俄罗斯（包括俄国和苏联）西夏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自1909～1920年，代表人物是伊凤阁；1920～1937年为第二阶段（初步发展），代表人物有阿历克谢耶夫、龙果夫、聂力山等；1945年至今是第三阶段（大发展时期，其间自苏联“肃反”运动至“二战”结束处于停顿状态），尤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繁荣。自20世纪五十年代末起，苏联加强了对中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较具规模的俄罗斯西夏学学者群体，成果显著，从而奠定了其在国际西夏学界的领先地位。这期间涌现的学者有戈尔巴乔娃、克恰诺夫、克平、孟列夫、索弗罗诺夫、格列克、卡津、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科洛科洛夫、鲁勃-列斯尼钦科等，其中较有成就者有克恰诺夫、克平、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等。俄罗斯学者们所做的工作，一是对黑水城文献进行整理、考订、编目和叙录，二是依据黑水城文献开展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三是对西夏文文献本身的研究，四是对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五是对黑水城出土文物和艺术品的研究。

今天，俄罗斯西夏学研究成果已是洋洋大观。至20世纪末，共出版各类西夏学专著及相关著作三十余部，发表各类西夏学论文（资料集）二百余篇（部）。这些成果，无一不仰仗于丰富的俄藏黑水城文献。

结缘西夏——奠基人和先驱者的悲剧性命运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命运——无论血肉之躯还是人类精神物质文化遗存，小自一人一事，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莫不如此。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事物得以在某一特定时空相遇，那叫缘分。在俄国，最早与黑水城文献相连的两个名字，一曰伊凤阁，一曰聂力山。冥冥之中，不知是何种神秘的力量将机遇降临到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最早与黑水城文献结缘的俄罗斯西夏学学者。

上天有眼，赐得“掌中珠”——破解西夏文字的钥匙，须臾不离的“掌中宝”。

瞌睡遇了个枕头——最先浮出水面的恰是这枚稀世珍宝。1910年前后，伊凤阁率先从黑水城文献中拣得夏、汉对照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随即在《俄国科学院学报》上撰文介绍，其后他开始参与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工作，于1916年出版夏、汉对照本《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918年发表《西夏文文献》（《俄国科学院学报》），1923年在北大《国学季刊》发表《西夏国书说》。伊凤阁这“头三脚”，使俄藏黑水城文献渐为世人所知。

伊凤阁同时也是一位外交官，曾任俄国驻华使馆翻译。然而不知出于何种想法，他赴北京就任时居然是带着黑水城西夏文献上路的（据说其中有《文海》《同音》等）。1918年，伊凤阁还曾编过一部收录三千个西夏文字的词典，并将文稿交付俄国科学院出版社，然而由于当时处在国内战争时期，不仅未能出版，连手稿也不知去向。

1935年2月里的一天，伊凤阁在写给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历克谢耶夫的信中这样写道：“遗憾的是聂力山不知道我的手稿，从1919年到1922年，就放在科学院，我取出此稿时，就决定不再写什么了。带有收稿和退稿标记的手稿还在我处。”语气中流露出灰心和伤感。同样不知出于何种想法，在此之前，他已将自己手头的黑水城西夏文献陆续交给了聂力山。

阿历克谢耶夫（1881～1951年）是俄国汉学界鼻祖，俄国西夏学研究的开先河人物之一，他毕生最大的成就是搜集和研究中国年画。当代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与笔者素有交往的李福清先生1995年曾在台湾《中央日报》连载《中国年画最大的收藏家——俄罗斯学者阿列克塞耶夫（译法有别，作者注）》一文，以万字篇幅介绍了其在年画收藏和研究方面的成就。

后来，阿历克谢耶夫回忆说：“既然词典手稿一直在伊凤阁手中，看来，是在他于1937年夏季被逮捕时丢失的。”或许这正是伊凤阁个人命运中的悲惨结局即将来临的先兆，也引出了另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

20世纪20年代初，学日文出身的聂力山曾在日本任教，主要从事日本民族和台湾原住民语言研究。这一时期，他通过从伊氏手中获得的西夏文原始资料，与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合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在日出版《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萌发了回国的想法，给自己的中文老师阿历克谢耶夫写了一封信。

阿历克谢耶夫表示愿意帮助自己的弟子回国，他希望聂力山回国后接替伊凤阁，继续从事西夏文献研究。在他的安排下，聂力山于1929年回到祖国，落脚于当时的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前身）。

有着明显语言优势的聂力山（通晓中、日、藏、梵等多种文字，古汉语基础也很扎实，他的硕士论文便是论述李白诗歌的）回国后，即着手利用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佛经和世俗文献，同时进行文献本身和西夏语言两项研究。短短三年间，聂力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他编纂的西夏文词典因较多地引用佛经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俄罗斯乃至国际西夏学界一般的说法是：伊凤阁是俄罗斯西夏学的创始人，而聂力山是其中成就最高者，他被公认为苏联西夏学的真正奠基人。俄罗斯西夏学者们则毫无争议地说：没有聂力山，就没有俄罗斯西夏学。

然而，命中注定的厄运不可预知地降临到两位杰出的学者身上。1937年，在苏共进行的“肃反”扩大化运动中，伊凤阁和聂力山双双遭到残酷整肃——先是被捕入狱，后被判处死刑。

在灾难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聂力山的亲友和同事们都不愿相信悲剧已经发生，他们一直幻想着聂力山会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然而奇迹终究没有发生。随着生命的消逝，聂力山的研究工作从此断档。

1960年，苏联政府为聂力山平反昭雪，并出版了他的遗著《西夏语文学》（俄文名《唐古特语文学》，两卷本）。1962年，该书荣获苏联文学艺术最高奖项——列宁文学奖。这是一个信号，自此，西夏学在苏联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继往开来——三人小组和新一代西夏学学者的成长

俄罗斯西夏学学者中，每个人投身西夏学研究都有不同的理由。聂力山是社会科学家，生性好奇而执著，一旦选定某项事业便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像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一样，他喜欢刨根究底，这一点与台湾西夏学学者龚煌城的动机有几分相似。克恰诺夫的兴趣点在于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关注，语言学次之。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的动机听来有几分牵强，他觉得西夏学研究是一项工作，是工作就得有人去做，人生在世不能无所事事，总得干点什么。女学者克平则是因工作之便，有机会接触到丰富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另一名女学者萨玛秀克是冬宫博物馆的管理员，有机会接触大批西夏绘画和其他艺术品，久而久之产生了兴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聂力山遗留的研究资料被悉数封存于俄公安部门，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资料才被归还给东方学研究所。痛失弟子的阿历克谢耶夫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人能够继承聂力山的事业，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进行到底。然而当时却没有几个人愿意承接这项工作，勉强为之的几个人也没能做出什么成果。

当时的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名叫奥尔贝利（Orbeli）。据说他把聂力山留下来的资料全部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中（直到今天这些资料仍保存于该所档案室），以期待合适的研究者出现。后来，龙果夫接手聂力山未完成的文献编号工作，他去世后，一个名叫戈尔巴乔娃的女孩又接替了他。克恰诺夫来到东方所后，起初与戈尔巴乔娃一起整理资料，1945年，生于中国天津的女学者克平回国后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当时他们都很年轻。从那时起，他们三人自发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小组，一起整理资料，研究问题，编纂书目，著书立说。1957年，孟列夫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他对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遗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类、编目和全面叙录，撰写并出版论著。1963年，戈尔巴乔娃与克恰诺夫合作出版了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目录——《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克平和克恰诺夫也曾有过合作。戈尔巴乔娃对聂力山进行了专题研究，先后出版或发表多种著述。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1998年前后病故）的主要成就是对西夏书籍史的研究，20世纪60～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80～90年代出版了专著《西夏国家的书籍业》和《西夏的物质文化》。

已故著名女学者克平主要致力于西夏语言研究，一生共出版（或与人合作出版）专著五部，发表各类研究论文近三十篇。她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带有三家注释的汉文兵书〈孙子〉西夏译文版本考订和语法研究》，最后一部专著是《新集慈孝记》。除了语言研究，克平对西夏文文献、历史文化乃至西夏艺术等均有所涉猎，是研究范围最广的俄罗斯西夏学学者。西夏学界认为克平对西夏语法的研究代表了20世纪西夏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尤其是对西夏语动词趋向的发现和分析，在国际西夏学界和藏缅语言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克平还与克恰诺夫合作，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数量最大的西夏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著录。克平不仅到过中国，也来过宁夏，她与我国西夏学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克平已于2002年前后病逝。

克恰诺夫是俄罗斯西夏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学术功底深厚，主攻西夏历史和佛学，1960年以论文《西夏国（982—1227年）》获副博士学位，1964年到北京大学学习，1968年完成专著《西夏国史纲》，首次直接用西夏文文献资料书写西夏历史。1969年与克平、科洛科洛夫、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四人合作出版两卷本《文海》。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致力于西夏法典研究，他翻译出版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四卷）堪称鸿篇巨制，他还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合编了《俄藏西夏文佛经总目提要》。1999年出版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馆藏西夏文佛教典籍目录》被俄罗斯西夏学学者公认为克恰诺夫近年来对西夏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俄西夏学学者出版的三十余部西夏学专著和二百余篇论文中，克恰诺夫一人（或与人合作）即占十部专著，近六十篇论文。可以说，俄罗斯西夏学研究，克恰诺夫三分天下有其一，当之无愧地成为俄罗斯西夏学的领军人物。

近四十岁的索罗宁是当代俄罗斯西夏学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十多年前读大学期间即开始对西夏文化产生兴趣，其导师克恰诺夫指定他研究西夏佛教，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兴趣。1995年索罗宁在圣彼得堡《东方学报》发表了俄译西夏文历史故事《十二国》，1998年又在台湾《中华佛学学报》发表了《圭峰宗密和西夏禅宗》一文。他认为西夏遗物既有文字，又有法典，这是其他历史或文明中少有的现象，在汉学领域中，西夏学研究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领域，甚至可与中国的文化遗存三星堆、马王堆等的研究相提并论。他觉得西夏研究有一种“浪漫之感”。索罗宁曾在重庆留学一年。提起在中国的留学经历，索罗宁戏说自己是“在实际工作中向人民群众学习”。

功过是非——时过境迁不再论；命运未卜——难以言说话前景

俄罗斯西夏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西夏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享有较高声誉，无疑是得天独厚地“占有”并利用所藏黑水城西夏文献的结果。而有谁能够想到这匪夷所思的结果，竟是源于近百年前的一次戏剧性的盗掘呢。尽管科兹洛夫和英国人斯坦因在黑水城的所谓“发现”被誉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考古文献发现，但他们分别将这些“发现”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致使近百年来，中国的学者也不得不依据国外的资料或间接接触文献、文物研究西夏文化。

2005年8月，在由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曾向自己的采访对象、与会俄罗斯青年学者索罗宁发问（并非“发难”）：“你认为科兹洛夫当年在黑水城的行为是否算得上掠夺？”索罗宁脸上先是僵了一下，露出不太自然的笑容，但他很快调整好表情，半是无奈，半是辩解地说：“这不能怪科兹洛夫，因为是蒙古王爷允许的，不是抢，假如王爷不同意，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接着强调当时俄国有意与蒙古人交好，“送礼”出之自然，所以这件事不能全怪科兹洛夫，又说：“实际上黑水城文献不论放在哪里，都推动了西夏学的发展，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是出版了1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吗？中国学者都可以用啊！”

不能说他的话完全没有道理，但怎么听都像“歪理”。我忍不住要在内心和他辩辩这个理：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家的东西我拿走不还，你愿意吗？但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也时常忍不住在心中默想，甚至与友人探讨过另一种结果：科兹洛夫行径发生以来的近百年间，中国同苏俄一样也曾历经无数战乱，假如这些文献尚在本土，且在某一时刻被国人自己发现，结局又会如何？有谁能够预知它们的命运，我们能够拍着胸脯说自己也能像热爱传统的俄国人那样保存得如此完好吗？祸兮，福兮？笔者不敢妄议。无论如何，学者们是无辜的——他们不是科兹洛夫。

克恰诺夫在上海古籍版《俄藏黑水城文献》序言中情感复杂而又言辞谨慎地写道：“一部分文化遗存从中国领土上传到了国家界限之外……这种现象在许多民族文化遗存的命运中都很普遍。如今……这些文化遗存中的一部分送还给中国研究者和读者，当然无疑也包括世界学术界。我相信中国同行和所有有文化的中国人，以及热爱自己的文化并引为自豪的全体中国人，还有外国的同行们，对俄国旅行家、地理学家兼博物学家科兹洛夫将给予尊重。”而笔者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人写的文章却这样说：“沙俄的探险者们以用重礼和允诺向清政府请封为条件，也用贿赂买通了蒙古王爷，闯进了黑水城，在这里疯狂地攫取中国文物……”

克恰诺夫所说的“送还”当然不是指归还实物，而是指通过编辑出版，以纸质媒体的形式使中国学者也能对这些文献加以研究和利用，“尊重”却无可能。关乎民族尊严和情感，恐怕不是每个中国人都那么容易被几句不痛不痒的话说服的。事实是，目前宁夏已开始与俄罗斯合作，共同保护和修复“于上世纪初流失到俄罗斯的珍贵西夏文献”（即俄藏黑水城文献）。这项计划是克恰诺夫教授和俄罗斯东方研究所现任所长波波娃·伊丽娜女士近年对宁夏进行学术访问时与宁夏的专家学者们共同商定的。中俄两国专家一致认为，西夏文献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世界文献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体做法是由宁夏筹集专项资金，并派出西夏学专家到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对该所收藏的西夏文献进行修复整理。全部工作完成后，这些文献仍将由俄方“继续收藏”，中方则可“无偿”获得一份完整的文献拷贝……

然而，一个严峻的事实是目前俄罗斯国内西夏学研究现状不容乐观，困难重重。一是研究工作本身的难度，二是缺乏必要的支持——经费短缺，工作环境也不理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缺钱，俄罗斯用于修复和保存古籍文献的投入逐年减少，不仅有上千件西夏文献没有条件整理修复，就连日常保护也难以为继。更严峻的是持续近百年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俄罗斯西夏研究后继乏人，现年孟列夫85岁，克恰诺夫80岁，索弗罗诺夫年逾古稀，萨玛秀克也年逾花甲，年轻的索罗宁，采访中，他向笔者明确表示，因受收入、待遇等现实问题的困扰，自己能否坚持下去仍是个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谋求与推进新的合作，例如，近年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与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合作，成立中俄西夏学联合研究所，签订了合作协议。我们相信，中俄联手开展西夏学研究，将会推进合作与交流，促进整体西夏学研究的发展。

（本文采写中，得到了景永时研究员的大力协助，参考并部分采用了其《二十世纪俄国西夏学研究》一文中的资料及其他相关资料，在此致以衷心谢忱。）

马青，女，回族，曾上山下乡，进工厂，从事图书馆工作。1985年调宁夏文联，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务工作及民间文学集成编撰工作。已发表各类题材作品逾百万字，出版长篇纪实文学《插队的故事》《绝艺芳华》和散文集《北方的心》。作品数次被《散文选刊》选载并收入文集，曾获央视电视诗歌散文展播二等奖、全国百家电视台作品大展银奖、宁夏广播电视政府一等奖、宁夏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二等奖。现为宁夏文联一级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宁夏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