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的考古发现

马青

假如你有机会驱车于贺兰山下，两座巨大的锥形土堆或许会于不经意间突然撞入你的眼帘：硕大的堆砌好似两只巨型橄榄，一头直插地底，一头兀立于地面，远远望去，大气雄浑，超拔壮观，在茫茫戈壁上显得格外醒目。这便是被世人称做“东方金字塔”、举世瞩目的西夏王陵。

今天，学者们可以论据充足地宣称西夏考古学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然而，直到1970年以前，宁夏人仍不知道西夏王陵就沉睡在自己身边。假如不是在前人探索和发现的基础上，仰仗西夏王陵这一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这门学科的建立有可能还会延迟许多年。

发现篇——那年冬天，他们初识西夏王陵

世上许多事皆出之偶然。有谁能够想到，西夏考古学的建立，竟是以西夏王陵的偶然被发现为里程碑的。曾任宁夏博物馆馆长、宁夏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钟侃先生是这次重大发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1970年，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钟侃结束了干校的“下放”生涯，和同事们一起奉调回到宁夏展览馆文物组。第二年在北京，钟先生与一位陕西同行闲聊时，对方说起他有一年到宁夏，曾看见贺兰山下有许多高大封冢的“唐墓”，并向钟先生打听“文革”中这些古墓是否已遭到破坏性挖掘。钟先生十分吃惊——在宁夏多年，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第二年年底，钟先生和王菊芳、李俊德、邓程浩等同事爬上一辆跃进牌卡车（那时馆里唯一的交通工具），身披老羊皮袄，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贺兰山下踏访。当时这一带是空军某驻军基地，严禁老百姓或闲杂人等涉足，他们费了不少唇舌，终于获准进入。老远看见一座高大的封土堆上矗立着一座20多米高的自来水塔，旁边有清晰的夯土墙垣。登上土台，只见战士们已在正中挖出一道深深的掩体，两侧堆积着翻上来的砂土和碎石，里面混杂着红色砂岩石块。钟先生眼前一亮——分明是残碑！他们在残石碎块中仔细翻找，一块有文字的残碑赫然映入眼帘，是西夏文！大家那个兴奋啊！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忘了时间，忘了地点，全身心地搜寻，直至天黑。当晚，他们把找到的残碑块搬上卡车，运回馆内。

意外的收获使他们分外欣喜，馆领导随即决定组织人力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在《嘉靖宁夏新志》中，他们找到了“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的记载——贺兰山下的所谓“唐墓”，果然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踪的西夏王陵！

1972年初，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同志在京会见了来自宁夏的同行，在听取考古工作情况汇报后明确指出：宁夏应发挥西夏王陵的独特优势，以西夏文物为重点加以突破，取得在全国有影响的成果。

早春时节，寒意料峭，还是这几位同志，兴致勃勃地重返陵区，开始了对王陵的进一步调查。这个春天，他们清理了现编号为8号陵的碑亭，首度发现了四力士像，初步测绘了整个陵区，廓清了9座帝陵……

今天我们可以如此作想：假如不是偶然发现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碎块，西夏王陵的发现可能还会如盲人摸象般延迟一段时间；今天我们也可以如此评说：这次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西夏考古学的建立提供了可信的实证；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扬眉吐气地大声向世界宣称：西夏考古学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从此，西夏王陵——这一沉睡千年的神秘之地，历尽沧桑的默默无闻之地，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如今更是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宁夏最为厚重的文化名片。

人物篇——西夏考古串起他们的人生故事

宁夏是西夏故地的中心，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西夏考古的重点在宁夏，宁夏的重点在于西夏王陵。30多年间，宁夏博物馆和考古所的业务人员大都参加过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工作，除上述几位之外，先后参与王陵考古的还有牛达生、张心智、李志清、吴峰云、韩兆民、李范文、许成、杜玉冰、韩小忙、孙昌盛、董光宇、王惠民、朱存世……全国范围内从事西夏考古并获得丰硕成果的专家学者，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挂一漏万地撷取几位有代表性的老、中、青考古工作者的事迹，或与西夏考古相关的逸闻趣事，加以简略地记述。

1975年夏天，刚从西北大学毕业的吴峰云来到宁夏博物馆，第二天就被派往贺兰山下的西夏陵区发掘工地。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贺兰山下守着西夏王陵一住就是5年，自参加8号陵发掘开始，吴峰云先后参与并主持了108、101号两座陪葬墓的发掘，同时对整个陵区进行了一次认真细致的考古调查。

或许有人以为考古是一项浪漫而有趣的工作——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呼吸新鲜空气，观赏美妙的风景，那感觉大概和“旅游”差不多。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误区，考古是一项艰辛的科学工作，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甘苦。西夏王陵发掘初期，工地的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夏天蚊虫肆虐，闷热难当；冬天寒风呼啸，冰天雪地。在空军部队的协助下，吴峰云他们在附近的小学校里借了大教室，在屋后盖了几间土房，在神墙内搭起两顶帐篷，住人、办公，存放文物和工具。他们夏顶烈日，冬冒风雪，和民工们一起在泥土里滚来滚去。陵区距银川市区几十公里，工地上却没有一辆专用汽车，每逢有人回单位汇报工作或取资料，只能从工地步行到空军场站，搭乘每天一班的公共汽车，等车人常常在刺骨的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伙食也很单调，不论是谁“下山”，回来时总要带些“放得住”的蔬菜：白菜、土豆……十天半月不换样，平时基本吃素，只有有人“上山”时大家才有机会打打牙祭，解解馋。后来，空军油库连在学校附近开出了一块荒地，借着部队的水源，他们学着战士们的样儿种了一小片菜地，这才吃上了新鲜蔬菜。

吴峰云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成为著名西夏学者，当时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李范文和钟侃先生，他们一面默默忍受政治上的歧视和内心的痛苦，一面在陵区工地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整理。李先生虽然不是考古出身，当时只是负责陵区的后勤工作，但他一有空闲，就着手整理陵区出土的几千块残碑，一丝不苟地编号、拓印和分类。如今，李先生早已是蜚声中外的西夏学专家，钟先生也成了一位资深西夏考古专家。吴峰云也记得，现已不在人世的李志清先生花费几个月时间，不分昼夜地拼对8号陵地面出土的琉璃残片，最终将上百块残片黏结成一件国内现存最大的琉璃鸱吻的艰辛过程。这件国宝级西夏文物原件现被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吴峰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令人兴奋的只是发现珍贵文物的那一瞬间——“当发掘到出现墓门时，民工们也开始精神抖擞。”而在漫长的发掘过程中，多数情况下都是枯燥乏味的，在那段艰苦而又难忘的日子里，吴峰云和钟侃、李范文先生一道，利用发掘的间隙合作编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阐述西夏历史的专著——《西夏简史》。就是这样一本今天看来过于简略的薄薄的小册子，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却无比厚重，对世人初识西夏，普及西夏历史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今天仍不失为一部具有一定价值的专史。

我第一次来到贺兰山脚下是在少年时代。那是20世纪60年代，学校组织我们到贺兰山下的一所农场学农。劳动之余，同学们相约去山里摘野酸枣，那时山里荒凉得没有人烟，偶尔有几只突然掠过的乌鸦，会把我们吓个激灵……不知什么时候眼前出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的黄土包，土包的周身布满了一圈一圈的黑洞，看上去坚硬却充满沧桑……谁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修了这个庞然大物，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一困惑陪伴我走过少年时光，然而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后来我竟和这些黄土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是宁夏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西夏考古队伍中罕有的女性杜玉冰为《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专文中的一段回忆。第二次来到贺兰山下，杜玉冰已是一名北大考古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当我面对经常出现在梦中的高大黄土建筑时，它们给我的冲击依旧强烈。我开始细细品读它。”这时，其中一座帝陵的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杜玉冰利用假期搭顺车前去参观，发现“原来它并不是一个一个孤零零的建筑，其周围还环绕着方形城墙及高台。那些断壁残垣在风蚀日晒中，显示着一种与时间和沙暴相抗衡的顽韧”。

大学毕业后，杜玉冰被分配到宁夏博物馆。1977年，她自告奋勇参加了西夏王陵考古工作。那时，包括考古工作者在内的人们对西夏王陵的认知很少，或者说仅仅是冰山一角，茶余饭后在陵区内漫步，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零落散乱的大小土堆，不知其数，亦不知规模、形制。杜玉冰暗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它们梳理清楚！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西夏王陵考古中断了近十年，然而，日渐积累的成果不断刺激着考古工作者们发现的激情：陵区范围究竟有多大？陵墓的结构和布局都一样吗？还有没有其他相关的遗迹？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杜玉冰梦寐以求的设想终于成为现实——作为主要负责人，她主持并参与了调查测绘的全过程。

处于贺兰山冲积扇上的西夏陵区方圆50多平方公里，地势坦阔，在地面无法拍摄到陵园全景。陵区附近的航空兵某师调动“运5”飞机，派出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以娴熟的技术驾机在空中盘旋，摄影师迅速按动快门，航拍下一幅幅弥足珍贵的照片……20年后的今天，这些照片中，有些已成为不可再现的绝版。令杜玉冰深感欣慰的是，直到今天，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文章仍在沿用这次调查测绘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

2000年5月，“迦陵频伽”（又名妙音鸟）在西夏王陵3号陵出土，这是一尊人头鸟身，双臂残缺，被誉为堪与埃及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断臂维纳斯相媲美的精美石雕像，它的出土被称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杜玉冰对妙音鸟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诠释，第一件复原的妙音鸟造像也是她亲手拼接的。近20年前，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部介绍西夏王陵的电视专题片，其中的华彩章句，杜玉冰至今仍记忆犹新：“这些断续相连的高台长墙和俯拾皆是的断绿残红，说明这里曾有过砖砌石雕的亭台楼阁和走兽飞仙的碧瓦重檐，而现在看到的是就地掩埋了的瓦砾……”在这位女考古学家的想象中，假如3号陵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一定如这段解说词中所描述的那样“走兽飞仙”……

毕生痴迷于西夏考古，视生命与事业同等重要，这便是杜玉冰的考古人生。

长期以来，由于西夏史料的匮乏，人们对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立国不足两百年的西夏制瓷工艺知之甚少，以致1980年前后编纂大型志书《中国陶瓷史》时，造成了西夏瓷的空缺。这一重大缺憾，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文宽研究员的关注，导致他涉足这一领域，进行积极探索，获得了重大发现。

事情缘起于1983年调查内蒙古居延汉代烽燧遗址时，马先生与西夏至元代某处遗址的不期而遇，又于行程中不时捡拾到宋元时期的瓷器碎片，却不曾想，正是这次行程将马先生引到对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的调查发掘中。出于对瓷器的偏爱，经反复审视和推敲，马先生发现有些瓷片既不同于南方诸窑，也有别于北方窑口之产品。尤其是从采集到的一件茶叶末釉褐色梅花点纹大瓮来看，更不像是经过长途运输来到这里的。他据此推测：在距居延不太远的地方，当有窑址存在。

学识渊博的马先生既知宁夏曾是西夏故国的中心，亦知《嘉靖宁夏新志》中有“磁窑山，（灵）州东北60里，为陶冶之所”的记载……一种渴求探索的情愫，促使他在调查结束后返京途中告别队友，毅然踏上宁夏这片西夏故地，探寻曾经失落的文明。宁夏博物馆派出三位同志与马先生一道前往距银川百余里的灵武磁窑堡窑址进行勘察。途中，回族驾驶员王振海师傅无意中提到窑址附近有个煤矿，这对马先生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信息。他知道煤矿露头或夹层中只生有“高岭石质泥岩”和“高岭石泥岩硖矸”这两种优质的制瓷原料，但一个瓷窑遗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原料、燃料和水。那么，这里有没有水？水又在哪儿呢？刚一闪念，汽车便驶过一座水泥桥，陪同他们调查的一位县里的干部说，桥下的小河叫大河子沟，是从窑址旁边流过来的。马先生心头一喜：真是天意啊！到了目的地，经过两天深入细致的工作，马先生采集到大量瓷器、窑具残片标本，草绘出遗址地形图和部分遗迹图。每晚回到旅馆，马先生顾不上休息，忙着清洗瓷片，反复观察、思索，基本判定该窑址出土的一些具有宋代风格的瓷器残片和其他窑址所不见的褐釉瓦件等，既然出自与宋王朝并存的西夏中心窑址，那么就应是西夏瓷了。

1984年，马先生再次来到宁夏，主持了磁窑堡窑址的发掘工作，连续三年，于每年7～9月间进行。窑址地处沙漠地带，气候干燥炎热，晒得人皮肤爆裂，颜面生疼，参加发掘的同志每天骑车往返八公里，还需步行近一公里的沙漠地段，回到住处已是面目全非。然而大家不气馁，不叫苦，每每于黄沙泥土间苦中作乐，别有一番情趣。艰苦的工作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发掘的收获更给他们带来了无限欢乐。这一切，唯有身临其境者方解其中味。

三年的田野调查收获甚丰：发掘了厚厚的西夏和元代地层，3座西夏窑炉、8座西夏作坊……共出土3000余件瓷器、工具和大量瓷片，多为西夏埋藏。西夏钱币、墨书西夏文瓷片及墨书汉文西夏年款瓷片的出土使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物标本的分析、研讨，基本弄清了西夏瓷的内涵与特征，确立了西夏瓷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为研究西夏王国的物质文化和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物有的至今仍陈列于宁夏博物馆，有的被纳入“西夏文物展”赴北京及各地展出。1994年，马先生争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于1995年（他退休的前一年）正式出版《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如今已是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副所长、成果甚丰的年轻的西夏学者韩小忙还记得，198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考古工作队的当天，他就被派到西夏王陵工地，配合杜玉冰发掘陵区北端的建筑遗址。几天后，随着牛达生先生的到来，三人开始一起讨论发掘3号陵东碑亭遗址的计划……在这里，韩小忙从第一次亲手发掘开始亲历西夏考古，第一块西夏文残碑的发现，使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已确确实实进入了西夏研究领域，并且开始憧憬未来”，清理出的大量碑座，且与以往的发掘所得有所不同，更使他备受鼓舞——“也许今天自己在西夏研究方面的成就，早与这些偶然的发现有着某种前因后果的关系亦未可知。”

第二年，所里没有布置具体的发掘任务，韩小忙怀着探究的目的再赴西夏陵区。他用半个月时间踏勘了整个陵区，近处徒步行走，远处先借助自行车到达目的地，然后进行徒步考察，每晚整理记录考察中所获的数据资料。简单的生活充实而欢愉，独往独来，乐在其中。在考察中，他一面为如此丰富的陵园遗迹无人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而深感惋惜，一面立下志向，决意将西夏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曾这样吐露心曲：“一个欲把西夏研究看成是自己学术生命的人，钟情于西夏王陵是不言而喻的。”一次，他把自行车扔在戈壁滩上，一个人漫山遍野地疯跑，回来时竟然找不到自行车的踪影；还有一次回住处的路上，一不小心骑到路边的草丛中，扎坏了车胎，只好推着自行车步行了近十公里……

1989～1990年，韩小忙有幸参加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也是最大一次的“摸清家底”的工作——西夏王陵第四次调查测绘，先后有杜玉冰、牛达生等十多名同志参加。绘图工作由宁夏建筑设计院测绘室承担，交通工具是用仅有的经费从旅游部门租来的一部日产“巡洋舰”。在约50平方公里的陵区范围内，他们不知用双脚丈量了多少遍，在戈壁荒漠上留下多少足迹。在这次大规模的测绘中，摸清了帝陵和陪葬陵的数目和分布；帝陵与陪葬墓、陪葬墓与陪葬墓之间的关系；各陪葬墓的形制大小、规模布局等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首次以图纸的形式反映了陵区全貌；完成了各种比例的陵区陵墓分布总图、各分区陵墓分布图、帝陵和部分重点陪葬墓平剖面图等。早期的田野作业，使韩小忙积累了丰富的考古知识和经验，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西夏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99年，宁夏文物工作者在整修贺兰山双塔（俗称北寺）时，发现了不少塔的基址，并探明此地是一处大型塔群建筑遗址。随即组成拜寺口北寺塔群考古队，由杜玉冰（领队）、孙昌盛、王惠民、朱存世和董光宇组成。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年轻的西夏考古工作者孙昌盛，事后以幽默诙谐的笔触，饶有兴致地记述了这次考古中的趣事。

山上工作条件艰苦，生活单调而枯燥，他们每天吃的蔬菜都是单位派车从山下送上来的，一旦单位有急事，就有可能啃干粮、吃白饭。遇上没菜吃的日子，大家就合伙买只羊羔解馋。有段时间，贺兰口和苏峪口一带的羊只中流行口蹄疫，把邻近的村民搞得人心惶惶，他们每天都在村口撒上石灰，给晚归的羊群杀菌消毒，防疫站工作人员还给所有的羊只注射了疫苗，尽管拜寺口一带始终未发现一例疫情，但大家这段时间一直不敢吃羊肉，实在馋得受不了，就出高价从农民家里买只土鸡，有时还从山下带瓶银川老白干——在佛教圣地喝酒吃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贺兰山东麓有不少西夏建筑遗址，拜寺口林管站的森林警察小宋酷爱搜集各种古建筑构件，时常利用巡山之机拣拾些碎砖残瓦。听说小宋有此好，小孙他们便跟到他家，说要看看他的“宝贝”，可说破嘴皮，小宋就是不让看。一天，电视台记者来工地采访，正巧遇上醉酒的小宋身穿警服，趾高气扬地站在路中间，拦住了采访车。司机一看是个酒徒，没理他，绕道将车开进了工地。几天后，小宋又醉醺醺地来到他们的住处，说了一堆醉话后，小朱故意逗他说那天他拦了电视台的车，还骂了人。小宋一听就急了，说他只拦了车，没骂人。小朱又吓唬他说记者已拍下他的醉态，准备在电视上放呢。小宋更急了，央求他们帮忙千万别让电视台播。小朱说帮忙可以，但有个条件：让我们看你的“宝贝”……小宋满口答应着跑了出去，不一会儿就用衣襟兜着一大包东西进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大家一看，还真是些“宝贝”：琉璃兽面瓦当、琉璃莲花纹滴水、琉璃脊兽、摩羯鱼，还有宋代钱币。其中有几件釉色光亮，十分精致、美观，着实让他们这些考古工作者饱了一把眼福……

几多甘苦，几多心血，风雨兼程，默默奉献。不仅仅是西夏王陵，也不仅仅限于宁夏。西夏考古——这支队伍还可以开出一列长长的名单，每个名字都不同凡响，每个人的事迹都足以称道。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让我们记住这些人。

成果篇——发现无穷，探索无穷

西夏考古学是被国际上称之为“绝学”的西夏学的一部分，考古学家习惯上将其划分为学科建立前和建立后两个阶段。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考古学虽然迄今只有30多年，但西夏文化遗迹和遗物的最早发现、出土，却可追溯到近两百年前。

1804年清代著名历史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发现了“凉州碑”，1827年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数坛西夏窖藏钱币，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发现并盗运大批西夏文献、文物回国，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又从黑水城盗走一批西夏文物……这些早期发现虽然为西夏学和西夏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资料，但是由于未能采用考古地层学的基本方法，致使所出文物地层不清，造成了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上的混乱。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1954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对伊克昭盟塔村古城遗址的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进行的西夏考古调查，发现并征集到白釉瓷碟、瓷罐、大碗、黑釉瓶及大量陶瓷片；1956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首次发现两件西夏黑釉剔花瓷瓶；同年，陕西文物工作者在夏州故址统万城考古调查中征集到一批以铜印、铜佛像、铜镜、石雕艺术品、残碑、瓷器和建筑构件为主的西夏文物标本；1962年保定韩庄“大寺”遗址发现两座明代西夏文石经幢，背面有西夏文字；同年宁夏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发现的两幅唐卡佛画被认为是宁夏最早的西夏考古发现，佛画背面的文字当时无人能识，后经专家与居庸关六体石刻识别、比对，确认为西夏文字。1964年敦煌西夏资料工作组在西夏石窟艺术考古中初步确定了70余座属西夏时代的洞窟及大量壁画、塑像，发现200多条（篇）西夏文和汉文题记；同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调查了鄂托克旗陶思图西夏城堡。1965年，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对省嵬城遗址的试掘中，出土玉壶春瓶、褐釉瓷罐、瓷人头、铜花押等珍贵西夏文物。

运用科学、严谨的考古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方法进行的西夏教研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考古工作者对西夏时期的城址、陵墓、窖藏、窑址、寺庙、佛塔等遗迹进行了全面的发掘清理，出土极丰。1972年武威发现西夏文杂字印本、佛经残页，宋夏钱币等一批西夏文物。1972～1976年西夏陵区8号陵出土人像碑座等大量文物和建筑构件。1977年武威发现两座西夏单室砖墓，出土条桌、衣架等木制文物；1975～1980年，西夏陵108、101号陪葬墓分别出土梁国正献王神道残碑和一级国宝文物镏金大铜牛及一级文物大石马；同期发掘了陵区东侧的砖瓦窑和石灰窑；在古塔维修保护中清理了宁夏境内的多处古塔，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1991年拜寺口方塔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印刷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国际西夏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20世纪70～90年代，宁夏、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先后发现并出土大量西夏窖藏钱币，总数近40万枚。2000年西夏王陵3号陵地面建筑遗址出土“迦陵频伽”（妙音鸟）等7类建筑构件，继之又对银川闽宁村西夏墓进行了发掘。2005年，在甘肃景泰，专家们现场将1983年在当地发现的12张西夏经文残页定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九》，初步认定为雕版印刷（其中有1页有可能是活字印刷）。早在1976年当地即发现过西夏文发愿文残页，1983年也曾出土一批西夏文物……

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使世人对西夏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西夏历史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不仅为西夏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二者齐头并进，双获丰收。至20世纪末，国内先后出版了《西夏官印汇考》《西夏王陵》《西夏文物》《西夏文物研究》《中国藏传佛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等数十部考古学专著，专家学者们发表的论文、论集、发掘报告更是达数百篇（部）之多。西夏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拓宽了西夏学研究的领域，促进了西夏史学、西夏文物古迹和出土文物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及对我国中世纪科技发展水平的研究，使西夏学研究如同插上奋飞的翅膀，在广阔的天地间翱翔。

回溯西夏考古历程，钟侃先生认为西夏学的发展主要靠两条“腿”：一是文献记载，二是考古发现。这是因为史籍中有关西夏的记载十分简略，《党项》《隋书》《唐书》《宋史》《金史》《辽史》等都不是西夏专史，涉及到西夏，无论人物或是传记，都是一鳞半爪，只能作为辽、金、宋等朝对夏关系的补充，难以勾勒出西夏之全貌。而考古发现则完全不同：地下发掘的资料看得见，摸得着，因而在某些方面比文献这条“腿”更重要，更翔实，更直观，更可靠。从这个角度上说，西夏学科的发展今后若想有所突破，主要寄望于新的考古发现。

客观地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夏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受到了西夏王陵及其他重要发现的推动和影响，事实也是如此。西夏王陵的发现，使学术界和世人很快将目光投注于此，西夏考古的影响与日俱增。随着西夏文物的不断发现、出土，西夏学研究大量引用考古新发现、新材料，证实、补充和丰富了西夏学研究的内容，对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宝级文物镏金大铜牛、大石马及妙音鸟的出土，都预示着西夏陵区尚未发掘的领域，今后还可能会有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往我国的考古（包括西夏考古）工作往往是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某些考古发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还有相当一部分考古工作者达不到专题性研究水平，而以杂家居多；加之人力和经费的不足，对西夏时期的许多重要城址和墓葬的调查还很不全面。如对西夏前期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宁夏海原县，西夏著名战役山川之战、好水川之战的遗迹保存等，至今还未进行系统、深入、翔实的考古调查。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此外，除了西夏王陵，宁夏还有没有百姓墓或其他西夏墓葬？种种迹象表明，西夏考古获得新发现的可能性很大，一切都在期待之中。可喜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夏考古开创了注重科学性和完整性的一代学术新风，发展至今，学者们更加注重西夏考古的内涵与深度，学科建设与发展已逐渐步入健康、理性之坦途。

考古如探宝。人类所进行的历史探索最终是在为自身“从哪里来”寻求可信的答案，有了这个答案，人类才能真正看清自己在历史时空中所处的位置，也才有可能了解中华文明经由怎样的传承而绵延至今，并为自身“到哪里去”确定方向。载入史册的西夏考古莫如此，功不可没的西夏考古工作者们亦莫如此。

数十年从事同一项工作，既能够把一个人锻造成为业内专才，也足以磨灭一个人对这项事业的热爱。然而数十年间，西夏考古工作者们对探索神秘西夏王朝这项事业的挚爱、执著和激情，至今仍未有丝毫衰减。他们仍在期待，仍在探寻，仍在攀登——期待惊世骇俗的重大发现，探寻何去何从的奧妙玄机，攀登人迹罕至的绝壁险峰，饱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独特风景。

（本文参考并引用了《西夏通史》《二十世纪西夏学》和《宁夏考古纪事》中的部分资料，在此谨向著者、编者和出版者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