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学著作的“宁夏出版”印记

张雪晴

出版物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自人类开化以来，各种形式的出版活动对人类历史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夏王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以宁夏为核心地域的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宁夏最为亮眼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宁夏唯一的综合性地方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是国内出版业中最早出版西夏研究学术出版物的出版社，也是出版西夏学书籍品种较全、数量较多的出版社。

早在1979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钟侃、吴峰云、李范文三人合著的《西夏简史》。20世纪80年代，国内为数不多的西夏学研究者们陆续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批研究成果，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开创西夏学特色出版打下了基础。1982年2月，罗福颐等主编的《西夏官印考》出版；韩荫晟主编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一册和李范文著《西夏研究论集》均在1983年10月出版；1984年7月，白滨主编的《西夏史论文集》出版；1985年8月，陈炳应著《西夏文物研究》出版；1986年，李范文著《同音研究》出版；1988年，史金波著《西夏佛教史略》，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的《西夏纪》（西北史地资料丛书）以及E．N．克恰诺夫俄译、李仲三汉译的《西夏法典》（《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1～7章）均在这一年出版；1989年，李蔚著《西夏史研究》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1988年版的《西夏佛教史略》题字、中国著名书法家启功为1989年版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题字，使当年的西夏学书籍又增加了一定的含金量。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夏研究已从语言文字扩展到历史、文化、考古、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领域。目前，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世界东西方十多个国家都有从事西夏研究的学者群或研究机构，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研究论著。

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随着西夏学文献资料和研究论著的大量出版，结束了“西夏学在中国，西夏学资料在国外”的现象。著名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教授曾说过：“西夏学在中国已不是一个冷门，而成为一门显学，日益为世人关注。可以说这是西夏学研究的黄金时代。”

通过对本地出版资源的深度挖掘，宁夏人民出版社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陆续出版了百余种西夏学著作，在规模上以及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审美价值方面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在业内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中重要著作如下：王天顺著《西夏战史》1993年10月出版；俄罗斯学者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1994年11月出版；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著《圣立义海研究》；陈炳应著《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年7月出版；日本学者西田龙雄著、陈健铃译《西夏文字解读》1998年12月出版；李范文主编，孙宏开、聂鸿音、马忠建参与编写的《西夏语比较研究》1999年11月出版；俄罗斯学者捷连季耶夫-卡坦斯基著，王克孝、景永时译的《西夏书籍业》2000年4月出版；韩荫晟主编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中卷、下卷、补遗共九册）2000年6月出版；高树榆、李进兴、吴峰云分别编著的“西夏文化小丛书”系列《神秘王国：西夏故事》《尘封的文明：西夏陶器》《梦想与辉煌：西夏钱币》2003年12月出版；罗福苌、罗福颐著，彭向前补注的《宋史夏国传集注》，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牛达生著《西夏活字印刷研究》，张竹梅著《西夏语音研究》均在2004年12月出版；李范文历时十年主编的《西夏通史》2005年8月出版……

如今，这些著作的作者、编者、注释者大都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西夏学界响当当的人物。而成就他们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努力钻研，还有出版人默默无闻的奉献。在此，不得不提到两位让西夏学著作打上“宁夏出版”烙印的女士：徐庄、汤晓芳。在她们的身上，有作为出版人的坚韧不拔，有作为知识分子的勇于担当，也有作为女性的细腻执著。虽有遗憾或未竟事业，她们却从未放弃自己作为一名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徐庄先生

“五四”之后，杰出的知识女性会被称为先生，这里兼有老师和知识分子的意义在内。对于如徐庄这样不一般的女性，被称为“先生”，带着后辈们十二分的敬重，再合适不过。

1982年，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徐庄得知著名的西夏学研究学者史金波先生开始着手写《西夏佛教史略》一书的消息后，主动联系史金波，谋划该书的出版。历时6年，《西夏佛教史略》终于在1988年8月正式出版（1993年11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繁体字本），而身为副总编辑的徐庄先生亲自担任了该书的责任编辑。由此开始，宁夏人民出版社对于西夏学专著出版逐步掌握主动权，开始主动策划挖掘、整理出版西夏文文献和研究成果。徐庄先生是宁夏人民出版社西夏学著作特色出版的开先河者。可以说，没有她的努力和推动，西夏学著作不一定能留在它们的故地出版。

徐庄，生于1932年，江苏常州人。今年已经80岁的徐庄先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我的学长。虽是瘦弱的江南女子，但她心胸开阔，个性耿直，待人宽厚，即使受过不公平的对待，依然执著而专注于史学编辑和研究工作。对于这样一位为西夏学文献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的老人，她没有获得过什么辉煌的奖项，而在她内心，这些名利的得失并不算什么事儿，她最遗憾的是没能将西夏学文献资料中最重要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留到宁夏出版。

1907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相继来到黑水城，发掘出大量宋、夏、金、元时期的西夏文、汉文、古藏文、八思巴蒙古文、回鹘文等文种刻本、写本。这次发现，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一起列为中国三大地下文献发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批珍贵文献一出土便流失海外，并且分散到俄、英、法、日等国。其中，由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掘走的大批宋、西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刊本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这批文献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尤其是汉文文献与西夏文佛教文献，俄方仅编制发表了部分专题叙录。由于缺乏大量可信新材料，众多研究者只好在论著中大量使用清人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西夏书事》及民国戴锡章《西夏纪》等二手资料。大量使用清人的辑录著作，导致西夏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这种建立在二手，甚至三手四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是黑水城文献全面公布前西夏历史研究一个颇为突出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徐庄先生敏锐地感觉到全面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成为可能。她与俄罗斯方面多次接洽，书信往来多达数十封，俄方终于同意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俄藏黑水城的珍贵文献，并在1990年4月达成协议。而俄方在经济相对困难时期提出翻拍这些文献的价位也极为便宜，折合人民币不过几十万元。谁知，就在徐庄先生满心欢喜的同时，已有告状者接踵而至。虽经努力，徐庄先生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宁夏方面种种原因，迟迟不能执行协议，俄方最终将出版权授予了更为专业团结的上海古籍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大型珍贵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影印出版。全书按汉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经部分三大类编排。该套文献的主编是中方的史金波、魏同贤和俄方的E．N．克恰诺夫教授。汉文部分主编是李伟国，副主编是白滨；西夏文部分主编是史金波、克恰诺夫，副主编是聂鸿音。全套书不仅包罗文献宏富，数量巨大，而且都是宋、西夏、金、元时代的方籍，距今有700～900年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后，《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也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徐庄先生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实力雄厚，专业人才多，《俄藏黑水城文献》由他们及时出版，于西夏学研究界是幸事。说话间的淡然，透出先生作为出版人和学者身上难得的包容与中肯。这是某些国内西夏学研究者、研究机构以及出版机构都有所欠缺的。

2005年8月，在银川举行的第二届西夏学国际研讨会上，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联合国内20多个文博与学术单位整理出版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与宁夏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出现了课题碰车现象，在参加研讨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中引来非议。两套丛书内容均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文献为主，全国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献为辅，《中国藏西夏文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与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两套丛书内容雷同，编纂分别历时4年、8年，均耗资不菲。两家学术机构通过不同渠道争取经费，彼此知道对方有相同出版计划，但没有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导致出现了两套丛书争辉的局面。来自北京的一位学者说：“国家学术科研经费有限，两家各自为政，无疑是在进行内耗，实在令人遗憾！”另一位学者也表示，当事双方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加强学术研究的沟通与协调，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然而，让出版成就学术，不但需要科研机构人员开阔心胸，以学术为重，还要求每个有责任感的出版人践行出版人的责任和义务。毕竟，没有出版界的推波助澜，此等乌龙之事断不会发生。

徐庄先生一心一意为出版，不图名利的朴实作风深深感化着她的身边人，也使笔者受益匪浅。

1999年夏天，笔者自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在初入宁夏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即受到当时仍被宁夏人民出版社返聘的徐庄先生的影响。2000年年初，为编写宁夏出版史志，我跟随徐庄先生在区内各县奔波，搜集相关资料。在同心县，当她发现康济寺塔因缺乏管理塔基有过火痕迹时，深深地为这座残高39．2米的西夏密檐式砖塔担忧。而当徐庄先生看到珍贵的西夏文烫金佛经被存放在一个简陋的仓库里时，不无心痛地跟我说，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对这些文物做抢救性保护，我们出版人有义务赶在这些文史资料毁坏之前做好整理出版工作。徐庄先生在随后的考察中特意约来县上有关负责人，敦促其尽快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申请经费，改善本地文物保护环境。

2001年，宁夏人民出版社与宁夏新闻出版局实现政事分开，我因工作需要到新闻出版局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徐庄先生对我的影响使得我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对编辑工作仍念念在心，利用工作之余时常参与策划、编辑各类图书。

编辑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徐庄先生在她作为职业出版人的岁月里恪尽职守，是韬奋精神的践行者。

按语：著名的出版家、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先生曾说过：“一个人光溜溜地到这个世界上来，最后光溜溜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

汤晓芳女士

在采访汤晓芳女士时，电话里的她格外强调，宁夏人民出版社西夏学专著出版特色是徐庄先生的功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参与编辑了一些西夏学方面的著作而已。老一辈的出版人都是这样的谦逊，不说成绩不等于没有作出过贡献。2000年，她获颁中国“百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1年，又获颁全国出版界个人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

汤晓芳生于1945年，上海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70年支边到内蒙古鄂托克旗，后来到宁夏。她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大西北。汤晓芳长期从事史学编辑、研究工作，从宁夏人民出版社政史编辑室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汤晓芳同样是位学者型的编辑，她在编辑工作之余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著作近10部，退休后又受聘宁夏大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资助项目各一项。

一则报道讲述了汤晓芳最初接触西夏学著作出版工作的一些细节：1992年年初，她拿到了《类林研究》的书稿，书稿中西夏文原始资料和其译文、解析内容分别记入三个篇章，于是汤晓芳在审读书稿时，就需要看一篇西夏文资料，翻过去看下一章的译文，再翻到第三章看解析，阅读起来非常不方便。于是汤晓芳拿出了那个时代图书编辑的两大法宝：剪刀和糨糊，将书稿一页页剪下来，在每一篇西夏文原始资料下面，贴上注译和解析，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因为文章分离太散而造成的失误，除此之外，她还将书中出现的西夏文列了一个表，做了一个西夏文和中文的对照表，建议作者将其附在书后，便于读者阅读和学习。当史金波拿到汤晓芳费时半个多月剪贴出来的书稿和文字对照表时，大受感动，于是就有了后记中这样一段话：“汤晓芳既是为人做嫁衣的编辑，也是学术切磋的同行，事业征途的同道。”《类林研究》出版后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和西北五省（区）图书奖等多项大奖。

汤晓芳在做编辑时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多出书、出好书，为此，她联系了一大批各专业的作者。汤晓芳对专家学者们的学术著作出书难十分了解，也十分理解。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总是尽力帮专家学者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让一些在别处难以出版的学术著作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得以顺利出版。

退休之后，汤晓芳又将精力投入到西夏学的研究中，她与陈育宁合著的《西夏艺术史》2010年6月出版，共7章44万字，是当前关于西夏艺术研究最全面、最系统的集大成之作，是两位民族史学家历经十年的收集、梳理和研究完成。《西夏艺术史》通过综合资料，第一次构建了西夏艺术体系，深入解读和分析了西夏各类具有代表性艺术品的内容和特征，从理论上深化对艺术史的认识，从而深刻阐明了西夏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既折射出众多民族艺术元素的交流与融合，又充分体现了西夏艺术内涵丰富的民族个性。

《西夏艺术史》的前身是汤晓芳2003年编辑出版的《西夏艺术》一书。当年在编辑出版《西夏艺术》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2000年年初，西夏博物馆决定将全国各地重要的西夏文物资料编成一书，并由汤晓芳总负责。不料，工作刚刚启动，汤晓芳在上班时被倒塌的砖墙砸倒，全身多处骨折，医治长达一年之久，至今仍留有后遗症。当年，汤晓芳不顾伤痛和行动不便，拖着伤腿亲自审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知情人无不为之动容。可见，每本好书的出现都非偶然，有付出才会有回报。正是《西夏艺术》的高质量为《西夏艺术史》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西夏学著作宁夏出版的两位前辈，徐庄和汤晓芳将自己的生命与文化传承系于一体，因博学而专业，因责任而敬业，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宁夏出版业的西夏特色出版。

在此，我以一个出版事业后继者的名义对两位前辈表达我由衷的敬意！宁夏出版历史的辉煌篇章里记录着前辈的艰辛奉献，西夏学研究的学术园地因出版的厚重成果也更显缤纷。她们生命中弥足珍贵的经历，不仅是珍藏记忆中永不褪色的底片，更是引领我们年轻出版人的精神召唤。

（本文借鉴了记者唐荣尧、雍斌、庄电一和李华瑞教授的文章，在此一并致谢。）

张雪晴，女，1977年10月生于宁夏银川。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同年8月，进入宁夏人民出版社实习。2001年至今，在宁夏新闻出版局从事循规蹈矩的行政工作。爱好读书和旅游，业余随性码字，为良心写些不依章法的“随笔”。2009年出版个人随笔集《一心不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