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断“文革”

1966年5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宋超开完市委扩大会议回到女中，在教工灶匆匆忙忙吃了点晚饭，便心急火燎地往家里赶。最近，她特别想家。

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也就四五站地，但走走停停，开得很慢。街道两旁的高楼上悬挂着“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标语，高音喇叭的声音震荡着耳膜，她的心绪莫名地烦乱、焦灼、郁闷。五月是黄河之滨的兰州最美好的季节，可今年的五月到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空气，总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预感。从批《 海瑞罢官 》到批“三家村”，到《 五一六通知 》，火药味越来越浓，声势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矛头所指越来越高，运动步步升级，像她这样1939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的老党员也吃不透精神，摸不着边际。“三家村”的头目邓拓她在抗战时期转战晋绥根据地时就听说过，还读过他的文章。知道他是党内很有理论修养、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文化人”，他最早倡导并参与了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 》的编辑出版工作，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时主管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工作；吴晗则是著名教授、历史学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这两个人她在北京工作期间都见过还听过他们的报告，怎么现在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黑帮”，还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呢？尽管想不通，但她还得按上级的指示在女中组织教职工批判声讨“三家村”的“反党罪行”。一次一个炊事员挥动手臂激昂地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我们炊事员就用擀面杖、勺把子砸他！”就这种粗俗的话语还赢得了掌声，她在最后总结时不得不违心地予以肯定。孰料才几天时间，运动陡然升级，这《 五一六通知 》可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啊，铁定的精神啊！它揭露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明确指出十七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从这些咄咄逼人的字眼里，她已经预感到这是一场腥风苦雨般的“革命”，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做文章”，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要掉脑袋的。十七年，十七年来和自己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江隆基可是一直在领导着大学的工作，难道他也是“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难道他在北大、兰大培养的那么多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道也要夺回他的“领导权”？……

一阵寒战，一头冷汗！

一片迷茫，一堆困惑！

“宋校长，你该下车了。”回家常坐这路车，售票员可能认识她，提醒她到站了。

她急匆匆走进家属院，急匆匆走进4号楼，又急匆匆打开门，一片漆黑，一片宁静，奇怪，怎么没有人呢？在她拉亮客厅吊灯的同时，里屋传出熟悉的声音：“超，是你吗？”她应声赶进卧室，打开灯，只见丈夫侧躺在床上，手扶前额，浓眉紧锁，在闭目养神。“隆基！”她拉了拉他的手，手心手背都冰凉，天啊，才一星期，他怎么就这么疲惫，这么憔悴？“你生病啦？”他摇摇头，“没有。我也是开会刚回来，累了，就想休息休息。”“那，朱大妈她们呢？”“啊，我叫她带孩子们看电影去了。知道你今天会回来，想单独和你坐坐，说说话。”“晚饭吃了吗？”“没有，不想吃，朱大妈做好了，在锅里放着，你要没吃就先吃吧。超，麻烦你给我泡杯热茶，记得有一罐茶是大哥还是三弟寄来的午子仙毫，一直没舍得喝，在哪儿放着我不知道，你找找。”宋超一一答应下来，随后进了厨房，开始准备茶饭。摇了摇暖水瓶，空的，打开煤炉子坐上水壶后开始找午子仙毫。奇怪，他今天怎么会想起喝家乡的茶叶？他的老家白杨沟就在午子岭下，是个盛产茶叶的好地方；而且还特别地提到了大哥和三弟，平日他是很少提及他们的。更有一层，早早躺在床上睡觉，可不是他习惯的休息方式，平日忙了累了，回来总是靠在沙发上，抹点清凉油，随后边喝茶水边翻看当天的报纸或阅读带来的文件；只要孩子们在家，还能与孩子们说说话，玩一会儿。而今天，怎么看怎么想，都有点不正常。

不是“有点”，而是很不正常。《 五一六通知 》发布后的第三天，兰大文科三系宣布停课，全体师生投入批判“三家村”的运动；第六天，省委第一书记来校参加了中文、历史两系的座谈会，指出主攻方向是“黑帮”“黑线”，并点名两名教授为“黑线代表人物”，要兰大组织师生重点批判。讲话中还批评江隆基搞得“四平八稳”，“原来认为兰大还不错，现在我怀疑”。今天，江隆基按要求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系统发言，谈了教育战线的黑线问题和领导权问题，他认为“教育战线的黑线就是杜威教育思想（ 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和凯洛夫教育思想（ 修正主义教育思想 ）的结合”，认为兰大“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权在我们手里，但业务上、学术上的领导权有一部分不在或不完全在我们手里”。此言一出，却遭到第一书记更为严厉的批评，说他“回避矛盾，不接触实际”，“过高地估计成绩。”迫于形势，迫于压力，下午党委开会决定并报省委批准，全校停课搞“文化大革命”，这在兰州地区的大专院校是最早的，在全国是否最早无从查知。

这一天是1966年5月26日，将牢牢地记载在兰大校史上。

一所大学，四千多学生不上课专搞“文化”的“大革命”，怎么搞？受过私塾教育也受过现代教育曾两度留学海外并且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三十年高等教育工作的江隆基不知道！

这场运动来势迅猛，来头很大，是要“发动群众”搞一场人与人的斗争：学生斗老师，下级斗上级，群众斗群众，没文化的斗有文化的……这样的运动还要不要党委领导，怎么领导？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有着四十年党龄并且领导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江隆基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所以他累，心累！所以他想休息休息，与妻子单独谈谈！

妻子端来一杯热腾腾的茶水，丈夫欠身喝了几口，又侧身躺下。妻子便坐在床沿紧紧握住他的手，开始了推心置腹的谈话。

“你们中学也开始了吧？运动一来，你肯定也忙？”

“是忙。我都不明白一天到晚忙忙乱乱在干什么呢。”

“忙了就少回来，甚至不回来，公共汽车挤。”

“那怎么行？我担心你。隆基，我心里很不踏实，觉得这次运动来头很大，从上到下，搞得人心惶惶……昨天批那个，今天批这个，明天还不知道批谁呢，党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他抽出手，扶在前额，目光凝视着妻子，不说话。妻子觉得话题已经说开，不吐不快，便把郁结在胸的想法如实说了出来，说了自己对“三家村”、对“彭罗陆杨”的看法，末了问：“这几位你都熟悉吧？”丈夫答：“谈不上熟悉，但都认识，彭真很关心北大，来过几次。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学者型的官员，来北大作过学术报告。陆定一在中宣部召开的会我参加过几次，也认识。周总理来北大视察是杨尚昆陪同的，也认识。”妻子问：“就罗瑞卿不认识？”丈夫淡淡一笑：“认识得更早。五千多名学员从延安往根据地撤的时候，他是纵队司令，我是一团团长，三两天就要开次碰头会。”妻子感慨说：“这么多老革命都受批判，看来要被打倒了，那……这次运动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丈夫锁紧眉头闭上双眼，一言不发，长久地沉默。妻子最了解丈夫的个性和党性：该说就说，不该说的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坚决不说；几十年来凡涉及党内机密的事，从不向妻子吐露，因此宋超也习惯了。心绪都不好，她离开床说：“你躺着，我给你端饭去，就在这儿吃。”不料他伸过手来，紧紧地抓住她，迟疑了一会儿，严肃而深沉地说：“超，咱俩都是老党员了，我在想……看来，老人家是在重蹈斯大林晚年的覆辙，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了啊。”宋超一怔，不由打了个寒战，“那……将会是什么结局啊？咱们怎么办？”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沉重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这个工作干不成了干那个，城里待不成了到农村去，哪里不是干革命？”

“也是，”宋超点了点头，她总算明白了他为什么想喝家乡的茶，“那咱俩就回你老家白杨沟去，山清水秀，我挺喜欢的……可是，孩子们怎么办呢？都还小啊！”

门外一阵嚷嚷声，朱大妈和孩子们回来了，谈不下去了。

工作太忙，宋超星期天晚上就回了女中。第二天，市委来人了解女中运动的情况，除一墙大字报外显得很平静，之后对她交代说：“你准备一下，召开个全体师生大会，你主动报告一下学校开展运动的情况。我很忙，就不参加了。”她一一答应下来，送市委来人出校门，刚一转身，就有一群学生冲上来围住她振臂高呼：“打倒宋超！”“宋超老实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之后连推带搡将她押进大礼堂——1944年由社会各界集资修建的“美龄堂”——推上主席台。她抬头一看，全校师生差不多都已集合在这里，显然是市委来人布置好后才通知她的。七八个女孩子杀气腾腾地冲上台揪住她，有的摁头，有的踢腿，有两个手劲很大的一人抓一只胳臂，“喀嚓”一响反拧过去，架起“喷气式”，她再也不能动了。台上台下口号震天响，“打倒走资派宋超！”“宋超低头认罪！”“宋超老实交代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她弯腰九十度喘不上气来，根本无法说话，唯一想到的是，这些平日文文静静的女孩子，怎么一夜之间就发疯变成了妖魔？是谁教的？这样毫无秩序毫无人性的疯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终以她瘫倒不省人事而暂告结束。

正在女中读书的孙女涓涓也在场，亲眼目睹了奶奶挨斗的场景，吓坏了，偷偷溜出校门跑回家，哭着对爷爷说：“爷爷，爷爷，女中的学生揪斗奶奶啦！奶奶跌倒在主席台上啦！”江隆基一拳擂在桌子上，愤愤地吼道“岂有此理！”抓起电话要打过去，可宋超校长的电话已经被掐断了。第二天，他打发在一中上学的小召去看妈妈，宋超已被挪了住所并有专人看管着，她机警地躲过看管，转达爸爸的三点意见：“一、这次运动来势迅猛，要经受住考验；二、要实事求是，是自己的错误就检查，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包揽；三、遇事要想开，保重身体。”

宋超被看管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周末竟成了她与江隆基恩爱二十多年的永诀！

“停课闹革命”是“文革”初期的一大“创举”，兰大走在全国的前列。停课后“革命”失控，频繁发生起哄、揪斗、自杀事件，仅5月30日一天就出现了十次揪斗干部教师事件，已有四人因不堪忍受凌辱而自杀。江隆基再也坐不住了，他还是校长、党委书记，他要在狂风恶浪中驾驭这艘倾注着自己全部心血的航船。他当天召开学生辅导员以上的干部大会，代表党委提出兰州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点意见：一、坚持半天学习，半天运动，逐步形成制度。二、只能文斗，不能武斗。三、座谈会与大字报并重。四、抓大是大非问题。五、目前主要是揭露，可以背靠背分析，为批判做准备。每条下面都有详细的分析和解释。时隔半个世纪后解读这次讲话，我们仍然不难看出江隆基作为成熟的革命家和教育家的政治智慧：其一，“要文斗不要武斗”是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明确提出的，而江隆基提出“只能文斗，不能武斗”要比该文件早了两个多月；其二，他主张“半天学习半天运动”，“抓大是大非”，“小是小非即细节，特别是男女关系，决不能纠缠”，“涉及学生的问题不要搞”。意思很明白，他不想把学校搞乱，要按中央的部署有秩序地进行；其三，这场运动究竟怎么搞，他心里没底，所以瞻前顾后，字里行间巧妙地留有余地。如：“要反复学，开始坐下来，要强调用各种方式学”；“要深入调查，坐下来分析”，“应好好提倡座谈会，它能充分说理”；“把材料梳成辫子，准备以后战斗”等等，可以理解为他的策略和韬略。但是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坚持的，即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会上有人提出用“三结合小组”（ 学生、教师、党员 ）代替党总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如果发现党的各级组织有烂掉的，可以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组织改组、撤换，但不能用‘三结合’来代替党组织。党的组织不是统一战线，不是全民党。”这五条意见当天汇报到省委，在第二天即5月31日召开的各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工作组长会议上得到认同和肯定，负责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部副部长最后总结时将“江五条”扩充成自己的六条，发文要各院校遵照执行。

凡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形势的发展如雷鸣电闪，迅雷不及掩耳，次日即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 人民日报 》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位省委副部长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紧急通知收回他昨天的“六点指示”。江隆基心里更没了底，在连夜召开的党委紧急会议上坦言：“我搞了这么多次运动都没有像这一次这样，心里没底，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搞了。1957年‘反右’斗争，风浪那么大，毛主席很关心北大的运动，派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写信，要我顶住，还约我进中南海汇报北大‘鸣放反右’的情况。”与会者都知道聂元梓的矛头所指正是接任江隆基出任北大党委书记并主持批判江隆基“右倾”的人，那么“左”的“左棍子”现在也被指摘为“严重右倾”，可见这次运动确实不同寻常，所以当江隆基提出连夜向省委汇报并请求派工作组来领导运动的时候，竟没有任何分歧一致同意了。

北大与兰大，有着深远的传承关系，学脉相承，校风相通，常常是北大刮什么风，地处大西北的兰大就下什么雨。北大出了个聂元梓，相应地，兰大肯定也要出个像样的领军人物。不愁，有了，第二天即6月2日，历史系有个叫李贵子的学生自己跳了出来，模仿聂元梓的语调口气，率先向江隆基“开炮”，贴出了《 学校领导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 》的大字报。6月4日，中央台广播了《 红旗 》杂志《 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社论，《 人民日报 》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及北大党委的消息，撤销了北大党委书记和一位副书记的职务，甘肃省委紧急跟进，当天派出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首的四人工作组进驻兰大。李贵子们闻风而动，即向工作组反映江隆基严重右倾，“把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在连续两天召开的兰大、甘师大、甘工大、甘农大、医学院、铁道学院等院校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当着众多学生代表的面封李贵子为“革命左派”，表态支持李贵子揭露江隆基“右倾思想”和兰大党委“错误”革命行动，并在会后留下李贵子单独谈话面授机宜。6月6日，又增派省委机关党委书记为副组长带领二人进驻兰大，以增强工作组的实力。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江隆基被迫检讨了在前一段运动中的“右倾错误”，而那位任机关党委书记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则既不认可也毫不留情，以钦差大臣的口气发号施令：“我来兰大只有四小时，对兰大的情况我不了解，我只看了一张大字报，一封信，但我可以断定兰大党委千方百计压制群众运动（ 会场起哄，急忙改口 ），不是千方百计，起码也是百方百计压制破坏文化大革命。”她说，“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省委正确领导下，一切牛鬼蛇神都能挖出来。”她向几千名学生说，“你们头脑还不热，在运动中，头脑越热越好！”此言一出，会场顿时哗然，当时就有许多学生写纸条提出质疑，指出她的讲话存在严重错误，工作组“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进校的，而是带着‘省委正确’的框框进校的”。随后贴出了一批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

省委大员见势不妙，大有引火烧身之势，那位副秘书长不惜屈驾深入拐角楼学生宿舍，为李贵子出谋划策，撑腰打气，并策划成立了“李贵子小组”。之后李贵子底气十足地宣称：“我们就是左派！这不是我们自封的，是省委说的，愿意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他扯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拉起山头，贴出大标语大字报，给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的同学扣上一顶又一顶“牛鬼蛇神”“反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帽子。兰大学生由此分成尖锐对立的两大派：一派矛头直指工作组，指出工作组支持的李贵子“抱有个人动机”，是“个人野心家”，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工作组”！以李贵子为首的一派则坚决支持工作组，矛头直指校党委和江隆基。

6月7日，数千名学生拥进大礼堂与李贵子们展开激烈辩论。一个麦克风争来夺去，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李贵子们处于劣势。主持辩论会的还是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公开表态支持李贵子，要求“大家跟工作组走，坚决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这话引起强烈反对，两派激烈对抗。一派高喊“保卫工作组！”“坚决跟工作组走！”一派高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辩论从中午12点持续到下午5点，场面越来越激烈，严重失控，“马列主义老太太”无法驾驭，派人叫正在会议室开党委会的江隆基前来救驾，要他表态。江隆基一到，辩论立刻停止，还响起了掌声。他站在讲台上高声讲道：“同学们！省委派工作组来领导兰大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们要听工作组的话。今天提出的问题一时辩不清，双方都很激动，头脑都很热，时间也长了。我们要有革命的秩序、革命的纪律嘛。现在我建议暂时休会。”会场安静下来了，但都不肯离开，有人高声问：“李贵子怎么办？”江回答：“至于李贵子的问题，交工作组处理，以后再辩。现在我提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离开。”凭借一校之长的号召力，学生陆续离开大礼堂，辩论暂告结束。

但两派仍然尖锐对立。会后李贵子一派组织游行队伍，从校内游到校外，高呼“保卫工作组！坚决跟工作组走！誓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反工作组一派则直接向党中央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兰大的问题；还有人直接去省委反映当天的情况，质问省委，工作组为什么要“包庇李贵子”？这些情况自然要汇报给省委书记，正在西安参加西北局会议的省委书记旗帜鲜明地支持李贵子，回电话给副秘书长：“我们坚决支持李贵子，叫李贵子回去准备挨斗……”并作出五点指示：“一、兰大工作组要加强，不能让轰出去，连夜增派二十人去。广播室和枪支要控制起来。二、在兰州的书记处书记找江隆基谈话，批评江的‘五点意见’是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精神的；批评江今天在大会上的讲话是支持右派，要工作组处理李贵子是打击左派，是搞省委。江隆基给教育部打电话的内容要向省委交代。三、分析一下明天会出什么事，一个可能是继续闹。如果要闹，就让他闹。一个可能是上大街游行，若上大街，则要动员工农兵说服劝阻。四、搞一个文稿指出江隆基的错误。到省委请愿的学生要拍照，不要让他们马上回去，要做工作。若他们不回去，叫江隆基来接他们回去。江若不来，叫他的亲信来。五、加强领导，放‘牛鬼蛇神’出笼。若有学生向中央、西北局打电报，要把内容记下来。”

根据该书记的五点指示，省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四点决定：一、 “六七事件”是江隆基煽动右派学生赶走工作组、反对省委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二、抽调强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大，发布文告；三、学生在文告发布后可能不服，要上街闹事，由市委从城关区和七里河区抽调大批工人，随时准备对付要上街闹事的兰大学生；四、到军区动员军队，不带武器，随时准备劝阻要上街闹事的兰大学生。

“六七事件”的性质已定，既然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就要动用革命的力量去镇压之。兵贵神速，这一夜，兰州城内像处于激战前夜，工厂、军营、机关紧急调兵遣将，大街小巷人影绰绰，车来车往。至凌晨3点，一支由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工作团在省军区政委的带领下集结完毕，紧急开进兰大，各自进入战斗岗位。天亮后8点准时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 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大学工作团文告 》（ 即“六八文告” ），该文告全面肯定李贵子等人“批评学校领导严重右倾，及时揭露牛鬼蛇神破坏运动的罪恶活动，都是正确的”。指责江隆基“犯有反对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错误”，“压制兰大革命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打击了无产阶级左派，支持了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对文化革命的，是完全错误的”。“六七事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众，疯狂地反对省委，公然要赶走工作组”，江隆基在事件中“不采取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和省委工作组的立场，实际上打击了群众的革命行动”。文告还宣布由省军区政委出任工作团团长，原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出任副团长，派工作队进驻各系，“兰州大学无产阶级领导权全部归工作团，兰州大学党委要经常向工作团汇报工作”，号召兰大师生“坚决同江隆基同志的错误思想划清界限，凡是受了蒙蔽和一时上了当的人，应当迅速觉悟，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彻底揭发一切牛鬼蛇神的罪恶活动”。

工作团宣布散会后各单位回去在工作队的组织领导下学习讨论“文告”，时间暂定五天。会场散了，但兰大师生没那么听话，三五成群，议论纷纷，义愤填膺，就是不肯回去。他们不服：不服李贵子是“无产阶级左派”，不服“六七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服江隆基是“六七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们要与省委领导面对面辩论。省军区政委断定事态还要扩大，汇报省委于当日下午从工厂、部队、郊区公社组织数万工农兵开进兰大“声援”李贵子，他们围绕校园高呼口号示威游行，给兰大学生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学生被逼在宿舍不能出门，逼迫反省检查，凡反对李贵子、质疑工作组和省委的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受到残酷迫害。李贵子们还别出心裁地设立“自首台”，用大字报描绘出“牛鬼蛇神”的身高、容貌、特征，要大家识别检举。

从6月8日工作团进驻到8月20日李贵子化装出逃，是兰州大学校史上短暂的七十天“李贵子时期”，又是漫长的七十天“白色恐怖时期”。

李贵子是即将毕业的历史系五年级学生，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再过一个月，以兰大历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推断，他将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每月可以为农民父母和农民妻子寄点钱养家糊口了。他家在“十年九旱”被左宗棠称为“瘠苦甲天下”的甘肃中部，古代叫陇西成纪。一千多年前，李渊李世民父子就是从这里出发，几经征战开创了大唐一代的江山，李贵子是否是李渊父子的几十几代孙无从考证，但他誓做一世枭雄的野心却是与其先祖一脉相承的。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省委一书记问他：“你敢不敢领导兰州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他果决地答：“敢！”并表示要带领兰大的造反派“从校内打到校外，打出甘肃，打到全国去”！这种“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勃勃雄心与当年的李渊父子何其相似乃耳！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五年来默默无闻、品行和学业尚好的农家子弟何以一夜之间变得如此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有人说是“乱世出贼子”，也有人说是“鸡毛飞上天，不知天高地厚”！都有道理，但都不准确。李贵子土生土长愣头愣脑有足够的胆量，但他腰杆不硬没有底气；他的底气来自省委副秘书长的秘密交底，那次交底的要害只一句：“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而这样的话不要说是副秘书长，就是他和进驻兰大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加在一起，恐怕也没胆量说出来。放正常年月，这些父母官就级别和声望而言，在江隆基面前只能望其项背，偶尔见面也是毕恭毕敬，是要说声“久仰大名，相见恨晚”的。他们统统是传声筒，在俯首帖耳地传达一位更有来头的人的话，此人正是康生！

康生有过一次兰大之行，江隆基到死也没明白这位掌握实权的“理论权威”所为何来，更没弄懂他在那幅三流画家的画作上亲笔题写“好花晚来香”的真实用意。江隆基还不知道，一年之后在杭州会议上，康生断言：“现在大中小学，许多都被地富反坏右统治着，像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兰州大学的江隆基，都是典型的例子。”并据此分析出教育界有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有人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搞得不错时，他阴阳怪气地说：“江隆基，那就不简单了，那就吊上线了。”江隆基更不知道，6月初，康生已在北京明确指出自己和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内定为高教系统第一批要打倒的对象。正在西安开会的省委书记紧急电话告知副秘书长：“康生同志代表中央说了，江隆基不是自己人！”

“吊上线了！”

“不是自己人！”

如果江隆基知道这位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办《 救国时报 》时与自己有点什么纠结、40年代在延安领导“抢救运动”并给自己恶补了一课、50年代为“共产主义大学”狠狠地教训自己一通、60年代的“文革”中点名批判的高级干部竟达六百零三人之多的康生这样给自己“定调”的话，也许他会挺身而出与之抗辩到底！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导致了另一种结局。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有省委和工作组撑腰，李贵子便“黄袍加身”，一跃成为“学生领袖”，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率领一帮亲信肆无忌惮地大搞“打、砸、抢”和“逼、供、信”，丧心病狂地对兰大师生开始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得势以后，李贵子们觉得大字报不再是最好的“斗争武器”，批斗会也显得“软弱乏力”，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示众，美其名曰“接力赛”。宿舍楼、教学楼的手纸篓统统搜罗起来，糊上白纸写上你的罪名和大名，扣在头上排队跑圈。手纸篓不够，又发明铁制的、木制的，给江隆基的一顶是铁丝特制的，最高的将近两米，里面拧有多根铁丝头，强摁下去，顿时满脸伤痕，鲜血直流。黑牌子也有铁皮、木板、纸板的多种形式，最重的十多斤。每天每天，以江隆基为首的“黑帮”“黑线”“牛鬼蛇神”“孝子贤孙”们就要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在李贵子们的监督下排队跑圈“接力赛”；之后接受批斗；批斗之后还有跪搓板、跪凳子腿、跪尖桩等体罚形式叫你“老实交代”“坦白从宽”；“交代不老实”，便有拳打脚踢、搜查抄家、强迫劳动等手段。工作团有些同志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便向省委如实反映，不料一位书记大人严厉批评工作团团长说：“兰大斗争火力不足，水没有烧到一百度，要继续加柴烧，把水烧到一百度，把锅盖冲开。”甚至当中央得知兰大的武斗体罚不断升级明令禁止后，那位副秘书长得命令之先，抢先单独约见李贵子秘密交底：“斗争的规模是大斗，现在不斗，以后政策下来就斗不成了。”有这样强硬的后台，李贵子“拿鸡毛当令箭”，更加肆无忌惮，迫害不但没有降温，反倒升温。

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并将派驻工作组宣布为“刘邓路线”，兰大又是紧急跟进，一省委书记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兰大工作团。就在大会上，李贵子摇身一变，假惺惺地“揭发”了一通工作团的“右倾路线”，并将矛头直指团长省军区政委。就在这次会上，李贵子向省委书记表达了“从校内打到校外，打到全国去”的雄心壮志！工作团一撤，李贵子们便信马由缰，为所欲为。要“打出甘肃打向全国”，首先要“从校内打到校外”，他们便组织人马冲击多所中学、中技中专、大专院校，用兰大的办法揪斗人家的校领导和广大师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因铁一中、铁三中受害最大，8月5日，以铁路职工为主的大批工人、市民拥在兰大校门口，要找李贵子算账。省委得知后紧急派出一百多警察，驱散满腔义愤的群众。接着，省委一把手一周内四次亲自接见李贵子，公开表态支持李贵子的革命行动，指示他坐飞机去北京宣传造兰州铁路局“反”的理由和观点。此时的李贵子“日理万机”，实在太忙，还没成行，北京的红卫兵“杀”到兰州来了。北京的红卫兵因受毛主席的支持，也就胆大气粗，他们的矛头直指省委书记，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甘肃省委”。在兰大的辩论会上，李贵子们不是对手，无力招架，随后在兰大校园里出现了一批“砸开甘肃省委铁盖子”“炮轰甘肃省委，火烧西北局”之类的大标语。深得省委赏识的李贵子眼见大势已去，决定仓皇出逃。命运不佳，飞机坐不成了，只能乘火车，但目标太大，担心被铁路职工认出，便认真地化装了一番，在几个亲信的陪同掩护下于8月20日登上一列火车，落荒而逃。

兰大历史上长达七十天的“白色恐怖”至此结束。

本书两作者当时一在陕西，一在山西，以上血淋淋的场面，绝不是文学的夸张描写，而是对史料的压缩。资料显示，在1966年6月8日至8月20日的“白色恐怖”时期，兰大师生员工被斗的统计数字为：学生658人，占25.5%；教职工380人，占32.8%；自杀学生2人，教职工4人；自杀未遂学生12人，教职工2人；逃跑学生31人，教职工7人；下落不明学生1人，教职工2人。党组织成员和党员被斗的数字为：党委委员13人，被斗12人；总支委员49人，被斗48人；支部委员106人，被斗90人；政治辅导员47人，被斗39人；当时在校的教工党员338人，被斗186人；学生党员135人，被斗104人。

在李贵子掀起的狂风恶浪中，首当其冲的是江隆基。

四年前江隆基亲眼看着落成并在里面多次主持大会的大礼堂现在成了斗争他的主战场。

“六八文告”发布后的第八天即6月16日，经过精心的策划准备，全校师生员工被集合到大礼堂。一看会场的阵势和布局，几千人顿时屏声静息，鸦雀无声，紧张地盯着主席台，阴森的空气像神秘的冥府。大会主持人李贵子铁青着瘦脸，目光像在喷火，扫视了一圈会场，用足底气高声宣布：“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隆基押上来——”

从“坚强造反派”中认真挑选出来的几名强壮大汉扭着江隆基的胳臂，一路小跑把他推到主席台前。一男一女播音员在扩音器里带头高呼“打倒江隆基”的口号，音量放大到极限，声浪如同山呼海啸，使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他被架了“喷气式”弯腰九十度，挣扎了几次勉强抬起头看了一眼，发现陪斗自己的竟齐刷刷跪了三排：第一排是所谓的“八大保皇派”序列，即学校党政负责人，如副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总支书记等人；第二排是“牛鬼蛇神”序列，主要是系主任、教授、右派等人；第三排是“黑干将”“黑爪牙”“黑苗子”，主要是团委学生会的干部……秃顶的，白发的，花白头发的，黑发的，男的，女的，大都低首垂头，看不清面孔，他想昂起头看清楚点，竟被两个彪形大汉一把摁倒，胳臂拧得“喀嚓”响，喝令：“放老实点！”“低头认罪！”

接着是批斗发言。内容凭空捏造，帽子大得吓人，他听不进去。李贵子发现他似乎没听，冲上来挥着拳头喝问：“江隆基，你是什么人？说！你是什么人？”

一只话筒戳在嘴边。他毫不犹豫，果决地答：“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再说一遍！你是什么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这是一段最“台词化”的对答。台下的许多人不由想到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类似白公馆渣滓洞里的情景和画面，连那问话的内容和腔调，回答的语调和凛然之气，都惊人地相似，只是时间、地点、人物有所变化而已。

另一个“左派”从后腰踹他几脚，之后绕到面前手指脑门呵斥道：“你马上说，我江隆基是三反分子，黑帮头子！”

“你……你拿出证据来？”

“证据？我们当然有啦。”

“你的证据我不相信。我只相信真理。”

“打倒江隆基！”“砸烂江隆基的狗头！”

江隆基愤怒了。“我的脑袋就在这里伸着，你们摁着，你们这么多人，要砸就砸吧。但要我说一句违心的话，办不到！”

李贵子也愤怒了，带头呼起口号，杀声四起。一阵咆哮之后他打了个手势，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慢条斯理地问：“那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为什么要包庇重用右派分子？为什么要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江隆基比他还沉着：“这些事情，这些道理，今天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清楚，但是过十年、二十年后，不用我讲，你们也会弄明白的。”

几个“左派领袖”交头接耳。这么大的声势，这么浓的火药味，这么凶猛的轰击，居然煞不下江隆基的威风，他们有点挫败感、失落感，他们要使“撒手锏”了。一个待命的暴徒冲到台前，抢过话筒喊道：“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都看清楚了，江隆基，这个死不悔改的三反分子，花岗岩脑袋，到现在还这么嚣张，不肯低头认罪，我们就是要看看，是他的花岗岩脑袋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硬，来啊——”他转身向后一挥手，几个打手抬上那个事先准备好的得意之作、用铁丝拧成并且露出许多铁丝头的将近两米高的“铁帽子”，猛地扣在江隆基已经严重谢顶的头上，猛力往下一摁，随着一声惨叫，一股股鲜血从脸颊流到脖颈，他失去控制跌倒在台上……

会场立刻鸦雀无声。敢怒而不敢言。多少人怒火中烧，多少人掩面而泣，多少人悲怆离去……

三十年后在深圳，一位已经做了一家大企业总裁的兰大校友回忆起亲身经历的那一幕，痛切地对电视剧《 江隆基 》制片人李保元说：“我是兰大学生，‘文革’初期揪斗江校长，许多人卷入了，狂热至极。但自从那次听见他在批斗会上的几句话以后，我们冷静了，一下成熟了许多。他的形象，他的话，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唉——现在回想起来，毁掉这样一位领导，一位教育家，造孽啊！”

不到十天时间，这样的大型批斗会开了四次。不斗的时候干什么？在造反派的指挥棒下游街示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以江隆基为首，后面跟着“黑帮”“黑干将”“牛鬼蛇神”，排成队在校园里跑圈，边跑边喊“我是×××”（ 黑帽黑牌上的罪名 ），美其名曰“接力赛”。年龄大了跑不动怎么办？拳脚伺候；跌倒了怎么办？一句大批判的流行语：“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争辩几句怎么办？一句流行口号：“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一天跑完“接力赛”，六十一岁的江隆基已是精疲力竭，走路都跌跌撞撞，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喊叫：“江校长！江校长！”这种时刻还有谁敢这样称呼？回头一看，一个年轻老师摇晃着“苏修特务”的高帽子赶了上来，是他十年前在莫斯科结识的段一士！“你是谁？”“我段一士呀，你不认识我啦？”“我不认识你！你走！不要跟我说话！”“江校长，我走，我只说一句，现在这是胡整，你千万要顶住啊！”

江甩开他朝前走去，不明白他为何自找麻烦。

段愣怔在路上，不明白他为何不认“忘年交”。

6月18日第二次大会批斗后，江隆基又被叫去单独谈话，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家里无人，漆黑阴冷。“爸爸！”女儿亦曼从厨房出来，打开了所有的灯。“哦，是小曼，你怎么回来啦？”“爸，我偷着溜回来的，来看看你，大会结束了，怎么这时才回来？爸，没事吧？”“没事，工作团找我谈话。”“没事就好，我烧了壶开水，泡了杯热茶，先洗把脸吧。爸你坐着歇歇，我来——”她又进厨房拧出一条热毛巾，端来一杯热茶，随后亲手为爸爸擦脸。一张多么慈祥、多么亲热、多么红润明朗的脸啊，怎么才几天就变得这么憔悴而苍老？脸上斑斑血迹，身上块块墨迹，全身酥软没一点力气。亦曼强忍住泪水，扶爸爸躺在床上，替他换衣，擦拭，原来想好的安慰话竟一句也说不出来了。爸爸的表情十分严肃，沉默无语。人都说爸爸的面孔很严肃，不会笑，可女儿知道，爸爸在家常笑，而且笑得很灿烂，很阳光。一天中午，全家人都在，爸爸拎起包说要去北京开会，坐火车，可出门不多一会儿，又乐呵呵地回来了，脱着大衣笑说：“不到一个小时，爸爸就从北京回来了。”小召好奇，“这么快呀，爸爸坐什么车？”爸爸说：“坐火箭呀！”惹得全家都笑了。原来通信员魏保禄送票时把时间说错了，是晚上的车。小召立即说：“这个魏叔叔，工作不负责任，就该处分他。”爸爸说：“孩子你还小，不懂事，哪能随便处分一个职工呢？也怪我嘛，就没问清楚嘛，也没看车票嘛。”1963年廖世伦调动工作后，他再没用专职秘书，文件都是自己处理，跑腿打杂全靠通信员魏保禄，他和朱大妈一样，都像是自家人。亦曼回忆着这些愉快的往事，擦着爸爸受伤的手脸，眼泪不禁簌簌夺眶而出。

江隆基也深情地望着他的“小蛮子”。这孩子出生在战争时期的延安窑洞里，没有奶水，零零星星喝了些老乡的羊奶、米汤，好不容易会吃饭了，但艰苦的战争生活中又没有什么营养，个子没长高，但艰苦的生活却历练了坚强的性格，所以他昵称她“小蛮子”。现在“小蛮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大会上看爸爸挨批斗，回班上挨同学批斗。那些平日文文静静的窈窕淑女有的现在也发疯，也张狂，给她床上糊满了大字报，叫她上下床“钻狗洞”，还挥着拳头骂着脏话逼着她揭发父亲的罪行。她实在揭发不出来，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某校领导有生活作风问题。“最高指示”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张大字报给那位领导帮了大忙，反戈一击，从“靠边站”摇身一变为“革命领导干部”，“文革”中再没受过任何冲击。为此，“小蛮子”遭到造反派的大字报围攻，说她转移斗争大方向，勒令她自备高帽子游街，吓得她躲在一块田地里，整夜不敢回宿舍。

江隆基喝了口热茶，双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缓地说：“孩子，你走吧，在家待的时间久了，回去怎么交代？他们会说你和我划不清界限，以后……以后就别来了，我的事我心里最明白，不是我的错，我绝不会承认，也决不会检讨……”

“爸……”亦曼抬起脸望着父亲，想着尽可能地给点安慰，“这是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

“爸爸是入党四十年的老党员了，扪心自问，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以前的不说了，来兰大七年，所作所为，问心无愧，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硬的也好，软的也罢，要我出卖自己的灵魂，给他们低头认罪，”他摇摇头，决然说，“办不到！”

“爸爸，这么硬碰硬，要吃大亏的，我真怕……”

“不怕不怕。快走吧，哪天能见到你妈，把我的话转达给她，再加一句，我也没有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我最担心的是连累了你们母女……”

江亦曼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他慈爱地抚摸着她的头发，一个劲儿催促快走。

“好，我走。饭在锅里温着，爸你吃点吧……我走……我走……”

出楼道后她回身站定在一棵老槐树下，仰望自家的窗户，发现灯还亮着，发现爸爸的身影在厨房里闪了闪，才让一腔的泪水酣畅淋漓地涌了出来。

6月21日，第三次大会批斗后几个造反派押送江隆基回家。江发现门上贴着白纸黑字的对联，上联是“反党老手阴险毒辣”，下联是“本性不改妄想变天”，横批“兰大魔王”。造反派逼他大声念读，他凛然说：“不是我的意思，我不念！”于是一阵拳打脚踢。推搡进门后拧着胳膊摁住头还要他老老实实地念，他挣扎开手指他们说：“不许你们侮辱我！”“你们还是不是大学生？我六十多岁的人了，不说还是你们的校长，就算年龄，起码也是你们的父辈，你们这样糟蹋长辈，像话吗？”他顺手从书桌上拿出一本宪法的单行本，那是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也有他江隆基的一票，最近他从书橱里找出来，反反复复在阅读。他高举宪法质问道，“你们看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不允许你们这样侮辱人！你们这是践踏宪法的举动！”几个造反派愣住了，一个拧着脖子说：“呵呵，什么宪法？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早过时啦。”另一个大概觉得这样说太没水平，拉了拉，几个人才哼着鼻子离去。

6月25日的第四次批斗大会，声势最大，除兰大师生外还有其他院校的，宣称是万人大会。但这天对江隆基额外开恩，不让他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亲自到会场。一早就有工人在楼下忙来忙去，忙的结果是在他楼下的老槐树上架了个大喇叭，正对着他家的窗户。然后进来两个人，推开窗户，交代说：“今天的大会你没必要去了，就在家听着，不许关窗。”再然后，他坐在书桌前，桌上一沓办公用纸，几天前写了个标题《 我的检查 》，再没动过，现在无心写，也不想写，又拿起那本封皮有点发黄的宪法单行本，翻着，翻着，总觉得里面能寻找到答案……

一曲雄壮的革命歌曲山呼海啸般冲进窗户，从大喇叭里能感到千军万马轰轰然赴汤蹈火的巨大声浪，稍稍平静下来，便有一个相对熟悉的声音；那声音用最稳健、最有节奏、最高强度的语调宣布：“现在——我来宣布中共甘肃省委1966年8月23日做出的、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没听错，是江隆基。决定说那个江隆基“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贯彻执行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包庇了一大批坏人”；“决定”说那个江隆基“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千方百计抵制运动，同省委工作团争夺领导权，支持右派，反对革命”；“决定”还说那个江隆基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线人物”；“决定”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决定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 甘肃日报 》上公布他的罪恶活动，系统地进行批判”。那个相对熟悉的声音还宣布由工作团团长代理兰州大学党委书记，新任书记显然应声上台，他的声音也从窗户飘进来，他的话很简短很果断：新一届党委决定开除江隆基的党籍！

“开除党籍”？岂有此理！你找我谈过话吗？你开过支部大会讨论过表决过吗？你报上级党组织批准了吗？都没有！没有就不是我。那说的是谁？是江隆基吗？没听错，是江隆基！是哪个江隆基啊？是我这个江隆基呢还是另外一个江隆基？在兰大，在甘肃，除了我叫江隆基外还有谁叫江隆基，你站出来啊……

接下来的声音杂乱混响，如同排山倒海，声浪滔天，震耳欲聋，一声接一声的都是“坚决拥护……”“……伟大胜利！”“彻底打倒……”“批倒批臭……”“誓死捍卫……”“……进行到底！”这种疯狂的叫嚣使江隆基想起了在德国留学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煽动排犹太狂潮的演说，想起东京银座大示威中日本军警的疯狂叫嚣，想起他带领一千多名抗大学员从太行山根据地返回延安时经历的那场暴风雪，弥天呼啸的暴风雪夺去了一个叫王新耀的性命，他还是个孩子，一心想着到延安去见毛主席……孩子？是孩子！你江隆基的孩子在哪里？怎么身边不见一个？在，都在，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全家福”上：有自己和妻子宋超，有他俩的四个孩子，还有前妻为他生的一男一女及孙子孙女，更重要的是父亲江廷瑜头戴小帽双手搭膝坐在自己和妻子中间，面带微笑，飘一把半尺长的美髯。老父亲两年前高寿辞世，自己竟因出差在即未能前去尽孝，只打发女儿亦曼回老家吊唁……

大喇叭不响了。风不吹树不摇鸟不叫了。周围静下来了。什么都不是了。含辛茹苦养育我兄弟四个的老父亲啊，儿子来陪伴你……

时钟停摆。异常宁静。画面定格。

定格的画面——

文件柜上挂一串钥匙。

书桌一沓办公纸上写着“我的检查”，了无下文。

那本单行本宪法扔在地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点像电影里的平行蒙太奇——

当天下午，宋超刚刚下班，就有兰大来人站门口等着，说是工作团的，要接她回兰大一趟。她也不敢多问，就跟随上了车。今天几号？6月25号。啊，真快！从5月26日离家，整整一个月没回家了，没见过隆基和孩子们了。不管怎么说，能回家见见亲人就好，蒙难之人，最想的是骨肉之亲啊！她想最坏的结果是陪斗。大会小会她已经被斗过多少次了，能和心爱的丈夫站在一起接受批斗，何尝不是“同甘苦共患难”！

她被直接带到办公楼的一间办公室，被指定坐在一张落满灰尘的旧沙发上。副校长林迪生满面忧伤地坐在旁边，抬头看她一眼，垂下头，再也没有抬起来。她问：“林校长你怎么样？”林迪生还是不抬头，“挨斗呗，还能怎样？……你喝点水。”这说法让她更坚信接她来是和林迪生一起陪斗的。匆忙出门，还真的想喝口水，她端起玻璃杯咂了一口。这时工作团团长、副团长一行三人相继进门，五十多岁的团长坐在她对面，看了一眼她手中的玻璃杯，干0咳了两声，然后一字一板地说：“你是宋超吧，好，好，你喝水……给你谈件事……上午的大会我们并没让江隆基参加，让他就在家里听听，可是他……我们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可是他……下午那个保姆来做饭，开门一看，吓坏了，到处喊人，我们才知道江隆基……死了，肯定是自杀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向省委和中央作了汇报。作为家属，你也是老同志了，应该懂得怎样正确对待……”

其实，宋超只听见了一句：“江隆基死了！”只此一句就犹如一百个响雷轰顶，两耳轰鸣头晕目旋，于一片混沌中跌倒在地，一只玻璃杯被磕碎，划破了手，流出了血……她浑然不觉。她没有哭。她奋力抬起头，直勾勾盯住那个人，盯住他严肃冷酷的脸，盯住他还在不停地说着什么的嘴。好像他打了个手势又叫进几个人，吩咐了几句什么，那几个人就架她出门，说不上是护送还是押送。临出门，她清晰地听见了林迪生的一句话：“宋超，你要带好几个孩子，他们都还小！”

宋超不知道是怎样跨进家门的。孩子们都由工作团派车从各自的学校接了回来，都在家。慌作一团。乱作一团。哭作一团。江隆基仰躺在客厅地上，蒙着夫妻床上那条许久没有洗过的床单，双脚露在外面，连袜子也没穿，脚踝上暴露出醒目的肿块……从哪个角度看，他都睡得很不安宁。他有严重的失眠症，是不是刚刚服了安眠药？宋超瘫坐在沙发上，怔怔地望着丈夫，不知该干什么。她没有掀起床单，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他太累了；蒙头睡觉，有永远美好的回忆和追求；她也没有哭，从太行山根据地走出来经过战争洗礼的她懂得什么是坚强。倒是小曼和小召一人抱一只爸爸的脚，哭得死去活来。宋超欠了欠身，站不起来，便对孩子说：“小曼，小召，不哭，咱不哭，你俩都大了，应该明白，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妈起不了身，你俩去衣柜里找双袜子，给你爸穿上吧。”俩孩子翻腾了一阵，找来一双新袜子，但脚肿得很大，穿不进去。宋超只得挣扎起身，帮女儿一起给她们的好爸爸穿上了袜子……

这天晚上，宋超和几个孩子依偎在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同样彻夜未眠的还有邱贤道。

他得知江校长的噩耗后没去4号楼，也没去办公室找工作团，而是直奔他管辖的木工房。门上挂着铁锁，拧了几把，硬是拧不开，他使足吃奶的力气踹了两脚，踹翻门冲了进去，翻寻厚点的大点的木板。“咣当咣当”声音很响，惊动了在宿舍打扑克的木工，赶来一看，惊讶地问：“邱处长，你这是干啥呀？”邱贤道没好气，指住说：“给老子挑！拣好的挑！”“挑出来做啥？”“做……做成棺材！”“啊！这可是公家的木板？给谁做棺材？”“少废话！他们几个呢？都给我叫来，今晚加班，不许睡觉！”小木工不敢再问，乖乖地叫来打扑克的牌友，挑木板，拉大锯，在邱贤道的指点下忙了一夜……

同样彻夜未眠的还有赵俪生。

当天晚上，赵俪生和王翼洲两位老教师被带进文科楼的一间教室里，由几名造反派监督，抄写批判江隆基的大字报。历史系是“学生领袖”李贵子的“根据地”，大字报特多。那些颠倒黑白、逻辑混乱、文理不通的狗屁文章要是课堂作业，他俩肯定不能给及格，但这时只能照抄，错别字都不给他改。更不敢议论。负责监督的正是抄赵俪生家、一口气将他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三百多张唱片掰了“烧饼”、还要踹他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位。白天的大会赵和王都参加了，结果都知道了，此时此地，你敢说什么？而且，每抄完一张，凡遇江隆基、赵俪生、王翼洲的名字，都要用红墨水打上叉，送你上“断头台”的那种。从晚饭后抄到天麻麻亮，总算抄完了。然后带他俩去张贴。直到这时才明白，原来是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各系各单位都在抄，都在贴，好一个“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黎明的曙光投射在凄凉惨白的大字报栏上，赵俪生感到寒气逼人。他爱读蒲松龄的小说《 聊斋志异 》，那里面有许多人变鬼鬼变人的故事，他悄悄对王翼洲说：“感觉不对啊，这一片白，披麻戴孝的样子……”监督他俩的那个小将冲上来，“你俩交头接耳说的啥？”“没说啥，就说抄了一夜，有点困。”小将很“人道”地摆了摆手，“那你俩就滚回家睡一会儿，别睡过头，听广播来参加今天的大会！”

赵俪生回家刚刚眯瞪了一会儿，女儿赵绛慌慌张张冲进卧室，“爸，不好啦，江校长……江校长他……他死啦！”他忽地翻起身，怎么也不敢相信，追问了几遍，女儿说4号楼下围了许多人，不让进去，她亲眼看见把棺材抬进去了……

当天上午，刚正不阿、清廉一生的江隆基占了一次公家的便宜，不掏钱睡了一口仓促打成的薄棺材，走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宋超提出要送一程，不允许！问安葬在哪里？没有人告诉她！难道真成了“死无葬身之地”？太不人道了吧？隆基的前妻生有一个儿子，现在新疆；一个女儿，现在江西。将来他的儿子女儿回来问我，我总得告诉人家他们的父亲埋在什么地方吧？但是问谁谁摇头。几个月后，有人给空无一人的江隆基家里塞了张纸条，上写一句话：“江校长在桃树坪，有记号。”谁写的？不知道。记号是什么？不知道。桃树坪在哪里？宋超不是兰州人也不知道。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逢人便问：“桃树坪在哪里？桃树坪在哪里？”直到通知她下放红古农场时，通信员魏保禄来给她送几件衣服，才悄悄告诉她，条子是他写的，记号是他做的，给坟头上垒了几块大石头，怕坏人挖坟。这个忠厚老实、勤快本分的普通职工是个有心人，出殡那天，由于他是江隆基的“黑爪牙”不许去，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拉开距离悄悄跟在后面，之后他单独留下整理坟冢。附近有家工厂，一伙工人来看究竟，得知埋的是兰大校长江隆基后都很伤心，很惋惜，大家动手收拾得像了个坟墓的样子。其中一位还是女中学生的家长，叫他转告宋校长，由他为江校长守墓，决不许有人破坏。

江隆基的大女儿江开旸为前妻高氏所生，从小在四叔家长大，父亲到北大后才将她转到北京海淀区一所中学。高考成绩不理想，录取到江西地质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家保密矿工作，不幸又受工伤，落下终身疾病。得知父亲不幸遇难的噩耗后，她多次写信给继母恳求来兰州给父亲上支香磕个头，但宋超也不知道桃树坪在哪里。魏保禄告知确切地址后，宋超立即写信叫来江开旸，母女相互搀扶着步行十多里，在黄河岸边一个黄土高坡上找到了桃树坪，找到了江隆基的坟墓，趴在坟头上放声痛哭了一场。

山风吹拂，荒郊野外，杂草乱石在倾听，山岭沟壑在倾听，没有多余的眼睛没有告密的嘴巴，这里宽容一切涵盖一切湮灭一切萌发一切。市里没有你哭的地方，单位里没有你哭的地方，甚至家里也没有你哭的地方，而在这里你是自由的，大自然把痛哭的自由和发泄的权利恩赐给你，哭吧！哭吧！

工作团给兰大的“文化大革命”定下调子：“江隆基的阴魂不散”，“要肃清江隆基的流毒”。李贵子们坚决照办，雷厉风行，使出浑身解数大打出手，而且打击面更宽，手段更残忍。凡是反对过工作组的，凡是与江隆基有过接触的，甚或没有接触只是说过江隆基几句好话的，统统被打成“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都要“肃清流毒”。像前文提到的高步文这样的学生和吴小美这样的老师，被逼住喝问：“江隆基自绝于人民，你哭了没有？”说哭了你老实交代为什么要哭？什么感情？说没哭就说“你是孝子贤孙”不可能不哭为什么不哭？两个自杀的学生都在化学系。江亦曼班上有个从陕西农村考来的学生叫王益民，家庭是地主成分，各方面都很优秀，就因为在日记里写了像他这样出身的能被全国最好的化学系录取，感激江校长之类的话，就被打成“江隆基的孝子贤孙”加“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多次批斗、毒打，终因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江亦曼的堂姐江开晔，与同班同学张超仁在“六七事件”中挺身而出，与李贵子进行辩论，江隆基死后二人均被被当作“孝子贤孙”残酷迫害，张超仁含冤卧轨自尽；下落不明的一个学生正是江隆基关照过的左宗杞的女儿陈绪明，与江亦曼同是校排球队队员；神秘失踪的两个教师是中文系仅有的两个教授，一是闻一多的助手、楚辞专家、系主任舒连景，一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俄罗斯文学专家李松涛。对于江亦曼，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父亲活着时被批斗、刷大字报，死后进行残酷的体罚和折磨，勒令她每天蹲在沟里挖七八个小时的防空洞，中间不许休息；抬土筐时给她搭配身强力壮的男生，故意给她重头，压得喘不上气来；强迫她不停地参加“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要她与“反动老子划清界限”；后来在所谓“吐故纳新”的整党运动中差点被“吐”掉党籍。

在研究有关江隆基的资料，聆听一些老人娓娓讲述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街道办事处主任，数量当以万千计；然而当时“打倒”当时就有组织、有计划地顶着逆风恶浪起来为之“翻案”的，除江隆基外，就我们有限的见识，实在说不上还有几多？

在江隆基身上，我们读懂了何谓“民心”。

与其说“阴魂不散”，不如说“灵魂不灭”。

与全国“文革风暴”的逐步升级有所不同，兰大的升级版始终围绕着江隆基推进。从前文所列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即使在工作团和李贵子的高压之下，坚决主张“打倒”江隆基的是绝对的少数。6月25日他含冤蒙难，出现过几天短暂的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有一种力量便在这几天的沉默中悄然爆发了——策划为江隆基翻案。

邱贤道是兰州大学的一个人物。他是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红小鬼”，文化不高却有一副侠胆忠肠，脾气暴躁却敢仗义执言，挨江隆基的批评最多却忠心不二；他在得知江隆基的死讯后没有去现场而是直奔木工房，自作主张打了口薄棺材；他第一个跳出来指住工作团长的鼻子大骂：“江校长是被你们整死的。江校长是个好校长，好领导。江校长的冤案一定得翻过来，一年翻不过来两年三年，十年也得翻过来，到时看你怎样给兰大交代？怎样向人家的老婆孩子交代？”团长也拍了桌子，“放老实点，你不要拿死人压活人！”邱贤道毫不示弱，以牙还牙，“老子就拿江隆基压你这个大活人！砍头只当风吹帽，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老子伸直脖子等着，来呀，害怕了不是，亏你还是个军人！”堂堂省军区的政委拿一个处级待遇的老红军没办法，只有组织进行残酷的批斗。然而当邱贤道摇晃着高帽子回家的路上却心生一计，这些高帽子要保存下来，将来做证据。晚上，他叫来几个“铁杆保皇派”的干部和学生，“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决定由中文系五年级负责整理材料，将省委、工作团和李贵子们强加给江隆基的“罪状”一一列出，一一用事实批驳倒。他说自己不是舞文弄墨的料子，只能做后勤保障。他说他负责找个空房子，把能搜集到的高帽子都秘密藏起来，将来做暴行的物证。大家都赞赏他的想法，之后分头串联，分头行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翻案行列。江隆基的死影响太大，工作团感觉不妙，开始关心自己的出路；李贵子们忙于“打出甘肃，打向全国”，对此竟毫无觉察。7月27日工作团宣布撤离，把兰大的“文革”重担交给李贵子；李张狂了几天，于8月20日狼狈逃窜。此时全国进入“夺权”“武斗”的高潮，而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却在“一边倒”地替江隆基翻案，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组织，一个叫“江隆基专案调查团”的群众组织公开成立了。

经过近两个月的周密调查和核实取证，一份四万多字的《 江隆基问题调查报告 》写出来了，加上大量的附件，约有二三十万字。“报告”从省委对江隆基的定案、处理过程、所谓的“反党言行”、“文革”中的有关问题、有关历史问题等等，逐一做了调查、核实，做了充分的说理和分析，结论是：强烈要求为江隆基的冤案平反！本书作者曾看到过这个“调查报告”的印刷本，厚厚一本，怎么看都像是对古典文献的批注、考证和辨析，不愧是中文系师生的手笔！“报告”写出来了，但印刷成了问题，当权者不批印刷经费，发誓要做后勤保障的邱贤道也没办法。他们就带着稿子赶到西安，找到当时还是西北局书记的刘澜涛，其时刘正在接受西安造反派的揪斗，自身难保，支吾敷衍，不肯批。来者不甘就此罢休，软缠硬磨，刘更明白江隆基遭难的深层次原因，动了恻隐之心，便批给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胡照刘的意见批出三万元，他们拿到甘肃日报社印了三万册，广为散发。

“江案团”将那些奇形怪状的高帽子收集起来，铁的木的纸的大的小的足有四五百，他们开始一边散发“调查报告”，一边举办“兰州大学七十天白色恐怖罪行展览”。其时已开始红卫兵“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先兰州，后西安，继而办进北京。所到之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征服了北大兰大两校校友，征服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抗大、延大的老同志，就连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某些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江案团”成了名副其实的“翻案团”，展出的“高帽子”触目惊心。几个学生到北大去散发“调查报告”，校门口传达室一位老头正在端着碗吃午饭，听说是兰大的，便问：“江校长调你们兰大有些年头啦，几位认识吗？他没事吧？”几位学生如实以告：“江隆基死了。”“啊——”老头大惊，一怔愣，手里的大碗落地摔碎，面条撒了一地，“真的？真的死啦？……他怎么会死啊？他可是个大好人啊……”

然而传到“中央文革”那里，就和老百姓的看法不一样了，事情的进展也很不妙了。继6月3日撤销了北大陆平的职务之后，6月16日南京大学揪出匡亚明召开万人大会进行批斗；6月18日西安交大揪出彭康召开一万五千人大会进行批斗，之后彭康悬梁自尽了；6月25日兰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职务并开除党籍后江也被推上了不归路。这样，康生6月初定调的四个对象都被“打倒”了，可谓“兵贵神速”！可谓“战果辉煌”！实权在握的康生欣喜不已，踌躇满志，感觉非常之好！现在怎么在“中央文革”的眼皮底下搞起“翻案”办起“高帽子展览”来了？兰大的学生敢这样干，那西安交大的、南京大学的甚至北大的也如法炮制起来呢？这还了得？康生气得暴跳如雷，大发雷霆，下了一道命令，以“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形象”为由，将“翻案团”赶出北京，遣散了。

遣散还不是最终目的。“理论家”得向公众有个“理论”的说法。7月17日、8月11日，康生两次接见红卫兵时都讲到江隆基，内容大同小异，又臭又长。7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派群众组织头目时讲：“西北这个地方，阶级斗争是比较复杂的……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杨献珍，把西北、西南，当作他们反革命政变的重点。”“翻的什么案？叫兰大的同学研究研究，江隆基到底怎么样？我没有看他的档案，知道他到德国去，是杨虎城送去的。当时，陕西的杨虎城同山西的阎锡山都有这一手，招降纳叛。军阀都有这一套，和各方面都吊线。陕西前一个时期有于右任，陕西的共产党员拥护于右任。不只江隆基，还有一批人了，如王照北等。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是杨虎城的人，汪锋算不算，不清楚。如王炳南，也是杨虎城送去的。送到德国的，不止这两个，记得还有秦凤川，现在内蒙古。那时，阎锡山把动摇的、叛变的共产党员送日本，杨虎城送德国。江隆基到底怎么样，过去是加入党或团，记不清了。只要是杨虎城送去的，就不那么妙了，是各方面都吊点线了。军阀军队、杂牌军队，都是这个样子。江隆基不是到法国，是到德国。在德国有个反帝大同盟，是中国留学生。开始王炳南负责，以后是江隆基负责，他们两个好似还有什么矛盾。我在法国见到过江隆基，他是代表德国反帝大同盟到法国参加什么会。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去延安大学了，延安撤退以后，不清楚他到哪里。解放以后，他在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那一套，完全是投降，向资产阶级投降。他好似历史上还有什么问题。他到兰州，是北大的工作撤销了，陆平刚到北大，反江隆基的右倾还不能否定。江隆基在五七年反右派，完全是投降主义。整风反右，北大的工作最差了。北大对资产阶级教授，完全保护下来。马寅初，是在我们的压力下才撤掉的。陈云就死保马寅初，说是权威。”8月11日在专门接见甘肃造反派头目时再次铁板钉钉，“兰大为江隆基翻案是不对的。江隆基当然可以反……从历史上看，从五七年反右斗争看，反对他是对的”。

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严重灾难”微观到江隆基一家，就不是“严重”而是“惨重”了。江氏家族四条生命命丧“文革”，当年的“白杨沟四进士”殒落过半。三弟江肇基（ 丹枫 ）解放后是略阳县中学的校长，就因为曾是《 大公报 》的“热血记者”并随远征军赴缅甸参加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并写下了《 日本帝国的覆灭——记日本投降始末 》《 缅战回忆录 》等著作，即使浑身长满嘴也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继二哥江隆基之后也含冤自尽；四弟江弘基的儿子已在汉中参加工作，二伯三伯惨死的消息使他本来就遭到难以承受之重，又闻父亲也被关进“牛棚”，担心父亲也走上不归路，打算回家照看父亲，在列车穿越秦岭隧道时，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精神完全崩溃，终于纵身一跃跳进了万丈深渊。

至于江隆基一家，更是人亡家破，四分五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布后，江隆基一家活着的七口人无一幸免，全部被遣散。宋超被下放到兰州郊区永登县红古农场；江亦曼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西走廊山丹县农宣队；小召只有十六岁，身体瘦弱单薄，刚刚动过阑尾手术，被分配到河西走廊的临泽县农村插队；小女燕妮不满十五岁，与孙子江志学一起被分配到河西走廊金塔县的农建师；侄女江开晔被分配到安西农场；孙女涓涓被分配到陇东高原的崇信县农场。宋超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不得回家，安顿五个妹妹、侄子、侄女的责任全部落在即将大学毕业的江亦曼肩上。她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衣服被褥翻腾出来，平均分配，还是不够，难以抵御河西走廊的风雪严寒。无法可想时她想到了中学时代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妈妈的学生，名叫王丽，在西安上大学，向她发出求助信。王丽是个军干女儿，为人正直豪爽，讲义气，很快寄来一大包旧军装、旧毛衣、旧军被，帮她解决了缺衣少被的困难。“患难逢知己”，江亦曼始终记着她的恩情。

最凄惨的还是小儿子小弟。父亲去世时他才十一岁，腿病越来越重，行走相当吃力，由朱大妈带到炊事员住的小平房里照料。江隆基去世后自然没了工资，宋超的工资也停发，银行存款被冻结，每月只给几个孩子各发十五元的生活费。朱大妈的生活顿时没了着落，更谈不上给孩子看病。但这个心地善良的朱大妈毫无怨言，尽她最大的能力悉心照顾。她对江亦曼说：“告诉你妈妈，叫她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有小弟一口吃的；有我在，就没人敢欺负小弟。”有一天，小弟不慎从床上摔下来，一条大腿骨折，江亦曼背着去医院，汗流满面地去了好几家医院，客气点的说看不好，没法看；有的一听是江隆基的儿子，不是摇头便是摆手，说白了，不敢看。从此，小弟再也无法站立。林彪的1号战备令发布后朱大妈也成了疏散的对象，被遣散回江苏丹阳县农村老家。她舍不下工作十多年的兰大更舍不下跟前随后绕膝长大的小弟，她要带走。宋超还在农场劳动改造，没法照顾，几个大点的孩子都去农村了，家里空无一人，只好同意小弟暂时跟朱大妈去江苏农村。江亦曼一路背着小弟送朱大妈回老家。辗转到了丹阳火车站，朱大妈的儿子推个独轮车来接。独轮车上一边坐着朱大妈一边坐着小弟，由一个身材单薄面孔清瘦的中年男子推着，江亦曼紧随其后跟着。一路吱吱扭扭，坑坑洼洼，走了十多里泥土小路才到家。眼前的现实给江亦曼上了深刻的一课，号称江南水乡的农民之家竟是这样贫穷。住的是四面透风的茅草房，吃的是泡米饭和咸菜，没一星油水。和衣睡了一夜，阴冷的寒风吹进茅草房，全身冻僵。即将分离时她看着小弟默默无语又依依不舍的眼神，心如刀绞，但又不能哭在当面，便跑出去躲在干枯的田地里痛哭了一场。回到身边后又不停地安慰弟弟，“姐姐会经常给你写信，经常来看你……”但当她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亲弟弟。一年之后，这个出生在燕南园高级干部之家的小生命在贫病交加中不幸死于朱大妈的怀抱，刚满十五岁。

宋超请假去丹阳料理完儿子的后事，回来后又一次趴在丈夫的坟头上痛哭一场，诉说着妻子儿女所蒙受的苦难。

盖棺不能定论，冤案得不到昭雪，最难承受的还是家属。

就在小弟客死他乡的第二年，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又两年，毛泽东再次起用邓小平。小平甫一复出，响亮地提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战略方针，国家机器开始正常运转，百姓生活稍见安宁，一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逐步恢复工作。宋超先红古农场后到左宗棠创办的兰毛一厂劳动改造多年，也被摘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帽子，回到教育系统，担任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她感觉为至亲至爱的丈夫江隆基申冤昭雪的机会到了。她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又熟悉党政工作的程序，便开始为江隆基平反奔走呼号，孰料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几多周折几多艰辛！

1974年，眼看许多老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经过缜密思考，宋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江隆基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情况，要求为其平反。这封信据悉被转到甘肃省委；当时甘肃省委也正在着手安排一批老同志。半年之后的1975年1月，省委做出《 对江隆基审查结论的批复 》，仍然坚持“文革”中的定性，认为“江隆基在工作中积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犯有严重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对其揭发批判是必要的，撤销江隆基党内外一切职务是正确的”。“江隆基自杀是极其错误的，但可不视为叛党自杀，不开除党籍。”这一结论正式通知宋超，她坚决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她提出要与省委领导面谈，但被拒绝，说“给处分也不能用天平去称，要完全合适是不可能的”。并说“如果家属不签字，就不管了”。

江隆基是中央和省委双重管理的干部，省里不管了，就得找中央。1975年夏秋之交，宋超向单位请了假，偕同女儿江亦曼到北京上访。先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几天，人多眼杂，担心有人告密，又搬到好友张养吾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张养吾和夫人黄志和早已听说了江隆基的不幸遭遇，劫后重逢，不禁抱头痛哭一场。张养吾因受彭德怀的牵连被开除党籍，降级使用，长期受迫害，“文革”中再次遭到残酷打击。在听了宋超准备上访的路径和内容后沉思良久，坦率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内部情况，还拿出他亲笔写给王震要求为自己的冤案平反的申诉信给她看，上有王震批复的四个大字：“耐心等待”！然后告诉宋超：“看来，现在还不到解决问题的时候。”

然后又与周培源取得了联系。听说经邓小平亲自提名，周培源已出任北京大学负责人，“文革”后期百废待兴，工作极为繁忙；又因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 光明日报 》上撰文提出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便在《 文汇报 》组织文章大加批判，并扬言要追查后台。因此当时周培源的压力很大。但当得知宋超为江隆基的事专程来京时，当晚特意从西郊家中赶到城里虎坊桥教育部招待所，见面竟以老迈之躯迎上去，紧紧握住宋超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宋超同志，我都知道了，你们受苦了……噩梦一样……他是个好校长，真正的教育家……我一生搞教育，和他在一起的几年心情最舒畅……”后来他将这种心情用文章作了正式的表述——

我和隆基同志是在1952年秋，院系调整中到北京大学工作时认识的。当时只身来到学校，我在他领导下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我们相处的时间虽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是，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和他的作风，却给我以极大的影响，并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他是我良师益友，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愉快岁月，使我终身难忘。

隆基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办教育，四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他教育了几代人，桃李满天下。隆基同志作为杰出的教育家将永远受到人民的缅怀。

当时康生头戴若干顶“伟大”的“桂冠”刚刚死去（ 按：198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向全党公布康生的罪行，撤销去世时党中央给他作的悼词，开除其党籍，定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资料显示，仅在“文革”中，被康生直接点名诬陷迫害的干部就多达六百零三人；如果再加上延安整风、“反右”斗争中遭他诬陷迫害的，将是一个骇人的数字！ ），然而周培源还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告诉宋超，他始终记不起是谁给他说过，康生在法国时就和江隆基有矛盾；又说，一次他见到王炳南，谈起康生接见红卫兵的那个讲话，王当即破口大骂康生，骂得很难听，说他给专案组（ 即江案团 ）写了证明江隆基党籍的材料；又说江隆基在北大时自己还不是党员，对党内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不知道，后来听说北大也有一份江隆基的申辩书，想找来看看，但没找到。敞开胸怀谈到半夜，但对平反一事，周培源也认为不是时候。

之后又找到了江隆基在华北联大的老同事、在煤炭部工作的杨展。杨“文革”中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与邓小平有过多次接触，彼此比较熟悉。他热情地接待了宋超母女，还请她俩吃饺子，详细了解江隆基受迫害的情况。当他得知她想直接找周总理时，顿住沉思了一会儿才说：“总理现在病情严重，劝你不要因为个人的事去加重总理的病情。”宋超非常理解，说总理是累出的病，决不去打扰，但又商量说：“那就去找小平吧。听说总理委托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杨展这才讲起当前的形势，“你在北大、清华都有熟人吧，你最好去北大、清华看一看，那里大字报又开始铺天盖地，矛头明显是指小平，暗地里是要批周总理。你现在去找小平，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说不定还会惹出新的麻烦。”杨展非常理解宋超的心情，建议把申诉材料留给他，等时机成熟时由他转交上去。

看来直接找中央领导这条路走不通，也不现实，但千里迢迢所为何来，宋超母女还是不甘心，便亲自找组织部门。先到中组部的信访室。一位姓苏的同志听了申诉后表示同情，但又无可奈何，明确说了：“你来得不是时候，你没看见现在又在批右倾翻案风吗？不仅在教育战线上折腾，而且各条战线都在搞批判。这时候，谁还敢出面解决这些问题呀？你俩还是先回去吧。”又到中共中央接待室，这里一位女同志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完全是训斥的口气：“谁迫害江隆基啦？他那么高的干部，谁能迫害他？你还是党员干部哪，闹不好你也要陷进去！”高嗓门吼了几句，就将她打发了。

不识时务，无功而返。

1976年金秋十月，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党开始拨乱反正。宋超准备好所有材料，由女儿小召陪同再上北京。二次进京一路顺风，紧张而忙碌的人们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大街上敲锣打鼓地为人民教师佩戴大红花，满城都是欢歌笑语。周培源、张养吾、杨展都说时机到了，胡耀邦同志出任组织部部长，专门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要解决得快、解决得彻底、不留尾巴，最好找到胡耀邦。怎么才能找到？真应了一句古话：“天助我也！”兰大副校长林迪生已由教育部落实政策调回教育部直属部门，夫人陈楚平又回到邓颖超办公室工作，宋超与陈楚平亲如姐妹，邓颖超1936年“西安事变”时就认识了江隆基，很快地，宋超拿到了胡耀邦家中的电话。

一天晚上，估计该下班了，宋超拨通了胡耀邦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同志，估计是夫人。她在问明来意后很温和地说：“你直接到中央组织部找他们解决问题吧。耀邦刚回家，他上火牙痛，连饭都没有吃哩。”宋超着了急：“不行啊，我不远千里来北京，就是要解决问题的，我的事非得向耀邦同志反映不可。”对方让她不要挂电话，等一等，过了片刻，有了回话：“耀邦让你明天到中央组织部去找陈野萍同志解决问题。”宋超听明白了，但很犹豫，怕是推托之辞，便说：“如果我自己直接去中央组织部，恐怕连组织部的大门都进不去。”对方并没生气，淡淡一笑：“你多虑了，耀邦同志已做了专门安排，怎么会不让你进门呢？放心去吧。”

这天晚上，宋超一夜没睡好，在做面见陈野萍副部长的各种准备，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不能不想到最好的和最坏的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她来到中央组织部传达室，刚说明来意，不承想一位秘书在那里等着，随后带她直接到陈野萍副部长的办公室。陈副部长接过材料，耐心地听取了她的申诉，和蔼地说：“来一趟不容易，你还是先回去吧。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江隆基的冤案一定要平反，不会再拖延。”宋超点头表示感谢，同时又提出：“当初甘肃省委对江隆基的定性是在全省公开的，并登报批判达一个月之久，《 人民日报 》也刊登了消息。我要求这次平反的结论不仅要在甘肃全省公开，也要在全国范围予以公布。”陈副部长笑而不答，转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一份文件给她看。那是青海省委为原省长王昭同志平反的报告，除了胡耀邦的批示外，还有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几句批示：“要说服党内同志，今后不再公开登报平反。否则，今天平反一个，明天又平反一个，外国人宣传出去，就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陈副部长等她看完，很明确地告诉她：“我们不公开登报，但是，我们可以在党内通报，把隆基同志平反的案件通报全党。”

1977年12月15日，兰州大学党委向甘肃省委正式报送了《 关于江隆基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 》。1978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甘肃省委上报的《 关于江隆基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 》决定。决定指出，江隆基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致死”“强加给他的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原省委批复江隆基同志问题审查报告的决定和一切处分，予以撤销”。

沉冤十二年，终于雪耻。一颗不安的心在宋超和孩子们的胸口悬了十二年，终于落到了实处。

北京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由周培源、严仁赓、张侠、文重等人联名上书教育部，请求将原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并由教育部主持召开追悼会，但甘肃省委和兰大坚持在兰州开。

1978年清明节，由省委宣传部长吴坚主持，在桃树坪隆重举行了江隆基的起灵仪式，并请医学专家当场开棺验尸，并将遗体火化。4月7日至9日，在兰州大学大礼堂设立灵堂，隆重举行为期三天的悼念活动。兰大主要领导、宋超及子女轮流为之守灵。三天来，延安大学、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教育部、甘肃省委、省政府、省政协；兰州军区、省军区；陕西省委、省政府；甘肃省教育厅及各厅局、各地市；各兄弟院校；江隆基家乡的领导和亲友，都派代表前来吊唁。教育部副部长段洛夫、北大校办主任文重、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常黎夫等亲自参加了悼念活动。一些因工作或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的，如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物理学家周培源、著名教授季羡林、侯仁之、严仁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陕西师大校长李绵、西北大学校长郭琦等都发来了情真意切的唁电或亲笔信。发来唁电和送花圈、挽帐、挽联的还有时任副总理的王震、中宣部、中组部及胡耀邦、胡乔木、李维汉、廖汉生、何长工、阎揆要、马寅初、李卓然、张稼夫、马文瑞、杨秀峰、钱俊瑞、蒋南翔、王炳南、赵守一、焦善民、宋养初、于光远、侯外庐、叶圣陶、周扬、汪锋、白如冰、张西帆、吕骥、冯文彬、胡克实、胡绩伟、宋振庭、何承华、刘景范、王子宜、李瘦枝、陈煦、李屺阳、杨拯民、李强奋、张养吾、黄志和、张邦英、刘力邦等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文化教育各界要人以及原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的同事、学生数千人。大礼堂里里外外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帐挽联，前来吊唁的以数万计，络绎不绝，他们胸戴白花，臂挽黑纱，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向江隆基的骨灰含泪告别。

行文至此，我们不能不特别地提到与江隆基一起共事七年的马寅初。马老1960年被迫辞去北大校长后一直住在市内东总布胡同，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江隆基的死讯，他是1978年追悼会前夕才知道的。其年的马老已是九十六岁高龄，两耳全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来人高声地反复地向他讲明之后，他还是不相信。“怎么可能呢？怎么会呢？他比我小二十三岁啊！我都活着，他怎么就先我而去呢？”然而他还是相信了这一残酷的事实。他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桌面上。他懂得太多，深知历史的无情，当确信江隆基先他而去之后，这位一生不知眼泪为何物的世纪老人，竟涌出一串串浑浊的老泪，沉默了许久，才用一封唁电作出了他对江隆基的评判：“江隆基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的价值，不能用经济数字来换算！”

能详尽表述北大师生怀念之情的，是北大校长办公室主任文重代表北大在追悼会上宣读的《 深切悼念老首长江隆基 》的祭文。祭文写道：“江隆基同志在北大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他的这种高尚品德和作风，对于当时北大的广大干部和教师，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和他朝夕与共，在他领导下一起战斗的同志，给了深刻的教育。正因为这样，从他离开北京后，我们时刻挂念着他的工作和健康。听到他在兰大的建树和威望，由衷地感到高兴。1966年7月，他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惨死的噩耗传到北大，使北大许多干部和教师感到震惊。大家怀着满腔悲愤，暗相转告，默默哀悼！十多年来，我们每想及此，就如重锤压在心头，百感交集，万分愤慨！但是，我们坚信：江隆基的冤案终有一天会得到昭雪，这样一位正直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是谁也抹杀不掉的！……今天，千言万语道不尽我们心中的感慨万分。现借用陈毅同志诗一首，献在最敬重的老首长的墓前：屈指捐躯日，迄今十二年，人民获胜利，告慰更向前！”

4月10日，甘肃省委在兰州大学大礼堂为江隆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大会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主持，省委书记李登瀛致悼词。悼词充分肯定了江隆基同志“革命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全部的精力”；肯定了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所建树的业绩以及他“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郑重宣布：“原省委强加给江隆基同志的罪名和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处分决定，给予撤销，给予彻底平反昭雪。”

追悼会之后，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这天的高原古城兰州，阳光灿烂，春光明媚，黄河滔滔，和风习习，各界人士包括郊县的农民口口相传，得知消息后纷纷集结在灵车必经的街道两侧，等候着车队；兰州军区的官兵们就近集结在盘旋路周围，准备为江隆基致以崇高的军礼；兰州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和兰州饭店的员工占据本单位的大门口，准备为他们的好邻居兰州大学的江校长送最后一程。10时许，灵车队从兰大校门口缓缓驶出，随后由二百五十多辆汽车组成的浩荡车队穿过市区主要街道，开道车出西关十字时殿后的车辆还在兰大校门，长达十多里的送别车队在沉痛悲伤的哀乐声中缓缓前行。秩序井然，十里长街上数十万市民肃穆地注视着长长的车队从眼前经过，为他们仰慕大名已久、渴望平反已久的江隆基送行。一些饱经世故、专门研究地方志的专家说，像这样隆重而庄严的葬礼，自汉代始有金城（ 兰州 ）以来，肯定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绝后的。

此刻，宋超和孩子们感觉到了这种人世间的真情。当宋超捧着江隆基的骨灰盒步入华林山烈士公墓时，感觉到了它的沉重分量——不仅是自己恋恋不舍的丈夫，更是祖国和人民的财富，中国教育事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