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与启示

我们党在王子元部队组织的三次兵变都失败了，一想起来，既痛心又惋惜。1945年，在延安西北党的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我曾对兵变失败的原因，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我说：“主要是那时我们缺乏组织兵变的经验，党的战斗力不强，党员分化和未掌握好时机。”

王子元部队中，团长、营长、连长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虽然党组织反对升官发财的思想观念，但是一些人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肃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一当了“官”就消极了。当时党员中积极工作的不多，比如有个姓王的党员，当了连长，讨了老婆后，就消极了，就不执行党的决议了。兵变时，我通知他，他说“今晚我不走，你们先走吧，我以后再来！”过去一部分主张兵变的，这时也消极了。

失败的更重要原因是当时党组织思想上存在着右倾，一味地只想利用王子元，过分迁就他反动的一面，没有采取更积极的斗争方式。王子元早就知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他那里担任重要职务。在王子元队伍比较弱小时，王子元问我们这位负责同志：“我们应站在哪一方面？”这位负责人回答说：“谁给我们饭吃，我们就给谁干。”王子元说：“我不是说在哪里吃饭的问题，我是说红白这两方面，我们站在哪一方面？”那位负责人竟说：“你是司令，你看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正面回答他，争取他，告诉他应该站在红的方面来，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结果是该正面做工作时，不敢做，表现得很软弱。

1932年4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唯炽来靖远组织王子元旅兵变，我们开过几次会，准备在半个月内把部队拉走。司令部的主要人员很多是党员，受我们领导。但在开会决定暴动时，部队中地下党组织原负责人动摇了。由于他在王子元部队处于高层地位，有些带兵的营长、连长也动摇了。而王子元这时已经很反动了，有了戒备，扣押了我们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力量暴动呢？这是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从党的工作方面看，党的领导不坚强。部队离开宁夏后，与陕北特委失掉联系，对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缺乏了解，心中无数。1931年春，高岗从西安回到定西时，才传达反立三路线的问题。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连文件也没有传达过。由于长期得不到上级指示，工作处于涣散状态。

从我们具体组织兵变同志的情况看，我们缺乏组织兵变的经验，如在没有条件暴动时，就在连队士兵中进行兵变的动员，动员之后又不及时把队伍拉到红军游击队去，因而引起士兵的不满，说：“你们天天讲兵变，生活这样苦还等到什么时候？”产生了士兵党员不信任长官党员的矛盾。有一个营出去打土匪，士兵自己拉着队伍走了，他们把营长、连长等军官送了回来。再就是兵变部队拉出去后，不懂得打游击，还是用白军军官的战术。另外，兵运工作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没有建立自己的依靠基础。这一系列情况导致了几次兵变的失败。

但是，总的说来，宁夏、甘肃兵运工作是按照党的六大路线进行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行军作战，走了许多地方，发展了一批党员，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武装革命培养了党的干部，宣传了抗日和我党的主张，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靖远兵变失败后，不少党员回到地方，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地方是有很大影响的。从学兵队出去的同志，后来在敌军中发动兵变和举行起义，这与当时党在学兵队的工作打下的基础有直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党的主张深得人心。兵变时，我们在郎山战斗中把党内文件丢失了，追击我们的敌营长王治邦把文件捡回去送给王子元、杜香亭。杜香亭原先是个旧官僚，在王子元那里当过参谋长。他看了我们的文件，感到共产党的主张好，对我党组织的兵变也产生了新的认识，思想开始转变。他回到西安后，向陕北的同乡讲我们党的主张。1936年杜香亭回陕北参加了红军。红军西征时，打安边城，这时王子元是国民党安边城防司令，晚上杜要进城去做王子元投向中央红军的工作，结果中敌人的奸计而牺牲。

我党组织的多次起义虽然屡遭挫折和失败，但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借水养鱼”的目的，在党内树立了坚决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培养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这一时期的武装斗争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