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家洼子会议

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老战友相见非常亲切。

谢子长是陕西我党的老同志，为革命四处奔波。1932年12月，杜衡把谢子长赶出了陕甘游击队后，他到河北等地进行兵运工作。1933年底，受北方代表（北方局已撤消）领导机关的同志委派回到陕北工作。郭洪涛先后在太原、北平做地下工作，1934年2月回到陕北，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

在此之前，陕甘边特委与陕北特委有些联系，但是因受敌人包围和阻隔，来往不多。两个特委又分别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归党中央直接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其后为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

这时，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是很好的。

陕北根据地，在以马明方为代表的陕北特委的领导下，1934年上半年之前，“新创造了游击第四支队，扩大了第二、第三支队，整顿了第一支队。领导了去年反民团斗争（葭县），将民团的武装拿来武装了自己，杀死了团总。领导了清涧五六百群众武装抗粮的斗争，解除了店子沟民团的武装，武装了自己，领导神木群众十几次分粮斗争。工作区域比过去增加了三倍，一般农民对于我们党和红军的威信有了深刻认识”。四支游击队总计已发展到110人，枪支计有90支。⁽³⁾这年7月8日，陕北特委决定将部分游击队组建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谢子长为总指挥，郭洪涛为政委，贺晋年为参谋长。不久，谢子长、郭洪涛便带着陕北游击队的同志来到陕甘边根据地。

7月底，在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特委、红26军、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员，陕甘边方面：军委主席刘志丹、特委书记张秀山、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红42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陕甘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红42师团长、政委王世泰、赵国卿等及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陕北方面：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及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

阎家洼子会议会址

联席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应陕北特委的要求，红26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

会议先由杨森代表红42师党委，讲了红26军建立以来部队发展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以及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针。

谢子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26军的战略转移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

郭洪涛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国际讲到国内，从无产阶级发展讲到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讲到陕甘边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红26军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重复了北方代表指示信中那“五顶大帽子”。

我们听了他们的传达和报告，都感到很惊奇：一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这些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与事实根本不相符合。二是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信，是什么时候送到陕北特委的？能送到陕北特委，为什么不能送到陕甘边特委、红26军？三是谢子长、郭洪涛把信带到陕甘边，为什么不交给红26军或陕甘边特委先去讨论执行，而是在联席会议上当众传达？四是老谢在红2团成立时，杜衡打击他和刘志丹，说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梢山逃跑主义”，现在他回来了，怎么又把这些说法加到我们身上呢？

大家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他们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

当会议提出高岗不能担任红42师政委的问题时，大家议论了一番。有同志问，那谁来当？郭洪涛说让谢子长当。当时刘志丹因1932年“三甲塬缴枪”事件发生的嫌隙，在会上没有说什么。我和一些同志觉得老谢是陕北的老同志，没有什么不可以当的。会议最后同意由谢子长代理师政委一职。

杨森、张策等同志对会议的情况很不满意，找我和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呢？张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42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42师的部分主力红3团到陕北协助作战。”⁽⁴⁾

会后，郭洪涛拿走了龚逢春做的会议记录。龚逢春是红42师的宣传科长，开会时担任会议记录。回去后，郭洪涛把会议上检讨批判过去错误的材料收集起来，断章取义，主观想象，歪曲事实，写了《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上报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并刊登在陕北特委的刊物《西北斗争》上。

《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中说，红26军“一贯的拘泥于逃跑主义与窜梢林主义”，把杜衡强令红2团南下失败的责任，加到后来的陕甘边特委领导头上；把红4团在狭窄的平原地区，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进攻下，退出渭北苏区（约二三十里的三原武字区），说是“逃跑主义”；对王泰吉同志领导的骑兵团起义说成“纯粹是革命高潮下的投机”；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极端不利条件下退出照金根据地，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对红26军在华池、关中、安定、保安一带所建立的游击队，说是“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的发展”；还说“陕甘边区游击运动，在富农路线的脱离群众的领导下，断送了边区的游击运动”；陕甘边特委“对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足和一贯右倾”等等。

8月，传来北方代表的指示，说“张秀山成分不好”，不能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这时我的父亲在陕北搞的“社会肃反”中已被杀害了）。我表示不能担任就换其他同志。委员们研究后认为，既然上面有指示，那就执行吧！于是推选工人成分出身的惠子俊任书记，同时决定我去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阎家洼子会议，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特委，以及两方面红军和游击队的联系，并派出红3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一定帮助。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红26军42师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依靠陕北的武装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⁵⁾会议的负面影响是“左”倾机会主义伸入到陕甘边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