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北苏区

阎家洼子会议之后，我来到庆阳游击队任政委。

庆阳游击队这时在庆阳东北地区活动，这里是个穷乡僻壤的半农半牧之地，长期以来由于经常受到土匪掠夺，人民苦不堪言。

我们游击队首先集中兵力打垮了当地罪大恶极的土匪李廷，然后在柔远城子（现华池）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推翻剥削欺压百姓的制度，成立农民联合会，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先后在柔远东沟、武家河、大畔、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川附近等地组织了农联分会和农联总会，开展打土豪、分粮田的斗争。分到土地的农民积极建立起赤卫队、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我们先后建立起南梁根据地第一批三个中共农村基层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名。革命火种燃遍了整个庆北地区。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刘懋功的大伯家。刘懋功那时十六七岁，穷苦人家出身，很朴实。我们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并秘密介绍他加入了共青团，还让他参加了赤卫军。他参加红军后，作战很勇敢，进步很快，60年代任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我到庆阳游击队没有多长时间，王世泰率红3团完成了北上与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后，也到达庆北苏区，与庆阳游击队会合。这时，红3团的任务是与庆阳游击队一起，按“七月决议”要求，积极扩大庆北根据地。

王世泰讲了红3团这一个月在陕北作战的情况，告诉我谢子长在8月26日河口镇战斗中负了伤。我问老谢的伤重不重，打在哪儿了？王世泰说：打在胸部，和你在庙湾战斗受伤的情况差不多，比较重，但是没有太大危险，正在养伤。我说：慢慢是可以治好的。

1934年8月，鉴于谢子长负伤，不能履行红42师政委之职，经陕甘边特委和军委会研究，决定我回红42师任政委。这是我第二次担任这个职务，师长是杨森。

1934年10月20日，郭宝珊率领国民党17路军驻陇东部队的部分人员在庆北发动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义勇军司令，我党派任浪花任政委。

郭宝珊是河北人，逃难来到陕西洛川县，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他的部队共有三个连，200多人。其中多是陕西人，年轻人很多，大部分是破产农民、穷苦百姓出身。

郭宝珊部队改编后，直接归红42师指挥。为了搞好我军和义勇军的关系，使他们相信我们，在行军中常让他们作为后卫部队。宿营时，让他们住在一个村庄，不把他们拆散。杨森和我经常找郭宝珊等人谈心。记得在围攻庆阳县的五蛟堡时，晚上我和郭宝珊谈话后，就与他住在一个炕上，很快，增加了相互间的信任。

1935年2月初，我们回到后方荔园堡休整，正值召开“二七”纪念大会，原计划在露天开会，后因下大雪临时改在一个大庙的大厅里。我在会上讲“二七”运动的经过和意义，看到义勇军的一些人站在外面，疑虑红军会缴他们的枪。我指示部队不要打扰他们。红军对他们真诚相待，丝毫没有缴他们枪的表现，慢慢地打消了他们的疑虑。会上，郭宝珊也讲了话，表明他参加革命的决心。

在改造郭宝珊部队的过程中，任浪花等同志和王世泰率领的红3团的同志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计划地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的反动、卖国行为。这对郭部提高觉悟，坚定立场，起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郭宝珊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成为我军很好的指挥员。

这时，庆北的三支革命武装力量：红3团、抗日义勇军和庆北游击队一起联合作战，先后拔掉五蛟堡、园城子敌人据点，消灭了谭世麟民团200余人，解放了园城子川、五蛟川一直到悦乐的大片地区，向西发展到八珠塬地区，使以柔远城子为中心的庆北根据地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