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西北工委和军委

1934年7月，红3团北上和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1月，红27军84师成立，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委。到1935年初，陕甘边苏区有11个县苏维埃政权，陕北苏区有9个县苏维埃政权。两个苏区的发展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国民党对陕甘和陕北苏区开始新的“围剿”。两块根据地需要联合对抗敌人的进攻。

1935年2月初，陕甘边特委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陕北的巡视员黄翰的建议，派惠子俊和刘志丹去陕北，在安定县周家崄与陕北特委的同志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会上，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为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选举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会后，刘志丹留在了陕北，领导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战。惠子俊回陕甘边，向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传达两特委联席会议精神，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成员组成。

2月下旬，我和杨森师长接到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42师主力待机北上陕北作战。同时，我和杨森还接到刘志丹的亲笔信，决定由我带红3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归刘志丹指挥。杨森则带骑兵团到关中陇东一带活动。

刘志丹以西北军委主席名义发布的“动员令”，我们通报给陕甘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同志。我在向红42师团以上干部作动员时，把刘志丹签署的“动员令”和他写给我们的亲笔信给惠子俊、习仲勋、张策和红26军的团长、政委王世泰、张仲良等同志看过。

这时，“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敌人正伺机进犯根据地。根据刘志丹的部署，我和杨森率红42师先在陕甘边活动了一阵。我们派出骑兵团西进，深入敌占区。骑兵团在赵国卿团长率领下，采取奇袭战术，一举攻入长武县城，歼敌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并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这一仗，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

敌军进占老爷岭、园城子、柳村塬一线后，红42师与游击队配合，与敌周旋40多天，搞得敌人疲惫不堪，为根据地军民抗击敌人“围剿”创造了有利机会。但是，在柳村塬战斗中，由于对敌情的了解有误，加上步兵和骑兵没有配合好，敌人钻了空子，我军损失较大。后来在“左”倾肃反中，这次战事的失利，竟成为我和杨森是“反革命的证据”。

4月下旬，根据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指示，我率红3团和抗日义勇军北上，与红27军84师会合。路上，在寺尔畔与敌人打了一仗，郭宝珊的义勇军打正面，红3团打侧翼，由于配合得好，速战速决，消灭了敌人一个连，我军无一伤亡。

5月1日在白庙岔，我们红42师北上部队与杨琪师长、张达志政委率领的红84师会师，两支部队组成主力兵团，下辖红84师的三个团和红42师的红3团及抗日义勇军，计五个团级单位2100多人。刘志丹这一举措，为集中兵力，歼灭“围剿”陕北之敌起到了有力保证。

到达陕北后，我对谢子长同志的不幸病逝很难过。刘志丹对我说：2月初，我和惠子俊北上与陕北特委的同志们开会前，先去探望了老谢，看到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心情也不好。老谢见到我们，伤心地流出了眼泪。我们劝他不要着急，要好好养伤。我对他说，我们来陕北，是与陕北特委共商两个苏区的统一领导问题。老谢听了很高兴，说这样好，统一起来，集中领导，统一行动，有利于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走时，老谢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们对他说，你好好养伤，好了我们再一起干。走时，我们给他留了些钱治病用，然而没想到这么快老谢就去世了。

谢子长同志为革命奔波一生，为西北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英年早逝，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子长同志不愧为西北人民的忠实儿子，西北人民和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