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成长发展起来的，但是也和其他根据地一样遭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路线的严重摧残和破坏。而破坏性最大的，则是1934年至1935年的“左”倾教条主义。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领导机关。这时期的北方局，之后改为北方代表即执行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示。

1934年2月，在葭县南洼村召开的陕北特委联席会议上，郭洪涛传达了中共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指示内容。会后，郭洪涛给北方代表写了秘密报告，主要内容是：陕北特委把富农多余的土地和牲畜分配了，但给富农留一部分土地，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错误；陕北游击队是在“富农路线”指导下“招兵买马组成的土匪”。

1934年7月，阎家洼子会议后，郭洪涛又以个人名义给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写报告，说红26军和中共陕甘边特委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村召开常委会，对工委同志的工作作了新的调整，会上还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后郭洪涛又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说西北军委成立了，动员令发了，迟迟没有行动；寺村塬打了败仗，陕甘边根据地丧失殆尽，领导机关已逃到洛河川；刘志丹包庇掩护的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报告中还说：“在西北工委会议上我虽然孤立坚持‘中央路线’，但群众拥护我，中下级干部都拥护我，因为我创建了陕北根据地，我创建了红27军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等。

7月5日，北方代表派原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朱理治来到中共西北工委驻地延川县永坪镇。8月中旬，聂洪钧根据北方局中央代表的决定，也由上海来到永坪镇。聂后来说：他离开上海时，沪局同志和他谈话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和陕北的对立，挑拨红26军和红27军的对立……刘志丹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问题。”⁽⁶⁾

在朱理治、聂洪钧到陕北之前，西北红军按照玉家湾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西北革命形势发生了更加新的变化，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又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他们到来之时，国民党因第二次“围剿”失败，正调动更多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26军、27军在西北军委领导下，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打东线之敌晋军，再打北线敌人，之后再打南线之敌。在东线，我红军英勇作战，击溃敌人两个旅，消灭其两个团，将晋军赶过了黄河。

在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朱理治带着北方代表指令来到陕北。他来后，没有和红26军、27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子俊、崔田夫和我谈过，也没有和苏维埃领导人马明芳、霍维德谈过。当时，他和我们是住在一起，一道吃饭，但没有谈话。他只和郭洪涛谈，有时我去碰见了，他们就不讲了。他们谈的结果，写成了两本东西，一本是朱理治用英文写的，一本是草写的，我们也认不出来。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很不理解。

7月中旬，朱理治在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讲了两三天。从国际讲到国内，从中央苏区的伟大胜利（实际这时中央苏区已经丢失了）讲到陕甘，当着我们的面，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即敌人重点固守的城镇）”，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翼侧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鄜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这些内容，之后全部写进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决议》中。

在这次会上，朱理治还提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战略任务：说“陕甘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能够有阵地的有后方的发展伟大的战争，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刘志丹、高岗和我等工委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我们越听越感到莫名其妙，越听越听不下去。因为朱理治对陕北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都没搞清楚，他说“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西北红军的一般干部都知道，洛川在南，定边在北，如何“以洛川为中心向定边发展”呢？我们认为都是党内同志，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说出来。我就说，理治同志，你既反对枪杆子万能，又给“枪杆子”提出如此宏伟的战略任务，这是不是矛盾嘛！

有的同志听后议论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力量吗？”刘志丹笑着开了句玩笑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因为他们提出的这一套，完全脱离了陕北革命斗争的现实，尤其是面对敌人10万重兵“围剿”根据地的严重现实。会上，不少同志你一言我一语，使他们很下不来台，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来得知，朱理治的这个报告是郭洪涛给他写的。

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这样就使他们很恼火。

回去之后，他们便在永坪镇召开了“西北工委扩大会议”。而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杨森、张达志和我，及陕北特委的主要领导人马明方等都没有让参加会议。

他们又重复了文安驿会上讲的那些内容，还进一步讲道：“苏维埃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区域占有全国的四分之一，苏维埃的人口占有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苏维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发展着”，认为现在是处在“伟大的阶级决战的前夜”，“陕甘党对争取一省数省的胜利，不仅完成了，而且超过了”，“全国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响应配合，特别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

而这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苏区和除西北之外的其他苏区，已经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葬送了，中央红军正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国革命正处于最危机的时期。

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决定要在陕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进行肃反。他们在“报告”中强调，“特别是右倾取消主义，是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在粉碎第三次‘围剿’中，首先要反对崇拜枪杆子万能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倾向与取消主义的观点”。会上，他们还作了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会后，郭洪涛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写了一篇《论扩大会议》的文章，说这个会议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

这个期间，他们要对陕甘和红26军进行肃反，也只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