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左”倾肃反

9月15日，红25军来到延川县的永坪镇。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红25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部队。但是在鄂豫皖时，红25军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军阀主义及错误肃反的严重破坏和影响，因此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来到陕北苏区。这样，也就带来了错误肃反的流毒。

9月17日，在永坪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红25军和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

开会之前，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书记（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解决肃反问题时，正式否定了这个“中央代表团”的合法性），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会议仍然是要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要进行肃反。会上所讲的内容，主要是红26军工作中的所谓问题，公开指出惠子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厉地打。我当时讲了几句话，说惠子俊是工人同志，能力弱，可以帮助教育……还没等我说完，他们马上就说：“你这个调和主义，反对右倾不坚决。”

会议开得很严厉，许多同志都不敢说话。这次会议就把反右倾和肃反变成了现实。

会后，朱理治写了一篇文章《打倒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登在《西北斗争》刊物革新号上，文章公开点名“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贯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为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之职，任命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将红25、26、27军各改编成一个师，组成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军委当供给部部长，从红25军调来一个连级干部当供给部政委，据该同志后来讲，他的任务就是监视张秀山的行动，随时报告。

正当我西北红军取得劳山战役胜利，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在西北党内、军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为了要推行他们那套错误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必然要同党的正确路线展开猛烈的斗争。他们以各种借口，打击排挤以至于从肉体上消灭不服从他们那套错误东西的同志。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各根据地党内发生的通病，从中央苏区到各根据地都有很多革命同志受到打击和迫害。

西北根据地长期处在被国民党军队、地方军阀、土匪、民团的包围和分割之中，陕甘和陕北的环境、经济有着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随着当地条件而不同。我说：陕北的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开化，陕甘的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就给我扣上“特殊论”的帽子。他们认为革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如果有人说有高潮、有低潮，那就是右倾。

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色军官，是地主成分，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说“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杨森、杨琪是土匪头子”等等。

在捕人之前，早就定有名单，刘、高和我都是名单里的。肃反的整个过程是逼供信，主观主义达到了极点。

我在永坪被抓起来后，戴季英审问我，问了几次没有问出什么反革命的口供来。后来被送到瓦窑堡的监狱里，朱理治、戴季英审问过我几次，一开始就叫我说出反革命的活动实情。我说，“我过去的历史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你们可以去考查了解，我的历史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点反革命的嫌疑，可以马上枪毙我”，就是这样讲也不行。不承认就吊起来打，打昏了用冷水喷醒。他们念口供说：“蔡子伟介绍你加入右派，你担任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到陕北又交给刘志丹，你们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还不承认？”我说这完全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又吊起来再打，打死打活的这样好几次，我还是没有讲。拷打几次之后，朱理治说：“你是个最顽强的反革命，现在前方也捕，后方也捕，你不承认就不杀你了？”戴季英说：“你是粪坑里的石头。”郭洪涛也参加了审问，他用审问反革命的口气问我时，我说：“别人不了解我的历史，你郭洪涛也不知道？”

在把我打昏几次后，我大哭说：“你们把我杀了就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的头颅换来的，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你们不要把26军的干部都冤死了。”

我被他们审问时的情况和我的回答，关押在狱中的张策、马文瑞等同志都听到了。他们流下了眼泪。这一情景，也令看押我们的红25军的干部、战士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他们议论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要死了，还要救26军的同志。

延安整风时，在西北高干会上朱理治说：“当我参加了审讯张秀山后，曾产生怀疑（是不是错了），郭洪涛检举红军中的‘反革命右派’、‘敌人的地下人员’，为什么他们能整营整团地歼灭敌人呢？就按郭洪涛检举的材料反复翻看，红军中也没有发现哗变投敌的现象？占领六座县城，其中三座是打开的，这又作何解释？我拿这些疑问与郭洪涛商量，他说：‘千真万确，他们是反革命，那些他们只是为了在党内、军内埋藏的更深、爬得更高，骗取更大的信任。’”

高朗亭（原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说：1965年秋，他与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朱理治时，朱说：“那次错误肃反，我与刘志丹等同志本来无冤无仇，就是阅读了郭洪涛同志给北方代表的报告，去永坪镇后又偏听偏信了郭洪涛的谗言谎话，受骗上当，铸成大错。如上海临时中央局、北方代表不受郭洪涛的骗，不上他的当，也就不会派我们去西北犯错误了。”

高朗亭还说：“据程子华80年代对一位外国作家讲：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竭尽全力批评刘志丹，并设法说服我们（指红25军的领导成员）相信刘志丹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红26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部队内部的逮捕开始了。”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个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于震西直到死也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义勇军首领郭宝珊同志被抓后，审讯者问他是什么派？他反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审讯者说：“刘志丹是右派！”郭宝珊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被杀掉，有的被活埋，幸存者被摧残得难以言表。中央后来查证，肃反中，他们已“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25军是白军，他们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红26军的机关枪全部被25军收缴了，红26军的战士拿着标枪、大刀被人用枪逼着去冲锋送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左”倾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群众的疑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我党建立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肃反中，老百姓又投向了军阀和国民党，“红区”变成了“白区”）；白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