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神府苏区

党中央到陕北后，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并设立了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区。

1935年底的一天，张江全和杨文谟来到红军大学找我，张江全与我是一个村的，杨文谟原在红26军工作过，后回神木开展游击斗争。我们见面后很高兴。他们二人是1935年9月受神府党组织委派，化装成贩盐、贩枣的商贩，出来找陕北特委。他们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盘查，辗转两个多月，后听说党中央到了陕北，才找到这里。

他们讲了神府的情况。在西北工委时，我曾听陕北党的负责人马明方、崔田夫等同志讲过神府苏区的一些情况。这次见面，他们二人讲得更详细，有些情况，令我吃惊。

他们说：1934年9月，根据陕北特委指示，神木县委将红3支队改编为红3团，后来发展到三个连200多人。在党的领导下，神府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斗争，苏区一度发展得很快，北面扩大至府谷县的滩坝、黄甫一带，南面至葭县的岔道铺，东至神木、府谷两县的黄河西岸，西至榆林县的建安堡等地，东西有150多里，南北400多里，人口有14万。其中神木县13个区，有6个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其他为公开游击区；府谷县有7个区，都建立了区委和苏维埃政权，另外在黄河对岸山西的兴县还建立了三个秘密区委。苏区党员发展到2000多人，团员1000多人。红3团发展到300多人，200多支枪。另外，还建立了游击队7、11、21支队和新3支队，神府苏区红军、游击队共有400多人。

后来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肃反、干部政策和土地分配等方面，执行了“左”的政策，打击伤害了很多革命干部和群众。在敌人的“围剿”面前，“左”倾领导者先是要弱小的红军游击队冒险硬拼，打了败仗之后又动摇，丧失了革命的信心，讲了许多动摇军心的言论。在形势极为危机的情况下，解散了一部分红军，使革命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敌人残酷杀害。

我到神府后，乔钟灵对我说，最危机的时期，神府根据地差不多全被敌人占领了。我们原有3800多名党员、团员，损失3400人；500多名脱产干部，损失400名；500多人的红军、游击队队伍，损失400多人。总计1000多名地方干部和红军、游击队员，仅保存下200来人。⁽²⁾

他们说：前几天，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对面的祁家湾开会时，讨论神府苏区的问题，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问王达成（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原神府苏区党的负责人）神府苏区的情况，王说：“完了，全完了。”周副主席当场责问他说：“全完了？怎么前几天我看到敌人的通报上还说‘有共匪在神府活动’，这说明没有完。”毛主席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区很重要，是抗日前哨。”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后一致认为，一定要恢复神府苏区。会上，经陕北省委提名，决定杨和亭、张江全、张汉武等同志去神府工作，杨和亭任神府特委书记。神府特区归党中央直接领导。

1936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到红军大学找我谈话，他还兼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他说：听刘志丹（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讲，你在陕甘边区工作很长时间，有在红军和根据地工作的经验，经中央研究，决定派你去神府特区工作。又说，你是陕北人，应该知道神府的重要。我说我就是神木县人。周副主席听后说：那就更好了。你知道神府的地位很重要，他实际上是陕甘宁特区的北大门。如果这道门保不住，陕甘宁特区将会受到严重威胁。神府又是我们与华北等地来往和红军东征的最重要通道。因此，我们必须尽快恢复这块根据地。周副主席说，之前，中央已派了杨和亭等几位同志到神府，但中央对那里的情况仍放心不下，决定派你再带几位同志去神府工作。你去后，任特委组织部长，首先要把那里的党组织建立起来。

这是我从陕北肃反的监狱里被党中央救出后，两个月来，中央领导同志第一次找我谈话和交待任务，心情十分激动。周副主席察觉后非常亲切地说：我们从前方回来后，经过了解，认定陕北肃反是极端错误的，志丹，你们这些同志受了很大打击和委屈。又说，“秀山同志，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都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周副主席的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对我后来面对挫折和逆境起了很大作用。

谈话结束时，周副主席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说出发前想看一看中央近来的有关文件。他说：好，可找李维汉同志。1935年12月27日，在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了毛主席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红军大学听了传达瓦窑堡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还听过周恩来副主席对东北军俘虏军官的讲话，临行前，我又学习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些文件。

1936年3月初，我和刘明山、邓万祥、黄正明、白兴元等同志在米西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千里敌占区，来到了神府苏区。神府特委派刘长亮和贾培谋两同志来接我们。

我们到后，神府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和陕北省委的指示，对特委同志的工作作了新的调整，杨和亭继续任特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张江全任白区工作部长，贾怀光任军事部长，王兆相任军事部副部长，秘书长仍是王恩惠。团特委书记张汉武。政治保卫局长黄正明，副部长刘兰亭。红3团团长刘明山，政委毛凤翔。

在会上，我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扩大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主席在1935年底的一个讲话精神。毛主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关头，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的变化的特点，就是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抗日的要求。

我在传达中说：这就是中央《决议》中指出的“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的具体体现。我们特委要向所有党员和人民群众说明今天中国政治形势的这一新特点。毛主席还讲当革命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中央在《决议》中指出：当前“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毛主席讲“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³⁾这应是我们特委今后工作的根本任务和方针。

我就特委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按党中央要求的那样，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就要求我们要对以前的不符合统一战线要求的政策和做法进行检查和纠正。二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要靠我们党发动群众来建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党的基层组织尽快恢复和建立起来。三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恢复苏区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红军队伍，不然我们在神府就站不住脚。特委今后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和扩大我们的红军队伍，要从现在的一个团发展到一个师。

会上对以前的工作及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检讨和纠正，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确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就是团结联合一切社会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明确了一些政策：一是对1935年下半年被遣散回家的自首党员、红军战士，想继续参加革命的，要欢迎他们，对未有出卖组织，且对革命有贡献的，可以重新入党。二是纠正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不提拔使用的政策，纠正清洗地富家庭出身战士的不正确做法。三是纠正对富农和工商业者乱打击乱没收的政策。

这次会议，由于贯彻和执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纠正了1935年以来一些“左”倾政策，神府苏区的党政军干部的思想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对神府苏区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到神府十多天，刘志丹、宋任穷率红28军来到神府，准备从这里渡黄河东征。特委在陈家坪召开欢迎红28军大会，神府党政干部、红3团和红28军的全体指战员及当地群众参加了大会。杨和亭让我代表神府特委和党政军民讲话，刘志丹代表红28军指战员也讲了话。

这个大会形式上是欢迎红28军，意义却是借红28军的到来和东征，向神府的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是爱国的，是打日本的，是不可战胜的。以消除自1935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敌人的残酷“围剿”和红3团失利，在群众中产生的悲观情绪，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信心，同时也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最好机会。

在大会上，我讲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了之后，整个西北根据地的重大变化；讲了我们党今后的主张和任务，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今后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以前做了什么错事，只要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我们党和红军就欢迎。

刘志丹讲了红军过黄河，到山西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意义和红军必胜的决心及信心，还讲了红军过河打仗，需要神府苏区军民的支持和援助，希望神府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要大力发展红军队伍，尽快恢复和扩大苏区。

欢迎会开得很热烈。会上的情况在老百姓中传得很快。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方针和一些政策有了了解，受到很大鼓舞，比我们多少人去做宣传作用都大。后来，我到一些地方开展工作时，听到有些人说：现在共产党是专打日本鬼子和蒋介石卖国贼的，不抓我们了！（1935年神府“左”倾领导者搞的社会肃反给神府地区的群众造成了不良影响。）

这天晚上，我和志丹睡在一个炕上谈到深夜。当说到陕北的错误肃反时，我们仍然很激愤。因为直到这时，刘志丹和我们这些人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志丹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倾分子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志丹是一位以大局为重、对人宽厚的同志，他很少对工作、对同志的什么事情表现出愤慨。但是对“左”倾错误执行人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对同志的残害，他很气愤。

谈到我在神府的工作情况时，志丹说：周副主席对神府苏区的情况很关心，要我转告你和特委，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先把神府的党和红军搞起来。周副主席的这一指示，晚上开会时，他已向特委的同志们说过。在谈到他们东渡黄河时，志丹说，这里的地形情况，他不太清楚。我说找几个熟悉情况的同志带路。他问找谁好？我说王兆相熟悉情况，他回神府打游击也两年多了，现在是特委军事部的副部长，让他再找几个人，送你们渡河。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与志丹同志最后一次见面和交谈。我们送他率部队渡过黄河后，也就是半个多月时间，志丹壮烈牺牲在东征前线。

我和志丹是1931年在陇东军阀部队搞兵运工作时认识的，在红26军我们一起战斗，血与火的斗争历程，使我们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他的牺牲，让我极为悲痛。

1943年为志丹陵落成题写的碑文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接二连三传来原西北红军领导人阵亡的消息：先是原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红27军84师首任师长杨琪同志，在东征途中攻打绥德县岱王庙战斗时牺牲；接着是志丹；不久又传来原红26军42师师长杨森同志也在东征战场上牺牲了。这些噩耗撞击着我的心，他们都是经受多年战火考验，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可是他们牺牲时，身上还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罪名，刘志丹牺牲后，马文瑞在为刘志丹写简历时，在志丹的档案里看到“犯严重的右倾”的罪名依然存在，这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很难容忍。这时神府苏区与陕甘宁根据地之间被敌人重兵封锁隔阻，我无法向党中央诉说这一冤情。

一年多后，1937年8月，中央调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我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时，便忍无可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请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中央调查后，1938年4月在峦家坪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位负责人，并调离了他在陕甘宁边区党委的领导工作。

直到这时，我们这些人身上的罪名才得到纠正。

刘志丹、宋任穷率红28军在神府时打了几仗，把孙长胜骑兵旅赶走了，国民党22军的部队也退出了苏区，一些分散据守在各处的敌人，也陆续撤到了神木、府谷县城和个别重镇，这对神府苏区的恢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我到一些地方了解党的组织情况时，发现有的地区没有党支部，只是派了几个党员去成立区委，实际是代替了政权，所以群众只知道区、县委，不知道有革命委员会（政府），这不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和政权建设。特委研究后，7月，特委组织部发了一个《通知》，指出：“新开辟的地区，从前没有党的组织，应该先建立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的代表和当地的积极分子、群众领袖担任各部门的工作，领导和处理群众的一切问题。”“今后在没有支部的新区除成立革命委员会外，应速派几个党员组织工作团或工作委员会，去建立党的秘密支部。有了三个以上的支部再成立区委。”⁽⁴⁾这个通知，对加快神府苏区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起了指导作用。

新特委成立之后，神府特区抓紧进行苏维埃政权建设。1936年4月15日，成立神府特区抗日人民委员会，乔钟灵任主席。在以后的时间里，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动员青壮年农民参军，仅1936年就动员了1000多人参加红军。组织担架队转运伤病员，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衣军鞋，筹集军粮等。1936年5、6月，苏区红军和公勤人员达2000多人，所需粮食全靠政府组织群众从周边几十里，乃至上百里之外购买和运送。这是神府红军发展和作战的保障。

1937年1月，神府特区举行第二次工农代表会议，成立了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乔钟灵任主席。

我回到神府后，在与红3团一起转战时，母亲和小弟到驻地来看我。一见面便向我哭诉说：父亲一年多前在“左”倾肃反时被杀害了，被杀的还有我的伯父和堂兄，我二弟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被杀的原因是堂兄参加红军，因在行军中丢失了枪上的一个零件被开除。回家后，被国民党抓住，带了一次路，因此说他是反革命，把他杀了，接着又把他父亲也杀了。我父亲不服，就把我父亲抓来也杀了。我听了既悲痛又愤怒。

当我回到村里时，人们还告诉我，是哪些人领着干的，要我找他们算账。我还了解到，在“左”倾肃反中，他们还杀害了神府干部王兆相、毛凤翔的父亲，乔钟灵的叔父（县苏维埃干部）和一些干部、战士的亲属。由于“左”倾的错误政策，在神府党内、红军中造成了不和，一些干部之间甚至产生了明显的对立情绪，在社会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由我父亲、伯父、堂兄被杀这件事，使我想到如何对待“左”倾时期犯了错误的同志，和增强党内、红军内的团结问题。我经常讲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对于机会主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把它清算清楚。如果不进行党内斗争，不清算清楚，他们还会犯错误。因为他们是危害革命的。他们杀了好多同志和群众，几乎把革命断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有党性的人，都应该表示一种公愤。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又不能因为他们杀的是自己的亲人，损害了自己，就怀有私愤。在革命队伍中，私愤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清算机会主义。我们应该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他们自己也必须认识错误和真正改正错误。这些话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我也讲过。在神府工作时，我也知道是哪些人杀了我的父亲、伯父和堂兄，但我没有表示私愤。

开始，在和这些犯错误同志的接触中，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对我是怀有戒心的，有的甚至躲着我。我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我是不会打击报复的。但是你们得认识错误，以后不能再蛮干了！有的同志见我对他们这样客气，很不理解，有的甚至说，这几个人不是好东西，拉出去砍了算了。我说：这样你杀我，我杀你，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我从政治上来批评他们，从事情如果发生在他们头上应该怎样认识，来启发教育他们。我对他们没有怀什么成见。有些同志，后来因工作做出了成绩，还提拔了他们。有的后来当上了县大队长，有的担任了县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有的担任了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干部。这件事，当时在神府苏区的干部和群众中影响很大。

神府苏区党内、红军中的团结问题，因此也慢慢得到了解决。

对我父亲等人的被害，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中央领导批评了这一错误。1984年陕西省民政厅发文，正式为我的父亲平反。

红28军东渡黄河时，有一个连队过河后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又回到神府苏区，在红28军任团长的郭宝珊负伤后也回到神府。郭宝珊在庆阳苏区时，我们就认识，他伤好后，我建议他留下来工作，他同意了。我和特委的同志商量后，把红28军回来的这个连，和28军留在这里养伤痊愈的100多名同志，再编成一个连，这样将两个连合编成一个团，不到200人，郭宝珊任团长。红3团在28军来后这段时间也得到了武装，已由两个连扩编为三个连，已有300多人，170多支枪，还有我们来时带来的两挺轻机枪。

4月中旬，特委决定成立神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郭宝珊任总指挥，刘明山任副总指挥，毛凤翔任政委。下辖郭宝珊团、红3团和吴堡、米西两个独立营。

这时，部队得到情报说在贺家川有敌一个营，400多人，带了一些弹药，还有重武器。我到指挥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建议部队去袭扰他们一下，争取夺得一些武器，解决部队的装备问题。指挥部的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

我和郭宝珊带上郭团两个连到贺家川伏击敌人，刘明山带红3团两个连到窟野河东北处阻击敌人。这两个连开始打得不错，打死打伤了一些敌人。后来，红3团参谋长邓万祥擅自带着一个连向贺家川冲去，结果中了敌人的埋伏，我方有几个战士被敌人俘虏。敌人从被俘人员口中得知我军的实力和布置后，向我军发起猛烈攻击。郭宝珊对这里地形不熟，带着骑兵向一条死沟冲去，结果人是跑出来了，而马匹全被敌人抢走。之后，部队边打边撤，到了第三天，总算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部队集中后，在菜园沟开总结会。本来是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会上出现了相互埋怨的情况。我说，这个仗是我决定打的，仗没有打好，责任在我。从这次战斗的情况看，指战员们表现得都很勇敢，没有临阵逃脱的。问题是，由于组建的时间不长，缺乏训练，缺乏战术意识，只知死打硬冲。

我在承担了责任，作自我批评后说：这个仗没有打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的同志对这次仗的打法不很清楚。我们本来是偷袭敌人，结果变成了主动出击。邓万祥参谋长打仗很勇敢，但是在没有总指挥部的命令，和对敌情不清的情况下，带着队伍擅自出击，正好冲到敌人的设防区。这就好比一个莽撞汉自己跳出来叫人打，结果打乱了我们的预定计划。

有的同志问：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我说：因为我们的力量小，拼不过敌人，只能偷偷地揍他一下，打得好，就抓紧机会多杀伤一些敌人，多抢一些武器弹药，如果不行，就赶紧撤。这是什么战术？这就是袭击。红军队伍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如果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和训练，是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我讲完话，部队的争论平息了，大家表示同意我的看法。经讨论，撤去了邓万祥红3团参谋长的职务，并要大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后来，经研究决定郭宝珊率团到佳芦地区活动，红3团由刘明山率领到双山堡一带活动，两支部队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寻机打击敌人，对部队锻炼很大。

过了一段时间，郭宝珊提出要回正规部队，我考虑他原先是属红28军的建制，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给他写了证明信。不久他就率该团去陕甘宁特区找中央军委去了。

5月初，根据神府游击队发展情况，我向特委建议，把红3支队改编为红4团，特委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到阎家堡找到红3支队，传达了特委决定，任命王兆相为红4团团长，贺伟任政委，下编两个连，约有160多人，不到100支枪。

我找王兆相、贺伟两人谈话说：你们以前都在红3团干过，知道从游击队改编成红军，需要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和提高。我给他们讲了邓万祥的例子，告诉他们必须经常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教育部队。红军队伍的最大特点是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调动。我还说，作为一个红军指挥员，不能像游击队队长那样，只知道“打呵，杀呵”那一套，要学会带领部队，还要学会教育部队。刘志丹同志的特点，不只是会领着大家打仗，他还很会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部队很团结，也很有战斗力。

6月上旬，神府的红军干部向特委提出要我到前方部队工作。这样，我就担任了神府红军总指挥部政委，王兆相、刘明山分别任正、副指挥。这个时期，神府地方武装发展很快，我和特委同志研究后，陆续把较大的游击队合编成三个独立营。

7月，在打吕岩家战斗中，我右臂中弹负伤，但是继续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

这期间，中央军委决定将陕北地区划分为五个作战分区，神府地区为第一作战分区，军委任命我为司令员，杨和亭任政委。为适应形势的要求，特委研究了神府武装力量的发展问题。